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延請梁漱溟。在蔣夢麟的誠摯待人下，20世紀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學有專長、業有專攻的專家、教授，北大成為人才薈萃之地，這就保證了北大的整體教學水平。

為了促使教學科研的健全發展，對蔡元培執掌北大時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蔣夢麟堅持不變。在“大度包容”的方針下，自由主義傳統得以延續下來。他對全校同仁宣告：“我們當繼續不斷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裏好撐船’，本校‘肚’裏要駛飛艇才好。”

蔣夢麟以自己的淵博學識和精明幹練，在那段艱苦歲月裏，克服重重困難，小心翼翼地把握著北大之舵，竭智盡能，把希望之舟平穩渡過驚濤駭浪，二十年如一日，終使北大的教學與科研水平穩步提升，達到了北大歷史上的最高峰，為當時北平國立八校之首。到抗戰前北大已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對此，蔣夢麟十分謙遜地說：“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幾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又說：“我自到北大後，始終得到適之、孟真的全力幫助，方才有北大的發展。”

“郭子儀第二”

在蔣夢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學生一般不應該介入現實政治，現實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學生的根本目標是將自己培養、造就成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國家驅使。只有當現實政治實在慘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負責任的時候，青年學生利用自己的熱情，出而喚醒民眾，昭示天下，達成此目標即應返回教室，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荒廢學業，放棄其自身的職責，自壞國家將來之幹城。

至於成年人的責任，蔣夢麟在當北大校長那些年裏，從來未敢放棄，並以北平文化界領袖的身份沖鋒在前，以致引起日本軍方的關註，並將之列入應予逮捕的黑名單。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憲兵徑直來到北大校長室，“邀請”蔣夢麟到日本駐防軍司令部“解釋”其反對日本的事情。蔣夢麟本著“臨難毋茍免”的古訓，答應在一個小時之內就去。

當蔣夢麟將這件事告訴家裏的時候，有朋友勸他不要去日本軍營，聽日本人到北大來逮捕好了。但是，他們敢嗎？然而考慮再三，蔣夢麟依然決定單獨前往，在天黑以前抵達設在東交民巷的日軍司令部。

蔣夢麟獨自前往，顯然出乎日軍的預料。日軍大佐說：“我們司令請你到這裏來，希望知道你為什麽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邊說邊遞給蔣夢麟一支香煙。

“你說什麽？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蔣夢麟一邊回答，一邊接過日本人的香煙。

“那麽，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

“是的。我是簽了字的。那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系。”

“你寫過一本攻擊日本的書？”

“拿這本書出來給我看看！”

“那麽，你是日本的朋友嗎？”

“這話不一定對。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敵人，正像我是中國軍國主義的敵人一樣。”

“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蔣夢麟說：“已經給你準備了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憲兵是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聽聞此言，蔣夢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裏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這位日本大佐聽到這句話臉色立即變了，好像蔣夢麟忽然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說。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茍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蔣夢麟抽著煙，很平靜地對日本人說。

電話又響了，這位日本大佐再度轉身對蔣夢麟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麽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對於這件事，羅家倫後來評價說，蔣夢麟是郭子儀第二，大有英雄精神。

七七事變爆發的時候，蔣夢麟正在南方，旋赴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談話會，為全面抗戰建言獻策。7月底，北平淪陷，北大也成為日本的軍營。根據國民政府的指示，相繼淪陷的平津各高校陸續內遷，北大與清華、南開組建聯合大學，先設長沙，後移昆明，是為抗戰時期聞名國內外的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由三個著名大學組建，蔣夢麟與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三常委，共同負責聯大的日常事務，殫精竭慮，克服重重困難，為民族覆興、為建立新的國家保留了難得的讀書種子，譜寫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由於西南聯大的三個學校都是名校，有著各自不同的傳統、優長之處及學風，以學校的歷史及校長的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於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的團結，為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堅決主張不設校長，實行常委負責制，共同主持校務。大政方針實行合議制，推請梅貽琦為主席，實際主持學校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務，而蔣夢麟主要負責對外，校內的事務基本不管。蔣夢麟就此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

“家是我痛苦的深淵”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讚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原來，蔣夢麟為繼娶陶曾谷而與原配離異，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適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

蔣陶聯姻最大的壓力還不在蔣夢麟與原配離異，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遺孀。高仁山先後執教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並在北京大學創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殺害於天橋刑場。高仁山死後，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盡管蔣夢麟使君有婦，但陶曾谷的處境令他同情，長期的照顧和相處，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兩人互生愛意，墜入愛河。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1958年，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在臺灣因病去世。陶曾谷臥床時，陶曾谷的一位表親常去照應病人。陶女士曾經對她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由於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夢麟的續弦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因夫人去世後，蔣夢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親的安排。據報道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通過這個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鐘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都太理想了。蔣夢麟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裏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舍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別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於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兩情不可不謂綢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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