他並無這些親戚，他因此被送到府衙受審。他供稱自己是在河南受的剃度，後拜了一個名叫悟成的和尚為師。悟成住在南京的一個叫紫竹林的廟裏。他是一個術師，能用咒語迷藥割人發辮，再從辮端設取精氣，便可使紙人紙馬變成“陰魂”，為主子取人財物。悟成派通呆和另外八個徒弟帶著剪刀和迷藥去割取為施行妖術所必需的辮子。通呆供出了他的兩個受害者的名字，地方官報告說受害者證實了這些罪行。早先在逃跑的路上，通呆扔掉了迷藥、剪刀和辮子，所以法庭無法提供這些作案證據。盡管如此，他的罪行是難以否認的，因為他的供詞有充分的間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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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們不知道這些文件呈送的確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在9月1日前到達禦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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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現在對警覺的富尼漢來說已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他猜想這些罪犯不是別人，就是第一個案犯乞丐蔡廷章的同夥，他們改名換姓以逃避追捕。但通呆不肯承認他知道算命先生張四儒、和尚明遠或其他案犯先前已供出的另幾個妖術犯。富尼漢通知江南督撫緝捕悟成和他的八個徒眾。江南的官員現在有了充分的線索。彰寶急忙派出幹員去南京捉拿悟成，但不知如何事先走漏了風聲，悟成業已潛逃。這時，一個更為棘手的案子又纏上了彰寶。

張四儒的厄運

江南算命先生張四儒的名字最初出自富尼漢在山東抓獲的割辮和雞奸犯乞丐靳貫子的口供。靳供稱，張四儒曾向他提及大術師玉石和尚，並網羅他加入了割辯妖黨。現在，緝捕張四儒成了整個江南地區官府的頭等大事。因為江南官員從7月末就開始得到山東巡撫的情報，他們已經知道妖術陰謀的中心就在他們的轄區。整個炎熱的8月，他們都在根據山東所獲口供中提供的姓名地址無情地追緝罪犯。總督高晉向弘歷報告說他命令宿州官員秘密搜查了據信為大術師玉石所潛藏的黑龍廟。雖然他們找到了一個同名的寺廟，但那裏並無名叫玉石的和尚（朱批：“此何言耶？彼不可改名乎？”），也沒有找到有關妖術的書籍和器物。其它地方的同音寺廟也都查而無獲。高晉建議，既然勒貫子說他是從算命先生張四儒口中聽到玉石的名字的，那麽要抓獲妖黨主犯玉石便應先抓獲張四儒。

但問題是這個狡猾的算命先生既無地址，也無籍貫。他來自江南，但江南有三個省七千萬人。總督高晉請求山東重審案犯以得到更確切的細節。回饋而來的口供稱張來自一個名叫五樂戶莊的村子，該村位於邳州城南，在蘇北近山東邊界的大運河附近。但當地並無這樣一個村莊。雖然當地戶籍上有三個人姓名與張四儒音近，但都與張的情況不符。高晉根據山東口供所做的廣泛搜捕因此一無所獲。

在8月的最後一周，案情忽然有了突破。宿州知府報告說他們抓獲了一個名叫張四的乞丐，他攜有小刀、藥末和一段辮尖。宿州在淮北，離搜捕張四儒的地方只有三百餘裏。雖然張四的名字和被追捕的張四儒有一字之差，並且還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名，但那些罪證還是給了焦頭爛額的江南官員一線希望。 ①高晉奏報說他將親自審問案犯。（朱批：“此人即可蹤跡，當設法詳同，若一用刑彼反不實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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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批奏折》第854卷第2號，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高晉）。高晉在準備自己的奏報時顯然已經接到了宿州的報告，並附於自己的奏折之後，使這個不然令人失望的故事有了一個愉快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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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歷當然也松了一口氣，割辮案中的一個重要案犯終於落網了。安徽巡撫馮鈐已經奏報了宿州的斬獲，並說宿州知府已經確知該犯就是他們一直在緝捕的張四儒，即山東割辮案的禍首、大術師玉石和尚的同謀。弘歷再次提醒高晉不要用刑；要獲得確實的口供顯然很困難，但他並沒有建議應如何從頑冥不化的案犯口中獲得消息。相反，弘歷的廷寄裏充滿了隱隱的壓力，要求獲得確切的口供。不僅如此，如果地方上不能得到可靠的結果，案犯就應嚴密護送到兩千餘裏外長城以北的承德行官來。

