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種政治話語的崛起 (2)
關燈
小
中
大
選，怎麽能有合法性？我則反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麽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裏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麽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是今天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法國漢學家西裏爾·雅瓦裏（Cyrille J-D Javary）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是個好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已經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精英團隊和梯隊。雖然從全國範圍來看，在落實政績合法性上仍有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斷改進，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政績合法性的困境在於萬一政績不好，比方說出現了經濟危機，合法性就會喪失。其實事情不那麽簡單。中國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過去有政績，現在也在認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改正。其實，努力克服各種危機的過程本身就是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最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這種合法性觀念對於自己的領導人的要求明顯高於西方人的理念，因為其特點是程序與政績都很重要，而且兩者相比之下，政績更為重要，這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高度務實的文化特點。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但中國政績合法性的理念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否則就得退學。從長遠來看，一個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將競爭不過一個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個只知道“選舉”的國家也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國家。這也正是中國“民心”理念和“選賢任能”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
7.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因為我們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千年古訓，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梁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但在我們歷史的某些階段，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閉關自守和閉門鎖國，結果導致了國家的落後和衰敗。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又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方位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的口號是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學習制度，下至無數職員忙著給自己“充電”，都展示了中國人好學不倦的學習精神。中國人兼收並蓄，從善如流，好的東西我都要學。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股票市場到證券市場，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從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了消化和創新，這一切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更為寶貴的是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采眾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我們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我們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采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國際金融浩劫。我們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我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惟有不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理念對當今這個世界的啟迪。
8.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國理念。中國古書《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諧”由“中道”觀念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種理念使中國避免了歐洲上千年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這些戰爭曾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極端，而是走一條告別折騰的穩健改革之路，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再多，大多數中國人認為還是用“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來解決更好。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治理龐大而錯綜覆雜的社會時所信奉的理念。
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經歷了百年動蕩，現在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歡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而中國模式在中國的效果還不錯，所以中國會繼續堅持自己“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也會汲取其他國家的一切好經驗。
