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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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再來帶動其他地方，這種思路在一般國家中是難以想像的，而在中國卻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1+1大於2的巨大效應。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無法產生。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是中央集權，但中國每一項改革實際上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所以中國體制要比印度的體制更有活力。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的發展模式就很不一樣：現代市場經濟的三元結構——政府、市場、社會的作用因地而異，經濟結構也差別很大。實際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各個地方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推動了中國奇跡的產生。
總之，我們學習了西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府體系，但同時又擁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資源，兩者的結合使我們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擾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整個世界都會更多地看到中國政治智慧對人類未來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
7.獨特的社會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家庭、家族、宗族紐帶而形成的社會。它與我們的先民很早就開始從事定居農業有關，在這種農業活動中，血緣紐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血緣關系比較淡薄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屬於不同質的社會。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以家庭為基礎及其衍生出來的一整套關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關系和生活方式。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家庭倫理還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又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的統一了起來：由個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天下。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的百年中，這種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
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巨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那種自然經濟、社會流動性極低的社會已被一個高速發展、社會流動性極強的社會取而代之。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一個從封閉的農業社會向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轉化的進程，並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不過在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時候，也產生了各種社會矛盾和價值失落，這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和問題。但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這恐怕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在這種現代化大潮的沖擊下，很多人以為西方個人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將取代中國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中國也會走向西方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峙的局面。但事實並非如此，現代化帶來了許多中國傳統價值的失落，但同時又帶來了人們對回歸傳統價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個全新基礎之上的回歸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間唱遍中國大江南北就說明了這個事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結構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對絕大多數人仍然是天經地義的事，畢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寫法延續至今。在今天的中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已經比過去擴大了無數倍，但個人仍然願意為家庭利益犧牲很多東西，這在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社會是很難想像的。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凝聚力遠遠大於西方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個人權利並存，絲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層面，西方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他們今天也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珍惜中國的政治穩定。中國中產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的動亂，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混亂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財富積累得益於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中國社會數千年的文化基因看來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對峙沖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互補模式。這個模式也能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凝聚力、競爭力與親和力。
8.獨特的經濟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嚴格講不是“市場經濟學”，而是“人本經濟學”，或者說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政治經濟學”，其最大特點是把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系在一起，與治國安邦聯系在一起。多數中國人理解的經濟學就是“經世濟民”，經濟發展是為了百姓福祉，不是資本利潤第一。因為有這種民本的思想，我們今天發展經濟的口號是“以人為本”和“讓老百姓滿意”。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終被人民推翻。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西方“市場經濟學”和中國傳統“人本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結合。光講市場經濟，不講人本經濟，在中國恐怕行不通。反過來也一樣，光講人本經濟，不講市場經濟，中國就競爭不過西方。把“市場經濟學”和“人本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國模式，其激發出來的力量看來超過了西方市場經濟模式。
