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書請求變法。和以往的上書不同，他的請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覆。1898年6月11日，光緒發布上諭，宣布變法。6月16日，康有為被召入宮，“百日維新”拉開帷幕。7月3日，梁啟超也受到光緒召見。

可惜，滿口的廣東方言害苦了梁啟超，“孝”被讀成“好”，“高”讀成“古”，皇帝聽不懂他的話，大為掃興，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銜，任印書局編譯。

比起康有為與皇上幾個小時的長談，梁啟超的這次召見並不成功。從此，梁啟超痛下決心學習官話，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長大，官話十分流利。梁啟超流亡日本後，請夫人教他官話，婦唱夫隨。

很快，他的官話口語水平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得心應手，不再吃虧了。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開始後，康梁等人根據皇帝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獎勵發明創造、改革財政等。

但是，變法的制定者們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們徒有激情而未顧及現實。改革官制，廢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權等，每一項改革都沖擊著龐大的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維新黨行動過於操切，言辭過於激烈，康有為面對一眾大臣，竟然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的狂言，實在是書生意氣。情急之下，他們想到“圍園殺後”。本以為看準了袁世凱，可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並未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袁世凱察覺到風向不對，擔心引火燒身，便跑到天津，將康梁等人的計劃向直隸總督榮祿和盤托出。事態擴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見不同，而上升到了“謀反”的程度。震怒之餘，慈禧下令逮捕維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

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剛剛結束訪華的行程，滯留北京。他對日本駐華大使林權助說：“救救梁啟超吧！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在他和林權助的幫助下，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在領事鄭永昌的幫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館，再化裝成獵戶的模樣，準備離津。25日，倆人在天津車站的月臺上行走時，被梁啟超的熟人發現並報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來。倆人跳進帆船，躲至深夜才敢開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駛去。

捕手發現動靜，又乘蒸汽船追來。眼看蒸汽船越來越近，梁啟超絕望了，準備束手就擒。正在此時，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艦大島丸向帆船駛來。原來，林權助事先打過招呼，讓大島丸在此接應。梁啟超終於擺脫了清廷的追捕，登上開往日本的大島丸。望著蒼茫的太平洋，梁啟超心事沈重，思緒萬端，寫下“忍慈割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的詩句。

梁啟超抵日後不久，康有為也在英國人的幫助下，從香港輾轉來到日本。師徒相見，猶如重生，熱淚盈眶。康有為告訴梁啟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寶瑛和李蕙仙已攜家人逃到了澳門。梁啟超立刻給妻子寫信，並將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寫道：“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照如見人。”

從共和派轉向立憲派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讚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萬巨款，卻並未很好地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此舉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國體。

思想的轉變源於他1903年應美國保皇會之邀游歷了一番美國。在這片曾被他稱作“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興旺發達的工業，卻也見到了世紀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見到了馬克·吐溫筆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見到了華僑社會幫派林立、互相殘殺的種種醜陋現象。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信仰崩潰的梁啟超寫道：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

回國後，他冷靜地想了想，認識到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覆雜、民眾素質之低下，搞起革命來，一定是多年大亂。而最終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能量和權術的獨裁者，到底還是專制。梁啟超給革命開出的公式是：革命——動亂——專制。給立憲開出的公式是：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

從此，梁啟超走上了堅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利用各種渠道不遺餘力地呼籲立憲。

革命黨對梁啟超的轉變極為不滿，他們在東京創辦了《民報》，第三期就下了戰書。一場立憲派同革命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論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派說：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15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鑒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麽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革命派占據著《民報》，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輪番上陣。立憲派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陣地是他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

通過和革命派的論戰，梁啟超確立了輿論界驕子的地位，並代替康有為成為立憲派新的精神領袖。

同時，在論戰過程中，梁啟超發明了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後世稱之為“新民體”。由於百姓和士子都樂於接受，新民體傳播很廣。用這種讀者喜聞樂道的文體，梁啟超寫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國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鏗鏘之語激蕩著那個時代無數年輕人熾熱的心靈。

黃遵憲就極為推崇新民體，稱讚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再加上梁啟超善用“拿來主義”，直接將日文的漢字詞語引入中國，諸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而這其中，有一個詞是梁啟超的原創，那就是“中華民族”。

不過，梁啟超文采橫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寫慣了報紙文章、論戰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他的一支筆可以驚醒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卻沒有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的著作。陳獨秀就評價梁啟超的著作為“浮光掠影”。

“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1914年，梁啟超在清華演講時，引用《易經》裏的話，勉勵清華學生要做君子，樹立“完整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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