“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無疑具有國際意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難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國以和為貴，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柏林墻雖然倒了，但世界窮國富國之間的墻、強國弱國之間的墻、不同宗教之間的墻、不同文明之間的墻卻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民主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造成的，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困境和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人們也日益了解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不智。中國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過“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響這個世界，揭示“唯我獨尊”思維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點破意識形態偏執狂的愚昧，給西方話語霸權畫上一個句號，從而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繁榮與和平。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歡的“價值觀外交”之路，能解決問題嗎？我看很難。這樣做的話，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沖突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世界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全球環境問題也解決不了。西方以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來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證明是一條只會引來更多文明對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而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為消除世界貧困而主張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的政客在自己國家裏得不到選票；為世界環保而推動給本國汽油加稅的政客也得不到選票，靠這種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怎麽可能解決治理世界的這麽多難題呢？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中國智慧。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日之崛起，才會有明天更多的輝煌。但同時我也認為今天任何一個全球問題的解決，光靠西方理念已經不夠了，坦率地說，造成今天諸多全球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實踐，從全球變暖到文明沖突，再到金融危機，都是這樣。這是西方需要認真反省的，否則西方自己的前途、整個世界的前途都不容樂觀。13億中國人通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對於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棘手問題也是有幫助的，對於西方自己認定要進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中國理念豐富了世界的智慧，構成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對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三、不被西方話語忽悠
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說過一句名言：對於一個手中只有榔頭的人，他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釘子。西方手裏就只有一把榔頭，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權”，當然其定義只能由西方一家來界定。西方用這把榔頭到處敲打別人，想以此擺平世界，實現自己政治、經濟等戰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過來，被擊倒者無數，但砸到中國這根釘子的時候，他的榔頭折了。為何折了？一是因為這把榔頭本身的質地不行，釘子還未砸下去，榔頭卻裂開了；二是這根釘子太硬，是五千年歷史鑄成的，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屬。這根釘子就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那份底蘊和自信。其實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好東西，但如何界定這些概念，中國人有話要說，不能隨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國際論壇介紹中國對民主建設的探索。當時，一個美國學者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實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競選，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回應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麽美國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麽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世界帶來多少災難？”他不服氣，問我：“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您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是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爭議。西方主流話語一般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例如，在討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時，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為多黨選舉制度。只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發現這些“民主國家”的民主品質普遍低劣，選來選去，選出來的幾乎都是投機政客，沒有優秀的政治家。這些國家有了名義上的“憲政”和“三權分立”，但無法遏制腐敗，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亂動蕩的國家則很多，西方國家對這撥“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遠。比方說，民主怎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錢還能是民主嗎？花這麽多錢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民主
嗎？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嗎？資本開路，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麽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連奧巴馬總統在其《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也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這種美國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了。以筆者之見，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實際上是民主異化的表現，這導致了許多頗為荒謬的情況。比方說，冰島人投票選出了哈爾德政府，但這個政府治國無方，把國家搞得破產了，這是不是代表了冰島人民的意志？希臘的情況也一樣，民選的政府只知道花錢，搞民粹主義，結果國家也破產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臘人民的意志？陳水扁執政八年貪腐泛濫是不是也代表了臺灣地區人民的意志？法國思想家盧梭兩百多年前對這一類民主曾作過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民自認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但是盧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設計也過於理想化，實踐中難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的內容及其所要服務的價值，民主的內容就是要體現人民的意願，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這個探索的進程遠遠沒有結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進行的政治探索將具有世界意義。