雖然馮鈐作為安徽巡撫是高晉的下屬，但他也有責任直接向弘歷奏報。因此，他所居的特殊地位本應使他能首先向弘歷報告張四儒案的進展。但是他顯然不清楚自己的成果有多麽重要：令弘歷生氣的是，馮的奏章是通過尋常途徑由他的私人信差，而不是通過更快捷的軍事驛卒遞進的。因此該奏章在路上耽擱了兩個多星期，直到9月6口才到達承德行宮。這份姍姍來遲的奏章報告了案犯的下列口供。

三十六歲的張四是魯西南運河附近的金鄉縣人。他和十一歲的兒子秋兒是流浪乞丐，他們以唱“蓮花落”（一種乞丐唱的民歌）向路人行乞。父子倆於7月26曰來到徐州東門，碰到了一個來自胡廣地區的趙三，高個漢人，五十上下。趙問他們何以為生，然後要他們替他割辮，每條五百文。他告訴他們，若用迷藥，使可輕易將人迷倒割辮。趙未告訴他們辮子有何用，但給了張一把剪刀，一包迷藥，然後約定以後在銅山縣邊界碰頭。（這裏根本沒有提到術師玉石和尚——迄至此時，這個故事與富尼漢從山東乞丐處所獲得的供詞並沒有什麽不同。）張四說他和兒子於8月12日到達宿州的趙家樓，在一趙姓人家門前唱曲討乞。唱完後人都散去，唯有趙家雇工費永年留在那裏。張走上去用迷藥迷倒了他，然後割下他的辮梢，逃走了。後來他們趟過一條溪流，他的迷藥浸濕了。張在兒子身上試了迷藥，發覺藥已失效。不久縣役趕來抓住了他們（受害者醒來後向縣役報了案），並搜出了辮尖、迷藥和剪刀等犯罪證據。

馮鈐奏報說，他的屬下正在盡極大的努力控尋趙三，他本人則將親自審問張四以確認他是否就是山東案犯所供稱之算命先生張四儒，並進一步追緝罪魁玉石和尚。然而，就在江南的案子看來即將破獲之際，京畿的官員卻發現威脅正逼近京城。

接踵而來的危機

妖術正在向北蔓延。在這一過程中，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妖術並不局限於鄉村社會，而可能牽涉到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層面。8月初，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弘歷，妖術已經越過山東侵入他的省份。而這也是京畿所在的省份。

一個防範妖術的案件

如我們在第五章所看到的，有各種方法可用來防止妖術的危害，如咒語、護身符和其他禮儀上的手段。自6月份叫魂謠言從江南傳播開來後，在長江沿岸到處可以聽列這樣一首咒人的歌謠：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當。

先叫和尚死，

後叫石匠亡。

早早歸家去，

自己頂橋粱。

這樣的歌謠對神經過敏的官僚的耐心是一種考驗，他們害怕這種防範妖術的符咒會煽起對妖術的更大恐慌。督撫們警告州縣僚屬，誰讓這些謠言反覆流傳就將彈劾誰。但是小民百姓並不會理會這些而輕易放棄自我保護。不久，更為警覺的防範手段在京畿附近流傳開來。

四十歲的農夫孟士會住在位於南直隸與山東交界的景州縣城附近的一個村莊。在暑熱的7月18日晚上，他睡在自家茅屋的後房，而他的妻子則與孩子們睡在前屋，前門敞開著以圖涼快。孟對官府說，天快亮的時候，“我身上發顫，就昏迷了。我女人叫我不醒，忽見我的辮子沒了四五寸。”被驚醒的孟妻聽說過，把割剩的辮子都剃凈並洗一下頭，就能躲過災難（6月下旬關於割辮妖術的謠言已從山東傳到了直隸。山東民間傳說要防止妖術傷害，就要把全部辮子剪掉，然後用艾草、稻稭、金銀花和大蒜洗頭）。因此她叫來理發匠把昏迷的丈夫的頭剃了並洗了頭。

