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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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民族國家”的坎坷
中國崛起是什麽性質的崛起？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它無非是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革，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提高、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多。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它將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種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終被接納為西方社會的成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崛起代表了一種不同性質國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實現了一種對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持後一種觀點。
有些人總認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面“轉軌”到西方模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與西方接軌，而我則認為一個“文明型國家”這樣做的話，只會走向混亂和分裂。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會比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即中國模式）而崛起的，今後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但這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必然走向沖突和對抗。恰恰相反，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決定了中國不是一個尋求對抗的國家，而是一個尋求不同體制和平共處、互相學習、互利共贏的國家，這對世界是好事。當然，如果有國家硬要把對抗強加給中國，那就另當別論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什麽叫作“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什麽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組成的國家。歐洲是“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民族國家”的動力是民族主義，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歐洲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最大動力，但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也是歐洲近代無數戰爭的主要根源。18—19世紀期間，民族主義在歐洲興起，“民族國家”也隨之興起。
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可以說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一了稅收和軍隊，形成了超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並屢屢擊敗德國統一之前的普魯士（當時德國還是一盤散沙的300多個小國）。當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了德國，形成“民族國家”後，德國便迅速崛起，並走向了軍事擴張的道路。在亞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也形成了“民族國家”，並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擊敗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中國。19世紀的時候，雖然中國的GDP總量大於英國和日本，但英國和日本當時都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因而也具備了當時中國還不具備的國家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受到這種“民族國家”體制的刺激，中國從20世紀初亦開始了自己“民族國家”建設的艱難歷程。在西方政治話語裏，“民族國家”已成了“現代國家”的代名詞：“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盡管西方的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處，但為了敘述方便，我這裏還是姑且用之。
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宗族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知書達理的鄉紳可以獨立地處理村裏的、家族間的各種事務。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技術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較多地依賴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來實行統治。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封閉的，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央政府沒有西方“民族國家”那種高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甚至也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軍隊。到了清朝後期，中國傳統國家體制顯然已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帶來的挑戰，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學者早就提出過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他們認為中國“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態的國家”在中國卻有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維系並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其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態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期。但西方學者采用“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往往是為了強調中國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他們把中國數千年“文明”形態的國家看作是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障礙和包袱，也就是說由於中國“文明國家”的原因，中國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上那種具有現代法律、經濟、國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國家”或“現代國家”。美國思想史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就是持這種觀點。西方主流學者一般認為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程不過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代國家”的過程，如用中國自己的政治話語來說，就是一個由“天下”變為“國家”的過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更是把現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國人建設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是悲壯的，是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從清王朝覆滅到走向共和，從五四運動到軍閥混戰，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和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前仆後繼，經歷了數千萬人的犧牲，終於建立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隨後又經歷了諸多波瀾曲折的變革，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確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並開始邁向世界第一。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以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並從中國社會結構出發分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建設，他的觀點頗有見地。