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同意，統治制度不能夠維持下去。但正如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每一個政治智者都明白，當公眾的貪念否定了治理，結果則是兩敗俱傷。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危機顯示，減肥可樂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裏；既要消費又不儲蓄；既要現代化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學校，又不想納稅—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

內森·加德爾提到的加州政府破產的例子頗能說明美國體制的問題。政客的民粹主義短視政治導致了競相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覆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的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今天去美國的人都會發現，美國的各種基礎設施老化失修的情況極為普遍，其實美國的政治體制也老化了，盡管許多美國人似乎還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還以為美國真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嚴格地說，還屬於前工業時代的設計，非改革不可，否則美國將難以避免走向衰落。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治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缺少整合力與競爭力，沒有很強的人才觀念。“三權分立”根本無法預防金融危機，因為“三權分立”只限於政治領域，而西方不少國家的政治被資本力量綁架了。我認為現代社會需要另外一種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領域的三種力量之間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樣一個國家才能運作得更好。

今天的時代已是全球化、信息化、後工業化時代。新的時代對政府和政治家的要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苛刻，因為國際競爭空前激烈。任何決策錯誤都可能造成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沈重的代價。坦率地說，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只滿足於“游戲民主”或者“消費者民主”的國家將競爭不過一個致力於制度創新的“非游戲民主”的國家；一個只知道“選舉”而不知道“選拔”的制度安排，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與“選舉”結合起來的制度安排；一個只知道吃老本，視民主為游戲，而不知如何建立“學習型政府”和“學習型社會”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將越來越力不從心；一個不知“宏觀調控”為何物的體制在今後的國際競爭中可能要出局。

“游戲民主”或者“消費者民主”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產，如美國和西方主要大國那樣，他自然可以繼續“游戲”和揮霍，但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情況將越來越難以為繼，而對於那些沒有祖上留下家產的發展中國家，一旦成了寵壞的孩子，則無藥可救。

五、日內瓦激辯人權

人權國際電影節暨人權論壇於2010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主辦人與我聯系是否可以參加關於中國人權的辯論。我知道這個電影節和論壇已舉行多次，對中國人權一貫持批評的態度，但我還是接受了邀請，因為我確實有話要說。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已經習慣了當全世界的法官，喜歡教訓別人。其實，西方的人權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大量的問題，值得好好辯一辯。辯論於3月9日晚上7點半舉行，大家先看了一部法語的紀錄片《南京的女孩》。應該說這部片子總體上還算客觀，幾乎沒有正面提及人權問題，而是用寫實主義的方法記錄了南京師範大學一群女大學生的日常生活，從體操軍訓到上法語課，從上黨課到談戀愛，從卡拉OK一展歌喉到遠足西藏長途旅行，很有生活氣息。我對觀眾說，從這個電影中，你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開放。

不過，這個電影只是前菜，中國人權本身的辯論才是正菜。參加這場活動的人大多是自稱關心中國人權的西方非政府組織人士和當地一些對中國有興趣的人，也有不少外交官，從主席臺看過去，黑壓壓的一片，坐得滿滿的，總有300多人，舉手發問一直沒有間斷。應該說我們爭論得相當激烈，雖然觀點不同，但大家還是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禮貌。辯論會結束後，一部分聽眾又圍著我，繼續討論了近一個小時。我不能說我說服了所有的聽眾，但不少人承認他們對中國人權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一些喜歡指責中國人權的人也承認他們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下面是我發言的主要內容：

大家就中國人權提了一些問題，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主持人剛才提到“中國崛起對國際人權的挑戰”，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沒有中國在人權和人的自由方面的巨大進步，中國的這種崛起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權被不斷侵犯的民族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崛起的。您不妨問一問您在中國或者世界任何地方見到的中國人：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我想大多數中國人的回答是現在更好。

中國是世界上變化最大最快的國家，歐洲三百年的事，中國壓縮到了三四十年，這個過程自然會出現各種矛盾，包括不少人權問題需要逐步解決，但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是滿意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就此作過跨國民調，2008年中國人的滿意度是86%，美國人是23%。所以討論中國人權，應該先問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和歐洲人。

奇怪的是西方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這肯定是有問題的。以非洲為例，西方總認為非洲的民主化必須壓倒一切，但你們至少應該問一問非洲人自己是怎麽考慮的。我走過很多非洲國家，我可以說，非洲人最想解決的人權問題首先是吃飯問題，然後是疾病問題、就業問題、治安問題，但你們硬要人家把民主化放在第一位，結果多少非洲國家陷入了動亂和饑荒？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所以一定要有輕重緩急。中國人沒有按照西方的邏輯去做，我們把消除貧困作為核心人權，實現了近四億人脫貧。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做，消除貧困根本就不是人權，美國至今連經濟、社會、文化權利都不承認，所以我們不等西方覺醒了，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效果不錯。

