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貧民窟帶來的震撼與思考

談中國崛起，總要有國際比較才好。我的基本結論是盡管中國仍然存有許多問題，但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的表現，特別是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兩個方面的表現，明顯好於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好於過渡經濟國家。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我們需要進行國際比較。印度這些年發展速度比較快，也是大家談論較多的國家，印度崛起的說法也不斷出現在國內外媒體中。應該說，印度近年在軟件業、制藥業、外包業等方面，表現引人註目，取得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但依我之觀察，印度與中國的差距還相當大，我估計二十年後印度恐怕也難以達到中國今天的發展水平。這裏我可以談談我訪問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訪問印度是2008年12月。就在我抵達孟買的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1月26日夜，孟買經歷了它自己的“9·11”。10名恐怖分子襲擊了孟買10多個目標（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飯店、孟買中央火車站、猶太教活動中心等），而印度特種部隊姍姍來遲，花了4天才平定了這場襲擊，擊斃了9名恐怖主義分子，活捉1人。整個襲擊造成了近200名無辜者死亡，近300人受傷。由於恐怖襲擊的緣故，一時來孟買的人銳減，我坐的飛機上一半座位都空著。我過去抵達孟買都在夜間，對這個城市沒有多少“空中印象”。這次我選擇了白天抵達的航班，還挑選了一個靠窗的座位，期待從空中一睹這個印度的傳奇城市。上午11點20分，飛機徐徐下降。我眼睛緊緊地盯著地面，我看清了，也震驚了，我看到的不是一個現代大都市的壯麗城廓，而是一望無邊、密密麻麻的貧民窟。我早就知道這個1 400多萬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還住在貧民窟，但從空中看到貧民窟如此巨大的規模，於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觸目驚心”四個字來形容。

出了機場，四個漢子一起湧上來要幫我推行李，我讓看上去比較面善的那位幫我推，隨後給了他50盧比的小費，坐上了一輛沒有空調、沒有收音機的“大使牌”出租車。可我沒想到，此時六只手同時敲打起出租車的玻璃窗，沒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個人也問我要小費。我的司機大聲對我說“別理他們”，一踩油門就把車開走了。我從車窗往後一看，那三個漢子正抓住收我小費的那位不放，顯然要從他那兒分出一杯羹來。印度的競爭看來真殘酷呀。

坐上出租車，行駛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機問我，過去來過印度嗎？我說：“來過，二十年前。”他問：“你覺得印度變化大嗎？”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兩邊還是貧民窟，客氣地說：“有些變化，你們的機場正在擴建。”“一直說這條機場大道要拓寬，”他說，“但幾年過去了還沒有拓寬。”我問他為什麽，他說，“兩邊的居民不同意。”我後來才了解到大路兩邊的貧民窟居民，已經被高度政治化地動員了起來，堅決抵制道路擴建。

在旅館安頓下來後，我馬上趕去火車站。我乘坐了孟買那種無門的城軌列車，從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上車，一直坐到孟買城北的終點站Borivali,縱貫整個大孟買城區,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還是大量的簡陋屋和貧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樓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們大都被包圍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約了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訪了一個叫達拉維（Dharavi）的貧民窟，據說這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居住著100萬人，緊靠著孟買金融中心。坦率地說，這裏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們是暗天無日的窩棚，人均居住面積只有2至3平方米，平均1 400多人一個廁所（另一說法是上萬人一個廁所），蒼蠅亂飛，老鼠亂竄，各種傳染病頻發。這個貧民窟還是孟買最大的廢品處理場：我看到無數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種姓者），他們把各種各樣的廢塑料、廢電腦、廢瓶子、廢罐頭、廢紙箱一一加以分揀，重新處理，這些人沒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碼的勞動保護用具，連焚化廢錫鐵皮的爐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鏡。S君告訴我這裏大部分勞工每日工作12小時，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還要管吃。

孟買貧民窟裏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誠意地為貧民做好事，如辦學、行醫等，但另一部分則是黑社會組織，在貧民窟裏呼風喚雨，甚至控制了供水（這個貧民窟每天只有3個小時的自來水供應）、供電（經常停電），他們還與政客勾結，使孟買的貧民窟成為一些政客的穩定票倉。

