剎那的歡愉

劉伯溫受邀到江浙行省擔任教育廳副廳長（儒學副提舉）兼招生辦主任（考試官）時已38歲。人在40歲將近的年齡時，精力最充沛，頭腦最冷靜，行事最穩健，所以這個年紀的人總會小有所成。但這要看遇到什麽樣的外界條件，格言不是說過嘛，形勢比人強。形勢不利自己時，是龍你也要盤著，是虎你也要趴著。

劉伯溫這次重出江湖，形勢看上去不錯。邀請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副宰相）蘇天爵，蘇天爵和劉伯溫之前沒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劉伯溫從書房裏拉出來的人應該是他的同學不答失裏。

不答失裏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級貴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風生水起，這位蒙古王爺是蒙古人中極少數有見識的人之一，長期以來和劉伯溫保持著書信往來。劉伯溫那年到大都，這位王爺熱情地招待劉伯溫，談到現狀，劉伯溫就對多年來的失敗發出感慨。不答失裏看到同學混到這步田地，嘆息不已，於是就問劉伯溫，可有興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劉伯溫當時說，只要能為國效力，哪裏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場中的往事，憂心忡忡。不答失裏叫他放心，因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蘇天爵是個幹事的人，那裏的官場空氣非常清新，而且，蘇天爵這人特別愛才，兄弟你到那裏，他必能給你大展拳腳的平臺。

劉伯溫回老家不久，真就陸續收到了不答失裏和蘇天爵的信，不答失裏告訴他，事情已經搞定。劉伯溫還未看完信，蘇天爵邀請他到江浙行省擔任教育廳副廳長的信就到了。

關於蘇天爵，不答失裏的評價倒是很中肯。蘇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輕時在國立大學以優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後來以監察禦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後來，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長（吏部尚書），因操勞過度，本不該白的頭發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績突出外，蘇天爵在文學上的成就也相當引人註目，詩歌寫得好，文章更是斬釘截鐵，不廢話，成為那個時代人人模仿的對象。

當然，也正如不答失裏所說，蘇天爵愛才，他掛在嘴邊的話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當他一見到劉伯溫，就對劉伯溫讚賞有加，刮目相看。

劉伯溫也並未辜負蘇天爵的讚賞，在教育廳副廳長的職位上，他的成績可圈可點。他呼籲天下人都要關註教育，把文化事業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須要掃盲，不然國家就得不到像他這樣的高素質人才。每當地方上出現興辦義學的事時，劉伯溫都是第一個鼓掌的人。

但是，劉伯溫已敏銳地發現，此時興辦義學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天下正在大亂，而學校本應該建立在和平環境下。尤讓他苦悶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蘇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劉伯溫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賴蘇天爵在全力支持，蘇天爵一走，劉伯溫的多項計劃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現黑暗，這種黑暗不是沒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種遍地狼煙的黑暗，是一種死的黑暗。風起雲湧的反政府武裝讓劉伯溫倍感焦慮，他希望自己能有三頭六臂，保衛他的祖國。

但他的朋友高則誠卻不這樣認為，這是位民族主義者，也是《琵琶記》的作者。高則誠三年前中進士後，來江浙行省政府裏做秘書，由於工作關系，劉伯溫和高秘書經常在一起喝酒寫詩，談論時事。高則誠比較偏激，認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運，漢人必將覆興。劉伯溫反駁說：“這麽多年了，大元對咱們不薄。你這種思路絕對要不得，這不僅是反政府，還是反社會。革命當然容易，陳勝吳廣砍了樹枝，拉起大旗，革命就開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還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誰忍見生靈塗炭？”

高則誠說：“孟子曰過，獨夫民賊，就應該革他的命。”

劉伯溫說：“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請先把你進士的學位退了，然後辭了你的秘書工作，再談革命。”

高則誠無話可說，但有事實為他證明：革命已是勢在必行。所以，劉伯溫的一腔抱負也就灰飛煙滅，他必須要重新調整工作重心，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勢使然。

早起的蟲子：方國珍

提到元末革命大佬，張士誠、陳友諒和朱元璋絕對威震八方，但那是後來的事。造反風雲初起時，方國珍是不折不扣的大哥級人物。

方國珍是臺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長得人高馬大，手臂很有蠻勁，而且是長跑健將，喝點酒後撒風，能把一匹烈馬追吐血。這個人的外貌有奇怪之處：渾身上下比煤炭還黑，臉蛋的皮膚卻像匏瓜肉一樣白。如果讓他脫光了站著，就如同一根木炭頂上落了堆燕子屎。

方國珍家從他爺爺那一代開始就做走私鹽的生意，是當地一巨富。由於走私必須要和當官的勾結，所以他老爹經常出入政府衙門，低三下四。方國珍年輕氣盛怒火中燒，對老爹說：“都是人，憑什麽咱們要像對待祖宗一樣對他？”他老爹說：“你懂個屁，官商不勾結生意怎麽做下去。你不給當官的溜須上供，即使有命賺到錢，也沒命花。”

