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妖術大恐慌沖擊到大清帝國的時候，這個中國的末代王朝尚未露出衰敗的跡象，而仍然處於為人稱道的“盛世”的頂端（所謂“盛世”，是一種慣用的說法，常被人們當作德政的護符，用來裝點官方文件）。然而，關於世間存在著妖術的可怕意念，卻從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反映出來。在妖術恐慌所波及到的省份，居住的人口比當時整個歐洲的總和還多，不少人被搞得喪失生命或身敗名裂。可是，從總體上來看，它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危害又遠不及十六、十七世紀席卷歐洲的巫術大恐慌。為什麽妖術恐慌在中國帶來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這場恐慌究竟因何發生一樣，這是一個頗值得深究的問題。

整個社會竟然感受到同樣的危險，下層的民眾與上層的權貴竟然受惑於同樣的不測，這本身就暗示，社會上存在著一個有著緊密內在聯系的文化網絡。然而，農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們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也不同，妖術恐慌對他們形成的沖擊也就不盡相同。在這裏，統一性與多樣化是並存的：在這個國家裏，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別發生在最高層與最底層，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聯系；另一方面，社會就像一面多棱鏡，將人們對叫魂的看法以各種各樣的色彩反射出來。

弘歷治下的鍍金時代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成就是以國內和平為基礎的。此前，中國本土發生大的戰爭還要回溯到1681年。亦即弘歷的祖父玄燁平定三藩之亂的時候。1683年，當清軍征服臺灣之際，中國的沿海地區也安定了下來。和平孕育了中國歷史上就人口增長與商業擴展而言最為偉大的時期，然而，要追溯這一時期的淵源，卻必須回到滿清征服中國以前的年代。當十七世紀到來的時候，由美洲引進的各種新作物（玉米、甜薯、花生、煙草等適於在幹燥高地上生長的作物）早已由那些打破了中國種種內部疆界束縛而遷徒他鄉的人們移植到難以灌澆的山坡地上。到了十七世紀下半葉，征戰年代人口銳減的現象已經扭轉，導致現代人口激增的環境已經形成。有人認為，在整個十八世紀的過程中，中國的人口數翻了一番。以人數不斷增加的大眾百姓為服務對象，一個稠密的農村市場網絡應運而生。雖然還談不上城市化，但塵土飛揚（或泥濘不堪）的區域性小市鎮卻不斷擴散發展，並在實際上使得每一個中國農民都接觸到了地區性的交易體系。人們處處都在使用貨幣：來自西屬美洲的白銀推動了土地與勞動力的自由買賣。當時，西方人自己的工業革命尚處於起始階段，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商業活力與人口增長正在創造出一個既生機勃勃又相當穩定的社會。①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裏，黑色妖術的陰影正在1768年早春蔓延開來。

一個令人鼓舞的故事

對於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描述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比之探討進入十九世紀後中國的衰落、破敗、孱弱以及無所作為，是一種令人更為振奮的經歷。②生活於十八世紀的中國人，在一個穩固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之下表現出了經商辦廠的天才，因而受到了整個世界的稱道。中國歷史學家在研究這一段杜會史時。其基調是明快的，有時甚至是歌功頌德的。西方歷史學家對探討這一“經濟活動的新的與更高的形式”也表現了極大的興趣。③確實，研究者們為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描繪了一幅繁榮昌盛的圖景。十八世紀蓬勃發展的商業活動早在滿洲征服前便已打下根基：中國的貨幣當時由銀、銅兩種金屬構成，而兩者的供應量均不斷擴大，從而為持續擴展的國內貿易提供了豐富的養料，使之不再局限於中國的主要經濟地區。國外貴金屬的進口和國內貴金屬生產的增加都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白銀和銅源源不斷地從國外流人中國，以換取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① 韓書瑞和羅斯基：《十八世紀中國社會》，耶魯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該書對關於這些趨勢的學術研究做出了出色的概述。

②新近出版的一本書目，在中國帝制晚期經濟發展的類別下（有一個時期，這被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共列出了中國大陸地區1951至1984年間發表的565篇論文，26本專著，7部資料集。參見田居儉、宋元強編：（中國車資本主義萌芽），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1016 ～ 1063頁。