中國傳統經濟中，一直比較重視“看得見的手”。中國國有部門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漢的“鹽鐵官營”，甚至更早。後來的洋務運動也是政府推動的。從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來看，如果沒有一個強勢政府來進行推動和組織，單靠市場的自發作用，那麽市場經濟的形成必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中國政府在整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把“數目字管理”和“宏觀整合力”結合了起來，從而使中國經濟變得很有競爭力。“數目字管理”對於一個現代國家必不可少，但是從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來看，“宏觀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數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長的，中國已經大致學會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觀整合力”是中國擅長的，西方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要學。即使要學，在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裏恐怕也很難做到。而我個人認為，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機日益增多的世界上，僅僅具備“數目字管理”而不具備“宏觀整合力”的國家將競爭不過兩者兼具的國家。關於中國獨特的經濟，我下一章探討中國模式時還會進一步闡述。
總之，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精彩萬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麽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坦率地說，一個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它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凡是能夠持續數千年而香火不斷的東西，一定有其獨特的地方，乃至偉大的智慧，我們切忌簡單地拿西方所謂現代性的標準來隨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對待一切珍貴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樣，認真地呵護，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們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多少成就與輝煌，看看它們還能給我們中國和世界帶來什麽特殊的意義，其中很多內容可以通過繼承發揚和推陳出新而成為我們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資源。
中國這麽一個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而迅速崛起，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文明型國家”既是一個國家，又是“百國之和”。作為一個國家，它有世界上最難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觀整合力，作為“百國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見的內部差異性和覆雜性，但作為一個歷史延綿不斷的統一國家，這些差異最終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動，相得益彰，造福國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視角
“文明型國家”為我們分析中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文明型國家”意味著中國是一種特別類型的國家。中國更像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則更像一個小號手、小提琴手或者一個室內管弦樂隊。人數不同，樂器不同，曲目不同，傳承不同，指揮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國國家的治理方式也與眾不同。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於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在中國模式的指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都成了我們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采用西方模式，那麽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我們“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紛爭和對抗的借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沖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將被徹底斷送。
由於“文明型國家”的特性，我們治理自己的國家絕不能套用西方的觀念，我們只能采取拿來主義，用中國人的眼光來取舍，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優勢。比方說，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一定是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社會，但中國人多地少，土地問題處理不當就會導致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國今天的土地制度結合了土地公有制和個人土地使用權，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是中國模式的一種核心競爭力。如果沒有這種獨特的土地制度，中國怎麽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建設了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怎麽可能進行這麽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怎麽可能使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當然，這個制度也有自己的問題，需要不斷改進，但總體前途看好，放棄它將是愚蠢的。
在廣義和狹義上，中國和西方都可以在許多方面互相交流、學習和借鑒。中國數十年來也一直在這樣做，受益匪淺。但是在深義上，真正民族性的東西是無法改變的，也是不能改變的，因為它是長時間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東西，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載體，是一個民族之所以構成一個民族的關鍵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變，最後一定以失敗告終。
一個民族的政治傳統更要沿著自己的內在邏輯逐步演變。政治浪漫主義代價極高，甚至可能葬送一個民族的偉大前程。其實，連歷史遠遠短於中國的英國，數百年來都一直堅持自己政治傳統的漸進演變，從未接受過席卷歐洲的法國民主模式。依我之見，不要說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也無法按照歐洲“民主國家”的政治模式來治理，也就是說無法實行多黨制和民眾直選歐盟首腦。如果歐盟這樣做的話，歐盟輕則淪為一個無所作為的象征性的政治機構，喪失整合歐洲不同利益的權威和能力，重則導致整個歐盟分裂解體，盡管歐洲還是西方民主體制的發源地。
“文明型國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這種智慧首先體現在我們的文字中：凡是與水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三點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與金屬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銀、銅、鐵、錫。對於所有不同的東西，我們都力求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異”，每一樣東西，都要專門創造一個詞來進行表述，所以閱讀西方的報刊一般需要兩萬個詞匯，而閱讀中文報刊，掌握了兩三千個詞匯就可以，但這兩三千個詞匯可以形成千變萬化的組合，使中文成為世界上表達能力最豐富的語言之一。“文明型國家”的治理也是一個道理。沿著中國文化“求同”的思路來處理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效果就會比較好，國家就有希望，無論是地區間的矛盾，還是企業間的矛盾，還是官民矛盾，還是勞資雙方的矛盾，只要把重點放在尋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較好，因為中國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棄自己的傳統，轉而采用西方“求異”模式，則可能造成沖突、混亂和動蕩，甚至內戰。西方推動的“民主化”給許多國家帶來的動亂和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