我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國家，如泰國、蒙古、菲律賓、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另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國家，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肯尼亞、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現這樣的結局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非洲大部分國家至今還是部落國家，即人們對自己部落的認同高於對國家的認同，而多黨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強化部落沖突，導致族群分裂，甚至殺戮。阿富汗也是這樣，“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政府形同虛設，人們對自己部落的支持遠遠高於對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對教派（什葉派與遜尼派）和族裔（如庫爾特人）的忠誠也超過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伊拉克是一個只有2 300多萬人口的國家，但這場以推動“民主化”為名義的戰爭已造成了至少十多萬平民喪生（美國至今拒絕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喪生，一個“民主”國家怎麽會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離失所，美國自己的陣亡人數也早已超過4 000，美國鼓噪一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最終也偃旗息鼓、煙消雲散，但留給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災難。
“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內鬥不斷，國無寧日，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亞努克維奇重新上臺，標志著這場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後的格魯吉亞為了南奧塞梯問題竟貿然開戰，迄今尚未從戰敗中喘息過來；“郁金香革命”後的吉爾吉斯斯坦政壇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國家南北分裂加劇，民生非常艱難。2010年4月的暴動和內戰又使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個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國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國統治了二十年，過去二十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後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帶來的傷痛絕不只是肉體的，也是政治的。環顧整個發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通過實行西方模式而成為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這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了解道路的狀況，泥濘的小路汽車就沒法開。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速火車、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後面還應加上一句“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變得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中國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還是回到開頭的那場討論吧。我說中國要大膽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這位美國學者則堅持民主國家就要遵循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個要素（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公民參與），否則就不能算民主國家。我說：“您這叫民主教條主義，南斯拉夫這樣搞，國家就解體了；蘇聯這樣搞，國家也解體了；東歐這樣搞，失望多於希望；第三世界這樣搞，一個比一個糟糕……中國的民主建設會參考西方的經驗，包括這六個要素，但也會大力發掘自己的政治資源，包括在中國有數千年歷史的‘選賢任能’制度。”他問：“你所謂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麽？”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並對他說：“這沒關系。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呢。”
四、“游戲民主”還有沒有戲？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會存有多元的利益，這些利益應該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它們在法治的條件下進行博弈競爭，但是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和鬥爭的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這種模式所需要的法治傳統、游戲規則、龐大的中產階級、比較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鬥爭哲學”往往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盲目采用西方制度，猶如打開潘多拉盒子，後患無窮，整個社會可能因此而陷入永無休止的黨爭和內耗。而西方的一貫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睞的那個政黨，只要這個政黨不上臺，你就不是民主國家，它就要進行幹預，最終可能使你的國家永無安寧之日，現代化事業化為烏有。
如前所述，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為什麽沒有一個公司采用一人一票來選CEO？因為這樣做，公司就要破產；為什麽沒有一支軍隊采用一人一票來選最高指揮官？因為這樣做的軍隊就打不了仗；那麽一個國家搞一人一票會不會破產呢？這樣做而破產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國家比比皆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前對此是這樣解釋的：這種制度預設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樣的權利，結果就是“暴民”政治，要麽選出了壞人，要麽無法容忍好人。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整體文化和教育水準低下，政客往往只需與黑社會勾結就可以掌控多數票源，最後遭殃的還是普通百姓。