③韓書瑞和羅斯基《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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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部世界所需的其他產品。交換過程變得更有效率，從而使得農民能夠專職從事商品化的作物生產，並促使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政府則利用貨幣流通的加速來推行大規模的稅制改革。①這種發展圖景，早在十六世紀末便可以看到，而當整個國家從明朝的崩潰與滿清的征服中恢覆過來時，又在更大的規模上出現。隨著白銀的輸入，物價緩慢而持續地上升。但一般來說，這對於經濟發展是有利的：它不僅使農民在出售農產品時更有利可圖，而且也增強了他們的納稅能力。在十八世紀的長期通脹過程中，投資者十分活躍。 ②這就是我們能夠為這個充滿活力卻又鬧鬧烘烘的時代描繪的圖景。那麽，這一切究竟對人們的社會態度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為了對1768年這場大危機的背景有更好的理解，對此進行探討是至關重要的，而我們對這一點實在是知之太少了。我們的探討將從長江下游地區開始，因為這裏正是叫魂危機最初發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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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艾特韋爾的著作為人們理解晚明經濟中白銀貨幣所起的作用打開了通路。尤其請參見他所著《關於中國與日本“十七世紀危機”的一些觀察》，載《亞洲研究雜志》，第45卷第2期（ 1986年），第224

頁；以及他的《關於白銀，對外貿易以及晚明經濟的筆記》，載《清史公報》，第3卷第8期（1977年），第5頁。關於貨幣供應及其在十七世紀的影響，參見魏斐德《中國與十七世紀的危機》。載《帝制晚期的中國》，第7卷第1期（1986年），第1一26頁。關於清代貨幣供應的一般情況，參見傅格爾：《清初中國的中央貨幣政策與雲南的銅礦生產，1644 -1800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林滿紅：《貨幣與社會：十九世紀初中國的貨幣危機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哈佛大學1989年博士論文。

②韓書瑞和羅斯基：（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第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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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下游社會

這個地區位於中國的東部與中部，通常被稱為江南地區，是現在被我們稱為長江下游的大地區的繁華核心。在分省地圖上。這一核心區域包括江蘇南部，安徽東部的一角，以及浙江北部。①人們常常以這個中國最發達的經濟區域為背景，對十八世紀中國的商業擴展進行論述。中國最為繁榮的地區經濟已在這裏存在了七八百年；諸如商品化的農作物生產以及專門化的市場之類構成中國帝制晚期經濟的特點，也在這裏最清楚地表現出來。事實上，由於這個地區內各地的經濟都達到了高度的專門化，以至於糧食產量過低，難以滿足當地人口的需要。於是，江南的許多城鎮成為大規模地區間谷物交易的集散地。進入十八世紀後，每年都有足夠為三四百萬人食用的稻米從長江中上游各省運往蘇州、松江和太倉周圍的各個商鎮。②這些稻米最終將抵達遍布華東的各個缺糧地區。據十八世紀初葉一個觀察者稱：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於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於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鎮集於蘇郡之☆★☆★☆★☆★① 由施堅雅所提出的地區性體系的分析方法，是當代影響最大的方法上的嘗試，其目的在於能夠對中國經濟作功能上的區分，同時將這種區分同政治行政體系聯系起來。參見施堅雅：《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性城市化》，載施堅雅與艾爾文編：《帝制晚期中國的城市》，斯坦福大學出版杜1977年版，第211～25 2頁。

②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杜1988年版，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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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轎，而楓撟之米，間有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歲雖頻褳，而米價不騰。 ①在制造業方面，江南財富的基礎是紡織業。長江下游生產的紡織品在全國均有市場。絲綢是領銜的出口產品，為生活日益奢華的官僚及學界與商界上層人士所穿用。這一規模宏大的工業是以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家庭的手工勞動為基礎的。江南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其市場網絡則與農民的家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說那裏存在著“與世隔絕的”或“單個的”地方經濟（這裏指的是過去人們對於中國鄉村的一些錯誤看法），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極而言之，鄉村與市鎮的結合，也意味著它受到了手工業的某種支配。在這個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要使得依然不斷增長的人口能夠在一再縮小的耕地面積上生存下來，家庭的每個成員都不能閑著，而必須為市場生產一點什麽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早在十五世紀就有人對於紡織業的生活作過這樣的記載：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裏婦晨抱紗入市，易木棉以歸，明旦覆抱紗以出，無頃刻之間。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獲，輸官償息外，不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②☆★☆★☆★☆★①蔡世遠認為，政府應當放開對於福建稻米出口的限制。令人遺憾的是，米價的穩定並未能持久。轉引自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第63頁。

