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種發展模式的崛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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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帶來的思考
中國崛起的背後是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受到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的輻射（我們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來形容東亞的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國發展模式自然與“東亞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脈相承，也可以說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所謂“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實行趕超戰略，盡管也存有不少問題，但這些社會大致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2008年起源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又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重新審視“東亞模式”、“中國模式”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與“四小龍”相比，中國也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起飛，同時還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所以中國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龍”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將更為深廣和久遠。
“東亞模式”曾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備受爭議，這種爭議也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批評，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遭受重創。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不少人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即政府過多地主導經濟引起了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錢權交易和泡沫經濟。但我認為有必要作一個區分：上述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其政府幹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等方面遠遜於“四小龍”，後來又茫然跟進美國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使這些國家最後深受危機之害。但當時很多東亞的學者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並非“權貴資本主義”，而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使美國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興風作浪，大發橫財。現在回頭一看，如果當時美國金融監管部門能聽取這些忠告，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也許可以避免。
“四小龍”中受1997危機影響最大的是韓國。韓國的政府幹預型發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擡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1990年代初又實行了資本市場自由化，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了危機的重災區。
但即使這樣，韓國在1997年危機之前已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上的質的飛躍，韓國和坦桑尼亞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明這一點：五十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略高於韓國，但現在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韓國可以算是一個中等程度的發達國家，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換言之，“東亞模式”雖然有其弱點，也遇到過挑戰和危機，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戰後其他發展模式與其還無法相比，“東亞模式”的歷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確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西方一些主流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美國主流觀點當時替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政府幹預拯救經濟（與美國現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麽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而且美國這麽“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怎麽解釋這一切。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這樣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自己的國情加以采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場制度推向了惟一和極端，這就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會失去理性，結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慘敗，其深層原因都在於此。
有意思的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采用“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後，轉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結果卻令人跌破眼鏡。2009年的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的報告認為臺灣地區的腐敗程度高於大陸，雖然臺灣地區有人不服這個排名，但臺灣地區“民主化”之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現在力求通過與大陸的經貿合作來扭轉臺灣地區經濟下滑的頹勢，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否則臺灣地區經濟無路可走。韓國“民主化”之後的許多問題也與臺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成為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韓國今天主要是靠中國經濟的帶動才走出危機的。
“權貴經濟”問題不容忽視，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特別要註意從制度上來解決。但這次金融危機也使我們看到美式金融腐敗對美國本身和整個世界造成的禍害。美式金融腐敗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敗”的典型。如果說第一代腐敗指的是那種“回扣”、“走私”、“紅包”之類的“不文明”的腐敗現象，那麽第二代腐敗則比較隱蔽、比較“文明”、比較道貌岸然。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不文明”的腐敗，像傳統武器，用大刀砍人，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野蠻，而“文明”的腐敗，很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現代兵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和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現代武器對生命的摧殘力其實超過了傳統武器。
“第二代腐敗”有幾個特點。一是高欺詐性。華爾街投資銀行竭盡想像力，操縱金融杠桿包裝各種衍生金融產品，推出各種奇異的“創新組合”的“金融魔術”產品，只要產品可以上市並能騙來超額分紅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結，錢權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兩房這樣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說”美國國會議員，以獲得“游戲規則”上的好處，而議員則可以打著推動“居者有其屋”的旗號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其他好處。三是大規模的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監管系統和信用評估系統都成了可以發金融財的地方，許多金融機構的舞弊行為被“選擇性忽略”，無數的劣質金融產品被評為了3A級金融產品，再推銷給各國投資者，結果禍害全世界。四是鉆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領域來牟取暴利，損害公眾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責任的詭詐營銷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傾家蕩產，卻又欲哭無淚，因為他們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術”合同上簽過字（這也說明，我們千萬不要低估法條主義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撐這一切的“利潤歸自己，代價歸社會”的貪婪理念。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丹尼爾·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對這一類腐敗作了研究，當他把政治獻金、金錢游說等因素也包括進去，對世界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重新進行排名，結果發現美國不是“低腐敗”國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較嚴重的腐敗國家。如果從金融腐敗本身及其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來看，美國金融腐敗可以穩拿“金牌”。美國家庭中位凈資產也因此而縮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萬美元的水平，這已經低於中國發達板塊的多數家庭的凈資產。正是這種有諸多缺陷的體制使美國公眾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了信心危機。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最新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體制“很有信心”者原來就不高，現在則一路走低：
2000年2008年