他認為從民國時期到1949年之後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中國從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農村村落經濟後，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的挑戰。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他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重構了一個現代的上層結構，但這個結構仍然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他以魯迅的小說為例說明上層結構的精英人士與底層結構的農民根本無法溝通，所以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還是一種“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則徹底重塑了中國的下層結構。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普通農民組織起來支援前線，進行了土改和掃盲，為中國社會後來的“數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礎。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則重構了中國的中層結構。所謂中層結構指的就是司法、銀行、稅收、物流等服務於現代市場經濟的各種技術支持。雖然今天中國還有人認為只有建立與西方同樣的政體才算建立了現代國家，還有人仍然懷有所謂的“現代國家焦慮”，繼續激烈地譴責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政體，但這些人的觀點在中國已被邊緣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來也沒像今天這麽強烈，中國現代國家的體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
二、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但我們國家又和一般國家不一樣，我們“文明國家”的許多傳統並未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得到了更好發揮。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名字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盡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但與其他學者不一樣，他在書中對中國“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正面的闡述，應該說他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我們肯定。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是惟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於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裏的國家。”他在書中也引用了我關於中國模式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他關於中國是“文明國家”的觀點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崛起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有所裨益，也啟發了我對“文明型國家”的部分論述。
但是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有沖突，這種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斷中國今後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覆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可能會導致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他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西方學者那種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對立起來的思維方法。依我之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覆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我還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這就是“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別。前者融“文明”與“（現代）國家”為一體，而後者中的“文明”和“（現代）國家”則常常是一個矛盾體。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未像現在這樣既古老又年輕，既傳統又時尚，既中國又世界。一個古老文明，同時又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品質，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征。這八個特征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我們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歐洲相比，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萬左右，所以中國的人口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國家之和。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今天的人口規模也是在自己漫長歷史中“百國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但印度歷史上沒有經歷過中華民族這麽長久的人口整合過程，其龐大的人口遠遠沒有中國人這種高度的文化同質性（相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遠遠沒有中華民族這種凝聚力。印度歷史上最長的統一時期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外來的英語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人還不到印度總人口的10%。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整個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特別是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受過教育和培訓的人民是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財富。這麽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個經過充分整合的現代國家載體內，他們既受到傳統文明的熏陶，又接受過現代教育，所以產生的規模效應世界上無人可比。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中國的旅游、手機、互聯網、高速鐵路等行業的迅速發展，都體現了這種規模效應。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從更廣的意義上看，由於人口效應，中國只要改變自己，往往就能改變世界。比方說，中國汽車產量和銷量已經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整個世界汽車工業開始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也是世界第一，隨之而來的就是世界建築設計業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游、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
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土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百國之和”而形成的。雖然俄羅斯和加拿大國土面積比中國還要大，但它們從未經歷過“文明型國家”意義上的那種整合歷程。前蘇聯曾嘗試創造過“蘇維埃民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化為烏有，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各個共和國紛紛獨立。如果不是普京上臺扭轉了親西方勢力主導的所謂“民主化”，俄羅斯還會不斷地解體下去。
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大國有大國的難處，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東方不亮西方亮，回旋餘地大得多。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曾對我說，新加坡現在雖然比較發達，但新加坡總是如履薄冰，因為任何一場大的危機，比方說像“9·11”那樣的恐怖主義襲擊，就可能使整個新加坡毀於一旦。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麽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遼闊的疆土也使中國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強勢政府的傳統和現代國家的體制建設，使我們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國防能力，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百餘年的“挨打”問題。由於可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土內進行戰略布局，我們今天可以實現西氣東輸、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優勢支配。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一般制造業可以從發達板塊轉移到新興板塊，但仍然留在中國，這就延長了中國制造業的生命周期。我們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各級地方政府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縣際競爭與合作等特點都與我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個事實有關。