那麽為什麽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還不破產呢？其實冰島已經破產，希臘也破產了，還有不少國家處在破產的邊緣。那些還沒有破產的國家過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是搞普選的。英國是18—19世紀的超級大國，到20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總人口90%以上，還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國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了，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對選舉權設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婦女要到30歲才能投票，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有雙重投票權等。
現代化完成後的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與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臺都不大會影響經濟，不大會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這些國家享有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也就是說國家有資本去承受政治內耗了；三是中產階級已經成了社會主體，中產階級傾向穩定；四是西方精英階層通過數百年的政治歷練，已經獲得了掌控國家主要資源和權力（如國會、金融、媒體等）的能力。這些條件滿足後，西方國家才開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礎主要是“鬥爭哲學”，其特點是先把社會分裂成不同的派別，然後通過政黨政治再來進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國家，一個社會一旦分裂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只會變得越來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潰。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則是“和諧哲學”，其特點是“少分裂，多整合”，尋求盡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曾這樣說過：“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游戲民主”，其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講的話無需兌現，選民對此也表示理解，因為這是“競選語言”，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選個演藝明星，選個美女，毫無政績可言，也都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游戲民主”使許多社會變成了空耗大量資源的“選舉社會”。以臺灣地區2009—2012年的選舉為例，先是連著幾個“補選”，後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轄市以及“立委”選舉，然後是2012年3月的大選。這些選舉的關聯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標意義，所以即便是縣一級的選舉也需要全臺灣力量的總動員。有學者估計，在臺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內只有一年七個月的“無選舉階段”。更多的人則幹脆把臺灣稱為一年365天都在選舉的“選舉社會”。
“游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質化。歐盟驚訝整個東歐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沒有選出過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裏，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國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沖突和戰亂。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領導無方，結果美國的國運便直線下降，還成了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世界也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南歐的“笨豬四國”也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政客們只知一味討好選民，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這些國家一度都相當風光，但僅僅一代紈絝子弟就把國庫弄了個精光。
亞洲兩個擺脫了這種政治平庸化的政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和中國的執政黨。它們的特點都是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和拒絕平庸化。現在看來，這兩個政黨應該是世界上行政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所以才創造了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世界奇跡。而按照西方標準改造的亞洲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會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備整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現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資本驅動的問題。不少西方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於2010年3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存在缺陷的美國政治模式幫助了中國”的文章，表示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國模式挑戰的擔憂。他這樣寫道：
在參議院，多數派的決定總是遭遇阻礙。最高法院已經裁定，大筆金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們的選舉。你以為邊境之外沒人會註意到這些嗎？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可曾意識到，我們現在的勁敵中國正在嘲笑我們的民主沒有能力創造就業崗位來恢覆經濟，並且將這作為威權主義優越性的證據。《中國日報》本月援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的話評論了我們政治體系的缺陷。李飛說，西方式的選舉是富人的游戲，他們受到候選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資金的影響，設法贏得大選的人很可能站在他們黨派或資助人的立場上行事。李的觀點是有力的，因為它相當——盡管不是完全——正確。美國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於證明這些話的正確性。最高法院1月份的一項裁決允許各個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資於選戰。這聽起來似乎是有意要驗證李的觀點。參議院出現機能失調，導致多數派的決策屢屢受挫。這是在全世界面前對我們民主價值觀的嘲弄。在同中國的激烈角逐中，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們不這麽做，那麽，中國將會贏。
