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而且帶來了連鎖反應。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充足的勞動力和良好的示範效應，也推動了城市改革的開始。同樣，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增量，創造了競爭的市場環境，也推動了國有經濟存量的改革。

這種順序差異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的傳統。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大概是最強的。中國人認為解決任何一個問題都要有整體觀，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使我們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順序格局：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絕大多數改革並不謀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現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但總體上我們保證了改革的持續性，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這種方法符合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國情。

7.混合經濟

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體制本質上也是一種混合經濟。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

總體上看，我們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比方說，有人認為土地要素需徹底地市場化，國家應該放棄對土地的控制權，這才是市場經濟。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帶來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數人集聚，造成廣大農民失地而陷入貧困。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們現在沒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把宏觀整合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結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進程、最大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網，實現了高於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絕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也大為改善。

隨著“溫飽”、“小康”目標實現，中國日益現代化，並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與此同時，中國還發展了自己的“宏觀整合力”。這種“宏觀整合力”的基礎包括了國家對土地、金融、大型骨幹企業的控制權，包括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發揮著對這個超大型國家提供宏觀指導和保證穩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土地和政策等資源，吸引投資，推動了地方的就業收入和社會繁榮，最後促進了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關系也可以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縣”思路和司馬光的地方與地方鄉紳互動，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個省的人口往往就等於歐洲十來個國家，所以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地方政府體系。正因如此，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保持整個國家的宏觀穩定，一直是中國“文明型國家”治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縣際競爭”，因為土地使用權的決策主要在縣一級的政府，“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佃農分成於層層承包的串聯”，產生了“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中國的“三元主體”（中央領袖、部門科層、地方政府）良性互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所在。他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只有“二元主體”（中央領袖和部門科層），結果造成了部門科層出於既得利益總是抵制改革，最後改革事業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於中國版圖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從而突破了“二元主體”帶來的僵局，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當然“三元主體”也有自己的缺點，特別是如何解決政府“尋租”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但不容否認，“三元主體”對中國整體進步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遠遠大於其缺陷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在肯定“三元主體”成就的前提下，對之進行完善。我們不要削足適履去迎合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要通過對中國模式的考察和研究來改寫西方的教科書並撰寫自己的教科書。實踐證明，中國各級政府的作用本質上是中國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但這種作用也應該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其存在的缺陷也應該在今後的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似乎總需要有某個東西，比市場經濟學站得高一點，比公司站得高一點，比個人站得高一點，才能把這麽個“文明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事務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實現中國經濟“讓人民滿意”這種中國特有的目標。這個東西大概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那種“踱踱方步”，那種中國人特有的整體考量和戰略思維能力，以及與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較中性和強勢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國家”沒有這一切，如果中國模式失去了這一切，那麽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前途就不容樂觀，甚至在全球競爭中優勢喪盡、全盤皆輸。

8.對外開放

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但是鄭和下西洋之後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從此中國走向了封閉。如果當時中國保持對外開放，中國至少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那麽整個世界的歷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鄧小平推動的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獨具特色：先是沿海開放，後來是沿江開放、沿邊開放，然後是整個內地的開放，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冷戰時期，美國有意識地把前蘇聯陣營排除在世界市場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兩個世界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正中了美國下懷。鄧小平的戰略不一樣，他認為中國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動中國全方位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國際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並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這種高度開放政策背後的自信心也來自中國的歷史傳承：中華文明只要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推陳出新。歷史上是這樣的情況，今天還是這樣，今後還會是這樣。對外開放激活了中華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通過國際互動、借鑒、碰撞、競爭而面貌煥然一新。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使我們確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中國智慧可以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外界的吸引力顯然已經越來越大。我們做到了既能順勢發展，又能逆勢前進。俄羅斯經濟學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在2006年9月就這樣評論過中國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義處方可謂背道而馳。”塞內加爾總統阿蔔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也指出：“雖然西方國家抱怨中國在推進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緩慢，卻無法掩蓋中國人比批評者更具競爭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非洲商業環境的事實。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感嘆：再過兩三百年，歷史學家會發現，“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都不重要，21世紀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

當然，在看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中國模式本身還在發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一些行業的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許多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最終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發展的良機。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所有的問題都當作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模式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也就是說，這個模式雖有缺點，有些還相當嚴重，但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別是你把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與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個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分別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二十年，美國今天也嘗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它自己帶來的災難。回想起來，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張，未能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隨西方，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對中國可能是滅頂之災。

過去三十來年，中國已經大體上摸索出了一條自己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一項，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中國模式是在大規模國際互動與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滿了生命力和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具體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其背後的一些理念，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和諧中道”、“整體思維”等對世界很多國家都會有啟迪，對解決許多世界性的問題都會有幫助。這一點我在下一章中將探討。

三、高鐵奇跡與中國標準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時乘了一回新幹線，親身體驗了一下這種像風一樣飛馳的高速列車。他深有感觸地對周邊的人說：“這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鄧小平的是：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跑，在追趕發達國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三十二年過去了，鄧小平乘坐過的日本的新幹線還維持在時速250公裏，而中國自己開發的高速鐵路已經跑出了每小時394公裏的速度，中國高鐵總裏程也很快超過了歐洲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種跨越式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震動。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相當不安地說：我們沒有理由讓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他想以中國的迅速崛起來激勵美國人的奮鬥精神。