1.對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很有信心”者14%11%
2.對國會“很有信心”者13%11%
3.對銀行“很有信心”者30%19%
4.對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16%
（資料來源：2009年3月28日《經濟學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紐約時報》上也撰文指出:“1999年的時候，美國決策層幾乎都認為美國有誠實的公司會計，這使得投資者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並迫使管理人員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結果形成一個穩定的、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有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呢？真實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結果是零。”克魯格曼感嘆這種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國過去十年的“就業增長為零，百姓收入增長為零，股市增長為零”。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的“轉軌”，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轉軌”的參照系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自己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有些人把美國的制度吹得天花亂墜，還要中國去效仿這種公眾信任度如此之低的體制，這何以服人？中國體制有自己的缺點，但一直在進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也找不到一個十年內就業增長、百姓收入增長、股市增長均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謂精英就是中了那個邪，怎麽也自信不起來，眼睛裏只有美國模式。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你最後得到的恐怕連他的一半都沒有，還會把自己的優勢全部丟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就是取百家之長，超越美國模式，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制度創新。
二、中國模式可能勝出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János Kádár）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當時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鄧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讚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采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二十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麽樣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二十年後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見所聞可以印證這個民調。關於匈牙利和東歐的情況，我在第七章中再詳談。
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麽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也是我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1.實踐理性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註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即關心“存在”、“是什麽”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麽”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麽因而是什麽”（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幹”、“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實踐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麽”、“市場經濟應該怎樣”、“民主是什麽”、“現代性是什麽”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蕩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強勢政府
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它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中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從本質上看，也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所決定的。自秦漢以來，在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裏實行的就是大一統體制，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縣制，官員由中央通過考試考績來選拔任命，而不是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政治，應該說中國的文官制度領先了歐洲上千年。歐洲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才從中國借鑒了文官制度。
中國超大型的規模也意味著國家治理的覆雜性和艱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災、戍邊征戰等需求使這種強勢有為政府的傳統延續至今。這個傳統與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情密不可分。以中國每年的“春運”為例，老百姓春節就要回家團圓，要探親訪友，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每年一個短短的春運就有超過20億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運的客運流達到25億人次。25億是個什麽概念？這意味著把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個月內都挪動一下。除了像中國這樣一個比較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外，沒有任何一種體制可以處理這種挑戰。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政府權威，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政黨權威都被用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縱觀整個發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沖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使我們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沖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覆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海嘯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
3.穩定優先
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比一般國家覆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稍處理不當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甚至沖突。中國的穩定至今還受到內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挑釁。多少西方勢力都在期盼著西藏獨立、新疆獨立、臺灣獨立、內蒙古獨立，期盼著中國會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但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情結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等因素決定了西方這種企圖終會落空。
“文明型國家”的超大型規模也意味著其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一定多於一般國家。這種不穩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壞性也更大，所以“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留給國人的偉大政治遺訓。他說過，“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還深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給與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覆不過來”。這是鄧小平憑借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總結後得出的深刻結論。
我自己也作過一個粗粗的計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八到九年，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以非常強勢的姿態來保持政治穩定，改善民生，我們終於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裏，沒有穩定，什麽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過來看，“文明型國家”也展示了這樣一種文化傳承：只要國家保持政治穩定，並執行比較開明的政策，人民就會豐衣足食，社會就會繁榮富裕，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穩定，大多數中國人都能通過辛勤勞作，逐步富裕起來。中國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聯系在一起，就點出了這個道理。只要中國穩定了、發展了，很多存在的問題都可以在發展中逐步解決。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穩定優先不是回避或掩蓋矛盾，而是通過穩定來創造條件，從而更加有效地解決矛盾。
4.民生為大