直到中午時分孟農夫才漸漸醒來。不久，人們又發現另外兩個同樣的案子，一個是二十九歲以賣餅為生的夏葛白，另一個是十五歲的鄰縣男孩王然。

妖術的警報迅速通過各村的流言網絡傳到了縣城，張知縣把被害者召到縣衙門訊同。最後他的發現上奏到了承德行官，警覺的弘歷命令將這些受害者立刻進北京交軍機處審問。然後他們將被釋放，因為把這些無知鄉愚同剃發出家的和尚相提並論是不恰當的，那些不肖的和尚更容易串通罪犯。當時弘歷和大學士傅恒正在承德消夏，京城的事務由軍機大臣劉統勳和劉綸負責。他們檢查了受害者，沒有發現行為可疑的證據（除了辮子被剪掉外），於是建議將他們釋放。

但是弘歷並不滿意。雖然這些鄉愚為防範妖術傷害而剪掉辮子不能算違反剃發令，但這些案子十分可疑，因為張知縣按總督的指示親自陪送被害者進京，而不是由手下人護送。他是否受命如此辦理以便在路上教供，以掩蓋他自己的疏忽、或更為嚴重的過錯？最好還是把這些受害者由刑部官員護送帶到承德來。

於是，孟農夫和其他人被護送的承德行宮作證。大約是清洗過一番後，他們跪在大學士傅恒面前。傅恒是弘歷的妻舅，他將親自審問他們如何丟掉了辮子。弘歷的這位忠心而能幹的仆人是一位傑出將領的曾孫，也是一位最為康熙皇帝信賴的大臣的孫子。傅恒在1749年率軍征服了金川，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但他與弘歷的密切個人關系是建立在一種更為有力的感情基礎之上的，那就是弘歷對死去才一年的傅恒的妹妹、他的第一位皇後的記憶。當叫魂案發生時，博恒還不到五十歲，但在軍機大臣任上已二十多年了，弘歷關於妖術案的大多數上諭和廷寄都是由他起草的。

跪在傅恒面前的三個人正好處在中國社會階梯的另一端。

他們三人都堅持原供：那男孩王然，是在街上行走的時候被人割去辮子的；夏葛白的辮子則是睡在母親家的外屋時被割的；但是孟的案子仍有疑點，目為他是睡在裏屋，割辮犯進入裏屋怎會不被發覺呢？孟堅持說，他妻子睡得很熟，所以什麽也沒聽見。他對傅恒抗辯道，他妻子“若果知道，哪有當時不叫喊，直至天亮後才叫我呢？”至於弘歷懷疑張知州教供一事，孟和夏都堅持說，在來北京的路上，“一路吃飯都是張太爺的，張太爺並不同我們說別的話。”

傅恒認為孟等三人的話大致可信。王然系幼童無知，孟士會和夏葛白都是鄉愚村民。雖然他們暫時剪掉了殘留的發辮，但現已長出，仍舊留辮，其中似無暗通匪黨情事，應照劉統勳所奏將他們送回原籍。弘歷在傅恒的奏折上簡單地批道“知道了”，表明他同意所奏但保留他對案子的看法。這意味著三個自行割辮者雖可釋放，但大臣們卻要對他們負責。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將要決定的是這個案子是以平民百姓為對象的妖術案還是剃發案。前者是清律中相當嚴重的罪行，後者則是謀反。

與此同時，弘歷不斷接到北京來的警急報告，說妖術把已潛入北京並有割辮和剪衣案情發生。雖然還沒有罪犯被捕獲，但他們活動的證據卻源源而來，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許多人受害嚴重，當場暈倒癱瘓在地；其餘則失去知覺直到辮子被割。有的人甚至整條辮子被偷割，還有的則像孟士會那樣自己割掉剩下的辮子以避禍。不論是受害人還是旁觀者誰也沒看到妖人。在最近這些案子中有兩個涉及到婦女：一個車夫的妻子突然被入迷倒並被割去衣襟。另一個是兵丁的妹妹，她晚上和母親睡在一起時被人剪去頭發，扔在後院。雖然“不甚昏迷”，但她抱怨說她“但覺心中發戀，情形尤為可異”。為了保護自己，許多住家都在門上和墻上貼上了防妖術的符咒。緊張的民眾又因有關“怪蟲”的謠言變得更為驚恐。據說這種怪蟲來自鄰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許多公共場所都張貼了匿名人所畫的這種蟲子的圖像。北京市民們還傳閱著預言饑荒、瘟疫和鬼怪橫行的傳單。