從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速度無疑是人類文明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標志。西方歷史書上把1848年到1875年這段速度大提高的時期稱為西方的“經濟革命”時期：鋼鐵產量劇增，鐵路橫跨歐洲和北美，蘇伊士運河開鑿，新興大都市不斷湧現，上千萬的移民，英國工業革命達到頂峰，美國、法國、德國工業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開，西方確立了領先世界的地位。今天，當中國高鐵伴隨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當中國的三大世界級經濟圈通過四五個小時的高鐵連成一片的時候，當“四縱四橫”的高鐵網絡把大半個中國都連成一體的時候，它帶給中國的絕不只是速度的改變，而是中國人時空觀念的轉變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的形成，是全球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標準的逐漸出現。

中國高鐵發展的思路某種意義上也體現了中國模式背後的基本思路。我們建設高鐵的指導方針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先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通過談判讓世界四大公司轉讓部分高鐵技術；然後是組織自己十多萬科研人員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整合、創新，最終形成了超越西方水準的新技術和新標準，創造了中國品牌，使中國得以引領今天世界的“高鐵時代”。縱觀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模式的戰略思路：既學習別人之長，也發揮自己優勢；在對別人之長進行學習、消化與整合的過程中，大膽創新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實現對西方標準的超越，並最終影響世界。

我前面提過的中國古代田忌賽馬的故事在這裏也適用。總體上，西方比我們強大，我們要追趕西方，如何做到呢？我們采用了田忌的辦法，即在自己總體實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認清自己的相對優勢並把它發揮到極致，最後取得了比賽的勝利。《孫子兵法》上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這個道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國的邏輯就是既向自己的對手學習，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對我們對手的局部的非對稱優勢，並通過這種不對稱優勢逐步擴大戰果，最終在比較多的領域中趕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國高鐵的發展過程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這種以我為主、整合創新的思路在中國各項事業中都有所體現：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長，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結合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提出了富有創新精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有社會主義保證宏觀平衡的優勢，從而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大大改進了我們各行各業的管理水平和運行質量，但我們也發展了中國的“宏觀整合力”。我們的宏觀整合與調控既在經濟形勢嚴峻的時候進行，也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進行，從而使我們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

我們學習美國提高了經濟競爭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國體制過分依賴資本驅動所帶來的弊病。我們學習歐洲註重社會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歐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在探索之中，但總體思路已經形成，那就是創造一種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既能避免美國病，又能避免希臘病，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

我們學習了西方私營企業的活力，從無到有推動了中國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同時我們也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清晰產權，明確權責，創造了多種體制互補的多元經濟。國企與民企的關系的總體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競爭又協作。雖然“國企”和“民企”也時有矛盾，但我們的總體思路既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國退民進”，而是“國進民進”，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強，也把中國經濟做大、做好、做強。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法制優勢，制定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國所需要的比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執法機制，但同時我們也註重開發自己的政法資源，形成了從民事調解到綜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國特色的政法機制。雖然中國在落實法治社會方面還面臨諸多挑戰，但我們的總體思路已經明確：繼續推動依法治國，同時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帶來的弊病，力爭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

我們學習了西方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理念，極大地擴大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但與此同時，我們力求繼續發揚中國人註重家庭和諧和集體權利的傳統，使得今天的中國社會既有個性張揚的活力，又不失中華文明特有的家庭親和力和民族凝聚力，這種中西文化的結合使我們較為順利地克服了許多其他國家難以克服的挑戰。

總之，中國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歸實踐理性，回歸中國人慎思明辨、兼收並蓄、和諧中道、綜合創新的傳統。沿著這種思路，推進各種改革和創新的成功概率就大。雖然中國還面臨許多重大的挑戰，但正確的思路意味著成功的一半。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在中國試驗成功的東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開始可能不承認你，但當你最終能證明你比他幹得好，就像你的高鐵建設得確實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終只能對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認你，並向你取經。

這裏還要提及當年國內關於優先建設鐵路還是公路的爭論。一些人曾認為隨著汽車時代的到來，只要能夠建成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大家出行一定會首選高速公路，而鐵路的作用將逐漸式微，因為汽車的優勢是可以實現門到門的對接，遠比鐵路方便。他們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鐵路客運都在萎縮，一些地方甚至開始拆除鐵路，中國為何不未雨綢繆，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設重點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級地方政府建設高速公路的積極性也大於建設鐵路，因為高速公路沿線更容易帶動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招商引資，從而刺激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建成了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高速公路網絡，高速公路建設也確實對地方經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鐵路沒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國迎來了新一輪鐵路特別是高速鐵路的建設高潮。到2020年，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絡將基本形成。回憶這場爭論無非是要說明研究中國的問題一定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運”的人數就超過美國、歐洲和非洲的人口總和，所以汽車+高速公路可以解決美國的交通問題，但解決不了中國這個超大型國家的交通問題。中國的交通發展必須發揮各種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獨特的交通運輸體系。

中國高鐵模式的成功還使我們看清了一點：一個事情，特別是涉及一種標準的確立，只要能在中國做成，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今天美國、俄羅斯、巴西、沙特等大國都與中國洽談高鐵合作就是一個例子。說到底，當今世界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的競爭，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政治標準，都是如此。標準競爭有三種戰略，一是追隨者戰略，即采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後面生產，這是價值鏈中最低端的；二是參與者戰略，即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這明顯優於前者；三是領導者戰略，就是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成為領導者，讓人家按照你的標準走，這是利益最大化的辦法。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標準原創能力。在國際政治中，西方一貫奉行領導者戰略，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西方政治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因為西方有話語權，即使把別的國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為它推動的是所謂“普世價值”。在世界政治標準的競爭中，中國也將采取參與者和領導者戰略，這就是中國高鐵模式成功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今後十幾年將是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標準”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所有真正關心中國和世界未來的人都應為“中國標準”的發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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