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就要派大兵來解放中國人民了。這個例子至少說明西方主流新聞報道的水準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議，作為第一步，凡是派駐中國的記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則怎麽可能真正理解一個不同的文化？第二步，報道一定要既看到樹木，也看到森林，特別是了解多數中國人對各種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誤導西方受眾。

第四，從新聞自由的理念來說，消極報道、批評性的報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聞理念。但新聞的客觀性應該體現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又好又壞的，就說又好又壞，為什麽一定要偏向消極面呢？即使報道壞的新聞，為什麽不能也報道光明的一面呢？這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可以從消極角度對他說，你可倒黴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從積極角度說，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康覆。這也就是西方諺語所說的，當一個杯子裏有半杯水的時候，樂觀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觀者看到沒水的半杯，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西方媒體給人感覺似乎心裏有點陰暗，總喜歡強調沒水的半杯（現在國內一些媒體也有這個問題），為什麽選擇沒水的半杯就是客觀報道呢？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英國人脾氣古怪者多，除了與英國太陽少有關，恐怕也和媒體“消極報道綜合癥”有關，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當然如果多數英國人都是這種價值偏好，我不持異議。但中國人一般喜歡陽光一點的性格，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樂觀豁達的人，中國人看電影也大都喜歡給人以希望的結局，甚至大團圓的結局。這不是價值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歷史形成的集體價值偏好。這也許是“文明型國家”的獨特智慧，因為從歷史大趨勢來看，有樂觀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來。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惟一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與這種集體性格有關。

第五，談到新聞自由，我還想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中國與西方兩種不同的新聞觀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英國現在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帶有裸體女郎照片的小報《太陽報》，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時政類的《參考消息》。就我個人而言，《參考消息》比《太陽報》質量高無數倍。一位比較了解中國的英國學者也對我說，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將競爭不過中國。實際上，早在18世紀的時候，法國大哲學家伏爾泰就感嘆過英國式自由主義帶來的媒體低俗化問題。伏爾泰一方面高度讚賞英國的自由經濟制度和股票市場，他認為股票市場比許多國家的法庭起的作用還要好：不管是什麽信仰的人，一到這裏，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鄉法國，宗教迫害當時還是一個大問題），但同時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難接受英國媒體的低俗化。

第六，與媒體低俗化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媒體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義傾向於否定政府在價值教育方面的作用，盡管英國今天還是西方世界中為數不多的有自己國教的國家。自由主義假設任何價值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價值上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個社會強行地推行某一種價值觀，而是要確保價值多元化。我則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征確實是社會多元化帶來了價值多元化，但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承，都有自己文化傳統形成的關於良知的共識。政府也好，社會也好，父母也好，提倡這種傳承和共識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願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羅斯大作家赫爾岑在19世紀後期曾對自由主義價值觀作過頗為經典的評價。他在《往事與隨想》中是這樣評論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竭力避免幹涉的嫌疑，以至聽任人們每天餓死，也不敢限制濟貧院的自治權，還可以允許整個村子的人民在勞動中累死，或者變成呆小病患者。”赫爾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即政府的幹預越少，一個國家的言論和精神就越獨立。他認為在英國，政府越不幹預，民眾就變得越不能容忍異己，社會偏見就越是頑固。他說：“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隨時都在監視著你，對你履行著警察的職責。”赫爾岑甚至挖苦說：“在一個保存著清教徒排斥異己傳統的國家裏，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達到多高的水平呢！”赫爾岑這番見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為什麽在蘇東劇變之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族歧視、民族偏見、極端主義都變得更加嚴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時候，如果維吾爾族的媒體只替維吾爾族人講話，漢語的媒體只替漢族人講話，那麽更激烈的民族沖突將難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解體的：媒體自由演變成了民族廝殺和國家解體的催化劑。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種無處不在的“輿論的奴隸”，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往往都是媒體和輿論的順民（conformists），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臺灣地區媒體自由化以後出現的情況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嚴肅品位的報紙破產了，花邊小道的《蘋果新聞》暢銷了。媒體在市場力量左右下的這種結局令人感到詫異。有人說，如果臺灣過去是政治權威，現在是市場權威，那麽市場權威比政治權威覆蓋的面更廣，臺灣媒體也從“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了民主時代的瘋狗”。實際上在整個東歐，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東歐劇變後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體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價值觀影響較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到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最大的失望也是發現所謂民主國家的媒體原來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謂自由媒體對中國形成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認為無論中國人做什麽努力都很難改變這種偏見，因為很多東西是歷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從小學的課本中就讀到：中國占領了西藏，盡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2010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見人士劉曉波無非又是這種偏見的一次表現，背後還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崛起的極度不安和恐懼，因為這種崛起已勢不可擋，西方話語霸權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終結。

這還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敘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一篇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什麽興趣。這位漢學家很驚訝地說：可這些作家在中國有無數讀者呀？那位編輯還是搖頭，認為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鳴”，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麽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裏關鍵是西方有沒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了解西方的願望。正因如此，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有4億人學習英文，中國每年的出版物中20%為西方翻譯作品，在西方國家這個比例不到2%，中國先後有160萬青年學子去西方留學深造。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情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裏，就讓他們自己繼續蒙在鼓裏吧，因為我們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於我們對西方的了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了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學習了西方的很多長處，壯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和經濟困境。他們好像最近才突然發現中國的競爭力竟是如此強大。一位歐盟官員曾多次對我說過：我們與中國人接觸時總發現，中國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從歐洲得到什麽，而我們對能從中國得到什麽從來都沒有清晰的概念。

當然，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媒體的偏見了。你該說的壞話都說過了，該造的謠都造過了，連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是監獄囚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玉樹沒有救災而是藏傳喇嘛在救災—這樣的謠言都出現了，但中國沒有被說倒，而是越來越強大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了解你。所以我們可以把理解中國的任務逐步交給西方，讓西方人自己來做，我們可以瀟灑一點。比方說，我認為沒有必要派代表團去西方國家介紹西藏問題。英國人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北愛爾蘭問題，法國也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科西嘉問題，美國也從來不派人來中國解釋夏威夷群島的歸屬問題。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來中國做調研。西方媒體還會繼續貶低中國，但我們對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後再看吧。如果十年還不夠，那就二十年，最後後悔的不會是中國。

法國學者高大偉（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地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這樣寫的：

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影響深遠。……中國人對世界的濃厚興趣並不意味著他們忘掉或者舍棄自己的傳統。相反，對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或中國的世界公民來說，對外國文化的開放旨在重新解讀中國自己的傳統。實際上，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與回歸中國傳統和反思中國特性都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覆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麽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只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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