剛才有人問為什麽中國不參加西方對一些非洲獨裁國家的制裁。這裏又涉及一個理念上的巨大差別。從中國人的理念來看，幫助非洲國家脫貧本身就是實現一項核心人權，任何國家都不能找借口侵犯這項人權。這有點像國際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救援活動，它是不分敵我的，它是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進行的。如果要制裁一個國家，那需要聯合國授權來共同進行，而不能只是幾個西方國家說了算。西方在非洲什麽都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事，簡直成了政治勒索，受援國家怎麽可能發展起來？西方國家自己也有很多的人權問題，比方說，絕大多數西方國家至今都未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這無疑是侵犯人權，是不是聯合國應該對西方實行制裁呢？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這兩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民主的核心是要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良好的政治治理。一黨制也好，多黨制也好，無黨制也好，能夠實現良政的才是好制度，不能實現良政的就是壞制度。環顧整個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可以通過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變成一個發達國家的先例。

西方自己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國的金融危機是怎麽發生的？南歐的“笨豬四國”是怎麽形成的？這些危機與西方民主是什麽關系？這些危機侵犯了多少人權？為什麽美國三權分立既不能預測金融危機，也不能有效地對付危機？我想關鍵是僅靠政治系統內部的三權分立解決不了問題，現代國家更需要整個社會的平衡，特別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中國得以避免金融危機，與中國模式的這個特質有關。如果美國民主制度無法平衡資本力量，那還會有新的危機。

至於死刑問題，我想多數中國人不同意廢除死刑，這種民意要尊重，這是民主的前提。我倒是在琢磨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如果西方那麽尊重生命，包括尊重殺人犯的生命，那麽你們為什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直接宣布：和平是普世價值，除非聯合國授權，任何國家都不能發動戰爭？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殺害了總有十幾萬平民吧？這不等於是對十幾萬無辜者執行了死刑嗎？這不是大規模地侵犯人權麽？

人權很重要，但許多傳統價值也同樣重要，一個社會的良性運作需要多種要素的有機組合。像所有國家一樣，中國也有貪官，有壞蛋，有刁民，但我們總體上保持了淳厚樸實的民風，這種民風的形成得益於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傳統文化。最近海地和智利大地震後都發生了大範圍的搶劫，而中國2008年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盡管我們受災的人數是智利的十倍。為什麽？我想中國的傳統文化起了作用。這是一種人本文化，人要將心比心，救人於危難之中，不能趁火打劫，那是要遭天譴的。

前幾年，中國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常回家看看》，很受歡迎，結果卻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歌詞中唱道：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帶上笑容帶上祝福，陪同愛人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一些女權主義者認為這首歌歧視了婦女，但大多數中國人不這麽認為。他們認為現代化進程導致了過分忙碌的生活，但再忙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自己的父母。這首歌唱出了中國人的文化傳承，這是一種令人感到溫馨的人文傳統。每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西方人權的理念的出現要早得多。世界上的事情不能什麽都套用西方形成的人權標準。世界人權事業的未來方向應該是更多地包容不同的文化和智慧，從而豐富人權的理念。說到底，我們更要防範的不是剛才主持人提到的所謂文化相對主義，而是文化絕對主義，那種把自己的文化說成是普世價值，把人家的文化說成是落後習俗，然後把自己的東西強加於人的做法。

過去我學英文，我的英國老師告訴我，英文中“我”是大寫的，表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中文沒有大小寫，但是如果有的話，我想中文也會把“你”、“你們”、“我們”等都大寫。人有不同的社會角色：你是一個兒子，是一個丈夫，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別人的同事。中國文化中“我”的權利和義務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實在覺得中國的人本文化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觀。我也認為中國的古老文明其實是非常後現代的，對於解決西方社會今天的各種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的難題都有益處。

至於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問題，坦率地講，這些人似乎一直期盼中國出現一場“顏色革命”。但是“顏色革命”給烏克蘭帶來了什麽？災難。給格魯吉亞帶來了什麽？災難。給吉爾吉斯斯坦帶來了什麽？災難。這些人的榜樣是捷克《七七憲章》和波蘭團結工會。其實，他們的這些要求在海地共和國得到了全部的實現，但海地是個徹底失敗的國家。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世界已經經歷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和“顏色革命”一個接一個的失敗，但這些人還是在那裏談論抽象的民主，照搬西方模式，何以服人？這些人還可以問一問自己：為什麽長期生活在西方的絕大多數海外華人也不支持他們？

