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種政治話語的崛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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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迷信西方話語的代價
一位俄羅斯學者曾對我說過，1980年代後期，俄羅斯絕大多數的知識和政治精英都認同了西方話語。一些人甚至公開說，讓美國把蘇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都沒有關系，因為讓美國來殖民，蘇聯就可以轉變成美國的政治制度，並迅速成為一個發達富裕的國家。蘇共當時思想嚴重僵化，幹部隊伍暮氣沈沈，政治體制毫無活力，經濟困難危機四伏，整個國家人心思變。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勝過了蘇聯。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Anatoly Adamishin）寫的一本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裏感到美國人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他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而改善人權，並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蘇聯的垮臺有種種原因，沒有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無疑是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後來的結果卻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經濟走向崩潰，國家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親自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這個要求被美國婉拒，隨後就是蘇聯的轟然崩潰。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指導下推動“休克療法”，結果換來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腐敗也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我們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執迷於西方政治話語，至今還認為西方標準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接近，最終達到西方標準。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中國能盡快融入西方國家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臺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幹脆發飆：北約先是要借你的車庫，然後要借你的臥室，最後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也類似。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南斯拉夫知識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天真地以為只要實行所謂多黨制、言論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卻是內戰全面爆發，國家迅速崩潰，二十多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釀成了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大多數南斯拉夫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最後整個國家就會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麽可能會終於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海嘯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現在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本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共同探索和建構“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和戰略，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二、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註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我曾於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註：“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註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膽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雲亦雲，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麽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麽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麽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麽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麽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麽臺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麽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臺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麽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麽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2.民生為大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裏，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著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大差別。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饑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著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3.整體思維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著這個戰略。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幾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麽事都喜歡從個體入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入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與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麽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采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入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入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個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但是整個印度扶貧事業迄今卻沒有多少起色。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較強的整體思維能力，因為它們的資源緊張，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發展目標，如果沒有一種整體出發的、分輕重緩急的發展戰略，它們的現代化事業很難成功。
西方哲學強調個體，中國哲學強調整體，兩者本來完全可以互補，就像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這樣可以深化我們對世界事物的認識。中國已從西方強調個人的理念中獲益匪淺，西方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強調整體的理念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政客短視的問題。西方政客往往只關心部分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視民眾和世界的整體利益；往往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和任期之內的事，而忽視更加長遠的問題。如果這種短視繼續有增無減，那麽處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就會非常困難。在當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的整體思維，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人做事講究通盤考慮，講究一個度，講究動態平衡，講究解決問題的最佳火候和時機。這些智慧對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面臨的許多難題都有積極的意義。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帶來過諸如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等問題，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中國情況則不同，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往往都和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中國傳統中人們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歷史上，由於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協調和治理；幅員遼闊還意味著中國各種地方和部門利益比一般國家覆雜百倍，這也需要一個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來協調。