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Nathan Gardels）則使用了“消費者民主”這個概念來形容今天美國民主的特點。所謂“消費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種極為短視的“減肥可樂式的文化”，一種“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裏；既要消費又不儲蓄”的民主制度。這個概念與我提出的“游戲民主”有異曲同工之處。內森·加德爾承認美國這種民主制度已無法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2010年1月27日，他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
中國數千年形成的“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是今天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法國漢學家西裏爾·雅瓦裏（Cyrille J-D Javary）曾這樣說過：“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層是通過選拔產生的“文人儒臣”，現在是通過選拔產生中共領導層。中國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經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是個好思路。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我們已經在整個體制內推行了以政績合法性為基礎的“選賢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夠致力於民族長遠和整體利益的精英團隊和梯隊。雖然從全國範圍來看，在落實政績合法性上仍有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斷改進，但從總體上看，中國把扶貧、環保（現在開始變得日益重要）等指標列為官員晉升的關鍵標準，這是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政績合法性的困境在於萬一政績不好，比方說出現了經濟危機，合法性就會喪失。其實事情不那麽簡單。中國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過去有政績，現在也在認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錯誤，也可以改正。其實，努力克服各種危機的過程本身就是政績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最好時機。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人的這種合法性觀念對於自己的領導人的要求明顯高於西方人的理念，因為其特點是程序與政績都很重要，而且兩者相比之下，政績更為重要，這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高度務實的文化特點。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很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反而是無所謂的。但中國政績合法性的理念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否則就得退學。從長遠來看，一個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將競爭不過一個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個只知道“選舉”的國家也將競爭不過一個能夠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國家。這也正是中國“民心”理念和“選賢任能”理念的國際意義所在。
7.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學習的民族，因為我們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千年古訓，我們有程門立雪、懸梁刺股、囊螢夜讀等無數傳說典故。但在我們歷史的某些階段，由於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們閉關自守和閉門鎖國，結果導致了國家的落後和衰敗。但從1978年開始，我們又重新打開國門，走上了全方位開放之路，中國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現了巨大的學習能力和適應挑戰的能力。
中國的口號是建立學習型社會、創新型國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學習制度，下至無數職員忙著給自己“充電”，都展示了中國人好學不倦的學習精神。中國人兼收並蓄，從善如流，好的東西我都要學。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選擇地借鑒別人的經驗：從經濟特區的建設到市場經濟的形成，從企業管理到政府運作，從股票市場到證券市場，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從高速公路到高速鐵路，可以說在我們所有的行業，所有的領域，所有的部門，都借鑒了其他國家的好經驗、好方法，並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了消化和創新，這一切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更為寶貴的是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采眾長、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我們保持了國家對主要銀行的控股，我們在開放資本市場問題上采取了謹慎的態度，結果是我們成功地進行了國有銀行體制的改革，同時避免了國際金融浩劫。我們擁抱了信息技術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我們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變成了一個大規模的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的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歷史的終點，結果驕傲使人落後，特別是美國，連續八年國運直線下降，並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歐洲多數國家也面臨體制僵化、嚴重缺乏活力等難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不具備學習和創新能力，只知道跟著西方話語走，結果導致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斷，從菲律賓到泰國，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烏克蘭到格魯吉亞都是這樣。在當今這個競爭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個民族惟有不斷地學習、兼收並蓄、推陳出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中國理念對當今這個世界的啟迪。
8.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
“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國理念。中國古書《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諧”由“中道”觀念衍生而來。“和諧中道”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有原則地“求大同、存小異”，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這種理念使中國避免了歐洲上千年的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這些戰爭曾幾乎把西方文明毀於一旦。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極端，而是走一條告別折騰的穩健改革之路，中國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當然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再多，大多數中國人認為還是用“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來解決更好。這也是歷史上中國人治理龐大而錯綜覆雜的社會時所信奉的理念。