“文明型國家”所形成的地緣優勢也使我們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輻射力。中國過去三十年推動了沿邊開發的戰略，現在又與東盟建立了10+1自由貿易區，建立了中亞地區的上海合作組織，並推動中、日、韓之間的經濟整合。中國已成為整個東亞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並通過東亞推動世界的發展，使中國迅速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重要動力。中國這種地緣優勢是日本這樣缺少地緣優勢的經濟大國所難以比擬的。
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
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使中國在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實踐傳統。我們在政治、哲學、宗教、語言、教育、藝術、音樂、戲劇、文學、建築、軍事、體育、醫學、飲食等領域內都有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東西。這種傳統的豐富性、內源性、原創性和連續性都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資源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匪淺。我們今天講的“與時俱進”觀念，源於數千年前《周易》中的“與時偕行”。我們今天使用的“和諧社會”概念源於《周易》裏的“太和”概念。我們先人“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被用來引導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展現的是中國人“敢為天下先”的那種闖勁：船在河裏航行可能不穩，因為有暗流，但到了橋頭附近，水流一般會起變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橋洞就可以穿過了。這些都是數千年文明智慧的積累，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人實踐理性的哲學傳承。
正在形成的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也是中國思想獨立性和文明內源性的體現，這很像中醫，西醫能解釋也好，不能解釋也好，中國人信這個東西，因為它管用。如果西醫不能解釋中醫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論解釋不了中國模式的成功，這總體上不是中醫不科學或者中國模式不科學的問題，而是西醫和西方的理論還沒有發展到足以解釋中醫效果和中國模式效果的水平。我們要做的不是削足適履，詆毀中醫或中國模式以適應西方的理論，而是應該以中國人的成功實踐為出發點，去修正西方的理論，去形成自己的理論。
同樣，中醫的實踐也表明，一旦中醫與西醫較好地結合起來，其治療效果往往好於單靠中醫或西醫，就像中國模式已經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這本身也體現了中華文明長於綜合創新的特點。我們願意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我們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中華文明是一個主體文明，不是一個次生文明。日本作為一種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許多歷史傳承，更何況中國呢？
4.超深厚的文化積澱
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資源。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綿延不斷的文化成就。這是一種“百國之和”的文化薈萃。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體主義。中國文化中，儒、道、釋互補，儒、法、墨共存，表現出多元一體的思想格局。
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意味著中國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樣為一體。中國光是方言就有上萬種，北京人、廣東人、上海人在許多生活習慣和思維方法上的差異不亞於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之間的差異，還有56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但這些差異都可以在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文化也開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覆興時代。這種繁榮和覆興的深度、廣度和力度也只有一個文化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才可能做到。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老子熱、誦經熱、書畫熱、茶道熱、舊宅熱、文物熱、中醫熱、養生熱等，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繁榮與覆興。過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沒有使多數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國人新的文化自覺。這是一種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情況下形成的文化自覺，其意義非同凡響。
外國許多好東西與中國文化碰撞後，不僅沒有削弱中國文化，而且把中國文化呈現得精彩萬分。網游來自西方，但在網上世界裏，三國、西游、水滸、封神、山海經、俠客傳記都可以大顯神通；中國歷史、典章與人物都可以成為當代青年快樂資源的一部分。與外界的大規模文化互動激活了許多中國文化的意象和資源，激活了中國無數的文化創意產業，從Flash、視頻、手機新功能到四格漫畫、MV等新技術都是這樣。
中國近年來影視產業發展迅速，各種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和無數蕩氣回腸的歷史事件為中國影視產業提供了用之不盡的素材。截下任何一個歷史斷面，都可以開發出無數的題材和故事。我們的近、現代史也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故事。這些都是包括好萊塢在內的西方影視文化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中國電影人最終超越好萊塢應該不是夢，因為最大的文化資源在中國，最大的觀眾群體在中國，最大的投資群體最終也是在中國。
中國人本文化衍生出來的餐飲文化、養生文化、休閑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比擬的。中國菜肴之豐富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和法國都有豐富的飲食文化，但中國大的菜系有八個，其中任何一個菜系的豐富性都超過法國菜系。換言之，兩者不是一個當量級的：一個是國別“文化級”的，一個是“百國之和”“文明級”的。中國任何地方的街頭餐館都能做出三四十種菜，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餐館只有漢堡包加土豆條，能有三四個菜就不錯了。歐洲餐館的菜肴要豐富一些，但也很少超過七八個品種。中國的餐飲文化比西方餐飲文化豐富至少十倍，其實，許多其他文化領域內的差異也類似。惟有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才會有這份精彩，中國文化事業百花齊放的時代已經到來。
5.獨特的語言
我們使用的是歷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漢語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同時也是把中國龐大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聯系在一起的強大紐帶。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也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殖民化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結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發展的困境甚至絕境：永遠在那裏邯鄲學步，自己的傳統早已丟了，而別人的東西怎麽也學不會，結果整個國家就永遠聽人擺布，人民生活在動蕩與貧困之中。
在現代國家的建設中，我們的漢語也與時俱進，從文體修辭到語法詞匯，都吸收了大量外國元素。白話文、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等語言方面的創新大大方便了漢語的學習和推廣。漢語能夠翻譯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學的著作，能夠與現代科技完全兼容，並正在展現出自己的獨特優勢，如西方語言難以達到的那種簡潔度、極為豐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蘊。