中國從秦始皇時期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各級官員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襲，科舉制度也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些都比歐洲早了1 500、1 600年，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強勢政府有其內在的動力，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也有數千年的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傳統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中國鄧小平比蘇聯戈爾巴喬夫棋高一著的地方就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優點，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並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服務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竈，重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作，談何容易，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臺，才開始理出一點頭緒。即使像波蘭這樣轉型比俄羅斯更為順利的國家，轉型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未能夠把總統和總理的權限劃分清楚。中國的做法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中國在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領導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連美國這樣一個一貫懷疑政府作用的國家，也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幹預，難怪有人戲稱：美國開始走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在一個游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發展不起來，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在那裏談論要實現教科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幹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他們似乎不了解今天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無數個虎視眈眈的西方投機大鱷，從石油到糧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領域，他們都在那裏興風作浪，究竟在多少領域有“完全競爭的市場”？稍有不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可能就被他們吞噬。強勢政府使中國的社會和市場有了一個比較有效的保護層。
不久前，歐盟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斯·迪馬斯（Stavros Dimas）在談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承認：考慮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等於是打一場戰爭，政府須發揮更大的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的作用和作為，很像指揮一個接一個的戰役，我們打了農業改革的戰役，打了建立特區的戰役，打了沿海城市開放的戰役，打了浦東開發的戰役，打了加入世貿組織及其相關的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戰役，打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戰役，現在正在打經濟轉型的戰役，正是這一連串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中國今天崛起的基礎。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解決好廉潔自律的問題上，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系等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存有許多問題，仍需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理念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關於“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但筆者認為回歸常識判斷就能理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其實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懂得這個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其基本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國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中國人也喜歡套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政治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同時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和專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麽簡單分類，那麽民主制度選出了希特勒該怎麽解釋？西方認為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遠遠超過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又該怎麽解釋？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更為中性，更有詮釋力，同時又能把世界政治簡化為兩大類的概念，我認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談中國模式時，一位印度學者曾問我：“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
“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麽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格魯吉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
換言之，中國人從自己“實事求是”的理念出發，強調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這對於只強調“形式”和“程序正確”的西方“民主與專制”話語是一種顛覆，一種範式變化（paradym shift），這也更符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國人認為無論是什麽制度，最終都必須體現在是否能夠實現良政上，體現在自己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之上，並認為這才是民主的實質。西方的主流觀點往往認為形式正義就會自動產生實質正義，這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中國認為實現民主的最佳途徑是由實質正義衍生出適合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程序正義。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要能夠放棄冷戰思維，我們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早已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簡單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自由與集中的辯證關系。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國家治理的手段，關鍵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
中國人的這種理念也從本質上否定了那種十分幼稚的“歷史終結論”。世界各國都在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各種體制創新。第三世界體制創新的任務固然繁重，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任務也不輕：冰島和希臘都破產了，不政治改革行嗎？美國這麽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金
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政府及其體制不改革行嗎？總之，我的觀點是“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的“良政”，應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要爭取達到的目標。
6.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也是獨特的：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民心向背”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正因為有這麽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合法性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中央政權這種從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更為顯著突出的地位，而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傳統。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發生在中央政權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期待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總是民意的主流，這與我們“文明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傳承有關，這也為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