中國拒絕西方的對抗性政治，並大力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共同之處，極力化解社會迅速變革帶來的各種矛盾。西方模式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經歷了百年動蕩，現在更強調社會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歡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極低，而中國模式在中國的效果還不錯，所以中國會繼續堅持自己“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也會汲取其他國家的一切好經驗。
“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無疑具有國際意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治理的難題日益增多，從反恐到全球變暖，從環境治理到消除貧困，從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國以和為貴，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應對這些挑戰。柏林墻雖然倒了，但世界窮國富國之間的墻、強國弱國之間的墻、不同宗教之間的墻、不同文明之間的墻卻越來越高了。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西方民主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造成的，但是隨著伊拉克戰爭困境和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人們也日益了解了這種原教旨主義的不智。中國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過“和諧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響這個世界，揭示“唯我獨尊”思維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災難，點破意識形態偏執狂的愚昧，給西方話語霸權畫上一個句號，從而為世界贏得更多的公正、繁榮與和平。
如果不走這條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歡的“價值觀外交”之路，能解決問題嗎？我看很難。這樣做的話，西方和伊斯蘭的文明沖突的問題就解決不了，世界貧困問題也解決不了，全球環境問題也解決不了。西方以基督教傳教士的精神來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證明是一條只會引來更多文明對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個政客只對本國的部分選民負責，而不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負責，為消除世界貧困而主張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的政客在自己國家裏得不到選票；為世界環保而推動給本國汽油加稅的政客也得不到選票，靠這種過分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制度安排，怎麽可能解決治理世界的這麽多難題呢？解決這些難題需要中國智慧。中國從全世界，包括從西方，汲取
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國今日之崛起，才會有明天更多的輝煌。但同時我也認為今天任何一個全球問題的解決，光靠西方理念已經不夠了，坦率地說，造成今天諸多全球問題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實踐，從全球變暖到文明沖突，再到金融危機，都是這樣。這是西方需要認真反省的，否則西方自己的前途、整個世界的前途都不容樂觀。13億中國人通過三十多年實踐證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對於解決當今世界的許多棘手問題也是有幫助的，對於西方自己認定要進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參考意義。中國理念豐富了世界的智慧，構成中國政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對中國和世界實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三、不被西方話語忽悠
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說過一句名言：對於一個手中只有榔頭的人，他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釘子。西方手裏就只有一把榔頭，它的名字叫“民主、自由、人權”，當然其定義只能由西方一家來界定。西方用這把榔頭到處敲打別人，想以此擺平世界，實現自己政治、經濟等戰略利益的全球整合。只是一路敲打過來，被擊倒者無數，但砸到中國這根釘子的時候，他的榔頭折了。為何折了？一是因為這把榔頭本身的質地不行，釘子還未砸下去，榔頭卻裂開了；二是這根釘子太硬，是五千年歷史鑄成的，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稀有金屬。這根釘子就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就是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的那份底蘊和自信。其實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好東西，但如何界定這些概念，中國人有話要說，不能隨便被西方忽悠。
我曾在比利時一個國際論壇介紹中國對民主建設的探索。當時，一個美國學者不容置疑地對我說：“實行民主，就要采用一人一票的競選，否則就不是民主國家。”我回應他：“如果您這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那麽美國1965年黑人獲得投票權之前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表情有點驚訝，顯然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說：“其實，我擔心的並不是您對民主的這種過分狹隘的解釋，而是擔心您這種民主教條主義的態度。難道您不知道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是怎麽破產的？難道您不知道民主教條主義給世界帶來多少災難？”他不服氣，問我：“丘吉爾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您不知道嗎？”我說：“丘吉爾這番話是他1947年在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講的，他本人則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他一直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了。”
如何界定民主，世界上一直很有爭議。西方主流話語一般把民主界定為“程序民主”。例如，在討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時，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幾乎沒有例外地把民主界定為多黨選舉制度。只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發現這些“民主國家”的民主品質普遍低劣，選來選去，選出來的幾乎都是投機政客，沒有優秀的政治家。這些國家有了名義上的“憲政”和“三權分立”，但無法遏制腐敗，民生得到改善的也不多，陷入混亂動蕩的國家則很多，西方國家對這撥“民主化”也大失所望。
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也相差甚遠。比方說，民主怎麽要花這麽多錢？花這麽多錢還能是民主嗎？花這麽多錢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民主