漢字使中國人獲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文化資源。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影響力將隨著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游客輸出國而輻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漢語，就更容易謀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已經表明中國文字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中國最大的軟實力之一。
我們有些人總是擔心中國人缺少宗教情懷。其實只要稍微熟悉一點世界歷史的人就知道，人類歷史上宗教沖突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光是基督教各個教派之間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沖突就有上千年的歷史，造成了無數生命遭殺戮的人間悲劇。這些沖突還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著。我們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見，中國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蘊藏在中國的文字中。一個中國人，只要學會了中文，能夠聽說讀寫，能夠使用一二百個成語，中國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學會了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與人為善、自食其力、勤儉持家、好學不倦、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等。當你走遍世界的時候，你就知道中國文化中的這些基本信條是多麽的珍貴。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這麽一些基本信條，結果是暴力犯罪猖獗，發展毫無起色，一個接一個地成了扶不起的阿鬥。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文字和文化教育，把這些中國傳統價值激發出來，從而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溫馨和善。
6.獨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也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問題，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人目光比較遠大，思維方式更註重整體效果。中國人歷來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很難想像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
中國今天的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後中國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是我們必須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我曾遇到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麽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裏？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換言之，即使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也只是一種非常勉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麽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這種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倒是可以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麽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什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獨特的政治還表現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們歷史上有朝貢制度、藩屬制度、將軍都護府制度、改土歸流制度、郡縣制等等，這種制度多樣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下是難以想像的，但在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中，各種制度可以相處得非常自然。中國可以實行“一國兩制”和區域自治制度，現在大陸已經和香港特區、澳門特區達成了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安排，與臺灣地區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也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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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是什麽性質的崛起？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它無非是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革，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提高、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多。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它將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種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終被接納為西方社會的成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崛起代表了一種不同性質國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實現了一種對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持後一種觀點。
有些人總認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面“轉軌”到西方模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與西方接軌，而我則認為一個“文明型國家”這樣做的話，只會走向混亂和分裂。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會比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即中國模式）而崛起的，今後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但這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必然走向沖突和對抗。恰恰相反，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決定了中國不是一個尋求對抗的國家，而是一個尋求不同體制和平共處、互相學習、互利共贏的國家，這對世界是好事。當然，如果有國家硬要把對抗強加給中國，那就另當別論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什麽叫作“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什麽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組成的國家。歐洲是“民族國家”的發源地。“民族國家”的動力是民族主義，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歐洲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最大動力，但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也是歐洲近代無數戰爭的主要根源。18—19世紀期間，民族主義在歐洲興起，“民族國家”也隨之興起。
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可以說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一了稅收和軍隊，形成了超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並屢屢擊敗德國統一之前的普魯士（當時德國還是一盤散沙的300多個小國）。當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了德國，形成“民族國家”後，德國便迅速崛起，並走向了軍事擴張的道路。在亞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也形成了“民族國家”，並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擊敗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中國。19世紀的時候，雖然中國的GDP總量大於英國和日本，但英國和日本當時都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因而也具備了當時中國還不具備的國家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受到這種“民族國家”體制的刺激，中國從20世紀初亦開始了自己“民族國家”建設的艱難歷程。在西方政治話語裏，“民族國家”已成了“現代國家”的代名詞：“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盡管西方的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處，但為了敘述方便，我這裏還是姑且用之。