有些人認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見的現象，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經歷了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西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統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學者潘維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中國歷史上，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做事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的朝代延續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的整個歷史，一個朝代及其儒家執政集團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喪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是一個新朝代與新的儒家執政集團，天命的時間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覆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而是認為“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中國“民心”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麽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雕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一位歐洲學者當時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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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俄羅斯學者曾對我說過，1980年代後期，俄羅斯絕大多數的知識和政治精英都認同了西方話語。一些人甚至公開說，讓美國把蘇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都沒有關系，因為讓美國來殖民，蘇聯就可以轉變成美國的政治制度，並迅速成為一個發達富裕的國家。蘇共當時思想嚴重僵化，幹部隊伍暮氣沈沈，政治體制毫無活力，經濟困難危機四伏，整個國家人心思變。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勝過了蘇聯。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Anatoly Adamishin）寫的一本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裏感到美國人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他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而改善人權，並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蘇聯的垮臺有種種原因，沒有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無疑是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後來的結果卻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經濟走向崩潰，國家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親自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這個要求被美國婉拒，隨後就是蘇聯的轟然崩潰。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指導下推動“休克療法”，結果換來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腐敗也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我們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執迷於西方政治話語，至今還認為西方標準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接近，最終達到西方標準。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中國能盡快融入西方國家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臺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幹脆發飆：北約先是要借你的車庫，然後要借你的臥室，最後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也類似。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南斯拉夫知識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天真地以為只要實行所謂多黨制、言論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卻是內戰全面爆發，國家迅速崩潰，二十多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釀成了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大多數南斯拉夫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最後整個國家就會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麽可能會終於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海嘯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現在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本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共同探索和建構“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和戰略，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二、可能影響世界的中國理念
一個國家的政治話語非常重要，而政治話語的核心是理念。中國迅速崛起雖然引人註目，但中國崛起背後的理念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少人甚至認為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並沒有產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認為中國還處在過渡階段，最終還是要全盤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認為，中國這種“文明型大國”的崛起過程就是一個不斷產生理念的過程。
我曾於2009年10月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撰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成功背後的八個理念”的評論。文章發表時，《紐約時報》的編輯特地加了一個題註：“西方最好還是研究一下中國戲劇般崛起背後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雖然對中國仍懷有難以擺脫的偏見，但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始關註中國理念了。中國學人對中國理念的研究更應該有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沒有理念上的崛起，一個民族是無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國理念是：實事求是、民生為大、整體思維、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兼收並蓄與推陳出新、和諧中道與和而不同。雖然中國理念還有很多，但我認為如果能夠把這些理念闡述清楚，我們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國迅速崛起背後的關鍵思想以及它們對世界可能產生的影響。
1.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理念最早見於《漢書·河間獻王傳》，指一種做學問的誠實態度，後來的明清時代又形成了“實學”，強調通過對事物本身的探索來發現規則，英文則把這個概念翻譯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毛澤東把這個理念定為中國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理念，並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理念使中國擺脫了東、西方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這個理念與歐洲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處，雙方都因此而擺脫了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並都推動了各自劃時代的工業革命。但兩者也有差異：“實事求是”是中國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互動的產物，避免了過去西方理性主義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等歷史局限，強調了一切理性活動都需要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而檢驗的標準是這些活動是否有利於人民的整體利益。正因如此，在“實事求是”指導下的中國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沒有像歐洲崛起那樣給世界帶來戰爭，而是帶來了和平與發展的大量機遇。這個理念使中國成了世界上意識形態偏見最少的國家之一，使中國能大膽地借鑒別國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方方面面的進步。
中國人從對事實的檢驗中發現：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蘇聯集權模式沒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沒有成功，因而決定大膽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縛中國發展的各種制度和做法，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並非完美無缺，但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確實取得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成就。
“實事求是”對於世界的意義在於：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雲亦雲，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麽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麽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麽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麽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麽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麽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為什麽臺灣地區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麽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臺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麽東歐“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屬於最差的地區之一，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麽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總之，信奉“實事求是”的人，頭腦是清醒的，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
2.民生為大