嗎？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嗎？資本開路，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麽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連奧巴馬總統在其《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也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這種美國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了。以筆者之見，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此外，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實際上是民主異化的表現，這導致了許多頗為荒謬的情況。比方說，冰島人投票選出了哈爾德政府，但這個政府治國無方，把國家搞得破產了，這是不是代表了冰島人民的意志？希臘的情況也一樣，民選的政府只知道花錢，搞民粹主義，結果國家也破產了，這是不是也代表了希臘人民的意志？陳水扁執政八年貪腐泛濫是不是也代表了臺灣地區人民的意志？法國思想家盧梭兩百多年前對這一類民主曾作過這樣的評述：“英國人民自認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但是盧梭自己提出的民主設計也過於理想化，實踐中難以操作。
持平地看，比較理想的民主應該是“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結合，但首先是“實質民主”，即體現民主的內容及其所要服務的價值，民主的內容就是要體現人民的意願，民主的價值就在於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高品質的生活，而民主的程序和形式應該由各國根據自己的民情和國情來探索，這個探索的進程遠遠沒有結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今天進行的政治探索將具有世界意義。
我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從希望到失望的國家，如泰國、蒙古、菲律賓、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另一類是從希望到絕望的國家，如剛果民主共和國、肯尼亞、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出現這樣的結局有諸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還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非洲大部分國家至今還是部落國家，即人們對自己部落的認同高於對國家的認同，而多黨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往往是強化部落沖突，導致族群分裂，甚至殺戮。阿富汗也是這樣，“民主”選舉出來的中央政府形同虛設，人們對自己部落的支持遠遠高於對中央政府的支持。伊拉克人對教派（什葉派與遜尼派）和族裔（如庫爾特人）的忠誠也超過對中央政府的忠誠。伊拉克是一個只有2 300多萬人口的國家，但這場以推動“民主化”為名義的戰爭已造成了至少十多萬平民喪生（美國至今拒絕公布多少伊拉克平民喪生，一個“民主”國家怎麽會如此缺少透明度呢？）、八分之一的百姓流離失所，美國自己的陣亡人數也早已超過4 000，美國鼓噪一時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最終也偃旗息鼓、煙消雲散，但留給伊拉克人民的是流血和災難。
“橙色革命”後的烏克蘭，內鬥不斷，國無寧日，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國家經濟瀕臨崩潰，2010年，被“橙色革命”推翻的亞努克維奇重新上臺，標志著這場橙色革命黯然褪色；“玫瑰革命”後的格魯吉亞為了南奧塞梯問題竟貿然開戰，迄今尚未從戰敗中喘息過來；“郁金香革命”後的吉爾吉斯斯坦政壇陷入了無休止的黨爭，國家南北分裂加劇，民生非常艱難。2010年4月的暴動和內戰又使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小國前途不定。海地也是一個例子。海地曾被“民主”的法國殖民，又被“民主”的美國統治了二十年，過去二十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後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海地2010年大地震帶來的傷痛絕不只是肉體的，也是政治的。環顧整個發展中世界，我根本找不到一個非西方國家通過實行西方模式而成為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這就像說汽車是個好東西，因為汽車比馬車跑得快，誰都懂這個道理，但我們還要了解道路的狀況，泥濘的小路汽車就沒法開。另外，比汽車跑得更快的交通工具還有很多，如高速火車、磁懸浮、飛機等，人類還會有新的創新。所以“民主是個好東西”後面還應加上一句“優質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變得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中國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還是回到開頭的那場討論吧。我說中國要大膽探索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這位美國學者則堅持民主國家就要遵循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提出的六個要素（選舉產生官員、自由定期選舉、言論自由、多種信息來源、獨立社團、公民參與），否則就不能算民主國家。我說：“您這叫民主教條主義，南斯拉夫這樣搞，國家就解體了；蘇聯這樣搞，國家也解體了；東歐這樣搞，失望多於希望；第三世界這樣搞，一個比一個糟糕……中國的民主建設會參考西方的經驗，包括這六個要素，但也會大力發掘自己的政治資源，包括在中國有數千年歷史的‘選賢任能’制度。”他問：“你所謂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麽？”我說：“我們還在探索，但是其核心內容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他搖頭說：“西方不會承認這種民主。”我笑了，並對他說：“這沒關系。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今天，西方還是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是不是要等到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候，你們再來承認？在民主問題上也一樣，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驗和實踐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時候還真不知道誰承認誰呢。”
四、“游戲民主”還有沒有戲？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另一個理論基礎是社會存有多元的利益，這些利益應該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它們在法治的條件下進行博弈競爭，但是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和鬥爭的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這種模式所需要的法治傳統、游戲規則、龐大的中產階級、比較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發展中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鬥爭哲學”往往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盲目采用西方制度，猶如打開潘多拉盒子，後患無窮，整個社會可能因此而陷入永無休止的黨爭和內耗。而西方的一貫做法是只支持它自己青睞的那個政黨，只要這個政黨不上臺，你就不是民主國家，它就要進行幹預，最終可能使你的國家永無安寧之日，現代化事業化為烏有。