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宗族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知書達理的鄉紳可以獨立地處理村裏的、家族間的各種事務。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技術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較多地依賴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來實行統治。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封閉的，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央政府沒有西方“民族國家”那種高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甚至也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軍隊。到了清朝後期，中國傳統國家體制顯然已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帶來的挑戰，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學者早就提出過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他們認為中國“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態的國家”在中國卻有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維系並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其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態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期。但西方學者采用“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往往是為了強調中國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他們把中國數千年“文明”形態的國家看作是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障礙和包袱，也就是說由於中國“文明國家”的原因，中國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上那種具有現代法律、經濟、國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國家”或“現代國家”。美國思想史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就是持這種觀點。西方主流學者一般認為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程不過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代國家”的過程，如用中國自己的政治話語來說，就是一個由“天下”變為“國家”的過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更是把現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國人建設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是悲壯的，是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從清王朝覆滅到走向共和，從五四運動到軍閥混戰，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和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前仆後繼，經歷了數千萬人的犧牲，終於建立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隨後又經歷了諸多波瀾曲折的變革，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確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並開始邁向世界第一。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以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並從中國社會結構出發分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建設，他的觀點頗有見地。他認為從民國時期到1949年之後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中國從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農村村落經濟後，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的挑戰。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他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重構了一個現代的上層結構，但這個結構仍然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他以魯迅的小說為例說明上層結構的精英人士與底層結構的農民根本無法溝通，所以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還是一種“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則徹底重塑了中國的下層結構。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普通農民組織起來支援前線，進行了土改和掃盲，為中國社會後來的“數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礎。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則重構了中國的中層結構。所謂中層結構指的就是司法、銀行、稅收、物流等服務於現代市場經濟的各種技術支持。雖然今天中國還有人認為只有建立與西方同樣的政體才算建立了現代國家，還有人仍然懷有所謂的“現代國家焦慮”，繼續激烈地譴責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政體，但這些人的觀點在中國已被邊緣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來也沒像今天這麽強烈，中國現代國家的體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
二、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但我們國家又和一般國家不一樣，我們“文明國家”的許多傳統並未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現代國家的載體中得到了更好發揮。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tin 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名字叫《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盡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但與其他學者不一樣，他在書中對中國“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正面的闡述，應該說他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我們肯定。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是惟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於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裏的國家。”他在書中也引用了我關於中國模式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他關於中國是“文明國家”的觀點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崛起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有所裨益，也啟發了我對“文明型國家”的部分論述。