我四年前去波蘭訪問，順便查了一下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那一年，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滿意度是72%，波蘭是13%，您說誰該向誰學習？我建議您去團結工會的發源地格但斯克看一看，去華沙看一看，再去上海看一看，您就知道世界的未來在哪個國家了。中國歷史上曾經上千年領先西方，後來我們驕傲自滿了，閉關自守了，結果就落後了。中國現在一直認真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包括西方保護人權的有益經驗，但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所以中國進步很快，一年等於西方十年，中國人今天的目光也已超越了西方模式。西方如果還是以自我為中心，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終有一天會後悔的。

西方人權話語體系看起來頭頭是道，其實存在著一些基本缺陷。第一個缺陷是無法在政治、公民權利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之間取得一種平衡。例如，美國的人權概念中就沒有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要是美國能夠從人權的角度來反思自己的醫療保險問題，那麽它那4 000多萬美國公民沒有醫療保險的問題就能更容易地解決。

第二個缺陷是法條主義問題。西方把人權問題基本上都看成是法律問題，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能算人權問題，這在法制不健全、律師力量不足的國家裏很難操作，也非常昂貴。例如，印度政府解決貧民窟居民住房權的做法是只補償在貧民窟有產權的人，這看似是一種法治，而實際上貧民窟裏絕大部分人都是沒有產權的“租客”，結果法不責眾，印度的貧民窟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我個人認為在非西方國家裏，更好的辦法是在推動法治建設的同時，通過政治手段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這是中國促進人權的一條重要經驗。法條主義還導致了昂貴的訴訟費用，其實這往往是一種變相的腐敗，一種合法化了的腐敗，導致了司法不公：有錢人總能聘請到更好的律師，造成法律體系失去公正性。法條主義強調程序正確，結果一般的刑事案件拖了很多年都審不完，造成了大量的案件累積。

第三個缺陷是個人的權利超越集體權利的困境。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有其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但這種擔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因為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方說，丹麥漫畫家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可以損害十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能夠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在這方面，我以為中國人的哲學思路將更適應全球化時代人權發展的趨勢。

第四個缺陷是人權體系中沒有優先順序的概念。其實，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西方在整個發展中國家推動人權的方法要麽是政治權力壓倒一切，要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優先，而不是消除貧困優先，結果很糟糕。在一個充滿貧困的國度裏，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餓肚子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警察來維持基本秩序。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中國抓住了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了，社會變化了，其他權利的改善就有了強大動力和物質基礎。在人權問題上一定要實事求是，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像剛果、阿富汗這樣的國家，首先是恢覆公共秩序和發展經濟的問題，如果國際社會能在三五年內幫助剛果、阿富汗做好這一事情，那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人權成就了。

當然在討論人權時，我們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和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沒有分歧。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麽是普世價值，什麽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它走，這是沒有道理的。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我們的世界豐富多彩，各國的人權理念都有自己的特點。在西方世界的內部，人權觀都有很大的差異。比方說，瑞典的經濟制度是建立在高稅收基礎之上的，這種高稅收在美國就會被認為是損害了私有財產權。英國至今還有國教，而且是學校裏的必修課，這在經歷過法國大革命的法蘭西是難以想像的。但法國政府對電視臺的壟斷權一直持續到了1982年，這在美國則又是難以想像的。同樣，法國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裏帶頭巾，這在中國也是難以想像的。

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談過這麽一個觀點：全球化已經給整個世界帶來了許多挑戰，這種挑戰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應對。現在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包括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全球性的難題呢？世界人權事業發展的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有豐富的“人本文化”，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六、言論自由與井底之蛙

英國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英國今天成了世界上閉路電視監控密度最高的國家。美國也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機場的安全檢查已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全裸”儀器的國家。美國的《愛國者法案》更是允許政府相關部門竊聽電話、查詢電子郵件等活動。盡管英國和美國有很多人強烈不滿這些侵犯個人隱私和自由的政府行為，但大部分人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些措施，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國際恐怖主義對自己生命所構成的威脅。從這個角度看，英、美這樣的所謂自由主義國家也已進入了“後自由主義”時代。

其實，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與責任總是聯系在一起的。但是戰後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思潮則認為讓人自由發展就是高於一切的，社會也會因此變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少。但這種觀點忽視了人性本身的特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惡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話，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不加節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貪婪，並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西方社會普遍的毒品泛濫和2008年金融海嘯，都是極端自由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