“文明型國家”也可以促使我們反思許多今天習以為常的觀念。比方說，用人均GDP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實際上作為不同質的國家，這種簡約化的比較是靠不住的。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和一個小號手、一個小提琴手或一個室內管弦樂隊怎麽進行比較？如果硬要比較，恐怕先要在質和量方面作一個規範。按照名義人均GDP進行比較，瑞士比中國高很多，但中國至少有上千種瑞士沒有的產業。瑞士這個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產生中國這個交響樂團給人帶來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兩者進行比較，恐怕更為合適的方法是把中國這個交響樂團中的小提琴手請出來和瑞士這個小提琴手比較一下。比方說，把800萬人口的蘇州與700萬人的瑞士比一比，這樣的比較才更有意義，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覺。畢竟連舉重比賽都不允許重量級和輕量級互相換位的，更何況比舉重比賽覆雜一萬倍的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呢？
中國實在是太大了，我們的經濟空間、社會空間、政治空間、文化空間、地理空間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差別都太大了。如前所說，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理論上，中國的各種問題比美國多四倍也應屬於合理範圍。其實美國的問題不少於中國，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監獄囚犯總數超過中國，盡管美國人口少於中國的四分之一。中國發達板塊與美國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談到的上海超越紐約就是這樣的比較，中美兩國居民家庭凈資產的比較也屬這一類比較。
再比方說，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統計來反映生活水平的變化。2009年，中國出境人次是6 000萬，這已經是了個不起的成就，但中國是個“文明型國家”，一國等於“百國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離和費用就超過中小國家的跨國旅游。你從奧地利經過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於上海到南京，中間在蘇州、無錫下來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來反映生活水平的變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國國內坐飛機和坐高速火車的人數都算進去，才能作出更為準確的判斷。韓國2009年的出境人次為3 000萬，但韓國國土面積狹小，一上飛機就出國了，所以出國更為頻繁。從表面看，中國出境人次只是韓國的兩倍，而實際上中國具有出境實力的人是韓國的許多倍。
同樣，當你把西方國家不再作為單個國家來看，而是作為另一種文明的組成部分來看時，你便獲得了一個更寬廣的歷史感、文化感和現實感，從而也能更準確地把握這個文明與生俱來的長處和短處，更好地了解如何與之打交道，並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以比較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演化的不同歷史特征，比較西方國家崛起與中國崛起的路徑和代價。比方說，你會發現西方文明的崛起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奴隸制、殖民主義、種族滅絕、法西斯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以強淩弱、從全世界貪婪吸金的過程。你會發現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國家中既有像芬蘭這樣腐敗比較少的北歐國家，也有腐敗十分嚴重的希臘和黑社會勢力超強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饑荒戰亂的第三世界“民主國家”。你還可以發現中西方文明此長彼消的長期趨勢：我們曾領先西方上千年，但從17世紀開始我們又落後於西方，現在我們又開始趕上並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絕大多數內容全部吸收過來豐富自己，但絕不放棄自己，就像印度佛教變成了中國佛教、馬克思主義也中國化了一樣。中國湧現了全世界前所未見的英語學習潮，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出國留學潮，也成為世界上引進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以翻譯海外新聞評論為主的《參考消息》，中國每年出版物的20%是翻譯作品。麥當勞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抗議，但在中國卻得到鼓勵。好萊塢電影《阿凡達》廣受中國人喜歡。但中國人的目標似乎一直很清楚，凡是好的東西我都想學，然後力爭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盡管這些努力並不一定都能成功，但這種努力從不會中斷。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把整個中華文明推入國際大競爭，看一看中華文明能不能站住腳。結果發現，中華文明不但站住了腳，經受了考驗，我們文明的很多內容還被迅速激活。我們通過取長補短、兼容並蓄，促使中國成了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並開始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走向。
四、重新認識中國
與西方相比，中華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傳統。西方沒有這種傳統，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為師”的傳統，但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談論重新認識中國、甚至向中國學習的觀點開始多了起來。2009年1月18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芬蘭前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裏（Martti Ahtisaari）在布魯塞爾主持了一場非洲危機治理的研討會，提出幫助非洲要有新思維。他的機構邀請我去講解中國發展模式。我講完後，阿赫蒂薩裏說我講的內容給這個會議帶來了一些“震動”。當天晚上，芬蘭駐歐盟大使為與會者舉行了一場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薩裏作了個單刀直入的發言，他說：“非洲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張教授今天下午講話的內容。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個董事會，總書記就像是董事長，總理就像CEO,中國治理國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個公司的方法。”他隨即讓我作個回應。我說：“我們確實思考過這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沒有一個公司通過一人一票選CEO,因為這樣做的話，公司就要破產。所以政治體制的設計一定要考慮國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國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