如前所述，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為什麽沒有一個公司采用一人一票來選CEO？因為這樣做，公司就要破產；為什麽沒有一支軍隊采用一人一票來選最高指揮官？因為這樣做的軍隊就打不了仗；那麽一個國家搞一人一票會不會破產呢？這樣做而破產的例子在第三世界國家比比皆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兩千多年前對此是這樣解釋的：這種制度預設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樣的權利，結果就是“暴民”政治，要麽選出了壞人，要麽無法容忍好人。一些發展中國家因為整體文化和教育水準低下，政客往往只需與黑社會勾結就可以掌控多數票源，最後遭殃的還是普通百姓。
那麽為什麽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還不破產呢？其實冰島已經破產，希臘也破產了，還有不少國家處在破產的邊緣。那些還沒有破產的國家過去也不搞一人一票，它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是搞普選的。英國是18—19世紀的超級大國，到20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總人口90%以上，還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國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了，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對選舉權設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婦女要到30歲才能投票，牛津劍橋的畢業生有雙重投票權等。
現代化完成後的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與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臺都不大會影響經濟，不大會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這些國家享有了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人均資源，也就是說國家有資本去承受政治內耗了；三是中產階級已經成了社會主體，中產階級傾向穩定；四是西方精英階層通過數百年的政治歷練，已經獲得了掌控國家主要資源和權力（如國會、金融、媒體等）的能力。這些條件滿足後，西方國家才開始搞一人一票的。
西方民主的基礎主要是“鬥爭哲學”，其特點是先把社會分裂成不同的派別，然後通過政黨政治再來進行整合，但是在非西方國家，一個社會一旦分裂之後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只會變得越來越分裂，甚至走向崩潰。中國政治文化的基礎則是“和諧哲學”，其特點是“少分裂，多整合”，尋求盡可能廣泛的社會共識。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曾這樣說過：“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游戲民主”，其特點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講的話無需兌現，選民對此也表示理解，因為這是“競選語言”，只要有助於打勝選戰就行；選個演藝明星，選個美女，毫無政績可言，也都順理成章、無可非議。
“游戲民主”使許多社會變成了空耗大量資源的“選舉社會”。以臺灣地區2009—2012年的選舉為例，先是連著幾個“補選”，後是2010年年底的五大直轄市以及“立委”選舉，然後是2012年3月的大選。這些選舉的關聯度很高，都具有政治指標意義，所以即便是縣一級的選舉也需要全臺灣力量的總動員。有學者估計，在臺灣領導人馬英九的政治日程上，四年任期內只有一年七個月的“無選舉階段”。更多的人則幹脆把臺灣稱為一年365天都在選舉的“選舉社會”。
“游戲民主”使許多國家的民主品質迅速走向平庸化和劣質化。歐盟驚訝整個東歐二十年民主化竟然沒有選出過一位政治家；第三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裏，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國家也往往因此而陷入沖突和戰亂。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領導無方，結果美國的國運便直線下降，還成了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和重災區，世界也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南歐的“笨豬四國”也相繼出現了財務危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政客們只知一味討好選民，結果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老百姓來買單。這些國家一度都相當風光，但僅僅一代紈絝子弟就把國庫弄了個精光。
亞洲兩個擺脫了這種政治平庸化的政黨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和中國的執政黨。它們的特點都是能夠超越黨派之爭和拒絕平庸化。現在看來，這兩個政黨應該是世界上行政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所以才創造了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世界奇跡。而按照西方標準改造的亞洲政黨都毫無例外地政治平庸化了，只能代表社會的部分利益和部分派系，都不具備整合社會整體利益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也普遍出現了政治平庸化和高度資本驅動的問題。不少西方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羅德·邁耶森（Harold Meyerson）於2010年3月3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存在缺陷的美國政治模式幫助了中國”的文章，表示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退化和中國模式挑戰的擔憂。他這樣寫道：
在參議院，多數派的決定總是遭遇阻礙。最高法院已經裁定，大筆金錢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我們的選舉。你以為邊境之外沒人會註意到這些嗎？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可曾意識到，我們現在的勁敵中國正在嘲笑我們的民主沒有能力創造就業崗位來恢覆經濟，並且將這作為威權主義優越性的證據。《中國日報》本月援引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的話評論了我們政治體系的缺陷。李飛說，西方式的選舉是富人的游戲，他們受到候選人能夠利用的資源和資金的影響，設法贏得大選的人很可能站在他們黨派或資助人的立場上行事。李的觀點是有力的，因為它相當——盡管不是完全——正確。美國很多保守派的行事方式似乎是在急於證明這些話的正確性。最高法院1月份的一項裁決允許各個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資於選戰。這聽起來似乎是有意要驗證李的觀點。參議院出現機能失調，導致多數派的決策屢屢受挫。這是在全世界面前對我們民主價值觀的嘲弄。在同中國的激烈角逐中，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們不這麽做，那麽，中國將會贏。
美國政治學者、《新觀點季刊》主編內森·加德爾（Nathan Gardels）則使用了“消費者民主”這個概念來形容今天美國民主的特點。所謂“消費者民主”指的就是一種極為短視的“減肥可樂式的文化”，一種“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裏；既要消費又不儲蓄”的民主制度。這個概念與我提出的“游戲民主”有異曲同工之處。內森·加德爾承認美國這種民主制度已無法適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2010年1月27日，他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這樣寫道：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