血汗勞動、童工奴隸、專橫的黑社會，這一切不是發生在印度的窮鄉僻壤，而是發生在這裏，發生在印度的經濟、金融和文化中心，發生在“印度的上海”，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個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裏，人們對這類事情似乎已經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這類事情太多，數不勝數，法不責眾，大家都睜一眼閉一眼；二是這裏的勞工大都屬於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三是這裏很多的政府部門和官員腐敗成風，早被雇主收買了。

我問S君政府為解決貧民窟做了些什麽？他告訴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個計劃，五年內要改造孟買90萬戶貧民窟“住房”，但五年過去了，一共完成了6 000戶的改造（戶均5人，改造後的戶均居住面積為21平方米）。我怕自己聽錯了，又問了他一下，他幹脆用筆把這句話完整地寫在我的筆記本上。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我曾寫到自己過去訪印的觀感：“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次訪印之後，我認為這些話一個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長於空談的政客，他們在競選時總是胡亂地向選民開空頭支票，什麽“五年後讓世界忘掉上海，只談論孟買”，以我對印度的觀察，孟買二十年後也達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說，在這個印度最發達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條件還不如中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還不如我們汶川地震災區的簡易房，真不知道孟買怎麽趕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麽趕上中國。印度這幾年在軟件、服務外包、制藥等行業有長足的發展，說明了印度這個國家確實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某些方面的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但這些行業迄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長又快，印度也因此而無法解決長期困擾自己的赤貧問題。

國內一些人主張學習印度的民主，甚至學習印度的貧民窟，認為這是尊重人權，我真想建議這些人去印度發達地區的貧民窟小住一兩天，親身體驗一下印度勞苦大眾的實際生活狀況，了解一下什麽叫“賤民”，什麽叫“滾地龍”，什麽叫“暗無天日”的生活，什麽叫“兒童奴隸”，什麽叫“黑社會民主”，什麽叫“沒有最起碼的尊嚴和人權”。其實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鐵尺，規範著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水準。印度如此低劣的發展水準，也是印度公民社會質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超過了印度，他們引用亞洲銀行關於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印度的數字來說問題。中國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事實，需要我們非常認真地處理，但印度的貧富差距確實遠遠大於中國。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基尼系數只計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計算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等，中國的農民工絕大部分在家鄉都有自己或者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從未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貧民窟就是他們的“天堂”。我希望中國有志於研究貧富差距問題的人，把土地、私宅這些資產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一些更有說服力的比較。

“貧民窟與孟買恐怖主義襲擊有沒有關系？”我問一位印度報社的資深編輯，他毫不遲疑地對我說：“當然有關系，我們孟買市內就有一個索馬裏。孟買穆斯林的人口有200多萬，但大多數的穆斯林都貧窮，住在貧民窟，年輕人失業率極高，宗教極端主義在這裏有市場，不少人從事販毒，收買了孟買的警察和官員，而且與來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裏應外合。”我不知道這個分析是否準確，但我碰到的印度學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這個觀點。

印度產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業家、科學家，我教過的印度學生也大都非常優秀，即使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孟買貧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層的勞苦大眾為改變生活而辛勤勞作，我對印度的最終崛起並不懷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覺醒，需要認識到除非印度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創新，否則印度很難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員和學者被西方的不值錢的讚揚吹得飄飄然，真的以為印度擁有一種比中國更為優越的政治體制，很快就會在各個方面超過中國。我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問題都與其政治體制差勁有關。由於這個體制，印度無法有效地解決印度的“種姓制度”問題，特別是1.6億賤民無法真正獲得解放；也無法有效地解決婦女解放、土地改革、農村貧困、城市貧民窟、恐怖主義威脅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基本問題不解決，印度怎麽崛起？印度與中國的差距怎麽可能縮小？

我這次訪印期間，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買恐怖主義襲擊這個話題，我第一次感到這麽多印度人都有一種無力感，因為這次危機暴露出印度太多的問題。警察不爭氣、情報系統不爭氣、政府部門不爭氣、官員更不爭氣，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最多的國家之一，以孟買為例，從2002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較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2006年夏天，縱貫孟買南北的這條城軌就發生過大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識仍然薄弱。2008年11月恐怖襲擊發生後，印度精銳的反恐部隊，花了9個小時才抵達襲擊現場。我在尼赫魯大學講學，與印度學者討論中國發展模式，一位印度學者問我：如果中國碰到這樣的恐怖主義襲擊會怎樣應對？我說，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碰到這麽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所以不好說，但我可以談一件事：2008年5月中國汶川發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國中部山區，遠離國家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但我們的軍隊在20分鐘內就啟動了救災機制，我們的總理在2小時之內，就坐在飛往災區的飛機上了，我們的醫療隊三四天內就覆蓋到所有1 000多個受災的鄉鎮，直接救助2 000多萬災民。另一位學者追問：“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麽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格魯吉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我回答完，會議廳內一陣沈默，會議主席說：“看來我們印度人也在反思。”