弘歷的第一個反應是如果罪犯能在北京出入無忌，那麽由托恩多掌管的北京巡防衛兵就是飯桶。他寫道，北京人煙稠密，入夜以後街道都有柵欄設防。如果這些惡徒能自由出入，迷人割辮，那衛兵和柵欄有什麽用？不僅如此，他的私人情報告訴他許多受害者都是在易於受害的情況下被剪去發辮的，如在偏僻的小巷面壁解手時。如果北京的衛兵確在履行職責，這些罪犯怎可能逃脫呢？托恩多的職位相當於提督，他到底在做什麽？

應付這些情況的最好辦法是在提升戒備的同時加強克制。街道的巡查要加強，同時民眾的情緒要安撫。地方當局對謠言應處之漠然，不要去訊問受害者，甚至不必要求每個剪辮事件都報告官府。門上貼符咒雖屬愚蠢，但不必管它。弘歷提醒道，如常言所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至於怪蟲的謠言則是另一回事。這顯然是惡徒所為，目的在於乘妖術恐懼之危。保安力量應追查緝捕那些印發圖像傳單的人。同時，北京的軍機大臣奏報承德向弘所保證，由於加強了戒備，北京的剪辮案已漸減少。弘歷批示：“此非潛蹤所可完事也。今熱河亦漸有之，大家不可不上緊嚴緝。”此時，妖術正悄悄越過長城，進人滿人的家園。

河南的執法

鑒於京畿周圍的事態發展，也許還因為據報湖北發生民眾大恐慌而感到震驚，弘歷在熱河行官的輔臣建議在地處要沖的河南做一次大規模搜捕。弘歷表示首肯並讓軍機處發諭旨給河南巡撫阿思哈。這個善於逢迎又庸碌無能的旗人立刻行動起來。 ①他奏報說，確實，關於妖術的謠言早在7月中就傳到了河南。他曾經口頭命令省按察使讓各州縣保持警惕。幾天以後，有三個人在黃河北岸、安陽古都附近的彰德府城被剪了辮子。他們當時並沒有覺得什麽，只是事後發現辮子被剪。雖然人們相信被害人會喪命（三人都說他們感到頭暈發抖），但他們後來都沒事。據說用朱砂、雄黃、雞血（朱砂雞血的蘸色都是象征好運的紅色，在喪葬時可以用采抵禦穢氣）來清洗割剩的頭發就可以避害。

阿思哈的手下不知這種說法“起自何處”，也沒有逮到任何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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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思哈（約1710～1776）的仕途經歷可以告訴我們滿洲貴族是如何讓他們的平庸之才得到行省高位的，盡管他們的無能眾所周知。阿思哈出自上三旗（此三旗直接依附皇室，君主對他們寄托客特別的信任）。1726，可能在十八九歲時，他在北京一個專為旗人子弟開設的官學學習，並直接從內閣得到一個中書職位。在京城官場低級職位上見習以後，1745年他被派往甘肅任布政使。四年以後，他升任江西巡撫的高位，據說他在任上的一些改善軍事訓練的瑣細建議贏得了皇上的歡心。第二年他調任山西巡撫，在那裏他強迫受災地區的富戶繳納“賑濟”款給地方官府，從而毀了自己的前程。山西的地方士紳的公憤顯然影響了弘歷，他非常憤怒，指出阿思哈的做法是“卑鄙錯？”的，“不勝巡撫”。他被撤職，改任吏部員外郎。到1755年，他以布政使銜派往準噶爾軍前經理糧運。一年之內，他以軍功受薦，在1757年再次成為江西巡撫，回到了十一年前開始擔任此職的地方。三年後，軍機處的調查確實他受賄和勒索，判他絞刑，但是弘歷很快給他減刑，讓他以三品頂戴去烏魯木齊贖罪。兩年以後他再次升到巡撫的職位，先在廣東、然後在河南任職，即我們現在看到的他的職位。後來，弘歷認為阿思哈的一個奏章愚蠢可笑，終於認定他缺乏旗人的勇氣、誠懇和純正、並不能指望他會有所改變。於是，他被貶往伊犁贖罪。四年以後，他被召回北京在軍機處幕僚任職，並很快改任都察。1775年他被派去協助鎮壓王倫起義，因膽怯而受到譴責，再次受辱，但被允保留職位。同年，弘歷賜予他在宮中騎馬的特權（這一榮譽通常只賜予年高而傑出的京城官員）。1776年他代理吏部尚書，旋改任漕運總督。同年底去世，謚“莊恪”。參見《清史稿》，☆★☆★☆★☆★不久，在鄰近的湯陰縣，一個申某在路上碰到一個和尚問路。回家後發現自己的辮子被剪。因為這和尚是他碰到的唯一陌生人，自然是最大的嫌疑犯。一群村民在縣役帶領下抓到了罪犯。他們發現他的扁擔尖上掛著十餘條用頭發編成的辮子，每根有六七寸長。申某的發辮不在其中。巡撫阿思哈怕案犯逃脫，命令將他解到開封省庭，親自對他進行了刑訊。

