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鼓勵清華的同學“先從個人、朋友等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松”，這樣終會“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即使做學問，也要“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他的演講對清華優良學風和校風的養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清華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定為校訓。

在清華聆聽梁啟超演講的梁實秋回憶說：“他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顧盼左右，光芒四射，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講臺，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麽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同時又這樣自負的話是很難得聽到的。”

康有為是梁啟超的授業恩師，可以這樣說，沒有康有為的培養，就不會有後來的梁啟超；而梁啟超更是因為與康有為共同致力於維新變法，被人合稱“康梁”。

梁啟超拜師康有為，對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選擇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富有強烈事業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鐵塊碰上了磁石。萬木草堂打破了傳統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讀書方法，把求知和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緊密聯系起來。經過萬木草堂的學習，梁啟超開始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

梁啟超求學問的欲望極為強烈，平時對康有為雖無成見但卻勇於堅持己見。從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開始，梁啟超與康有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初到日本梁啟超與康有為一道主張“尊皇”，而僅一年光景，梁啟超便大肆宣傳民權、批奴性、講自由，甚且鼓吹破壞主義。梁啟超的行為引起康有為的不滿，只因天各一方，康有為無可奈何。1900年7月，梁啟超至新加坡，兩人見面，由於學術思想分歧很大，康有為氣惱竟至出手毆打。但梁啟超仍堅持己見，並作詩“我所思兮在何處，盧孟高文我本師”“寧關才大難為用，卻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達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為死後，梁啟超甚是悲痛。梁啟超痛哭幾天，率清華園全體同學在法源寺開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靈三天，每天有人來行禮，他都在孝子位上站著。梁平時喜打麻將，但在康有為死後的三個月內他都不玩。

梁啟超自稱：“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師有沖突誤會，他也並不退讓，而是堅持真理。也正是因為堅持真理，所以他後來堅定地與覆辟、祀孔等思想行為進行鬥爭。

梁啟超晚年受聘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教書育人，同時展開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啟超認為，用科學只能發展物質文明；但卻難以發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問題，更為西洋哲學所缺乏。“從前西洋文明，總不免將理想與實際分為兩撅，唯心唯物，各走極端。宗教家偏重來生，唯心派哲學高談玄妙，離人生問題都是很遠。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丟掉了。”梁啟超說：“所以最近提倡的實用哲學、創新哲學，都是要把理想納到實際裏頭，圖個心物調和。我想我們先秦學術，正是從這條路上發展出來。老、孔、墨三位大聖，雖然學派各殊，‘求理想與實用’一致，卻是他們共同的歸著點。”因此，“國中那些老輩故步自封，說什麽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誠然可笑；那沈醉西風的，把中國什麽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

梁啟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並非無限擡高中學，貶低西學。在他看來，“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為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他希望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它，叫它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個新系統往外擴充，人類全體都得著它好處。”這一看法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借鑒的。

一紙電報點燃“五四運動”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國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間旌旗招展，光彩照耀，東交民巷至***一帶，游人更是摩肩接踵。這一天，人們在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成為戰勝國，盡管這次勝利的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12月初，梁啟超籌措了10萬元經費，挑選了一批各有所長的專家，組成一個民間代表團，赴歐洲參加巴黎和會。

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確立世界新秩序的會議，梁啟超希望能利用這次機會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特別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2月28日，梁啟超率丁文江、蔣百裏等人，乘坐日本輪船橫濱號前往歐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熱鬧。每天早上8點，每個人都抱著一本書，在甲板上沖著大海高聲朗讀，45歲的梁啟超也開始學英語。

在巴黎，梁啟超以中國民間代表的身份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請他幫忙在和會上支持中國收回山東權益，威爾遜答應了。

1919年1月，被中國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會正式開幕。會上，同為戰勝國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遭到中方代表顧維鈞的嚴詞反對。

顧維鈞慷慨陳詞，說山東是孔孟之鄉，中國的文化聖地，自中國參戰以來，與德國訂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均已廢除，不存在日本繼承權益的問題。威爾遜也從旁相助，為中國據理力爭。

場外，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游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寫下《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並翻譯成多國文字，廣為散發，宣傳中國的要求，駁斥了日本占據山東的借口：“膠州灣德國奪自中國，當然須直接交回中國，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犧牲有所要求，試問英美助法奪回土地，曾要求報償耶？”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梁啟超大聲疾呼：“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

就在此時，日本代表平靜地公開了一份令人震驚的秘密協定。這份簽署於前一年的協議規定，日本給段祺瑞政府2000萬日元的貸款，換取在山東修路、駐軍的權利——山東的命運早就註定了。

由於日本早在和會召開前就與協約國務方達成了秘密共識，因此，在和會上，威爾遜成了孤家寡人。並且，日方屢次揚言如不滿足其要求，就退出和會。威爾遜擔心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破產，便妥協了。直到此時，梁啟超才打聽到和會條約的內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國代表已準備在條約上簽字。他趕緊致電國內好友林長民（林徽因父親）告知他巴黎的詳情，並稱：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就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登在《晨報》上。他在文中驚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林長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墻報就貼出了13院校學生代表召集緊急會議的通告。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等14個學校的5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了。

當時，游行隊伍中並沒有“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口號。相反，為了保住山東，學生還目標明確地去找美國大使館，請求美國人幫助。因此，“五四運動”的實質是由梁啟超的一封電報引發的愛國運動。

相知相惜不相娶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應康有為的邀請，到美國檀香山宣傳成立保皇會，組織海外華僑支持光緒皇帝的變法維新。

盡管梁啟超很有辯才，是一位宣傳變法維新的鼓動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後，他才發現宣傳變法維新，不應只是面對美國的華僑，還應得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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