二、印度為什麽落後於中國？

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印度與中國的可比性最大：兩國都屬文明古國，都人口眾多，都幅員遼闊，都經歷過殖民入侵，新中國成立於1949年，印度獨立於1947年。兩國後來都選擇過計劃經濟和經濟體制改革。總體上，印度在60年前的起點略高於中國，因為中國在1949年之前，連續經歷了百年戰亂。而印度則相對穩定，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該國近代史上的最大沖突，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千萬人流離失所。印度的種族、宗教、語言、民族等問題要比中國覆雜。1940年代末，兩國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預期壽命、識字率等主要發展水平的指標都比較接近。但兩國屬於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最後兩國發展的結果也大不相同。

總的來說，中國在國家現代化方面已經遠遠地走在印度的前面。從世界銀行等機構公布的2007年的統計數字看，印度的經濟規模大約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外貿規模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吸引外資規模只有中國的十分之一、糧食產量只有中國的一半（盡管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國多），印度人均壽命比中國整整少10歲，境外游客人數少於中國的二十分之一。高速公路裏程、奧運會獎牌總數、婦女地位、貧民窟狀況等方面，兩國情況完全無法比，印度比中國差太多了。

從“透明國際”2008年的評估來看，在180多個國家中，印度的腐敗程度排在第85位，高於中國的第72位。從耶魯大學2008年公布的綠色指數（EPI）來看，印度排在第120位，低於中國的第105位。西方總覺得“民主”的印度應該超過“不民主”的中國，不少印度官員和學者也信以為真，認為只要有了那個“優越的政治體制”，印度就會比中國做得好，其實印度在絕大多數可比的領域內都落後於中國，而且差距還很大。

印度從1947年獨立以來所走過的道路大概可以這樣概括：在政治方面，從獨立至今的絕大部分時間內，印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方面，從1947年到1990年，印度實行的是一種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和公平優先於效率的政策，但印度沒有放棄過私營經濟，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號的私營企業，有些已經做得很大。總體看來，在這段時間印度經濟增長緩慢，速度徘徊在3%—3.5%（被譏諷為“印度教徒增長率”），結果社會公平正義等目標也沒有很好地實現。

印度從1991年開始了經濟改革，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大力吸引外資。這之後印度經濟增長一直比較迅速，連續十來年保持了接近8%的增長率，在軟件、信息、服務外包、制藥等領域內裏取得了長足進展，也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這些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所以印度社會始終未能解決廣泛存在的貧困問題，印度人口中仍然有3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當年英國首相丘吉爾不相信在印度這麽一個落後的地方能搞民主制度，但今天這個制度在印度已經基本穩定下來，印度不少學者說，如果印度沒有現在這種民主制度，印度國家的統一都無法維持。這個制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區、社團等在政治上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使他們能夠實現自己利益的表達，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是印度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又是不全面的，其最大的弱點在於印度政治制度雖然讓各方表達了自己的利益，但卻無力有效地整合不同的利益，結果成了無休止的“黨爭”和政治傾軋，無法形成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無法克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最終導致印度現代化事業步履艱難。

在下列幾個涉及印度現代化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上，印度的政治制度沒有大的作為。換言之，我認為正是印度政治制度的落後才導致了印度全面落後於中國。西方主流學者硬是說印度代表了先進的政治制度，這是有悖於常識的，也有悖於中國人“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就像皇帝的新裝，不懷偏見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印度政治制度造成了哪些問題呢？

首先，它無力真正廢除種姓制度。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和輪回轉世。印度教衍生出來的種姓制度包括了婆羅門（負責宗教祭祀）、剎帝利（負責國家行政管理）、吠舍（從事工、農、商等）和首陀羅（從事所謂汙穢職業的人）四大種姓，在此之外還有地位最低的“賤民”，這幾大種姓還可以進一步細分出幾千個亞種姓。由於種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無所不在，使得印度社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人從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1947年確立的印度民主制度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種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層面，特別是人的意識層面、信仰層面和實際生活層面，這種制度及其影響仍根深蒂固，嚴重束縛了印度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種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義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無力推動任何實質性的宗教改革或社會改良，也無力沖破高種姓人對這種改革的阻擾和抵制。更有甚者，隨著印度特色民主體制的演變，民粹政治與種姓制度結合的趨勢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質進一步惡化。

