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三堂的光棍原先姓李，名師科，入幫之後又隨輩分字譜改名叫李悟科，直到前幾年上——也同我老大哥一樣——看不慣幫中諸領事、執事等首腦人物的行徑，於是憤而自請除籍，從名中號去了那“悟”字輩譜，仍還他一個本來姓字，也成了一個逃家光棍。

這光棍逃家一節，若是在前清、民初時代，常有因為旗、舵規章不同而設的處置，輕者斷指、發，重者還可以到截肢、黥面以及所謂“三刀六眼”之刑。萬老爺子在日曾頒下總舵令，放任幫中弟子棄幫籍、投戎馬，時在抗戰初起，淞滬保衛戰開打之前，為了使老漕幫光棍能一心為國難赴義，是以開了個“離家出走”的規矩，不再對逃家光棍用刑以收嚇阻之效。孰料萬老爺子升天之後，逐漸釀出個“清洪合流”的態勢，許多老漕幫光棍自幼受前人教誨，對這“不清不洪”的局面——也就是老漕幫竟然同天地會交好分潤的局面——非常不滿。我老大哥張翰卿就是從這一波逃家的。然而，他則萬萬不曾料到，這樣棄籍出幫固然沒有遭到任何刑罰處分，禍殃卻接二連三地來了。在片場裏，他已經被崩倒的景片壓了兩次，漏電的器材灼了四次，就連頭頂上鎖緊了的燈頭也已經在他腦袋瓜上砸開第三條口子了。萬得福說他這還算運氣好的——要是碰上治安單位裏有現成的需要，說不定哪天他就讓人抓進去頂數銷案了。我說我不相信治安單位要抓誰就抓誰，抓不到正主還能隨便抓一個光棍去頂罪的——倘使真相果然如此，治安當局豈不都教幫會給控制了？

萬得福也不同我爭辯，順手從擋風玻璃底下摸了份報紙扔給我，我低頭一看，是前一天星期五的早報，上頭端端正正印著兩行黑體和楷體字：“土銀古亭分行搶案初露曙光／警方偵騎四出搜捕萬姓男子”。

“老朽不才，正是這萬姓男子！”萬得福呵呵笑了起來，隨即又道，“任你白面書生相信不相信，過得幾日，他們抓不著我，也抓不著老李的話，不定又抓著了咱老漕幫裏哪一個逃家光棍呢！”

我並不怎麽有禮貌地頂了他一句：“胡扯八蛋。”

萬得福似乎沒著惱，只等來到盲人重建院後門放我下車的時候沖我一齜銀牙，道：“後會有期了，白面書生！你把那《菩薩蠻》好生考據考據，萬得福等著解惑釋疑，已經十又七年了，雖說不急，也未必等得了太久哇！”說完，黑暗中傳來一陣有如梟啼猿泣的怪笑之聲。

16 卷入

作為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我過的日子已經算足夠簡單樸素的了。我的課程早已修完，每天只在研究室、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往返。不過，我的老師們仍舊認為我的“外務”太多。什麽叫“外務”呢？就是寫小說。他們通常保持著和顏悅色的神情提醒我“應該多花一點精神在論文上”。這話的意思就是“我又看見你在某報某刊上發表小說了”。要不，他們會這麽說：“最近你知名度還蠻高的嘛。”翻譯成我所熟悉的語言，這話其實說的是：“我相當懷疑你的學問到底做得如何。”

我一點也不想抱怨我的老師們。他們的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那是我念研究所的第三年尾，我只剩下一年又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寫出我的畢業論文——一部當初我在研究計劃裏決定以三十萬字篇幅完成的《西漢文學環境》——而到一九八二年四月間為止，我只完成了第一章第一節的九千字。在那之前，我大部分的時間像個植物人一樣把自己種在床上讀各種非關乎論文題旨的雜學書籍，小部分的時間寫稿賺生活費。在沒有應召入伍服役之前，我一直不自覺地以為人生就是那樣的。