坐在我邊上的英國資深戰略學者羅伯特·庫珀（Robert G.Cooper）有點不以為然，問我：“難道中國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嗎？”我說：“我們很重視這些原則，但我們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傳承，這種傳承的一個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個核心是‘選賢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國家必須靠人才。”阿赫蒂薩裏接著說：“我多次訪問過中國，而且也告訴我見到的朋友：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度，中國與蘇聯是不一樣的國家。中國人做起事情來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們要善於汲取中國人的智慧。”在場的埃及前駐美大使哈加格說：“我年輕的時候曾在開羅見到過來訪的周恩來總理。他當時對埃及領導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記憶猶新。”來自中非共和國的資深學者薩瓦納說：“我也認為治理國家關鍵是要有優秀的領導人，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優秀的領導人。我們國家有個笑話說：中非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引來了所有鄰國的妒忌。他們就去問上帝：為什麽您創造世界的時候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中非？沒想到上帝是這樣回答的：你們不用擔心，我雖然給了他們資源，但沒有給他們好的領導人。”大家都笑了。一場晚宴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場探討重新認識中國的朋友聚會。
隨著中國的崛起，海外關於如何認識中國的文章也越來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談美國向中國學習的文章。文章說“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古老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輕’的美國卻顯得年邁虛弱，經濟陷入不景氣的泥淖中”，並提到了今天的中國有五個方面值得美國學習。這五個方面是：
1.明確大的發展目標，以舉國之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文章指出“美國政府財政方面已接近破產，今年的預算赤字超過一萬億美元”。美國“顯得缺乏遠見，沒有向未來投資的長遠戰略……而且即使美國想搞基礎設施建設，也會遭到反對”。文章引用美國駐華商會前會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的話：“我們可以從中國學到的重要一點就是確定目標、制訂計劃並動員全部力量來推動國家發展。”
2.投資教育,註重人才的戰略性培養。雖然中國應試教育問題嚴重，產生領軍人才和創新人才的機制不暢，但這篇文章註意到中國整體勞動力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數學和科學教育的重視。文章稱：“我們也需要這樣做。中國的小孩已經走在我們子女的前面。”
3.尊老養老的文化使得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凝聚力。中國文化中“父母培養子女，子女反過來照顧年邁父母的模式千百年來一直在持續，已經變成一個文化傳統”。文章提到，這種傳統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好處：老年人幫忙帶孩子，孩子長大了也照顧父母，使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更有凝聚力和親和力。文章指出：美國是個人主義社會，老人很孤獨，美國療養院系統現在不堪重負。
4.健康的儲蓄習慣。文章提出美國人應學習中國人的儲蓄習慣。金融危機其實已經開始改變美國居民的儲蓄習慣。美國家庭儲蓄率已從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國的相應比率則超過20%。文章認為個人財務穩健使中國國家銀行體系擁有更雄厚的財力，可以確保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而資金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5.民眾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文章感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從農家孩子到軟件工程師，從一貧如洗到千萬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細看這五個方面，其實都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舉國之力實現大目標的背後是我們強勢政府的傳統；註重教育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愛幼是中國孝敬文化的延續；儲蓄習慣反映了中國人勤儉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更是中國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也涵蓋了中國舉賢才不分高低貴賤的儒家傳統。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也於2010年1月2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一黨民主制度”的文章，談到他不再嘲笑“一黨民主制度”。他認為這有幾個原因：一是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在中國，“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們之間那種最自然的關系；你能聽到在沿海城市工廠裏的年輕女工在談論把她們一半的薪水寄回家裏，也許在四川農村的父母正等著這些錢給蓋第二層樓呢”。他承認自己受到了震動：“我的錢也是我家裏的錢，這個概念對我很新鮮。在目睹了美國社會原子般的分化之後，我感覺中國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為在美國老人通常會被子女‘遺棄’而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二是中國今天能專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國的經濟前景燦爛。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不久，“中國計劃在未來5年新建97座機場和83個地鐵系統”。四是“一黨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國今天的成績，“我不會再嘲笑這個理念了，‘和而不同’畢竟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思想，無數個中國家庭每天都在實踐這個思想”。他還說其實美國兩黨競選在初選階段也是一種“一黨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來華訪問，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評論，標題是“低調的超級大國”，文章說：
美國總統行程安排有一個巧合之處，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3個小時的會面結束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被安排參觀北京故宮，在其參觀北京故宮的同時，捷克居民正在慶祝開啟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學生抗議二十周年。如果說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與東歐共產黨統治的瓦解，迎來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美國主宰時代的話，那麽二十年後奧巴馬的首次訪華，可以說標志著又一場一代人的全球強權政治革命。此時此刻，一切都變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轉向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十年後，讓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將是此次行程的實質內容，而非基調。奧巴馬實際上邀請中國政府成立一個兩國委員會，借此推動雙方在應對全球最重大問題方面形成共同立場。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接到這種邀請，也不太可能得到這種待遇。上周在北京，奧巴馬正式承認，在當今世界，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