但是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有沖突，這種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斷中國今後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覆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人的種族優越感可能會導致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從這個角度看，他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西方學者那種把“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對立起來的思維方法。依我之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覆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越論。我還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這就是“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別。前者融“文明”與“（現代）國家”為一體，而後者中的“文明”和“（現代）國家”則常常是一個矛盾體。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未像現在這樣既古老又年輕，既傳統又時尚，既中國又世界。一個古老文明，同時又具備了現代國家的品質，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征。這八個特征又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
1.超大型的人口規模
我們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這片疆土上的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和歐洲相比，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也就是1 400萬左右，所以中國的人口約等於100個歐洲中等國家之和。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今天的人口規模也是在自己漫長歷史中“百國之和”逐步整合而形成的。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但印度歷史上沒有經歷過中華民族這麽長久的人口整合過程，其龐大的人口遠遠沒有中國人這種高度的文化同質性（相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遠遠沒有中華民族這種凝聚力。印度歷史上最長的統一時期是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外來的英語也成了印度的主要官方語言，而今天真正掌握英語的人還不到印度總人口的10%。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不可能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整個西方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而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特別是現代教育體系的建立，受過教育和培訓的人民是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財富。這麽巨大的人口都生活在一個經過充分整合的現代國家載體內，他們既受到傳統文明的熏陶，又接受過現代教育，所以產生的規模效應世界上無人可比。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中國的旅游、手機、互聯網、高速鐵路等行業的迅速發展，都體現了這種規模效應。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從更廣的意義上看，由於人口效應，中國只要改變自己，往往就能改變世界。比方說，中國汽車產量和銷量已經世界第一，隨之出現的就是整個世界汽車工業開始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也是世界第一，隨之而來的就是世界建築設計業出現了某種面向中國的轉型。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游、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等。
2.超廣闊的疆域國土
中國幅員遼闊的疆土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步“百國之和”而形成的。雖然俄羅斯和加拿大國土面積比中國還要大，但它們從未經歷過“文明型國家”意義上的那種整合歷程。前蘇聯曾嘗試創造過“蘇維埃民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化為烏有，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各個共和國紛紛獨立。如果不是普京上臺扭轉了親西方勢力主導的所謂“民主化”，俄羅斯還會不斷地解體下去。
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大國有大國的難處，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東方不亮西方亮，回旋餘地大得多。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曾對我說，新加坡現在雖然比較發達，但新加坡總是如履薄冰，因為任何一場大的危機，比方說像“9·11”那樣的恐怖主義襲擊，就可能使整個新加坡毀於一旦。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麽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遼闊的疆土也使中國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和戰略縱深。強勢政府的傳統和現代國家的體制建設，使我們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國防能力，徹底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百餘年的“挨打”問題。由於可以在超大規模的國土內進行戰略布局，我們今天可以實現西氣東輸、高鐵“四縱四橫”等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現代化工程，實現資源的優勢支配。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一般制造業可以從發達板塊轉移到新興板塊，但仍然留在中國，這就延長了中國制造業的生命周期。我們的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條腿走路”的做法、各級地方政府所發揮的巨大作用、縣際競爭與合作等特點都與我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這個事實有關。
“文明型國家”所形成的地緣優勢也使我們具有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輻射力。中國過去三十年推動了沿邊開發的戰略，現在又與東盟建立了10+1自由貿易區，建立了中亞地區的上海合作組織，並推動中、日、韓之間的經濟整合。中國已成為整個東亞經濟發展的最大引擎，並通過東亞推動世界的發展，使中國迅速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的重要動力。中國這種地緣優勢是日本這樣缺少地緣優勢的經濟大國所難以比擬的。
3.超悠久的歷史傳統
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歷史使中國在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識體系和實踐傳統。我們在政治、哲學、宗教、語言、教育、藝術、音樂、戲劇、文學、建築、軍事、體育、醫學、飲食等領域內都有博大精深、自成體系的東西。這種傳統的豐富性、內源性、原創性和連續性都是其他民族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資源使我們今天仍然受益匪淺。我們今天講的“與時俱進”觀念，源於數千年前《周易》中的“與時偕行”。我們今天使用的“和諧社會”概念源於《周易》裏的“太和”概念。我們先人“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被用來引導我們的改革開放。我們說的“船到橋頭自然直”，展現的是中國人“敢為天下先”的那種闖勁：船在河裏航行可能不穩，因為有暗流，但到了橋頭附近，水流一般會起變化，船就容易直行了，橋洞就可以穿過了。這些都是數千年文明智慧的積累，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人實踐理性的哲學傳承。
正在形成的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也是中國思想獨立性和文明內源性的體現，這很像中醫，西醫能解釋也好，不能解釋也好，中國人信這個東西，因為它管用。如果西醫不能解釋中醫治病的效果，就像西方理論解釋不了中國模式的成功，這總體上不是中醫不科學或者中國模式不科學的問題，而是西醫和西方的理論還沒有發展到足以解釋中醫效果和中國模式效果的水平。我們要做的不是削足適履，詆毀中醫或中國模式以適應西方的理論，而是應該以中國人的成功實踐為出發點，去修正西方的理論，去形成自己的理論。
同樣，中醫的實踐也表明，一旦中醫與西醫較好地結合起來，其治療效果往往好於單靠中醫或西醫，就像中國模式已經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元素，這本身也體現了中華文明長於綜合創新的特點。我們願意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我們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中華文明是一個主體文明，不是一個次生文明。日本作為一種次生文明在吸收西方文明的時候也能保持自己的許多歷史傳承，更何況中國呢？
4.超深厚的文化積澱
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也為我們提供了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資源。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綿延不斷的文化成就。這是一種“百國之和”的文化薈萃。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和整體主義。中國文化中，儒、道、釋互補，儒、法、墨共存，表現出多元一體的思想格局。