和尚的法號叫海印，俗姓任，家住黃河下游五百裏處的徐州城西門附近。他十五歲在當地上興寺剃度出家，拜性元和尚為師。師父死後，他成了游方和尚。他否認割辮和從事其他邪術。那些掛在扁擔上的頭發是他前些年收集來的。在反覆審訊中他堅守自己的口供，說如果那些頭發真是偷來的，他怎麽會把它們掛在扁擔上呢。阿思哈報告說這個和尚十分狡猾。在扁擔頭上掛短繩並不奇怪，但這個和尚為何要用頭發做短繩呢？罪犯只是一味咕噥：“並非偷剪。”和尚日覆一日地受審，但始終咬定不認。阿思哈非常懷疑，他寫到：“此等奸徒偷剪發辮，應有首謀主使之人。必須嚴加刑訊，方得根底。”但是，這和尚歷經審訊，已是形容委頓。“若急用刑夾，恐或致斃，反至無可根究。”（朱批：是）阿思哈讓地方官繼續在各州縣仔細搜查，並將察看情形，再繼續刑訊案犯。他還奏報道，河南的割辮案僅限於彰德和開封地區，民間的恐慌已平息下來。“臣緣正犯未經就獲，即所獲之僧，亦未經確供，是以尚未具奏。”弘歷發回一封緊急旨諭說，碰到這種情況用刑只會壞事。

“此等奸徒，類多詭異，雖蹤跡顯然而事發到官，每每茹刑狡柢，希圖斃於夾仗，轉無從得其底細。”而各地“奸匪鬼蛾伎倆大略相同”。因此，阿思哈應繼續審問，但“不可徒事刑求”。同時，應“不拘僧道人眾”繼續搜捕妖黨疑犯。在重刑之下，海印挺不住了，他的故事混亂起來。緝查人員發現徐州既無上興寺，亦無任姓居民在西門附近居住。海印現在改口說他是河南永城縣人，但阿思哈奏報道，他仍“狡賴”，不肯說出所居住的寺廟。然而他頑固地堅持自己無罪，只是說“於我擔頭查有辮繩，就是我該死了”。這樣的抵賴無非是為了“庇伊夥黨”。阿思哈說審問本應繼續，但是“該犯適患時氣病癥，兼有瘡發，飲食亦減，難以審訊。現飭選醫加謹調治，容侯痊日再行嚴究”。此外他已命令所屬各地方官加緊搜查嫌犯。“但得續有弋獲，與該犯互質，究其根底似當較易，現在尚無緝獲。近日亦無被剪發辮之人。”（朱批：“京師此風未熄，而熱河亦有之，豈汝省獨無耶？足見汝不實力嚴緝，大不是矣。”）