為什麽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和綜合實力的迅速增長及其產生的全球影響。今天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日本和韓國走出經濟衰退主要靠中國市場的拉動；中國還迅速取代了美國成為拉美主要國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貿易夥伴，進而也帶動了拉美經濟的發展。2008—2009年拉美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量紛紛下跌，惟有與中國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中國在非洲的貿易和投資都在飆升。2010年外向型經濟的德國開始成為帶領歐洲覆蘇的火車頭，但這期間，中國成了德國產品的最大進口國，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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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無法產生。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是中央集權，但中國每一項改革實際上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所以中國體制要比印度的體制更有活力。長三角的上海、江蘇、浙江的發展模式就很不一樣：現代市場經濟的三元結構——政府、市場、社會的作用因地而異，經濟結構也差別很大。實際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各個地方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推動了中國奇跡的產生。
總之，我們學習了西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府體系，但同時又擁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資源，兩者的結合使我們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擾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相信整個世界都會更多地看到中國政治智慧對人類未來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
7.獨特的社會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家庭、家族、宗族紐帶而形成的社會。它與我們的先民很早就開始從事定居農業有關，在這種農業活動中，血緣紐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以游牧為主的西方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血緣關系比較淡薄的社會。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屬於不同質的社會。中國社會的最大特點是以家庭為基礎及其衍生出來的一整套關系和生活方式，而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關系和生活方式。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家庭倫理還衍生出了“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又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的統一了起來：由個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天下。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的百年中，這種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
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巨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那種自然經濟、社會流動性極低的社會已被一個高速發展、社會流動性極強的社會取而代之。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一個從封閉的農業社會向開放的工業和商業社會轉化的進程，並和西方同步地轉向信息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每一個細胞都調動起來了，要發展、要掙錢、要自我實現，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機會。不過在這樣一個快速變革的時候，也產生了各種社會矛盾和價值失落，這很像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同時，又帶有青春期的風險和問題。但從歷史發展的長期合理性角度來看，這恐怕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必經階段。
在這種現代化大潮的沖擊下，很多人以為西方個人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將取代中國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中國也會走向西方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峙的局面。但事實並非如此，現代化帶來了許多中國傳統價值的失落，但同時又帶來了人們對回歸傳統價值的向往，而且是在一個全新基礎之上的回歸向往。一首《常回家看看》瞬間唱遍中國大江南北就說明了這個事實：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深層次的結構仍然是家庭。孝敬父母對絕大多數人仍然是天經地義的事，畢竟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孝”字的寫法延續至今。在今天的中國，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已經比過去擴大了無數倍，但個人仍然願意為家庭利益犧牲很多東西，這在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社會是很難想像的。這也是中國社會的凝聚力遠遠大於西方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孝敬文化今天完全可以和個人權利並存，絲毫也不落伍。
在政治層面，西方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他們今天也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珍惜中國的政治穩定。中國中產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的動亂，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混亂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財富積累得益於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中國社會數千年的文化基因看來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對峙沖突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的互動互補模式。這個模式也能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凝聚力、競爭力與親和力。
8.獨特的經濟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嚴格講不是“市場經濟學”，而是“人本經濟學”，或者說是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政治經濟學”，其最大特點是把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系在一起，與治國安邦聯系在一起。多數中國人理解的經濟學就是“經世濟民”，經濟發展是為了百姓福祉，不是資本利潤第一。因為有這種民本的思想，我們今天發展經濟的口號是“以人為本”和“讓老百姓滿意”。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終被人民推翻。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西方“市場經濟學”和中國傳統“人本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結合。光講市場經濟，不講人本經濟，在中國恐怕行不通。反過來也一樣，光講人本經濟，不講市場經濟，中國就競爭不過西方。把“市場經濟學”和“人本經濟學”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是今天的中國模式，其激發出來的力量看來超過了西方市場經濟模式。