②《正德華陽縣志》，轉引自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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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帝制晚期這種鄉村與市鎮之間存在緊密聯系的社會特點，不僅反映在已經高度商業化的江南，也在其他一些並沒有那麽發達的地區表現出來。 ①在這一時期的經濟中，白銀與銅錢之類的貨幣充溢，這不僅使得進出城市的人口流動成為可能，甚至還成為一種必要。事實上，每個農民家庭都在當地市場上從事交易，同時又通過當地市場與地區性乃至全國性的市場聯系在一起。對處於前現代的中國工業來說，這意味著，即便沒有大規模的城市化發展，人們仍能從事廣泛的、高度理性化的生產活動。雖然，在像南京這樣的地區性大都市裏，確實有著不少大工場和大批城市勞工，但普遍存在於各地的，則是一種覆雜精細的外包工制度，其基礎則是由缺地農民的妻子兒女們所從事的手工勞動。他們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村子裏！，同時卻直接參與大生產體系的運作。

勞動力的解撤

十六世紀以來的商業發展是伴隨著一個更為自由的勞動力市場的出現而來的。土地的租賃正朝著地主與佃戶之間長期契約關系的方向變化。到十八世紀，永久租佃權已在一些地區出現（在一種雙重產權制度下，不同的人可以分剮擁有田面與田底的產權）。明朝初年曾實行過一種世襲身份制度，數以百萬計的人均需特別註冊，並被迫在特定的行業中為政府工作。滿清征服中國後不久，這種制度便被正式廢除了。最重要的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稅制改革，通過特地稅與勞役稅合並、統一以土地為基礎收稅，完全廢除了平民百姓的強迫勞役義務，政府則轉而通過雇傭勞力來獲得勞役服務。確實，到了十八世紀，掙取工資的勞動力已成為商品化經濟的一種既顯而易見又必不可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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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對於“標準的市場化社區”的經典描述，是以施堅雅在成都平原所作的實地考察為基礎的。雖然其他地區的情況肯定會有所不同，但“市場化社區”作為一個概念已為關於較早時期的歷史研究所證實。參見施堅騅：《鄉村中國的市場與社會結構》（第一部分），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4卷第1期（1964年）。第3～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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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形式上平等的精神，本已受到了經濟的強大推動，又在清政府於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宣布實行“除賤為良”並推行百姓平等的一般性政策時進一步體現出來。我在上句話中強調“百姓平等“，這是因為十八世紀的中國仍然是一個等級差別極大的社會，高高在上的權貴們同其他人是相互脫離的。可是，通過這些法令而獲自由身份的人數雖然很少，但由於其象征性的意義，卻使得采取這一行動顯得相當值得。很顯然，“除賤為良”的目的在於通過廢除平民中的“賤人”身份，使得“臣民”這一群體不因其中特殊下層社會集團的存在而顯得雜亂無章。對於這些法令為什麽會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發布的確切原因，我們仍不很清楚。但從更一般性的角度來看，這肯定同滿人對漢人上層地主的不信任有關（這些被解放的奴仆正是依賴這些上層地主為生的）；同時，這樣做既是對漢人長期以來劃分社會等級的做法的一種嘲弄，也表達了征服者的某種“仁慈”，從而使得滿清政權能夠更好地高居於相對來說已無顯著差異的蕓蕓眾生之上。給予平民以形式上平等的做法。同清代第三位皇帝——弘歷的父親胤禛的專權行為與理性思維風格是一致的。“除賤為良”法令所使用的語言暗示，諸如山陜樂戶或安徽伴當之類的奴役狀態的存在，並沒有歷史上的特殊依據，因而，在宏大的清帝國面前，所有的平民本來便是平等的。在寫到廣東省被人視為卑賤的船民胥戶時，胤禛宣布道：“胥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屏棄之理。”

新近的一本研究著作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最重要的是”，當這些人獲得自由身份後，“便可以利用擴大的勞工市場，並且隨意改換雇主”

