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以及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致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的功績，勸蔣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在強大的社會輿論的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贈聯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為精彩：“為什麽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只吃鮮桃一口”

教學期間，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註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善於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雲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兒，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劉文典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課。結束了一講的內容之後，學生們都以為他要開講新課。可這時他卻忽然宣布提前下課，新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註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麽能體會其韻味呢？”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擡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吳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其實，吳宓跟劉文典的關系頗為微妙。

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茍同，就唱“對臺戲”。由於聽眾太多，講座由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劉則秉燭講授。劉文典身著長衫登臺，一女生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劉文典不僅課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頗宏富，除校勘古籍外，還有大量譯著。他剛到北大當教授時，年僅27歲。當時的文科辦公室被稱為“卯字號”。裏面有兩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陳獨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適、劉半農和劉文典。北大人才濟濟，劉文典深感自己學識淺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沒有著述支撐不行。他以古籍校勘為目標，把重點放在了秦漢諸子上。歷數年青燈黃卷，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的《淮南鴻烈集解》。胡適在所作序中推崇說：“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那時胡適已倡導白話文，為了表示對這部書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好評，劉文典的學術地位也大大提升。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莊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裏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系於今日之校對也。”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別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20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布滿了他的批註。註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狂傲有如辜鴻銘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劉文典當屬一個。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對於這一點，劉文典並不否認。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過，他又說，“但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陳寅恪、胡適當不在此列。但他對業師劉師培卻頗有微詞，認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時只憑記憶”，所以難免失誤。

且先看幾節他的自述，以及與弟子談話時對他人的評論。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臞、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劉文典全集》卷一，第807頁）“別人不識的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