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意味著中國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包容性，可以融多樣為一體。中國光是方言就有上萬種，北京人、廣東人、上海人在許多生活習慣和思維方法上的差異不亞於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之間的差異，還有56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但這些差異都可以在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框架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文化也開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覆興時代。這種繁榮和覆興的深度、廣度和力度也只有一個文化資源如此豐富的國家才可能做到。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老子熱、誦經熱、書畫熱、茶道熱、舊宅熱、文物熱、中醫熱、養生熱等，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繁榮與覆興。過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不但沒有使多數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反而促成了中國人新的文化自覺。這是一種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情況下形成的文化自覺，其意義非同凡響。
外國許多好東西與中國文化碰撞後，不僅沒有削弱中國文化，而且把中國文化呈現得精彩萬分。網游來自西方，但在網上世界裏，三國、西游、水滸、封神、山海經、俠客傳記都可以大顯神通；中國歷史、典章與人物都可以成為當代青年快樂資源的一部分。與外界的大規模文化互動激活了許多中國文化的意象和資源，激活了中國無數的文化創意產業，從Flash、視頻、手機新功能到四格漫畫、MV等新技術都是這樣。
中國近年來影視產業發展迅速，各種作品令人目不暇接。中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歷史和無數蕩氣回腸的歷史事件為中國影視產業提供了用之不盡的素材。截下任何一個歷史斷面，都可以開發出無數的題材和故事。我們的近、現代史也充滿了跌宕起伏的故事。這些都是包括好萊塢在內的西方影視文化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中國電影人最終超越好萊塢應該不是夢，因為最大的文化資源在中國，最大的觀眾群體在中國，最大的投資群體最終也是在中國。
中國人本文化衍生出來的餐飲文化、養生文化、休閑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比擬的。中國菜肴之豐富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和法國都有豐富的飲食文化，但中國大的菜系有八個，其中任何一個菜系的豐富性都超過法國菜系。換言之，兩者不是一個當量級的：一個是國別“文化級”的，一個是“百國之和”“文明級”的。中國任何地方的街頭餐館都能做出三四十種菜，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餐館只有漢堡包加土豆條，能有三四個菜就不錯了。歐洲餐館的菜肴要豐富一些，但也很少超過七八個品種。中國的餐飲文化比西方餐飲文化豐富至少十倍，其實，許多其他文化領域內的差異也類似。惟有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才會有這份精彩，中國文化事業百花齊放的時代已經到來。
5.獨特的語言
我們使用的是歷史悠久、生生不息的漢語。漢語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同時也是把中國龐大的人口和遼闊的國土聯系在一起的強大紐帶。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也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殖民化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結果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陷入了今天發展的困境甚至絕境：永遠在那裏邯鄲學步，自己的傳統早已丟了，而別人的東西怎麽也學不會，結果整個國家就永遠聽人擺布，人民生活在動蕩與貧困之中。
在現代國家的建設中，我們的漢語也與時俱進，從文體修辭到語法詞匯，都吸收了大量外國元素。白話文、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等語言方面的創新大大方便了漢語的學習和推廣。漢語能夠翻譯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學的著作，能夠與現代科技完全兼容，並正在展現出自己的獨特優勢，如西方語言難以達到的那種簡潔度、極為豐富的形象感以及超深厚的文化底蘊。
漢字使中國人獲得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文化資源。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其影響力將隨著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游客輸出國而輻射到全世界。今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只要懂漢語，就更容易謀取到一份工作，而遍布世界各國的“孔子學院”已經表明中國文字將隨著中國的崛起而成為中國最大的軟實力之一。
我們有些人總是擔心中國人缺少宗教情懷。其實只要稍微熟悉一點世界歷史的人就知道，人類歷史上宗教沖突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光是基督教各個教派之間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沖突就有上千年的歷史，造成了無數生命遭殺戮的人間悲劇。這些沖突還在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著。我們的老百姓不一定信教，但依我之見，中國人的文化和信仰就蘊藏在中國的文字中。一個中國人，只要學會了中文，能夠聽說讀寫，能夠使用一二百個成語，中國文化的基本元素往往就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了，他就學會了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如與人為善、自食其力、勤儉持家、好學不倦、自強不息、同舟共濟等。當你走遍世界的時候，你就知道中國文化中的這些基本信條是多麽的珍貴。世界上多少民族的文化就是缺少這麽一些基本信條，結果是暴力犯罪猖獗，發展毫無起色，一個接一個地成了扶不起的阿鬥。我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文字和文化教育，把這些中國傳統價值激發出來，從而使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溫馨和善。
6.獨特的政治
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也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問題，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要失去“天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人目光比較遠大，思維方式更註重整體效果。中國人歷來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很難想像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
中國今天的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後中國迅速失控，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是我們必須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我曾遇到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麽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裏？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換言之，即使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也只是一種非常勉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麽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這種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倒是可以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麽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什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獨特的政治還表現在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具有多元包容的特性。我們歷史上有朝貢制度、藩屬制度、將軍都護府制度、改土歸流制度、郡縣制等等，這種制度多樣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下是難以想像的，但在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中，各種制度可以相處得非常自然。中國可以實行“一國兩制”和區域自治制度，現在大陸已經和香港特區、澳門特區達成了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安排，與臺灣地區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也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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