如前所述，中國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中國人還說，悠悠萬事，民生為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貧困，努力改善民生，這是一個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國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方面，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中國“民生為大”的理念糾正了西方人權觀念長期存在的一個偏差，即只重視公民政治權，不重視民生權。追溯其歷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為歐洲18世紀啟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等人權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是當時新興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個年代裏，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奴隸貿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慘的貧困發生在殖民地，不在歐洲。今天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但世界人口的一半還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繼續這種偏差是說不過去的。
“民生為大”還意味著在所有人權中，應該優先推動與民生有關的權利。美國從不認為消除貧困是人權問題。歐洲最多把消除貧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權的障礙。而對於中國，這不僅是一個人權問題，而且是一個核心人權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實踐中已經這樣做了，而且還將繼續這樣做。中國模式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績大大好於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雙方在認知上的這種巨大差別。
世界上仍然有約30億人飽受戰亂、赤貧、饑餓、基本生活品匱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大都無法解決好民生這一基本問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中國模式來之不易。隨著時間推移，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會從中國模式中取經。坦率地說，不是中國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價，而是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實在太差，使大多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脫貧的希望。
3.整體思維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比較強，所以中國人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中國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主張統籌思考，辨證認知，標本兼治。整體思維的出發點是整體包含了部分，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由於這種整體思維觀，中國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並一步一步地實現著這個戰略。
中國人的整體觀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嚴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在西方幾乎完全屬於個人價值範疇，但是在中國文化中，這些價值往往與國家安康的信念緊密相連。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戰亂，人民把確保“天下太平”和“國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個稱職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職。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家庭倫理又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傳統，使得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把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尊嚴看得很重，並認為這與個人安全、幸福、自由、尊嚴密不可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相對成功表明，一種歷史形成的傳統，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總是有利有弊，關鍵是要學會趨利避害。中國這種把國家與個人看作一個整體的理念只要運用得當，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西方人做什麽事都喜歡從個體入手，因為它有個人主義的傳統。如果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可能只能永遠在西方後面爬行。我們發揮了自己的長處，從整體入手來促進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我們創造的奧運模式不僅使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奧運戰績，而且也推動了無數中國人熱心地參與到體育、健身和公益事業中。我們舉辦殘奧的模式也推動了無數中國殘疾人個人權利的改善。我們主辦世博會的模式也是如此。我們通過以整體為出發點的努力，既帶動了城市建設理念的跨越式進步，又使無數個人更好地了解了什麽是低碳環保的城市生活。
總之，在推動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中國采用從整體出發，推及個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過個人主義的理念和方法更為有效。我甚至可以說，兩種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別大概就是鄧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許多扶貧善事，並因此而獲得了諾貝爾獎）的方法之間的差別，鄧小平的方法是從整體入手，逐漸惠及個人，特雷莎的方法是從個體入手，逐漸感動整體；鄧小平的方法使近4億個人脫離了赤貧，獲得了更多的尊嚴、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個人，也感動了無數的人，但是整個印度扶貧事業迄今卻沒有多少起色。發展中國家特別需要較強的整體思維能力，因為它們的資源緊張，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發展目標，如果沒有一種整體出發的、分輕重緩急的發展戰略，它們的現代化事業很難成功。
西方哲學強調個體，中國哲學強調整體，兩者本來完全可以互補，就像看到樹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樹木，這樣可以深化我們對世界事物的認識。中國已從西方強調個人的理念中獲益匪淺，西方其實也可以從中國強調整體的理念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就是政客短視的問題。西方政客往往只關心部分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視民眾和世界的整體利益；往往只關心自己的選票和任期之內的事，而忽視更加長遠的問題。如果這種短視繼續有增無減，那麽處理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就會非常困難。在當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的整體思維，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國人做事講究通盤考慮，講究一個度，講究動態平衡，講究解決問題的最佳火候和時機。這些智慧對於解決西方面臨的許多棘手問題，對於解決全球治理面臨的許多難題都有積極的意義。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歷史上由於強政府帶來過諸如宗教迫害、極權主義等問題，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中國情況則不同，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往往都和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中國傳統中人們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歷史上，由於幅員遼闊，自然災害頻發，需要一個比較強勢的政府來協調和治理；幅員遼闊還意味著中國各種地方和部門利益比一般國家覆雜百倍，這也需要一個比較中性的中央政府來協調。
中國從秦始皇時期開始就實行了郡縣制，各級官員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襲，科舉制度也有上千年的歷史，這些都比歐洲早了1 500、1 600年，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中國強勢政府有其內在的動力，有數千年歷史的傳承，也有數千年的實際操作經驗，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一個傳統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穩定性。強勢政府的優缺點都很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弱點是容易導致專斷。
中國鄧小平比蘇聯戈爾巴喬夫棋高一著的地方就是他認為沒有必要放棄強勢政府的優點，而是要對其進行改革並使之轉型，從過去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奮鬥的政府，轉化為一個為實現現代化而服務的政府。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比另起爐竈，重建一個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種新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作，談何容易，俄羅斯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直到普京上臺，才開始理出一點頭緒。即使像波蘭這樣轉型比俄羅斯更為順利的國家，轉型二十年後的今天尚未能夠把總統和總理的權限劃分清楚。中國的做法雖有不足，但總體上是一種利大於弊的選擇，中國在一個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領導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嘯的沖擊下，連美國這樣一個一貫懷疑政府作用的國家，也開始實行大規模的政府幹預，難怪有人戲稱：美國開始走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在一個游戲規則完全由發達國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過強勢政府來推動經濟，參與國際競爭，一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發展不起來，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後面爬行。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在那裏談論要實現教科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幹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他們似乎不了解今天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無數個虎視眈眈的西方投機大鱷，從石油到糧食，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領域，他們都在那裏興風作浪，究竟在多少領域有“完全競爭的市場”？稍有不慎，整個國家的經濟都可能就被他們吞噬。強勢政府使中國的社會和市場有了一個比較有效的保護層。