中國與印度的一個基本差別就是：雖然兩國都存在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但絕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通過自己誠實的奮鬥，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而在印度就很難，低種姓者大都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印度獨立都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印度農村的很多小學裏：高種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課本念，有小石板寫字；低種姓的孩子坐在地上，沒有課本，沒有石板。雖然印度法律上早已廢除了種姓制度，但這些學校裏的校長、教員和學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會覺得這樣做很自然，低種姓的孩子自己也覺得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印度教裏，賤民信徒去寺廟裏上香，只能逗留在印度教廟宇的外面，不能進入廟宇。

現代化首先就要求消除貧困，實現最起碼的機會均等，但印度在這個方面的成績與中國相差很大，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高種姓的官員不熱心解決低種姓人面臨的疾苦和歧視。高種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員，從不與低種姓的人握手，怎麽能指望他們為低種姓者的利益而努力奮鬥。在鄉村，政府發給窮人的一些補助票證，也會被當地其他種姓的人“截留”，低種姓人一般也不敢去問。低種姓人往往自己認命，認為自己的貧困就是因為祖上積德不夠，所以也沒有社會進步所需要的那種進取意識。

印度的確有不少致力於廢除種姓制度的非政府組織，他們做很多事情，如自己辦學平等對待不同種姓的孩子，精神十分可嘉，但當整個印度政治體系都無法真正動員起來解決這一類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工作也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印度政府為了消除種姓制度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政府部門和公立學校都給低種姓的人保留了位子，申請政府機關和學校的職位，都要填上種姓，因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顧。但在實踐中這些措施都改變不了種姓制度無處不在的事實。你可以隨便問10個印度人，有沒有可能在今後三十年內消除這種醜陋的制度，9個人會告訴你“做不到”。這麽大一個賤民群體沒有真正解放，印度怎麽實現現代化？

其次，既然印度的政治體制無力推動消除種姓制度，自然也無力推動婦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印度獨立都六十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還是一個父權社會，婦女的地位遠遠低於男子。從中國去印度訪問，就會發現婦女可以從事的工作比中國少很多，雖然在大城市裏白領階層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絕大多數的旅館、餐廳、商店、銀行裏，女職員人數都大大低於男職員，女企業家、女商人更是鳳毛麟角。農村的情況就更為嚴重了。婦女的文盲率遠遠高於男人，就業率則遠遠低於男人。印度傳統中，婦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貴的嫁妝，雖然當年甘地主張男女平等，但印度從來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婦女解放運動，每年因嫁妝不足而被活活燒死的婦女成千上萬。時至今日，包辦婚姻、童婚等現象仍然廣泛存在。婦女地位低下，嚴重阻礙了印度婦女智慧和能力的發揮。雖然印度政壇有英吉拉·甘地、索尼亞·甘地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但與巴基斯坦的貝·布托夫人一樣，這不是說明這些國家婦女地位高，而恰恰說明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品質有問題：普通民眾仍然對名人的配偶或後代有一種盲目的崇拜，南亞地區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家族政治。

第三，它也無力推動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本人當年曾希望推動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賴的國大黨代表的是控制印度土地資源的高種姓大地主階層，這個階層又左右了國大黨龐大的農村票源，尼赫魯最後也只能妥協，把土地改革這個問題交給了邦一級的政府和議會，而邦議會歷來都是大地主階層的囊中之物。印度各級議員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情況也類似，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議會裏很難獲得通過。此外，英國人給印度留下的法律體系又包括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法律，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難以展開。

正因為如此，印度有大量的無地農民，約占印度農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進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如政府把無主土地分給了部分農民，但得到土地的農民，往往由於家庭成員過多，分到的土地面積過小而無力進行規模經營，最後就把土地轉賣了。按照印度的習俗，土地是傳給兒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歡進城找報酬更高的工作，留在農村的婦女經常無力耕作，最後也把土地賣了，賣回的錢用來準備出嫁的嫁妝，這也是印度農民失地的一個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不解決土地改革問題就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印度訪問，只要隨意看一看當地的農田和莊稼，就知道印度的田間管理和水利建設的水平大大低於中國，印度糧食產量只有中國的一半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它解決不了腐敗問題。西方政治理論一般認為靠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地遏制腐敗，但在發展中國家實行西方制度的國家腐敗問題仍然非常嚴重，印度就是一個例子。我的一個印度學生對我說：