中國傳統經濟中，一直比較重視“看得見的手”。中國國有部門的作用可以追溯到西漢的“鹽鐵官營”，甚至更早。後來的洋務運動也是政府推動的。從中國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來看，如果沒有一個強勢政府來進行推動和組織，單靠市場的自發作用，那麽市場經濟的形成必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中國政府在整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主導作用。
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把“數目字管理”和“宏觀整合力”結合了起來，從而使中國經濟變得很有競爭力。“數目字管理”對於一個現代國家必不可少，但是從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來看，“宏觀整合力”也非常重要。“數目字管理”是西方擅長的，中國已經大致學會了，不少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而“宏觀整合力”是中國擅長的，西方大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要學。即使要學，在西方那種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裏恐怕也很難做到。而我個人認為，在今天這個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全球性危機日益增多的世界上，僅僅具備“數目字管理”而不具備“宏觀整合力”的國家將競爭不過兩者兼具的國家。關於中國獨特的經濟，我下一章探討中國模式時還會進一步闡述。
總之，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精彩萬分的大世界。如前所述，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並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並能完成現代國家的轉型，那麽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麽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
坦率地說，一個五千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它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凡是能夠持續數千年而香火不斷的東西，一定有其獨特的地方，乃至偉大的智慧，我們切忌簡單地拿西方所謂現代性的標準來隨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對待一切珍貴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那樣，認真地呵護，理性地分析，看看它們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多少成就與輝煌，看看它們還能給我們中國和世界帶來什麽特殊的意義，其中很多內容可以通過繼承發揚和推陳出新而成為我們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資源。
中國這麽一個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而迅速崛起，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種“文明型國家”既是一個國家，又是“百國之和”。作為一個國家，它有世界上最難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觀整合力，作為“百國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見的內部差異性和覆雜性，但作為一個歷史延綿不斷的統一國家，這些差異最終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動，相得益彰，造福國人，惠及世界。
三、新的視角
“文明型國家”為我們分析中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文明型國家”意味著中國是一種特別類型的國家。中國更像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而世界上多數國家則更像一個小號手、小提琴手或者一個室內管弦樂隊。人數不同，樂器不同，曲目不同，傳承不同，指揮自然也不同，所以中國國家的治理方式也與眾不同。中國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只能源於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在中國模式的指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都成了我們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我們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我們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是如果我們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放棄中國模式，轉而采用西方模式，那麽我們“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可能很快就變為我們的最大劣勢：“百國之和”變成“百國之異”，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我們“百國之和”的人口將成為中國混亂動蕩的溫床，我們“百國之和”的疆土將成為四分五裂的沃土；我們“百國之和”的傳統將成為無數紛爭和對抗的借口；我們“百國之和”的文化將成為不同文化族群大規模沖突的根源。中華民族崛起的夢想將被徹底斷送。
由於“文明型國家”的特性，我們治理自己的國家絕不能套用西方的觀念，我們只能采取拿來主義，用中國人的眼光來取舍，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自我，不要失去自己的優勢。比方說，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一定是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社會，但中國人多地少，土地問題處理不當就會導致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國今天的土地制度結合了土地公有制和個人土地使用權，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是中國模式的一種核心競爭力。如果沒有這種獨特的土地制度，中國怎麽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建設了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怎麽可能進行這麽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怎麽可能使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名列世界前茅？當然，這個制度也有自己的問題，需要不斷改進，但總體前途看好，放棄它將是愚蠢的。
在廣義和狹義上，中國和西方都可以在許多方面互相交流、學習和借鑒。中國數十年來也一直在這樣做，受益匪淺。但是在深義上，真正民族性的東西是無法改變的，也是不能改變的，因為它是長時間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東西，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載體，是一個民族之所以構成一個民族的關鍵所在。如果有人硬要改變，最後一定以失敗告終。
一個民族的政治傳統更要沿著自己的內在邏輯逐步演變。政治浪漫主義代價極高，甚至可能葬送一個民族的偉大前程。其實，連歷史遠遠短於中國的英國，數百年來都一直堅持自己政治傳統的漸進演變，從未接受過席卷歐洲的法國民主模式。依我之見，不要說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也無法按照歐洲“民主國家”的政治模式來治理，也就是說無法實行多黨制和民眾直選歐盟首腦。如果歐盟這樣做的話，歐盟輕則淪為一個無所作為的象征性的政治機構，喪失整合歐洲不同利益的權威和能力，重則導致整個歐盟分裂解體，盡管歐洲還是西方民主體制的發源地。
“文明型國家”的最大智慧是“求同”。這種智慧首先體現在我們的文字中：凡是與水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三點水”，如江、河、湖、海、洋；凡是與金屬有關的東西，我們就加上“金”字偏旁，如銀、銅、鐵、錫。對於所有不同的東西，我們都力求發現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而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是“求異”，每一樣東西，都要專門創造一個詞來進行表述，所以閱讀西方的報刊一般需要兩萬個詞匯，而閱讀中文報刊，掌握了兩三千個詞匯就可以，但這兩三千個詞匯可以形成千變萬化的組合，使中文成為世界上表達能力最豐富的語言之一。“文明型國家”的治理也是一個道理。沿著中國文化“求同”的思路來處理中國面臨的各種矛盾，效果就會比較好，國家就有希望，無論是地區間的矛盾，還是企業間的矛盾，還是官民矛盾，還是勞資雙方的矛盾，只要把重點放在尋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一定比較好，因為中國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反之，如果放棄自己的傳統，轉而采用西方“求異”模式，則可能造成沖突、混亂和動蕩，甚至內戰。西方推動的“民主化”給許多國家帶來的動亂和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