中國歷史上有數千年的民本經濟傳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過去漫長的自然經濟狀態下，“民以食為天”、“人人有飯吃”一直是中國歷代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壓力也是如何解決廣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後來提出的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也是這種民本思想的延續。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以民生為大，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當作核心人權來推動，因為貧困，特別是赤貧，損害了人起碼的尊嚴和權利。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中國大力推進民生的改善，特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聯合國統計，過去二十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人數的70%。世界上仍然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於搞政治，搞互相爭權奪利的所謂“民主化”。結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從“民生為大”的理念來看，即使一個國家推動政治改革，也應該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質，政治改革不應與改善民生脫節，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於創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條件，而政治改革最終一定要落實到政府能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能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西方推動“民主化”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了政治改革與民生改善完全脫節，造成了非西方國家無窮的動蕩和戰亂。實踐證明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會共識於改善民生，而是把解決各種問題的希望寄托於激進的政治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其成功概率為零。激進的政治改革使人民產生過高的期望，導致政治參與爆炸，經濟社會陷入混亂和人民更大的失望。這種激進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萬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萬的吉爾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說中國這種13億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了。
5.漸進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情況覆雜的國家，決策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著決策風險很大，所以中國決策者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傾向於減少風險，使政策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處在可控範圍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比較註意發揮條條塊塊的積極性，比較鼓勵各種各樣的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的一些傳統智慧，如“摸著石頭過河”、“欲速則不達”等，也被用來引導中國的漸進改革。
另外，由於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沒有形成像蘇聯、東歐那樣一種非常完整嚴密的計劃經濟體系，這使得中國在改革的初始條件上比蘇聯、東歐更加領先一步。即使在當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仍然保持著許多自發、分散和無組織的活動，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都很大，隨著改革開放放松了控制，市場因素比較容易地自發成長起來。這些情況再通過中央政府的觀察和認可，逐步上升到改革開放的戰略層次，推向全國，這個過程也是漸進的。
漸進改革與“休克療法”為代表的激進改革不同。激進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為前提，結果造成了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完全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漸進改革則是以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治體制的相對集中為前提的。我們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我們不是放棄現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不斷糾錯，最後通過漸進改革的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這裏要補充的是，漸進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們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是漸進的，但各項具體措施往往是立竿見影的。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從建立四個沿海經濟特區開始，在總體戰略上，這是漸進，但就建立特區本身而言，我們很快作出了決定，很快開始了實施，效率非常之高，體現了漸進改革戰略指導下的中國速度與效率。
6.順序差異
我們確立了比較正確的順序差異。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我們總體上把改革看作是一個整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先有後，一般的做法是先從成本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這樣阻力比較少而收益面比較大，這一步邁出後，再來處理存量改革。例如，我們的改革事業先從比較容易的農村改革開始，企業改革先從比較容易的擴權讓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過受損方。這樣先走一步的改革為其他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積累了經驗，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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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的背後是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受到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的輻射（我們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來形容東亞的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國發展模式自然與“東亞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脈相承，也可以說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所謂“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實行趕超戰略，盡管也存有不少問題，但這些社會大致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2008年起源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又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重新審視“東亞模式”、“中國模式”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與“四小龍”相比，中國也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起飛，同時還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所以中國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龍”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將更為深廣和久遠。
“東亞模式”曾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備受爭議，這種爭議也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批評，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遭受重創。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不少人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即政府過多地主導經濟引起了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錢權交易和泡沫經濟。但我認為有必要作一個區分：上述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其政府幹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等方面遠遜於“四小龍”，後來又茫然跟進美國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使這些國家最後深受危機之害。但當時很多東亞的學者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並非“權貴資本主義”，而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使美國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興風作浪，大發橫財。現在回頭一看，如果當時美國金融監管部門能聽取這些忠告，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也許可以避免。
“四小龍”中受1997危機影響最大的是韓國。韓國的政府幹預型發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擡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1990年代初又實行了資本市場自由化，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了危機的重災區。
但即使這樣，韓國在1997年危機之前已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上的質的飛躍，韓國和坦桑尼亞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明這一點：五十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略高於韓國，但現在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韓國可以算是一個中等程度的發達國家，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換言之，“東亞模式”雖然有其弱點，也遇到過挑戰和危機，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戰後其他發展模式與其還無法相比，“東亞模式”的歷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確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西方一些主流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美國主流觀點當時替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政府幹預拯救經濟（與美國現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麽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而且美國這麽“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怎麽解釋這一切。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這樣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自己的國情加以采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場制度推向了惟一和極端，這就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會失去理性，結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慘敗，其深層原因都在於此。
