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語，這使他一時很犯難。在何氏僑商為他接風的家宴上，他提出了這個問題，請求大家給予幫助。他的話剛一落音，何先生就讓侍女喚來自己的寶貝女兒何蕙珍，並介紹給梁啟超說：“這是小女，從小在美國長大，英文極好，可以給你做翻譯。”梁啟超十分高興，就請她坐在自己的身邊。何蕙珍也很大方，操著一口標準的國語，更讓梁啟超聽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講大會上，很多華僑和美國人出席，梁啟超心情振奮，慷慨激昂地講述了變法維新的見解，以及組建保皇會的意義。何蕙珍小姐為他做翻譯，流利曉暢，準確通達，很受聽眾的喜歡。在口譯過程中，何蕙珍對梁啟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僅擁護梁啟超的變法維新，更敬慕他的演講口才和翩翩風度。演講結束後，何小姐陪同梁啟超步出演講大廳時，她很大方地說：“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華，但願來生我們能走到一起。請先生賜我一張小照，此生足矣！”事後，梁啟超贈給何小姐一張小照，而何小姐則將一把親手編織的小扇，給他做紀念。

梁啟超對這位助手印象極好，在美國的日子裏，如果沒有何小姐給他當翻譯，他幾乎寸步難行。當時，慈禧降旨，以十萬兩白銀懸賞捉拿梁啟超。美國的一家英文報紙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攻擊梁啟超。梁啟超對這種攻擊幾乎是鞭長莫及，只好聽之任之。幾天後，他聽說有家報紙上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回擊那家英文報紙的文章。這些文章以犀利尖銳的筆鋒、深刻透徹的論辯將那家英文報紙批駁得啞口無言。不久，梁啟超得知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寫的，使他從心眼裏產生了對何小姐的敬意。接著，他請何小姐幫助他學習英語，何小姐很愉快地當起了他的英文老師。他們間的接觸越來越多，感情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了。

不久，何蕙珍對才華橫溢的梁啟超暗生情愫，向他表白了愛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我家中已經有妻子了。”梁啟超矛盾地拒絕了她。

初遭拒絕，何蕙珍不僅沒有氣餒，反而為梁啟超的忠貞感到快慰。事後，為博取梁啟超的好感，她動員父親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筆款，並托人設宴向梁啟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間，梁啟超又一次見到何蕙珍。這次，何蕙珍提出一個讓梁啟超心驚的要求：“我情願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啟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知道，何蕙珍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她做出這樣的決定，其癡情實在令人感動。他們在事業上，確實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這些年來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讓妻子傷心？為此，他異常苦悶。從工作上考慮，他也很需要這樣的助手。經過反覆的思想鬥爭，1900年5月24日，梁啟超給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寫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紹了何蕙珍的為人之後，寫道：“餘歸寓後，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聞此事將笑我乎，抑或惱我乎？”梁啟超心想，妻子接信後，定會生出一些醋意來，大罵他一頓，這樣，他發熱的頭腦也好冷靜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啟超打開信後，楞住了，妻子給他寄來了《詩經》中的一首詩《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樂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說：“我遠在日本，不能照顧，先生身邊若有個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顧，豈不更好？”

梁啟超在妻子的寬容面前慚愧萬分，便將妻子的信轉給何蕙珍。何蕙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說道：“惠仙姐賢德，我就向她學習，我們就做先生身邊的娥皇、女英吧。”

梁啟超卻提筆為何蕙珍寫了一首詩：“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瀏陽指譚嗣同）。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做後人師。”聰慧的何蕙珍馬上明白了梁啟超的意思，她眼淚汪汪地拿著梁啟超贈給她的一張自題詩詞的小像，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梁啟超。“蕙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啟超嘆了一口氣，把何蕙珍親手織的一把小扇寄給妻子，讓其代為保管。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想得到蕙珍的幫助，馳騁世界，但理想與現實的條件，又萬萬不能……”

李惠仙讀了梁啟超的來信，表現得很大度，給他回信時表示這件事要請父親大人做主。因為她料到公公是不會認可兒子娶個美國華僑做妾的。梁啟超接到李惠仙的來信，急忙回信勸阻愛妻不要讓父親知道此事，並表示：對於何蕙珍的關系保證做到“發乎情，止乎理”，今後絕不再談此事。當然，梁啟超當時的處境也不允許他沈溺於兒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緝他，怎能讓這位年僅20歲的小姐跟著自己受牽連呢！於是他婉辭謝絕了朋友的好意。

不過，這件事也觸動了李惠仙，她考慮要設法牽住這頭不安分的“小鹿”，於是在1903年，就將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給梁啟超做了妾。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啟超身邊少了一個理解、支持他的人，頓感悲痛萬分。癡心不改的何蕙珍，聽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啟超，一面勸慰其節哀，一面尋機重續前緣。沒想到，梁啟超以“年邁不想再婚”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門，梁啟超都避而不見，萬般無奈的何蕙珍只好揮淚告別……

蔡元培：一代宗師開教育先河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鶴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數度赴德國和法國留學、考察，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和文化史，為他致力於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論基礎。曾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人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他為發展中國新文化教育事業，建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貢獻，堪稱“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國收到北京教育總長來電，說“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他立即在10月2日離開歐洲歸國。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職，開始了一生最具建樹的高教改革。他根據多年在國內辦教育的經驗與兩次游學德、法取得的認識，將二者有機地給合起來，從北大的實踐出發，從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顧頡剛回憶說：“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並“著手采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學的教育方針和制度，來代替北京大學那一套封建主義的腐朽東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前，他的許多知心朋友就勸他別去擔任此職務，當時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會毀掉他的名聲，但孫中山卻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教育。”最終蔡元培還是進了北大。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強調在學校內重學術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師生演說，即指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他要求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他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在學校內，他則大力扶植各種學術政治社團，培養學術研究、思想辯論的風氣。此外，在學校領導體制、學制及課程上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這些使北大向現代化邁出了最堅實有力的一大步。

為貫徹教育救國方針，蔡元培首先“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由於舊北大文科頑固守舊者較多，故整頓工作，先從文科入手。他被任命為北大校長後，迅即訪晤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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