“文明型國家”也可以促使我們反思許多今天習以為常的觀念。比方說，用人均GDP來比較不同國家的發展水平。實際上作為不同質的國家，這種簡約化的比較是靠不住的。一個數百名樂手組成的超大型交響樂團和一個小號手、一個小提琴手或一個室內管弦樂隊怎麽進行比較？如果硬要比較，恐怕先要在質和量方面作一個規範。按照名義人均GDP進行比較，瑞士比中國高很多，但中國至少有上千種瑞士沒有的產業。瑞士這個小提琴手再好，也不能產生中國這個交響樂團給人帶來的震撼。如果一定要把兩者進行比較，恐怕更為合適的方法是把中國這個交響樂團中的小提琴手請出來和瑞士這個小提琴手比較一下。比方說，把800萬人口的蘇州與700萬人的瑞士比一比，這樣的比較才更有意義，更容易使人找到感覺。畢竟連舉重比賽都不允許重量級和輕量級互相換位的，更何況比舉重比賽覆雜一萬倍的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呢？
中國實在是太大了，我們的經濟空間、社會空間、政治空間、文化空間、地理空間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差別都太大了。如前所說，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理論上，中國的各種問題比美國多四倍也應屬於合理範圍。其實美國的問題不少於中國，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監獄囚犯總數超過中國，盡管美國人口少於中國的四分之一。中國發達板塊與美國的可比性很大，前面談到的上海超越紐約就是這樣的比較，中美兩國居民家庭凈資產的比較也屬這一類比較。
再比方說，有人用出境人次的統計來反映生活水平的變化。2009年，中國出境人次是6 000萬，這已經是了個不起的成就，但中國是個“文明型國家”，一國等於“百國之和”，你跨省旅游的距離和費用就超過中小國家的跨國旅游。你從奧地利經過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捷克，大概就等於上海到南京，中間在蘇州、無錫下來走走。如果要用出境人次來反映生活水平的變化，那你至少要把中國國內坐飛機和坐高速火車的人數都算進去，才能作出更為準確的判斷。韓國2009年的出境人次為3 000萬，但韓國國土面積狹小，一上飛機就出國了，所以出國更為頻繁。從表面看，中國出境人次只是韓國的兩倍，而實際上中國具有出境實力的人是韓國的許多倍。
同樣，當你把西方國家不再作為單個國家來看，而是作為另一種文明的組成部分來看時，你便獲得了一個更寬廣的歷史感、文化感和現實感，從而也能更準確地把握這個文明與生俱來的長處和短處，更好地了解如何與之打交道，並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你可以比較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演化的不同歷史特征，比較西方國家崛起與中國崛起的路徑和代價。比方說，你會發現西方文明的崛起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民主化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奴隸制、殖民主義、種族滅絕、法西斯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以強淩弱、從全世界貪婪吸金的過程。你會發現信奉西方政治文明的國家中既有像芬蘭這樣腐敗比較少的北歐國家，也有腐敗十分嚴重的希臘和黑社會勢力超強的意大利，更有一大批陷入饑荒戰亂的第三世界“民主國家”。你還可以發現中西方文明此長彼消的長期趨勢：我們曾領先西方上千年，但從17世紀開始我們又落後於西方，現在我們又開始趕上並在不少方面超越西方。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沒有中斷的文明，中華文明似乎可以把西方文明的絕大多數內容全部吸收過來豐富自己，但絕不放棄自己，就像印度佛教變成了中國佛教、馬克思主義也中國化了一樣。中國湧現了全世界前所未見的英語學習潮，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出國留學潮，也成為世界上引進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以翻譯海外新聞評論為主的《參考消息》，中國每年出版物的20%是翻譯作品。麥當勞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抗議，但在中國卻得到鼓勵。好萊塢電影《阿凡達》廣受中國人喜歡。但中國人的目標似乎一直很清楚，凡是好的東西我都想學，然後力爭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超越，盡管這些努力並不一定都能成功，但這種努力從不會中斷。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把整個中華文明推入國際大競爭，看一看中華文明能不能站住腳。結果發現，中華文明不但站住了腳，經受了考驗，我們文明的很多內容還被迅速激活。我們通過取長補短、兼容並蓄，促使中國成了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並開始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走向。
四、重新認識中國
與西方相比，中華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傳統。西方沒有這種傳統，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為師”的傳統，但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談論重新認識中國、甚至向中國學習的觀點開始多了起來。2009年1月18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芬蘭前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裏（Martti Ahtisaari）在布魯塞爾主持了一場非洲危機治理的研討會，提出幫助非洲要有新思維。他的機構邀請我去講解中國發展模式。我講完後，阿赫蒂薩裏說我講的內容給這個會議帶來了一些“震動”。當天晚上，芬蘭駐歐盟大使為與會者舉行了一場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薩裏作了個單刀直入的發言，他說：“非洲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張教授今天下午講話的內容。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個董事會，總書記就像是董事長，總理就像CEO,中國治理國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個公司的方法。”他隨即讓我作個回應。我說：“我們確實思考過這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沒有一個公司通過一人一票選CEO,因為這樣做的話，公司就要破產。所以政治體制的設計一定要考慮國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國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
坐在我邊上的英國資深戰略學者羅伯特·庫珀（Robert G.Cooper）有點不以為然，問我：“難道中國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嗎？”我說：“我們很重視這些原則，但我們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傳承，這種傳承的一個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個核心是‘選賢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國家必須靠人才。”阿赫蒂薩裏接著說：“我多次訪問過中國，而且也告訴我見到的朋友：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度，中國與蘇聯是不一樣的國家。中國人做起事情來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們要善於汲取中國人的智慧。”在場的埃及前駐美大使哈加格說：“我年輕的時候曾在開羅見到過來訪的周恩來總理。他當時對埃及領導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記憶猶新。”來自中非共和國的資深學者薩瓦納說：“我也認為治理國家關鍵是要有優秀的領導人，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優秀的領導人。我們國家有個笑話說：中非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引來了所有鄰國的妒忌。他們就去問上帝：為什麽您創造世界的時候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中非？沒想到上帝是這樣回答的：你們不用擔心，我雖然給了他們資源，但沒有給他們好的領導人。”大家都笑了。一場晚宴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場探討重新認識中國的朋友聚會。