不久前，歐盟環境專員斯塔夫羅斯·迪馬斯（Stavros Dimas）在談到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時承認：考慮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要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就等於是打一場戰爭，政府須發揮更大的作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政府的作用和作為，很像指揮一個接一個的戰役，我們打了農業改革的戰役，打了建立特區的戰役，打了沿海城市開放的戰役，打了浦東開發的戰役，打了加入世貿組織及其相關的體制改革與創新的戰役，打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戰役，現在正在打經濟轉型的戰役，正是這一連串戰役的勝利奠定了中國今天崛起的基礎。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解決好廉潔自律的問題上，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系等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存有許多問題，仍需不斷地探索和創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這個理念對中國和世界的意義，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關於“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些西方國家想壟斷這個概念的定義，但筆者認為回歸常識判斷就能理解這個概念。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其實就是中國人理解的“良政”，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懂得這個概念，外國人理解也不困難，其基本含義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作出一切努力，為了人民的利益把國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總喜歡強調所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中國人也喜歡套用這個概念來分析政治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同時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和專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麽簡單分類，那麽民主制度選出了希特勒該怎麽解釋？西方認為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遠遠超過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又該怎麽解釋？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更為中性，更有詮釋力，同時又能把世界政治簡化為兩大類的概念，我認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談中國模式時，一位印度學者曾問我：“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
“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麽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格魯吉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
換言之，中國人從自己“實事求是”的理念出發，強調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這對於只強調“形式”和“程序正確”的西方“民主與專制”話語是一種顛覆，一種範式變化（paradym shift），這也更符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國人認為無論是什麽制度，最終都必須體現在是否能夠實現良政上，體現在自己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之上，並認為這才是民主的實質。西方的主流觀點往往認為形式正義就會自動產生實質正義，這不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中國認為實現民主的最佳途徑是由實質正義衍生出適合每個國家具體情況的程序正義。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要能夠放棄冷戰思維，我們就不難發現，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早已不是一個民主與專制的簡單問題，而更多的是一個自由與集中的辯證關系。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國家治理的手段，關鍵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
中國人的這種理念也從本質上否定了那種十分幼稚的“歷史終結論”。世界各國都在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各種體制創新。第三世界體制創新的任務固然繁重，但發達國家這方面的任務也不輕：冰島和希臘都破產了，不政治改革行嗎？美國這麽龐大的金融體系弊病叢生，金
融危機到了爆發前夕，美國政府幾乎毫無察覺，結果給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政府及其體制不改革行嗎？總之，我的觀點是“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的“良政”，應是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要爭取達到的目標。
6.得民心者得天下與選賢任能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政權合法性的論述也是獨特的：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於“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並不等同於“民意”。中國人講“民意如流水”，但講“民心大於天”、“民心向背”就是這個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時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實現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種跨長度的歷史眼光和整體思維能力是中華文明的獨特產物。正因為有這麽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合法性論述，絕大多數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中央政權這種從西方發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人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更為顯著突出的地位，而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個主要源泉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實行的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和“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從政傳統。
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經常是一個暴力的過程，而中央政權的每次更替往往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頻繁的政權更替，人們普遍憎恨動亂，希望國家長治久安，國運長盛不衰。政權更替一般發生在中央政權徹底失去“民心”之際。否則的話，期待國家長治久安、漸進改良總是民意的主流，這與我們“文明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緊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傳承有關，這也為我們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
有些人認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中國歷史上兩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權延續是常見的現象，而西方文明在過去兩三百年中經歷了多少跌宕起伏？從無數次殖民戰爭到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到滅絕印第安人，從法國大革命到“憲章運動”到美國南北戰爭，到幾乎使西方文明毀於一旦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說明了這一點。此外，我們還有“民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種警示統治者的傳統，統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種警示統治者的政治傳統也是中華文明中的寶貴政治資源。
學者潘維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中國歷史上，一個開明的皇帝代表一個朝代，具體做事的是一個儒家執政集團，好的朝代延續數百年之久，遠遠超過美國的整個歷史，一個朝代及其儒家執政集團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喪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後是一個新朝代與新的儒家執政集團，天命的時間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覆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共產黨不是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也不是英國的保守黨或者工黨，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眾利益的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結黨營私，而是認為“君子不黨”，君子不拉幫結派。
中國“民心”的理念對於西方推動的所謂民主化模式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西方國家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人才素質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多黨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賦予一個政權合法性，選出什麽人反而不重要。這種做法直接導致了第三世界劣質政府層出不窮，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雕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參加了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個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一位歐洲學者當時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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