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8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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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南聯大校長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鏡,脫下旗袍,換上從農民手裏買來的藍布裝。可白皙的皮膚,鼻梁兩側深陷下去的眼鏡凹印,還有那明顯帶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話,都瞞不了人。久而久之,不僅聯大校園裏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這位走街串巷賣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學校長的夫人。而定勝糕的名稱也就此傳開了。
蔣夢麟:開辟現代大學之路
蔣夢麟(1886—1964),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1964年病逝於臺北。
北大“功狗”
在“五四”運動後期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主力的“六三”運動中,蔣夢麟與志同道合的胡適、湯爾和(當時的醫專校長)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學生的挽留蔡校長(民國政府要撤免他)運動,鼓動蔡元培回北京覆任北大校長。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民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簽署大總統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則表示,只要民國政府答應不處罰學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國政府隨即食言,並沒有改變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於是,蔡元培覆電民國政府拒絕返校覆職。學生運動由此愈發猛烈。在強大的“挽蔡”壓力下,民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民國政府國務院、教育部先後致電蔡元培,請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務。可蔡元培在離開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過不再回北大,必須給他留下一個回旋的時機。經過各方斡旋,由湯爾和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任職時的得意弟子蔣夢麟暫時去代理北大。在這樣的情勢下,蔣夢麟開始了他與北大前後近20年的關系。當時蔣夢麟年僅33歲。
當各方議定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蔣夢麟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後接受了,於是,他提出兩點意見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二是僅為蔡先生的督印者。當時盡管蔣夢麟只有33歲,卻頗具謙謙君子之風。蔡元培對蔣夢麟提出的這兩點都同意了,還交代蔣夢麟說:“前段日子,各界代表來杭州(蔡元培離開北大後南下於上海、杭州之間)每天都有幾起,迄未答謝,你到北京後,可代我向社會各界致謝,說明我已有回北大的決心,對大學責任,我願意繼續擔負完全責任。”之後蔣夢麟起程前往北京,臨行前向蔡元培告辭,蔡元培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從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蔣夢麟頷首稱是。
蔣夢麟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點。
就這樣民國政府教育部批準蔡元培的請求,同意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的職務。蔣夢麟初來乍到,憑什麽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腳?何況當初在他答應眾人之勸代理北大之時,也並非所有教員都持歡迎態度的。在當時,門戶之見、地域之見還是存在的。蔣夢麟對此倒是有心理準備的,頭腦從未發過熱、膨脹過。在全體學生歡迎大會結束後召開的教職員會上,蔣夢麟謙虛地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代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他這麽一說,反對者也不便於再指責什麽了。於是,在校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的決議。看起來蔣夢麟不驚不險地在北大被認可了,可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面。一方面被警廳拘押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沒放出來,一方面國會中還有人在覬覦北大校長一職。面對校內外的紛擾,尤其是民國政府官僚政客與舊勢力的幹擾,蔣夢麟本著《詩經·邶風·雄雉》所雲“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貪吝,走到哪兒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適、湯爾和、馬敘倫等一班朋友的幫助下,四處奔波,向前奮鬥,終於使所有在押學生得以無條件釋放,暑期結束後,新學期順利招得新生400名。蔣夢麟總算在北大初步站穩了腳跟。
暴風雨過去了,霽日重現,新的學期開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於是年9月20日到校,蔣夢麟向恩師蔡元培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長十年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論是他赴歐美考察,還是因政府腐敗憤而辭職,總是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務。除了三次代行校長職務外,蔣夢麟長期以總務長的身份,將主要精力用在協助蔡元培進行北大的體制改革上,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導下,蔣夢麟與胡適、陳獨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北大是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這固然與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沒有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要遜色不少。