僅僅在直隸一省，官府便接獲了十七起剪辮案的報告，抓住了三個嫌疑僧道。阿思哈說剪辮案在河南已經匿跡顯然不可能。弘歷回答說：“此語不實。”這是弘歷的帝王手段，暗示除了官僚系統以外，他還有自己的其它情報來源。在這樣的淫威下，阿思啥不得不想方設法從海印口中榨出東西來，盡管這個狡猾的和尚並不合作。雖然海印一味抵賴，但證據很明白地擺在那裏。可麻煩的是他的病情日甚一日。醫藥已不起作用，海印躺在那裏奄奄待斃。阿思哈小心翼翼地奏報道：“此等害民奸匪人人痛恨。若聽其庾斃獄中，既無以彰國法而快人心，且愚民無知間有訛言。”驚恐憤怒的民眾會把海印的失蹤看作是官府的失控，或對妖術漠然置之。所以，“宜顯戮以釋眾疑。兼使奸徒戚知鬼域伎倆終難悻進。”阿思哈因而“不揣冒昧，……恭請王命，將該犯押赴市曹正法，懸首示眾”。

這樣不僅海印解脫了痛苦，阿思啥也得以擺脫困境。讓一個囚犯瘐死獄中只是行政上的小小過失（對巡撫來說只是一點罰款而已）。但是，讓海印這樣的重要案犯死掉而沒有獲得他的口供，則意味著主管官員的無能或隱瞞真情（比如，人們會懷疑案犯可能供出了一個大陰謀，但地方官員們長期以來一直被蒙在鼓裏）。阿思哈的建議是以巡撫所擁有的迅速處決罪犯的權力為依據的——雖然這種權力通常只用於謀反叛亂。在這個案件上，把一個奄奄待斃的和尚拉到市曹斬首示眾是一種強有力的信息，表明了國家鎮壓妖術的決心，雖然罪犯並最有口供認罪。但是，這並不是弘歷想得到的結果（朱批：“更不成事矣！”）。

河南的斬獲如此之步，這使得弘歷不能不懷疑阿思哈的屬下有另外一層隱情：他們一定對巡撫有所隱瞞，為的是繞開麻煩或逃避對他們自己早先疏忽的處罰。處決海印後，阿思哈顯示出了熱忱，報告了省內發現的十六起割辮案件。（朱批：“果不出朕所料。”）三個形跡可疑的和尚被逮捕，但未發現任何可信的犯罪證據。全省的搜捕使民眾確信了官府的決心，現在客店和寺廟都拒絕游方和尚入宿。阿思哈奏報皇上道，即便如此嚴厲的措施仍未收到效果，這是因為這些罪犯都是妖人，“行蹤詭秘，出襤不常，必有隱身邪術，故能肆行其惡，使人人莫得其蹤。”（朱批：“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無怪屬員緝拿不力且欺汝！”）。

阿思哈謙卑地回奏說：“誠如聖諭，其中自有陰謀不逞之犯。”（朱批：“無用廢物！”）阿思哈說：“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著說省科舉考試時（考官）例用藍筆，但他帶著墨筆以“備繕折奏”，隨時報告妖術案情。（朱批：“有何關系！”）不管怎樣，弘歷十分生氣，在這種緊急情況下，阿恩哈應該讓布政使代理考試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屬實心辦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惡習”。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間已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官員的無能本身也成了目標。

陰謀的升級

整個8月，弘歷在承德避暑山莊收到了一大堆關於妖術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從南方蔓延到北方，又從北方發展到西方，案犯行動之迅速遠遠超出了各省督撫們的反應。雖然抓獲了無數嫌犯，但弘歷知道他們都是來自社會邊緣和底層的和尚和乞丐，為隱匿的妖黨首領所雇傭。到9月初，弘歷已經確信，妖術威脅並不僅僅限於地方社會，很可能也是沖著王朝本身而來。由於大臣們的建議，他寬赦了農夫孟士會等人。但是，民眾可能會因此認為被割辮後可以連根剪去辮子以避妖禍。那麽，接下來會是什麽呢？