“和印度政府部門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廟宇拜神，你要學會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覆雜的動作，懂得什麽時候要跪下、什麽時候要趴下、什麽時候要躺下、什麽時候要念經。申請一個護照出國要經過十幾個人，排幾天的隊。最後大家都想辦法花錢去買通關系，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為什麽印度采用多黨競爭制度，腐敗卻有增無減呢？原因很簡單：在一個經濟文化教育落後的國家，政客用錢直接買票或間接買票（例如收買黑社會，然後控制票源）如家常便飯。孟買貧民窟裏黑社會可以呼風喚雨，使貧民窟成為一大批腐敗政客的穩定票倉。黑社會還與政客勾結，從事毒品買賣，不僅收買了很多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而且可以控制選票。印度議員受賄情況也非常嚴重，2005年12月12日印度《今日播報》電視臺曾播放一組偷拍的畫面，記錄了11名印度議員與假扮成游說公司代表的記者進行“現金換質詢”的交易，畫面中有的議員正在把成卷的錢直接裝進自己的口袋，有的則先把錢數點完，然後對“游說公司”代表的要求滿口答應。2004年選出的印度議會中，近四分之一的當選議員居然都有犯罪記錄，包括涉嫌強奸、殺人和縱火，有的候選人當選時還在監獄裏服刑。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7年4月27日報道，根據印度《社會觀察》組織的統計：印度538個議員中有125個受到刑事犯罪指控，其中一半如果判刑的話，都會在五年以上。這又與印度司法制度有關，印度司法系統辦案效率極低，而且是冠冕堂皇的“無罪推斷”，這些嫌疑犯可以繼續活躍在印度的政壇上，該報認為這個情況是印度政治體制中難以治愈的“癌癥”。

三、印度民主綜合癥：“散、軟、短、泛、粹”

了解印度這麽一個與中國起點類似的國家很有好處，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容易產生的一些典型問題。印度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切特征，如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言論自由、一人一票，但這個制度的品質非常之低。其實，印度民主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有諸多缺陷的民主，從1947年獨立到今天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印度國大黨執政，而尼赫魯家族幾乎一直把持著國大黨內的核心事務。從當年的尼赫魯執政到今天的索尼亞·甘地“垂簾聽政”，這種幾十年一貫制的“家天下”，本身就反映了印度文化和歷史給印度民主制度留下的烙印。不僅國大黨這樣，印度許多地方黨派也是“子承父業”的家族政治，家族政治在印度乃至在整個南亞地區，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都很普遍。

印度民主品質可以用“散、軟、短、泛、粹”五個字來概括：實際上這五個特點也是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產生的普遍問題。

第一是“散”。有民主而無集中，黨爭激烈，不同地區、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派別、不同種姓都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而政府無力整合這些不同的利益訴求，從而導致目標失範、國家一盤散沙的局面。印度民主的演變主要受到西方民主話語的影響，這種話語把民主本身視為目的，而非實現良政的手段，而民主又被簡化為程序民主，正確的程序本身就能產生正義和良政。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印度政治的重點是放在大鳴大放，一人一票，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執政黨的政策難以貫徹，結果連改造貧民窟這麽一個簡單的問題，都很難達成社會共識，即使達成共識，也很難執行：一個政黨要“消除”貧民窟，另一個政黨就找出各種理由來反對，或者抽象支持，具體否定，結果貧民窟越來越多。這種黨爭浪費了大量資源，使印度人民的整體利益嚴重受損，前面提到的印度政府五年時間內才完成了孟買6 000套超低水平的貧民窟改造，就是一個例子。發達國家在實行一人一票之前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現在又比發展中國家享有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還有龐大的中產階級來維系社會穩定，所以它今天可以耐得住這種空耗，而對於一個像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空耗意味著現代化目標遙遙無期，最後還是百姓遭殃。

第二個特點是“軟”。如果說中國有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政府”，而印度則有一個目標無法集中的“軟政府”。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曾在其名著《亞洲的戲劇》中使用了“軟政府”這個概念，他指出：即便印度這樣的南亞國家制定了詳盡的經濟計劃，其實施計劃的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因為它們的政府是“軟政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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