但對蔡元培與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評說,真是不敢恭維。而認為自己的辦事能力超過胡適,蔣夢麟的辦事能力超過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對胡適說:“論辦事能力,你不如我,論學問,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條狗;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但辦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蔣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條狗。”以後,蔣夢麟也說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條“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條狗。”只不過蔣夢麟是條“功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蔣夢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辦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認可此說,在北大,學校的發展、部門的設置是請蔣夢麟君通盤計劃的。
由於有傅斯年與蔣夢麟的這麽一說一和,於是,蔣夢麟就落了個“功狗”校長之戲稱。
說起“功狗”,這是有典故的。話說劉邦做了皇帝後,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沒有什麽文化,卻在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提著腦袋南征北戰,為劉邦打下若大江山的夥伴雖說個個封侯拜將,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卻是一個文人——在後方協助劉邦的蕭何!這一下炸鍋了,群情激奮。蕭何憑什麽名列功臣第一?劉邦對他手下這批開國武將說了一段頗有見地的話,他說:“獵狗只有追擒野獸的功能,而獵人卻能指揮獵狗。你們只不過是擒殺野獸有功的獵狗(功狗),只有蕭何才稱得上是獵人(功人)。”這就是蔣夢麟講的“功狗”一詞的由來。
1930年12月,代校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蔣夢麟到校視察後,隨即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北大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的職志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各設院長一名。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評議會為校務會議,人員組成與職權同原評議會,必要時可延聘專家列席,所以,校務會實際上是教授會。原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舊保留,職權不變。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推行的仍是他當年協助蔡元培時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過突出了他那美國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針和辦事原則而已。
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除了管理就看師資隊伍的質量了。蔣夢麟一面將流失的教授請回來,一面延攬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充實師資。他對文學院院長胡適以及理學院院長周炳琳、法學院院長劉樹杞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蔣夢麟用人繼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傳統,挑選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如錢穆沒有高學歷,國學水平卻很高,蔣夢麟毫不猶豫地將其請到北大當教授。猶如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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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開辟現代大學之路
蔣夢麟(1886—1964),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歲3月,蔣夢麟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即回國。1919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蔣夢麟在北大工作了20餘年。1964年病逝於臺北。
北大“功狗”
在“五四”運動後期的工人階級成為運動主力的“六三”運動中,蔣夢麟與志同道合的胡適、湯爾和(當時的醫專校長)一道竭力支持北大學生的挽留蔡校長(民國政府要撤免他)運動,鼓動蔡元培回北京覆任北大校長。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民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不得不簽署大總統令表示“挽蔡”。蔡元培則表示,只要民國政府答應不處罰學生,便可以回校。可民國政府隨即食言,並沒有改變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於是,蔡元培覆電民國政府拒絕返校覆職。學生運動由此愈發猛烈。在強大的“挽蔡”壓力下,民國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民國政府國務院、教育部先後致電蔡元培,請他速回北大主持校務。可蔡元培在離開北大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過不再回北大,必須給他留下一個回旋的時機。經過各方斡旋,由湯爾和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即蔡元培在回北大之前,由蔡元培在紹興中西學堂任職時的得意弟子蔣夢麟暫時去代理北大。在這樣的情勢下,蔣夢麟開始了他與北大前後近20年的關系。當時蔣夢麟年僅33歲。