在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人看來，不受約束的勞工市場，以及個人依賴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極富號召力的現象，並與“自由”與“進步”聯系在一起。但它們對於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的中國人的心態所發生的影響，卻可能不盡相同。勿庸置疑，對於那些正為能在小塊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掙紮奮鬥的家庭來說，它們亟需出賣多餘勞力以使家人不受饑餓之苦，因而對此是歡迎的。對於無地的農民來說，這使他們有了在自由市場上通過被雇為農工而生存下去的希望。對於一部分既有能力又有運氣的無家可歸者來說，這甚至使得他們有可能擺脫卑賤地位，通過參加科舉考試（這本來是不對“賤人”開門的）而獲得上流人士的身份（1771年的一個法令對這種新貴的情況作出了規定，“以報告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代”，“方準報捐應試”）。然而，使人懷疑的是，那些奴仆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獲得了自由”？甚歪在半個世紀以後，徽州地區形同農奴的佃農要擁有這種由皇上所準給予的自由，仍然會遇到麻煩。

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用金錢贖身的條款其實並沒有什麽意義，因為它大大超出了佃農們的能力，況且，不管在什麽情況下，他們、一旦贖身也就失去了生計。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於十八世紀經濟“自由勞工”現象背後的是買方市場這一事實。在江南這個人口日益擁擠的地區，對工資勞工來說，“自由”意味著他們能夠將自己的家庭同本書剛剛敘述過的江南地區棉布生產的體系掛起鉤來；“自由”意味著他們可以離開某個壓榨人的地主去尋找另外的雇用機會；大概，“自由”還意味著他們可以加入政府為完成各種工程而雇傭的勞-工大軍，或可以在內河船埠以及外貿海運碼頭找到工作。但是，在這個經濟成長的時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買主來購買他們的勞力？這些人又該幹些什麽？

民眾意識中的盛世

乾隆年闖的中國，經濟確實是生氣勃勃。然而，它對社會意識有著怎樣的影響，卻是一個實際上未經探討的問鼯。社會傳播就是一個例子。密集的商業網絡在十八世紀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並幾乎使每個人都同某一市場有著固定的關系。關於各種地區性與全國性事件的消息見聞，也沿著連接各個村莊與各個市鎮的商路，隨著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傳開去。那種在今天的中國作為對於由政府控制的新聞媒體的補充而顯得特別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經有了發展。而且，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個時代便已同地區性和全國性的信息網絡聯系在一起。關於別的地方存在著什麽機會、或有著什麽危險的消息，是當時中國村民（更不必說城裏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須臾難離的。我們最難以判斷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裏究竟意味著什麽。人們對於生活正向何種方向發生變化，是變好還是變壞，是變得更安全還是更不安全等同題的態度，同我們期待在經濟發展時會發生的情況？可能大相徑庭。從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看，商業的發展大概並不意味著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會變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著在一個充滿競爭並十分擁擠的社會中，他的生存空間更小了。商業與制造業的發展使得處於巨大壓力下的農村家庭能夠生存下去，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限度地投入每個人的勞力。從歷史的眼光來看，當時經濟的生氣勃勃給我們以深刻印象；但對生活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活生生的現實則是這種在難以預料的環境中為生存所作的掙紮奮鬥。談到十八世紀晚期的意識，又帶出了兩個更大的問題：第一，不管中圉的經濟成長從絕對值來看給人以多麽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夠抵消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第二，存在於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又對人們關於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人口、物價與金錢

1748年稻米價格的猛漲向全國性的官僚機構敲響了警鐘，並立即對民間的秩序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在蘇州和長江下游其他一嶼向來從上游進口稻米的城市發生了暴亂。然而，帝國各地的官員們對於米價上漲與人口壓力之間的關系，並非一無所知。陜西巡撫陳宏謀寫道，米價上漲的根源在於人口與土地之間比例的長期變動。“米價日增，原非一時頓長，實由生齒日繁。……各省沃土皆已開墾，山坡水濱，曠土尚多，但地氣淺薄，種一年，需歇一二年。”一位有經驗的官員汪輝祖曾就這些情況對他的家鄉蕭山（毗鄰杭州，二十年後將成為叫魂大恐慌爆發的地方）所產生的影響作過評論：“憶十餘歲時，米價鬥九十，或一百文，間至一百二十六文，既訝其貴。乾隆十三年，價至一百六十文。草根樹皮具盡。地中產土如粉，人掘之以資生，名日觀音土，有食之死者。”