有意思的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采用“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後，轉而采用美式民主模式，結果卻令人跌破眼鏡。2009年的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的報告認為臺灣地區的腐敗程度高於大陸，雖然臺灣地區有人不服這個排名，但臺灣地區“民主化”之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現在力求通過與大陸的經貿合作來扭轉臺灣地區經濟下滑的頹勢，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否則臺灣地區經濟無路可走。韓國“民主化”之後的許多問題也與臺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成為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韓國今天主要是靠中國經濟的帶動才走出危機的。
“權貴經濟”問題不容忽視，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特別要註意從制度上來解決。但這次金融危機也使我們看到美式金融腐敗對美國本身和整個世界造成的禍害。美式金融腐敗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敗”的典型。如果說第一代腐敗指的是那種“回扣”、“走私”、“紅包”之類的“不文明”的腐敗現象，那麽第二代腐敗則比較隱蔽、比較“文明”、比較道貌岸然。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不文明”的腐敗，像傳統武器，用大刀砍人，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野蠻，而“文明”的腐敗，很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現代兵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和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現代武器對生命的摧殘力其實超過了傳統武器。
“第二代腐敗”有幾個特點。一是高欺詐性。華爾街投資銀行竭盡想像力，操縱金融杠桿包裝各種衍生金融產品，推出各種奇異的“創新組合”的“金融魔術”產品，只要產品可以上市並能騙來超額分紅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結，錢權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兩房這樣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游說”美國國會議員，以獲得“游戲規則”上的好處，而議員則可以打著推動“居者有其屋”的旗號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其他好處。三是大規模的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監管系統和信用評估系統都成了可以發金融財的地方，許多金融機構的舞弊行為被“選擇性忽略”，無數的劣質金融產品被評為了3A級金融產品，再推銷給各國投資者，結果禍害全世界。四是鉆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領域來牟取暴利，損害公眾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責任的詭詐營銷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傾家蕩產，卻又欲哭無淚，因為他們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術”合同上簽過字（這也說明，我們千萬不要低估法條主義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撐這一切的“利潤歸自己，代價歸社會”的貪婪理念。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丹尼爾·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對這一類腐敗作了研究，當他把政治獻金、金錢游說等因素也包括進去，對世界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重新進行排名，結果發現美國不是“低腐敗”國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較嚴重的腐敗國家。如果從金融腐敗本身及其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來看，美國金融腐敗可以穩拿“金牌”。美國家庭中位凈資產也因此而縮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萬美元的水平，這已經低於中國發達板塊的多數家庭的凈資產。正是這種有諸多缺陷的體制使美國公眾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了信心危機。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最新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體制“很有信心”者原來就不高，現在則一路走低：
2000年2008年
1.對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很有信心”者14%11%
2.對國會“很有信心”者13%11%
3.對銀行“很有信心”者30%19%
4.對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16%
（資料來源：2009年3月28日《經濟學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紐約時報》上也撰文指出:“1999年的時候，美國決策層幾乎都認為美國有誠實的公司會計，這使得投資者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並迫使管理人員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結果形成一個穩定的、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有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呢？真實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結果是零。”克魯格曼感嘆這種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國過去十年的“就業增長為零，百姓收入增長為零，股市增長為零”。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的“轉軌”，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轉軌”的參照系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自己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有些人把美國的制度吹得天花亂墜，還要中國去效仿這種公眾信任度如此之低的體制，這何以服人？中國體制有自己的缺點，但一直在進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大地，也找不到一個十年內就業增長、百姓收入增長、股市增長均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謂精英就是中了那個邪，怎麽也自信不起來，眼睛裏只有美國模式。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你最後得到的恐怕連他的一半都沒有，還會把自己的優勢全部丟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就是取百家之長，超越美國模式，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制度創新。
二、中國模式可能勝出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János Kádár）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當時東歐和蘇聯的動蕩已經初現，鄧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讚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采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二十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麽樣呢？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二十年後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見所聞可以印證這個民調。關於匈牙利和東歐的情況，我在第七章中再詳談。
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麽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也是我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1.實踐理性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註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即關心“存在”、“是什麽”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麽”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麽因而是什麽”（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幹”、“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實踐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麽”、“市場經濟應該怎樣”、“民主是什麽”、“現代性是什麽”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蕩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強勢政府
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它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中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從本質上看，也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所決定的。自秦漢以來，在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裏實行的就是大一統體制，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縣制，官員由中央通過考試考績來選拔任命，而不是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政治，應該說中國的文官制度領先了歐洲上千年。歐洲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才從中國借鑒了文官制度。