隨著中國的崛起，海外關於如何認識中國的文章也越來越多。2009年11月13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談美國向中國學習的文章。文章說“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古老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輕’的美國卻顯得年邁虛弱，經濟陷入不景氣的泥淖中”，並提到了今天的中國有五個方面值得美國學習。這五個方面是：
1.明確大的發展目標，以舉國之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文章指出“美國政府財政方面已接近破產，今年的預算赤字超過一萬億美元”。美國“顯得缺乏遠見，沒有向未來投資的長遠戰略……而且即使美國想搞基礎設施建設，也會遭到反對”。文章引用美國駐華商會前會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的話：“我們可以從中國學到的重要一點就是確定目標、制訂計劃並動員全部力量來推動國家發展。”
2.投資教育,註重人才的戰略性培養。雖然中國應試教育問題嚴重，產生領軍人才和創新人才的機制不暢，但這篇文章註意到中國整體勞動力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數學和科學教育的重視。文章稱：“我們也需要這樣做。中國的小孩已經走在我們子女的前面。”
3.尊老養老的文化使得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凝聚力。中國文化中“父母培養子女，子女反過來照顧年邁父母的模式千百年來一直在持續，已經變成一個文化傳統”。文章提到，這種傳統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好處：老年人幫忙帶孩子，孩子長大了也照顧父母，使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更有凝聚力和親和力。文章指出：美國是個人主義社會，老人很孤獨，美國療養院系統現在不堪重負。
4.健康的儲蓄習慣。文章提出美國人應學習中國人的儲蓄習慣。金融危機其實已經開始改變美國居民的儲蓄習慣。美國家庭儲蓄率已從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國的相應比率則超過20%。文章認為個人財務穩健使中國國家銀行體系擁有更雄厚的財力，可以確保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而資金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5.民眾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文章感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從農家孩子到軟件工程師，從一貧如洗到千萬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細看這五個方面，其實都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征：舉國之力實現大目標的背後是我們強勢政府的傳統；註重教育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愛幼是中國孝敬文化的延續；儲蓄習慣反映了中國人勤儉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更是中國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也涵蓋了中國舉賢才不分高低貴賤的儒家傳統。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也於2010年1月2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一黨民主制度”的文章，談到他不再嘲笑“一黨民主制度”。他認為這有幾個原因：一是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在中國，“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們之間那種最自然的關系；你能聽到在沿海城市工廠裏的年輕女工在談論把她們一半的薪水寄回家裏，也許在四川農村的父母正等著這些錢給蓋第二層樓呢”。他承認自己受到了震動：“我的錢也是我家裏的錢，這個概念對我很新鮮。在目睹了美國社會原子般的分化之後，我感覺中國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為在美國老人通常會被子女‘遺棄’而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二是中國今天能專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國的經濟前景燦爛。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不久，“中國計劃在未來5年新建97座機場和83個地鐵系統”。四是“一黨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國今天的成績，“我不會再嘲笑這個理念了，‘和而不同’畢竟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思想，無數個中國家庭每天都在實踐這個思想”。他還說其實美國兩黨競選在初選階段也是一種“一黨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來華訪問，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評論，標題是“低調的超級大國”，文章說：
美國總統行程安排有一個巧合之處，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3個小時的會面結束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被安排參觀北京故宮，在其參觀北京故宮的同時，捷克居民正在慶祝開啟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學生抗議二十周年。如果說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與東歐共產黨統治的瓦解，迎來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美國主宰時代的話，那麽二十年後奧巴馬的首次訪華，可以說標志著又一場一代人的全球強權政治革命。此時此刻，一切都變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轉向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十年後，讓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將是此次行程的實質內容，而非基調。奧巴馬實際上邀請中國政府成立一個兩國委員會，借此推動雙方在應對全球最重大問題方面形成共同立場。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接到這種邀請，也不太可能得到這種待遇。上周在北京，奧巴馬正式承認，在當今世界，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
為什麽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和綜合實力的迅速增長及其產生的全球影響。今天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日本和韓國走出經濟衰退主要靠中國市場的拉動；中國還迅速取代了美國成為拉美主要國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貿易夥伴，進而也帶動了拉美經濟的發展。2008—2009年拉美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量紛紛下跌，惟有與中國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中國在非洲的貿易和投資都在飆升。2010年外向型經濟的德國開始成為帶領歐洲覆蘇的火車頭，但這期間，中國成了德國產品的最大進口國，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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