這不是一個短期性的問題；稻米價格在十八世紀的整個下半葉持續上漲。然而，它對地方社會的沖擊卻顯然困貨幣供應的增加而得到緩和。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業主開始在安南開采銀礦；同時，作為對中國貨幣的支付手段，墨西哥銀幣加速流入，擴大了白銀的供應量。根據一個權威性的估計，在1752～1800年間，中國的白銀供應量增加了大約二億七千四百萬墨西哥銀元。然而，正如下表所示，白銀流入的急劇增加發生在進入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乾隆初年，白銀供給的減少可能使得要在人口增長的壓力面前維持生計變得更為困難。而白銀供給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突出增長，以及在整個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的力量聚集，又使得當時的人口雖十分密集，卻仍有可能出現繁榮。然而，由白銀所帶來的利益只是緩慢地滲入到地方社會中去。就長江下游而言，轉折點看來出現於1780年左右。至少，對這個關鍵性的地區來說，與質量有關的證據顯示，十八世紀為人稱道的“盛世”的開始不可能大大地早於這一時間。使我們了解到肖山方面情況的汪輝祖寫道：“十餘年來，此（米價昂貴）為常，或鬥二百錢，則以為賤矣……夏間，米一鬥錢二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對此應作何解釋？汪輝祖認為，這是因為大約在1780年以後，通貨膨脹已不僅僅局限於人們對之很敏感的稻米價格，而是擴展到了所有的商品上：過去，稻米價格雖高，其他商品的價格卻不受影響，“今則魚蝦蔬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對這種轉變的一種解釋，便是貨幣供應總量的增加。當每個人手裏都有更多錢時，商品出售者就可以對所自有種類的商品都開出更高的價格了。雖然證據尚不很多，但汪輝祖的記述為根據白銀供應的數據作出推斷提供了可信的地方性實例。要更全面地理解十八世紀的經濟變化（尤其是人口增長和錢幣的較易獲得）怎樣決定人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認識，必須要從事更多的研究。首先我們必須做到分期準確：是周圍發生的哪些變化使得識到他們生話中的機會發生了變化？如果汪輝祖對於時間問題的感覺是對的，那麽，我們在1780年以後所看到的便不過是一段短暫的幸事。“盛世”的真正繁榮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延伸到了十九世紀的頭五年（其時，世界性的白銀短缺降低了國外購買中國貨物的能力——而大約與此同時，鴉片的進“又導致了白銀的災難性外流，並造成了我們歷來將之與近代的開端聯系在一起的全國性的心理沮喪） ①。如果情況正是這樣的話，叫魂危機恰恰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貨幣供應的增長已開始緩解人口壓力的前夕。在長江下游人口過於密集的地區，稻米的價格對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個沈重的負擔。而在1768年，外部世界還只是剛剛開始在為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支付賬單。

不平衡發展

如果說，就連高度發達的杭州地區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前亦已經歷了某種程度上的困難時期，那麽，偏僻的山區又如何呢？人們無需遠離已經商業化的中心地區，便可以看到赤貧、失業與秩序的混亂。距叫魂危機的發源地德清縣大約一百三十裏處，恰恰是在長江下游的核心蘇杭地區的邊緣，兩個相互毗鄰的政區代表著兩種形成鮮明對照的情況。廣德是安徽省的一個州，坐落於距太湖西岸大約百裏處。②浙江安溪縣是廣德的東鄰，有水道與大運河相連，絲綢工業極為發達，甚至使桑蠶的養殖擴展到了該縣的山區各鄉。然而，除了長江下游各山區縣份所共有的人口流入現象以外，經濟發展卻繞過廣德而去。1739年，李姓知縣奏請皇上豁免當地的糧貢，以便將之用於補給當地的賑濟糧倉。他寫道：“竊照廣德一州，僻處萬山之中，與徽郡接壤，可耕之田無幾，兼以水少濰匯，田皆瘠薄。而生長其地者，既無車牛服賈之人，又乏百工期口之術，所賴存活惟望歲耳。休養日久，生齒浩繁，歲豐一年之收，僅支一年之食。上年偶值偏災，？粥不敷。”由於用於運輸的道路失修，難以及時從別處購來糧食。如果官方從當地購糧以充實賑濟糧倉，則會給當地人造成極大的困難。就在當年夏天，人們便曾因為洪水的威脅而陷入一片恐慌，並將谷物囤積儲藏起來。李知縣的結論是，在整個江南地區，沒有哪個政區在為民覓食上遇到了這麽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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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雖然據彭信威的圖表（參見第45頁）所示，白銀輸入的負增長始於1821～1830）年間，但這一數字（來自東印度公司的記錄）未將當時時正勃勃發展德鴉片走私包括在內，因此，白銀的倒流也許在至少十年前便已開始了。

