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上刊登了這段話。蔡元培實際上已巧妙地繞開教育部的制約，作了破女禁的宣言。

1920年1月18日，北大平民夜校開學，共招男女合班生350人。蔡元培親臨法科禮堂參加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稱這一天是“北京大學準許平民進去的第一日”。他說：從前這個地方是不許人進去的，現在這個地方人人都可以進去。從前馬神廟北京大學掛著一塊牌，寫著“學堂重地，閑人免入”，以為全國最高的學府，只有大學學生同教員可以去，旁人是不能進去的。這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現在這塊牌已經沒有了。許多旁聽生可以堂而皇之地湧入北大課堂聽課了，北大呈現出一派自由、開放的現代大學景象。

1920年2月，江蘇籍女生王蘭提出入學請求，因已過考期，遂入校旁聽，成為北大第一女學生。隨後又有奚湞、查曉園入學旁聽，至3月11日，北大《日刊》“本校女生”欄介紹已有9人旁聽。1920年秋季，北大則正式招收了9名本科女生。

首開女禁引起了當局的極度不安。1920年4月，教育部致函北大，老調重彈：“國立學校為社會視聽所系，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為此向蔡元培提出了“告誡”。

“你的事，我一直記著”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大的校門，這時，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鞠躬致敬。他緩緩地走下馬車，摘下禮帽，向這些工友們鞠躬回禮。在場的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從來就不把工友放在眼裏。今天的新校長怎麽了？

像蔡元培這樣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禮，在當時的北大乃至中國都是罕見的現象。這不是一件小事，蔡元培希望通過這一行為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古板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以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挑戰，他以自己的言行樹起了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幟。

蔡元培將北大當作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

1927年2月北伐軍攻下浙江，蔡元培等從上海到杭州。

這時一般青年要從軍從政的，都來見蔡元培，從早到晚絡繹不絕，蔡元培一一接見。有求寫介紹信的，則有求必應，請在客廳稍坐，立刻就寫，毫不推諉。他寫信很快，兩三分鐘就寫好一封，而且都是親筆，從不假手於人。

替他代筆的，只是偶爾有人請他吃飯、講演，因時間沖突不能去，他在帖子上批個“致謝”二字。而那些請蔡元培寫介紹信的也不一定是北大畢業的。

有一天晚上，十點多鐘了，有一青年畫家求見。身邊的人稟告蔡元培說有人想見他，是否請來人明天再來。蔡元培說，請他進來好了。那人帶了幾張他自己畫的人物花卉之類，給他看，請蔡元培為他介紹工作。蔡元培問他能否畫宣傳品，他說可以。於是蔡元培就替他寫信介紹給白崇禧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總政治主任潘宜之，請求錄用。過了幾天，蔡元培還問年輕人怎麽樣了，蔡元培為人寫介紹信，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誠心誠意地關懷青年。

劉開渠是我國著名的雕刻家，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長、中國美術館館長。他與蔡元培非親非故，他能學上雕塑，完全靠的是蔡元培的培養。可以這樣說，沒有蔡元培的幫助，他不僅不能搞上雕塑，很可能連美術這個專業都失掉了。他在北京美術學校學習了十年，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無以為生，在朋友的幫助下，輾轉到南京，在大學院謀到了一個職業，當書記員，一天到晚就是抄抄寫寫，完全丟掉了自己的專業。

有一次在大學院裏，他向蔡元培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他能幫助自己到法國去學習雕塑。蔡元培微笑著說：“想到法國去學雕塑是好事情，我們中國還沒有派過專人去學，我記著這件事。”

劉開渠是1927年11月向蔡元培提出要求的。這月底，林風眠等人由北京來到南京，蔡元培為他們成立了藝術教育委員會。林風眠讓劉開渠到委員會作辦事員。劉開渠事不多，經常出去畫畫。林風眠想辦個美術學校，找到蔡元培，蔡元培聽了非常高興，他說：“西湖是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去看看那裏有沒有房子，如有，就在那裏辦。”林風眠看好了房子，美術學校很快就辦起來了。1928年4月開學，劉開渠任助教。開學典禮上，蔡元培講了話。劉開渠找了個機會，又向他提起想去法國學雕塑的事，蔡元培笑著說：“你的事，我一直記著，有機會就讓你去！”

到5月，劉開渠就接到了大學院的委任書，委任為駐外“著作員”，委任書上還清楚寫明，月薪八十元。劉開渠喜出望外。蔡元培地位那樣高，可他對自己的事一直掛在心上，並能很快給他解決了。劉開渠萬分感激。可他馬上又想到另外一個困難，到法國去很遠，一個窮學生，哪裏有錢買船票？劉開渠到南京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又笑一笑說：“我已經給你想好了，你先提前支半年的工資，接著再預支半年的工資，是一年的了。我還可以給你寫封信給中法聯誼會，轉請法國輪船公司，票價可以打個折扣，這不就解決了？”蔡元培非常忙，仍然為劉開渠想得如此周到，使劉開渠大為感動。

到了法國，蔡元培有時給劉開渠寫信。有一次信裏說：“我不在大學院了，你的工資我已囑大學院照寄。”有時，他太忙的話，就讓許壽裳（蔡先生好友兼秘書）給他寫信。

蔡元培總是這樣，你有什麽要求，他立刻滿足你，體現了他仁厚濟困的一面。

“離職風波”

當時北大學費相當低廉，每人每學期僅為十元，不到私立大學的五分之一，且學生還享受補貼，因此辦學經費基本靠財政撥款，計每年七十五萬元。而那時軍閥混戰，財稅來源無保障，到1922年9月，辦學經費已被拖欠五個月，蔡元培聯合其他大學校長向政府屢次交涉，並以辭職為威脅，好不容易索來兩個半月的經費。

這個時候，為了節約經費，校評議會（與教授會並立的權力機構）成員聯合向校長蔡元培提出：學校每年耗費在印刷講義上的費用高達一萬多元，而在購買圖書上的開支卻捉襟見肘；如果把花在講義上的這筆錢向學生收取，節約下講義費來補充圖書，對學校、對學生都有好處。

蔡元培對此很有同感，他還考慮到：因為學校將講義印好下發到學生手中，學生上課就不用功，到考試時再“惡補”講義內容，成了一大弊端。於是他當即決定：以後收取講義費充做圖書經費；購買講義與否，由學生自行決定，如上課能認真聽講做筆記，講義盡可不購。

這個決定應該說還是很厚道，但“講義要收錢啦”的消息傳出，一貫免費享有的東西現在要出錢，頓時在學生中激起了強烈反響。

1922年10月17日下午，為抗議講義收費，數十名學生闖進會計室，對職員大肆謾罵恫嚇；10月18日早晨，又有數十名學生群擁至校長室，要求蔡元培廢除講義費。蔡元培將收費決定詳細解釋，並說三日內不收費；但學生寸步不讓，雙方面越談越僵，而且校長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幾百學生，吶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亂。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來，捋起袖口，向學生吼道：“我跟你們決鬥！”然後滿臉青筋地步步進逼。包圍著他的學生害怕了，步步後退，逐漸散去。蔡元培對這場風潮深感惱火和痛心，他當天就寫下辭職呈文離開北大，文中說：“……該生等威迫狂號，秩序蕩然。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費事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恐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

蔡元培辭職後，北大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分別刊登啟事，宣布“隨同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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