當各方議定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後,蔣夢麟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後接受了,於是,他提出兩點意見要求蔡元培同意:一是只代表蔡先生個人,而非代表北大校長;二是僅為蔡先生的督印者。當時盡管蔣夢麟只有33歲,卻頗具謙謙君子之風。蔡元培對蔣夢麟提出的這兩點都同意了,還交代蔣夢麟說:“前段日子,各界代表來杭州(蔡元培離開北大後南下於上海、杭州之間)每天都有幾起,迄未答謝,你到北京後,可代我向社會各界致謝,說明我已有回北大的決心,對大學責任,我願意繼續擔負完全責任。”之後蔣夢麟起程前往北京,臨行前向蔡元培告辭,蔡元培又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從今以後,須負極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蔣夢麟頷首稱是。
蔣夢麟這一去北大,是他人生的一重大拐點。
就這樣民國政府教育部批準蔡元培的請求,同意由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的職務。蔣夢麟初來乍到,憑什麽才能在北大站得住腳?何況當初在他答應眾人之勸代理北大之時,也並非所有教員都持歡迎態度的。在當時,門戶之見、地域之見還是存在的。蔣夢麟對此倒是有心理準備的,頭腦從未發過熱、膨脹過。在全體學生歡迎大會結束後召開的教職員會上,蔣夢麟謙虛地說:“我只是蔡先生派來代捺印子的,一切請各位主持。”他這麽一說,反對者也不便於再指責什麽了。於是,在校評議會上通過了聘他做教授,擔任總務長的決議。看起來蔣夢麟不驚不險地在北大被認可了,可棘手的事情還在後面。一方面被警廳拘押的學生還有一部分沒放出來,一方面國會中還有人在覬覦北大校長一職。面對校內外的紛擾,尤其是民國政府官僚政客與舊勢力的幹擾,蔣夢麟本著《詩經·邶風·雄雉》所雲“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不去害人不貪吝,走到哪兒都得成”)之精神,在胡適、湯爾和、馬敘倫等一班朋友的幫助下,四處奔波,向前奮鬥,終於使所有在押學生得以無條件釋放,暑期結束後,新學期順利招得新生400名。蔣夢麟總算在北大初步站穩了腳跟。
暴風雨過去了,霽日重現,新的學期開始了。蔡元培在各方一再督促之下,於是年9月20日到校,蔣夢麟向恩師蔡元培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長十年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不論是他赴歐美考察,還是因政府腐敗憤而辭職,總是由總務長蔣夢麟代理校務。除了三次代行校長職務外,蔣夢麟長期以總務長的身份,將主要精力用在協助蔡元培進行北大的體制改革上,成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在蔡元培的主導下,蔣夢麟與胡適、陳獨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現代大學的軌道。
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北大是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這固然與蔡元培密不可分。然而,倘若沒有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等人,只怕北大在中國教育史上也要遜色不少。但對蔡元培與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水平,傅斯年曾批評說,真是不敢恭維。而認為自己的辦事能力超過胡適,蔣夢麟的辦事能力超過蔡元培。有一次傅斯年對胡適說:“論辦事能力,你不如我,論學問,我不如你,我是你的一條狗;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但辦事能力比蔡先生高明,蔣先生是蔡先生的一條狗。”以後,蔣夢麟也說自己是蔡先生的一條“狗”,“蔡先生是北大‘功人’,我是蔡先生的一條狗。”只不過蔣夢麟是條“功狗”。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蔣夢麟是北大自由派中最有辦事能力的人。蔡元培也認可此說,在北大,學校的發展、部門的設置是請蔣夢麟君通盤計劃的。
由於有傅斯年與蔣夢麟的這麽一說一和,於是,蔣夢麟就落了個“功狗”校長之戲稱。
說起“功狗”,這是有典故的。話說劉邦做了皇帝後,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沒有什麽文化,卻在刀光劍影中出生入死、提著腦袋南征北戰,為劉邦打下若大江山的夥伴雖說個個封侯拜將,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卻是一個文人——在後方協助劉邦的蕭何!這一下炸鍋了,群情激奮。蕭何憑什麽名列功臣第一?劉邦對他手下這批開國武將說了一段頗有見地的話,他說:“獵狗只有追擒野獸的功能,而獵人卻能指揮獵狗。你們只不過是擒殺野獸有功的獵狗(功狗),只有蕭何才稱得上是獵人(功人)。”這就是蔣夢麟講的“功狗”一詞的由來。
1930年12月,代校長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蔣夢麟到校視察後,隨即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辦學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北大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規定北大的職志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重建文、理、法三學院,實行學院制,各設院長一名。院長由校長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評議會為校務會議,人員組成與職權同原評議會,必要時可延聘專家列席,所以,校務會實際上是教授會。原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仍舊保留,職權不變。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蔣夢麟接任北大校長後,推行的仍是他當年協助蔡元培時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過突出了他那美國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針和辦事原則而已。
一個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除了管理就看師資隊伍的質量了。蔣夢麟一面將流失的教授請回來,一面延攬大批留學生來校任教,充實師資。他對文學院院長胡適以及理學院院長周炳琳、法學院院長劉樹杞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蔣夢麟用人繼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傳統,挑選教師只看學術上的貢獻。如錢穆沒有高學歷,國學水平卻很高,蔣夢麟毫不猶豫地將其請到北大當教授。猶如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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