歷史上，人們對“自由與責任”、“個人與集體”、“權利與義務”、“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這些問題的論述總體上還是辯證的。例如，《聯合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中對自由的論述是既強調自由，也強調責任的。從中國人的哲學來看，這些概念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才好。但在美國主導的話語中，講自由、個人、權利等就是正確的，講責任、集體、義務就是壓制民主。這種政治觀點實在是非常膚淺。自由與責任中，一味強調責任確實會被獨裁者濫用，但反過來一味強調自由，也會被各種政客和犯罪分子濫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學家也是辯證地看待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對政治與道德分離的。洛克認定獨立的個體是社會契約的前提，但他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違背文明社會道德準則”的人。依我之觀察，美國的個人主義理念與道德的分離，結果越來越多地損害了美國的整體利益。今天美國社會的毒品、槍支和暴力泛濫。美國還有哪個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國人口還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監獄囚犯人數卻超過了中國。中國理念強調自由與責任的統一有利於扭轉當前西方世界過多強調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國家中立的立場。實際上，你只要看看長期居住在西方的華人，絕大多數華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極端的那種論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賞自由主義的海外華人，他們真正喜歡的還是過去那種經典的、倫理化的自由主義論述，他們很難接受今天西方社會那種極端自由主義。華人在西方的相對成功與他們既長於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又能堅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分不開的。

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對這類問題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如英國前文化大臣克裏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指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是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義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另一條路是……建設一個個人通過自我完善、孜孜以求、樂觀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認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也指出美國社會已在走向“巴爾幹化”，即極端個人主義使西方社會走向不斷的分裂。德國政治學家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來》一書中也指出：“今天廣泛存在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謀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導致連人究竟還有沒有能力履行當父母所應有的任務和義務都成了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觀點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比方說，在很多國家，維持社會穩定本身就是保護人權的最重要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百年穩定，非洲的現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穩定。沒有穩定，根本就不可能有發展，人權也遲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講維持穩定，美國就說你要搞專制，這實在是荒謬的。穩定可以是專制獨裁的結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結果，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良政，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定，不能由美國人來界定。西方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人權觀背後往往是自己戰略利益的考量，結果把很多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後只能由西方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來收拾殘局。其實，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從就學擇業到飲食男女，從住房買賣到養生休閑，從媒體言論到文化生活，中國人的自由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寬廣。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思考我們在自由的問題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邀請我介紹中國變革的理念與戰略，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位學者問我中國新聞業以後會不會像西方一樣開放。我說：“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開放都有一個度。比方說，美國不允許播放本·拉登的講話，英國不允許歌頌希特勒，日本不允許批評天皇，泰國不允許開國王的玩笑，所以在新聞自由的問題上，各國的差異主要是一個度的問題。也許中國媒體在某些方面開放度還不如你們，但總體上中國的新聞自由度越來越大，而且這種開放度還會隨著國家自信心增強而越來越大。但是面對未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我認為不會。西方媒體有不少自己的長處，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但在幾個關鍵問題上，似乎處理得並不理想，所以我們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體如何解決自己被商業利益過多控制的問題。西方的媒體幾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結果產生了不少問題。比方說，美國的電視節目，甚至在播放精彩電影的時候，一刻鐘就打斷一次。我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要在中國出現。另外還有涉及公益事業的報道，比方說，中國媒體以與報道奧運會幾乎同樣的篇幅來報道殘奧會，這對於促進中國殘疾人事業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但是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殘奧會的商業價值遠遠低於奧運會。西方媒體報道中，殘奧會幾乎不存在，對它的報道大概連奧運會的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個人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它大大促進了中國普通民眾對殘疾人事業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殘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這類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問題。

其次，從西方對中國的報道來看，我覺得西方媒體始終未能解決一個價值偏見的問題。以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臺為例，凡提及中國的政治新聞，主持人總不忘提醒受眾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或者“共產黨國家”。坦率地說，這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報道西方的水平。那個時候新聞一提到西方，總要加上“資本主義”之類形容詞，結果大大影響了受眾對西方的真實了解。

我本人並不反對西方媒體著重報道中國的消極面。講句公道話，西方媒體報道自己國內新聞時，也是以消極報道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體報道本國消極面的時候，比較註意核對事實，而報道中國時，則顯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視了一些起碼的職業操守。比方說，西方媒體報道2008年的拉薩暴亂，都采用了尼泊爾警察毆打藏民的照片和畫面，然後說中國軍人在毆打藏人。為什麽報道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為什麽報道錯了之後，絕大部分媒體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覺得這裏恐怕還有個文化傲慢的問題。

第三，我把西方對中國的報道方法概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就是說你們對中國某一事件的報道和描述可能還算準確，但你們對中國各種報道綜合起來給人的總體印象往往是謬誤的，或者說與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感受差別極大。為什麽你們的新聞自稱是客觀的和自由的，但最後造成的總體印象會如此荒謬呢？這裏恐怕有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註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英國廣播公司對英國和美國的電視觀眾作了調查，結果發現60%的觀眾認為中國人民是“受壓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憐這些英國廣播公司的受眾，他們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客觀與全面的資訊。我說虧得中國今天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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