中國超大型的規模也意味著國家治理的覆雜性和艱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災、戍邊征戰等需求使這種強勢有為政府的傳統延續至今。這個傳統與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情密不可分。以中國每年的“春運”為例，老百姓春節就要回家團圓，要探親訪友，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每年一個短短的春運就有超過20億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運的客運流達到25億人次。25億是個什麽概念？這意味著把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個月內都挪動一下。除了像中國這樣一個比較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外，沒有任何一種體制可以處理這種挑戰。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政府權威，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政黨權威都被用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縱觀整個發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所說的“軟政府”問題。“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趕超發達國家了。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沖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使我們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沖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覆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海嘯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系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
3.穩定優先
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比一般國家覆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稍處理不當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甚至沖突。中國的穩定至今還受到內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挑釁。多少西方勢力都在期盼著西藏獨立、新疆獨立、臺灣獨立、內蒙古獨立，期盼著中國會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但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情結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等因素決定了西方這種企圖終會落空。
“文明型國家”的超大型規模也意味著其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一定多於一般國家。這種不穩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壞性也更大，所以“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留給國人的偉大政治遺訓。他說過，“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還深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給與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覆不過來”。這是鄧小平憑借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總結後得出的深刻結論。
我自己也作過一個粗粗的計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八到九年，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以非常強勢的姿態來保持政治穩定，改善民生，我們終於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裏，沒有穩定，什麽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過來看，“文明型國家”也展示了這樣一種文化傳承：只要國家保持政治穩定，並執行比較開明的政策，人民就會豐衣足食，社會就會繁榮富裕，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穩定，大多數中國人都能通過辛勤勞作，逐步富裕起來。中國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聯系在一起，就點出了這個道理。只要中國穩定了、發展了，很多存在的問題都可以在發展中逐步解決。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穩定優先不是回避或掩蓋矛盾，而是通過穩定來創造條件，從而更加有效地解決矛盾。
4.民生為大
中國歷史上有數千年的民本經濟傳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過去漫長的自然經濟狀態下，“民以食為天”、“人人有飯吃”一直是中國歷代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壓力也是如何解決廣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後來提出的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也是這種民本思想的延續。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以民生為大，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當作核心人權來推動，因為貧困，特別是赤貧，損害了人起碼的尊嚴和權利。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中國大力推進民生的改善，特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聯合國統計，過去二十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人數的70%。世界上仍然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於搞政治，搞互相爭權奪利的所謂“民主化”。結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從“民生為大”的理念來看，即使一個國家推動政治改革，也應該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質，政治改革不應與改善民生脫節，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於創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條件，而政治改革最終一定要落實到政府能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能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西方推動“民主化”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了政治改革與民生改善完全脫節，造成了非西方國家無窮的動蕩和戰亂。實踐證明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會共識於改善民生，而是把解決各種問題的希望寄托於激進的政治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其成功概率為零。激進的政治改革使人民產生過高的期望，導致政治參與爆炸，經濟社會陷入混亂和人民更大的失望。這種激進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萬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萬的吉爾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說中國這種13億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了。
5.漸進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情況覆雜的國家，決策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著決策風險很大，所以中國決策者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傾向於減少風險，使政策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處在可控範圍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比較註意發揮條條塊塊的積極性，比較鼓勵各種各樣的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的一些傳統智慧，如“摸著石頭過河”、“欲速則不達”等，也被用來引導中國的漸進改革。
另外，由於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沒有形成像蘇聯、東歐那樣一種非常完整嚴密的計劃經濟體系，這使得中國在改革的初始條件上比蘇聯、東歐更加領先一步。即使在當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仍然保持著許多自發、分散和無組織的活動，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都很大，隨著改革開放放松了控制，市場因素比較容易地自發成長起來。這些情況再通過中央政府的觀察和認可，逐步上升到改革開放的戰略層次，推向全國，這個過程也是漸進的。
漸進改革與“休克療法”為代表的激進改革不同。激進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為前提，結果造成了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完全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漸進改革則是以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治體制的相對集中為前提的。我們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我們不是放棄現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不斷糾錯，最後通過漸進改革的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這裏要補充的是，漸進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們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是漸進的，但各項具體措施往往是立竿見影的。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從建立四個沿海經濟特區開始，在總體戰略上，這是漸進，但就建立特區本身而言，我們很快作出了決定，很快開始了實施，效率非常之高，體現了漸進改革戰略指導下的中國速度與效率。
6.順序差異
我們確立了比較正確的順序差異。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我們總體上把改革看作是一個整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先有後，一般的做法是先從成本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這樣阻力比較少而收益面比較大，這一步邁出後，再來處理存量改革。例如，我們的改革事業先從比較容易的農村改革開始，企業改革先從比較容易的擴權讓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過受損方。這樣先走一步的改革為其他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積累了經驗，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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