然而那一闋小小的《菩薩蠻》改變了這一切。我因之而卷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紛擾、陰謀、鬥爭甚至殺戮，也因之而發現原本生活在我周遭的人都和我一樣（且有的還比我早幾年甚而幾十年）給卷入了一個我們無力反抗，更無處求援的環境——他們也因此有了全然不同於往昔我所認識的面目和身份。在這整個的“卷入”過程中，我還認識了一些別的人——比方說我曾經提到的紅蓮——這些人原本只該是和我錯肩而過的路人、同車而行的旅客，乃至連擦身相逢的緣分都不會有。然而，他們畢竟進駐到我的生命裏來，使我忙於付出一些可以稱之為好奇加上眷戀再加上恐懼或憎恨或鄙夷或愛慕的情感。也就因為這裏面有了種種情感，使這“卷入”反而成為日後我再也拂拭不掉的一份記憶。也正因為擁有這記憶，先前我從未真正認識，卻一直渴望著的“另一種生活”變成比什麽都真實的東西。關於這個部分，我有一個總括性的評斷，那就是：當人一旦進入了、擁有了真實的生活，便可以失去一切。在“卷入”的那段歲月裏，我甚至連小說都不寫了。

西元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晚上，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開了門鎖，扭亮壁燈，發現屋裏坐著、站著四個穿著灰色青年裝的家夥。從外表上看，他們少說也有五十多歲了——可青年裝是那種官僚機構裏設計出來讓穿者看來較為年輕的服飾。它的上衣其實就是件不用塞進褲子裏的襯衫，上下左右四個口袋，采西裝式領口，但是開得高些。這青年裝的下身必須是同色的西裝褲——總的看起來就是副鐵灰鐵灰的模樣兒。設計這款服裝的人（據說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似乎有意借由它輕便的外觀來重新塑造官僚機構裏公務人員那種正兒八經的形象，使之看起來清爽、利落。當然，名之曰青年裝自有它泯除公職人員因年齡分際而顯示資歷分際的用意。換言之，我該把這四個鐵灰鐵灰的人物想像得再年輕一點。

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是張大春？”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父親叫張達，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幹編審。你母親劉蘭英，沒有任何職業。你家住西藏路一百一十五巷四弄八號。你是天主教私立光仁小學畢業、私立大華中學畢業、市立成功高中畢業、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在是中文研究所第三年的研究生，對不對？”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你發表過三十二個短篇小說，六十篇散文。在大學裏參加過合唱團，唱男高音。此外，你還是‘救國團’外圍單位中國青年服務社訓練出來的‘嚕啦啦’服務員，對不對？”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問我：“張翰卿交給你的一塊破布在哪裏？”

沖著前三個問題，我只有點頭的份兒。關於第四個，我遲疑了一下，正想答以“什麽破布？”的時候，緊靠著我身邊站著的第一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微微擡了擡腿，盯著他的大皮鞋道：“上面好像不許踹人了現在，嗯？”第二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坐在我的床沿上直了直身子道：“別嚇著人家孩子。”話才說完，第三個五十多歲的青年豁地從椅子裏躥起來，重重地把一本《史記會註考證》砸在桌面上，道：“你不是咱們黨員嗎？”我剛點了點頭，腦子裏閃過一個“當年加入國民黨總算沾上關系，占到了便宜”的念頭，那第四個五十多歲的青年已然接腔說道：“黨員有他媽屁用，黨員更他媽該老實點兒。”

在那一瞬間，我猛可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你可以說這感覺來得遲了些，因為早在我扭亮壁燈的時刻就該感覺自己被侵犯了。而事實上早在那之前不知許久他們已經進入了我的宿舍，侵犯了我老鼠窩一般淩亂的、汙穢的、臭不可聞的生活空間。你也可以說這被侵犯的感覺之所以如此強烈，其中還含有老鼠自覺其不堪的惱羞之怒在內。他們四個並沒有指責我，他們甚至既不在意，也不意外於我過得像一只老鼠——唯其如此，一只像我這樣過純正老鼠生活的人反而非常不舒服——好像你把一切攤在人的眼前，無所遁形，人卻視而不見。當人對你的一切了若指掌又視若無物的時候，你就更卑微了一點。

在那個極度卑微的瞬間，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寫小說的樂趣——它不再是我為了賺稿費而幹的活兒，卻登時成為我真實生活的一部分。我應聲對那四個穿青年裝的家夥答道：“那塊破布是一封血書。”

四個家夥驀地你看我、我看他、他看你了起來。一種姑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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