9月7日，弘歷給七省督撫發出了一道上諭，終於將剪辮妖術與剃發聯系起來。他指出，迄令為止所有抓獲的罪犯顯然都是一個更大陰謀的工具。一方面，陰謀家們雇募乞丐和流浪漢為他們偷辮子，而不告訴他們這辮子作何用。關於叫魂和造橋的信念固然屬於“荒唐不經”，這本身就應受到嚴厲的追究。但是有誰能說剪掉整條辮子以避禍的謠言不是妖人奸黨制造出來，以便讓人們在驚恐之餘剪掉辮子，象征性地和滿清王朝作對呢？妖人們自然知道，男子“留辮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發辮即非滿洲臣仆”。然而，此等不軌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讀書先志之徒”，其罪惡亦甚於割辮匪徒“不啻什倍”。雖然江浙地區為此案發端之始。但湖廣“人心狡險，索尚左道邪術”，尤恐逆犯潛匿其間。該數省督撫務必將逆犯搜尋出來。

不過，搜捕妖人的方法與通過士兵和巡卒追緝割辮匪犯不同。搜捕妖人當嚴密查訪，不露主角，以免奸逆聞風避匿，更難搜尋根線。弘所用他在討論要事時才喜歡用的語句結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這樣迫切的言詞在僅僅討論妖術問題時不曾出現過。行省官僚中無人懷疑清剿正在升溫，而清朝的底蘊也發生了變化：它所涉及的不再僅僅是妖術，而是謀反。

救世的追求

與此同時，在直隸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眾也受到了妖術恐慌的影響。我們無法知道這種恐慌是產生於對妖術的恐懼，或是受惑於剪辮的反滿暗示，或是出自於對朝廷控制明顯減弱的擔心。但是一些人已經急急忙忙地在為世界末日做準備了。他們屬於民間佛教的一支，叫做無為教，也叫做收元教，這個名稱與相信世界末日將臨的千福年信仰有關。這個教派的始祖據說是羅清（活動於1509—1522年）。該教一直為官府所禁。

但現在被一個名叫孫嘉謀的人覆活了。這一教派應歸人“誦經派”，他們吃齋守戒，通過早期教派領袖傳下的寶卷尋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兩百裏處的保安州（今涿鹿縣），一一個邪教信徒供稱孫嘉謀“造作逆詞”，意欲重興邪教。省按察使親自前往調查。弘歷立刻警覺起來，發密旨命將所有案犯繞過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審訊。 ①整個法律機器迅建地轉動起來。一個星期後，承德的軍機大臣們向皇帝報告了他們對保安邪教徒審判的結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稱，他從明代的普明那裏繼承了五個字（普福養顯德），作為教徒取名次序。孫嘉謀於1750年入教，法名顯富。崔有法於1753年被保安州拿獲，在具結改過後被釋放。但在暗中繼續奉行邪教，並稱有普光老母告知他人間禍福。②他並假造“金丹蜜酒”當藥出售。近年來，他的門徒孫嘉謀編造字帖，寫入“逆詞”，計劃在教徒中散發。在刑訊中，孫供出這些逆詞有兩段：“前半段是說崔有法種種騙錢的事”（可能是以攘災為名向人斂錢），後半段是普明所傳下來的“九蓮讚”。陰歷七月間，崔有法聽說外面有剪辮之事，就勸眾人禳解以消災。伴隨政朝換代而起的暴力意味著混亂和百姓的災難，也是邪教覆興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機會。，當教徒在保安城散發字帖時被官府差役抓獲，接著官府又抓獲了替崔有法斂錢和收藏經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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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諭檔》，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這是一份給軍機處的機密的宮中旨令，廷寄則發給直隸官員。保安屬宣化府，故文件中有時說邪教發生在宣化。

②“禍福”是清律中用語，指的是對重大政治事件做非法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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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官建議以“大逆罪”對案犯從嚴懲處：崔有法和孫嘉謀淩遲處死，他們的主要門徒或者斬首，或者杖責流放；鑒於該州民眾為邪教所惑，“幾於牢不可破”，應將崔孫等傳首示眾，以昭炯戒。在第九章中我們會看到十五年前對崔有法從輕發落的官員也受到了懲處。

弘歷對保安邪教的無情打擊是他9月7日諭旨所得結論的自然延續。在他看來，叫魂妖黨故意挑起剃發所包含的意象問題，意在謀反。從邏輯上來說，邪教對割辮棠的反應正是割辮妖黨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黨的策略是什麽，事實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辮的威脅看作是末世來臨的征兆。民眾對改朝換代以及隨之而來的自然災害的恐懼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犬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對身處承德的朝廷來說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術已使朝廷為之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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