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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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麽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據傳20世紀30年代末，在西南聯大上課時，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學《說文》一事時，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一舉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後有人揭發他反對魯迅，劉辯稱“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貶，已無從考證。本意如何，唯劉文典自知了。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共10卷，於1939年出版。由於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讚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劉文典由此獲“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學界流傳的另一個版本是“有兩個半人懂《莊子》”。除莊周、劉文典外，還有“半個”，那“半個”，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一說指馮友蘭或馬敘倫，因他倆都曾從哲學的角度講授過老莊。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劉文典看不起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名噪一時的巴金，他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昔日在西南聯大他也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裏。劉文典曾言：“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元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後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簽。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後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在課堂上往往會發驚人之語。一次，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他信口說：“只須註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不解。他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
梁啟超：革命先驅，國家脊“梁”
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汙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取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幸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辟蹊徑宣傳維新思想。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讚助。
康梁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覆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國強占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國家命運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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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20世紀30年代末，在西南聯大上課時，他偶然提起跟章太炎學《說文》一事時，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一舉手伸出小拇指。解放後有人揭發他反對魯迅，劉辯稱“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是褒是貶，已無從考證。本意如何，唯劉文典自知了。
劉文典的《莊子補正》共10卷，於1939年出版。由於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讚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劉文典由此獲“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學界流傳的另一個版本是“有兩個半人懂《莊子》”。除莊周、劉文典外，還有“半個”，那“半個”，一說是指日本某學者，一說指馮友蘭或馬敘倫，因他倆都曾從哲學的角度講授過老莊。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劉文典看不起文學創作，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名噪一時的巴金，他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昔日在西南聯大他也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裏。劉文典曾言：“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元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後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簽。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後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在課堂上往往會發驚人之語。一次，學生向他討教如何寫好文章。他信口說：“只須註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學生不解。他說：“‘觀’，是要多觀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講究音韻；‘菩薩’，即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老百姓服務的菩薩心腸。”
梁啟超：革命先驅，國家脊“梁”
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著名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
“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
1890年，17歲的梁啟超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拜會了33歲的廣東南海人康有為。
初次見面，兩人竟從早上8點聊到晚上7點。此前梁啟超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康有為給他打開了一扇西學的大門，立憲、維新、變法，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梁啟超覺得以前學的不過是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不是真正的學問。於是，他當場拜康有為為師。當時的梁啟超已是舉人，康有為卻只是一名監生。
康有為在廣州修建了一所萬木草堂，開館授徒。萬木草堂為期一年的學習使梁啟超獲益匪淺，他後來回憶說“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時，梁啟超的學識和辯才，也開始在康有為的諸多弟子中脫穎而出。
可惜，神州雖大，卻已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這是一個被內憂外患困擾的國度，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貪汙腐化無能，對外只希望妥協可以換取短暫的和平，對內則盤算著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家爭奪財富。
1895年春天，梁啟超跟康有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4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梁啟超和其他舉人們憤怒了，在康有為的振臂一呼下，1300多名舉人簽名上書，敦促朝廷拒絕和議，著手改革。史稱“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高中進士，梁啟超卻榜上無名。出現這樣的結果並不奇怪，因為主考官是守舊派代表徐桐，對變法維新深惡痛絕，凡是文章中有離經叛道的，都將摒棄不錄。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啟超的考卷，見通篇都是恣意發揮的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以為是康有為的，當即刷了下來，康有為的考卷卻因此僥幸過關。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還是頗為欣賞梁啟超的文采，在文末頗為惋惜地批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公車上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訊，康有為決定另辟蹊徑宣傳維新思想。1895年8月，他創辦了《萬國公報》，隨《京報》發行，贈送給王公大臣閱讀。梁啟超作為主要撰稿人，撰寫了大量介紹西方、宣傳變法的文章，用飽含深情的文筆打動了許多上層人士，當康有為發起成立“強學會”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封疆大吏紛紛慷慨解囊，出資讚助。
康梁的活動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次年1月，清廷強行解散了強學會。康有為應汪康年之邀，攜梁啟超南下上海，籌辦《時務報》。《時務報》的精華文章幾乎都是出自梁啟超之手，他強烈反對自強運動中的技術決定論，由於學習了明治維新的經驗，他堅定地認為，為了使中國覆興，政治的改革比技術的輸入更為重要。梁啟超主張，中國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經驗這方面的教育。基於這種思想，當湖南開辦時務學堂，黃遵憲推薦他為總教習時，他欣然領命。1897年秋，他到達長沙。梁啟超的名字引發了人們的熱情，有多達4000個年輕人來到長沙報考參加入學考試，結果只有40人被錄取。梁啟超向學生宣傳排滿的激進思想，他們秘密重印和散發黃宗羲的禁書《明夷待訪錄》。為學生寫的評語中，梁啟超直言不諱地提到，在17世紀征服中國的過程中滿人犯下的屠殺暴行，這在當時無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國強占膠州後，梁啟超對清廷十分憤慨，他向湖南巡撫陳寶箴提議，如有必要，湖南應宣布脫離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間，梁啟超還不忘結交權貴，為康有為援引勢力。當他去拜會湖廣總督張之洞時，正值張的侄兒娶親，賓客盈門。張之洞聽說梁啟超前來，當即撇下賓客，大開中門，將他迎進內廳，與之徹夜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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