②一個州可以被視為一個縣級單位，盡管在行政體制中，它的地位要稍微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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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知道，盡管官方一再禁止，廣德溺殺女嬰的比例仍然高得異乎尋常。這一長期遭受災害的地區是否與別處有特別的不同？雖然這可能是一個特別糟糕的個案，但廣德的生態環境卻並非獨一無二。層層疊疊的小山脈在北邊構成了一道長達五百餘裏的屏障，處於丘陵地區的各縣東北起自太湖附近，西南抵達江西省界。頗有意思的是，社會史家們通過來自位於這一地區西南角的徽州商人在全國範圍內取得的成功，來說明清代的商業生活是何等生氣勃勃。然而，徽州本地的經濟，卻與我們剛剛作過描繪的廣德的情況非常相近：這裏地處丘陵，土地貧癬，因沿海地區過於擁擠而離鄉背井的無地農民來這裏安身立命，這是一個相對來說尚未商業化的農業地區。在徽州，存在於那些長期定居此地、以務農為生的人們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一種近於農奴制的體系之上的，這同平原地區自由發展的農莊經濟形成了生動的對照。從整體上來說，由於受到將一直持續到下個世紀的移民浪潮的影響，這一地區的人口數目大大膨脹。 ①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名士汪士鐸曾作為難民生活於這一地區（徽州府績溪縣），他對當地的情況作過這些的描述：長期貧困，人口過多，基本商品缺乏。盡管女嬰被溺殺的比例甚高，由於人們成婚的年齡極早（甚至達到了男子“三十即可為祖”的程度），人口增長仍在繼續。他所記述的這個縣份，出口茶葉、術材制品，偶爾還出口貴金屬和鉛。但這裏的基本狀況卻是糟糕之極：“環縣皆山，力農者層累而上，尺耕而寸刈之。旱則憂槁，雨則憂沖。雖終歲勤勤而衣牛馬之衣，食犬顳之食。”④雖然績溪是地區性市場的一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於核心地區的商業化發展，才使得績溪的少數出口商品有可能得到出售——但績☆★☆★☆★☆★①1843年的一份報告提及，來自更為貧窮的浙江西南各府的流民，正大批湧入廣德～徽州的丘睦地區，成為生荒地上的“棚民”。許多流入此地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也許便如我們以下將要敘述的那樣，構成了那一大群在十八世紀的廣德四處游蕩的乞丐暴民《大清會典事例）。第158卷第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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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及其周圍的地區卻同蘇州與杭州所處的那個世界形成了驚人的對照。當那些大都市受到困難時期的沖擊時，績溪一類的內地縣份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

在論述十八世紀的經濟時，沒有人能夠抹煞存在於中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以及富庶的三角洲與貧瘠的山區之間的巨大差異。與經濟地圖上這一傾斜趨勢同時而來的則是人口的持續流動：移民與過客，商人與江湖騙子，僧人與進香者，扒手與乞丐，擁塞在十八世紀的道路上。人們外出旅行，有的是為了雄心勃勃的事業，有的是基於獻身精神，有的則是出於絕望與無奈。由旅行者匯集而成的人流，不能不對人們的意識發生影響。 ①向外部與下層的人口流動有關叫魂的懷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沒有根基的人，來歷不明與目的不明的人，沒有社會關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最有可能淪為暴民私刑和官府堂上刑罰受害者的，是和尚和乞丐。如果我們考慮到和尚其實也是一種乞丐，那就可以說，被懷疑從事叫魂的人都是乞丐。他們究竟從何而來？

為什麽他們會使人產生恐懼？

人口增長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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