方國珍對這種論調長期嗤之以鼻。不過，黃巖這地方有仇富傳統。政府軍在海上活捉了一群劫匪，劫匪頭子正是黃巖人，多年以來對方國珍家的贏利模式羨慕嫉妒恨。在審訊中，他把方國珍一家子也牽扯進來。由於方國珍一家在黃巖混得開，所以逮捕令還沒有到黃巖，當地政府官員就已經通知了方家，讓他們趕緊跑路，並且許下承諾，自己會到省裏去活動，方家很快就會安然無恙。方家正準備收拾東西，方國珍抽出大刀，剁在家具上，說：“這樣活著太窩囊，咱們走私不就是為了多賺點錢嗎？我有更好發家致富的方法，咱們革命他娘的！”

方國珍哥四個，異口同聲：“要賺大錢！”於是，方國珍拿出錢來招兵買馬，很快，就領著幾千人坐著曾經的走私船到了海上。

方國珍之前，也有人革命過。但都是小打小鬧，政府軍剛要準備上戰場，革命者們先逃之夭夭了。方國珍憑借多年走私的經驗和膽量，白天在海上休養生息，月亮升起，他們如同北歐海盜一樣，悄無聲息地把船靠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岸上燒殺擄掠。更要命的是，方國珍經常切斷元王朝南北的漕運通道，很快，方國珍成為元王朝南中國的一面革命旗幟，元王朝必須要做出激烈的反應。

激烈的反應就是，命令江浙參政（江浙行省四把手）朵兒只班率領他的剿匪部隊三萬人消滅方國珍。朵兒只班渾身肌肉，走起路來泰山移動，在江浙地區曾剿滅過數百起造反武裝。看上去，他是個有能力的人，但其實不是這樣，朵兒只班對付不成氣候的團夥法力無邊，可對付像方國珍這種有組織有紀律又很能打的團夥，就束手無策了。

方國珍得知朵兒只班來後，就帶著他的部隊乘船入海。方國珍常年混跡海上，大海是他的優勢所在，這也是方國珍聰明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人生座右銘：決不到自己不擅長的領域去。朵兒只班先是采取守株待兔戰略，把大海封鎖，希望能把方國珍困死在海上。

但是，方國珍是靠走私起家的，沒有人能困得住他。所以圍困了許久後，朵兒只班宣告守株待兔的計劃失敗。在上級的催促下，他硬著頭皮，走向大海，捕捉方國珍的主力三千人。朵兒只班和他的部隊都是旱鴨子，才上船就有人出現了暈船癥狀，沒有暈船的人面對海浪顛簸，也如同行走在雲霧中。特別是朵兒只班，在戰艦上總帶著個繩子，走到哪裏，就把自己綁到哪裏。

正如泥菩薩過江，連自保都成問題，當然也就別提打架了。方國珍抓住這樣的機會，派遣一批水性好的漢子，鉆到朵兒只班的那些戰艦底下，鑿出幾個大洞。在混亂中，方國珍的人活捉了朵兒只班。朵兒只班被活捉時，肚子裏灌滿了水，被人擠壓了很久才算吐完，然後就被用他經常帶在身邊的繩子綁了起來。

蒙古人很少被活捉，尤其是朵兒只班這樣的副省級官員，所以，當方國珍高高在上一路小跑到他面前為其松綁時，朵兒只班一直看著船外的洶湧波濤，他當時大概想要以身投海餵魚，落個精忠報國的名聲。但他的眼睛閃爍飛快，而且肚子咕咕叫，方國珍馬上判定，這蒙古肥佬沒有自殺的勇氣，所以就跟這位肥佬解釋說，其實自己沒有想革命的意思，但自己沒有文化，考不上公務員。後來聽說，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才出此下策，大家都不容易，無非是混口飯吃。

方國珍最後以請求的口氣說：“你回去跟你們老板說下我的意思，蒼天在上，咱們也是大元的子民，誰吃飽撐的沒事，在刀口上過日子！希望他能給我個官做，我馬上就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朵兒只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來對方是想做官，這簡直易如反掌。他當即拍著肚子就答應下來。方國珍就派了一艘小船把他飛一般地送回了杭州城。

杭州政府兩個時辰前聽到朵兒只班的部隊灰飛煙滅，正在面面相覷、慘無人色時，突然朵兒只班活靈活現地出現在他們面前。又聽說了可以不用流血就能擺平方國珍，高興得一跳三丈高。他們派人晝夜兼程，把報告遞交大都，然後樂滋滋地等著大都的獎賞。

大都裏的蒙古王公大臣們像炮仗一樣爆了起來。幾個剛從草場套馬回來的蒙古將軍們拍著桌子大叫：“奇恥大辱啊，打不過人家，就招安人家，這事居然發生在我們蒙古帝國，使我們背負這種恥辱的居然還是我們蒙古人！”

有人立即跟著起哄說：“應該把那個民族敗類朵兒只班就地正法！”

軍事委員會（樞密院）的一位參謀慢吞吞地站起來，掃了一遍那群套馬的漢子，說：“朵兒只班的剿匪部隊是陸軍，那個叫方國珍的是海軍，兩人就不在一個食物鏈上。你現在非讓一個動物到另一個動物的食物鏈上去，那和把老虎送到海裏，讓它和鯊魚打架有什麽區別？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不要咆哮。應該在江浙征集能在水裏打架的人，讓他們和方國珍在一個食物鏈上，這樣才能幹掉方國珍。”

套馬的漢子們一聽說去水裏打架，馬上就軟了下來，說：“大海是我們所畏懼的啊，方國珍既然要個官職，那給他就是了。大元王朝除了草外，就是官職最多。”

那名參謀居然冷笑起來，再一次掃了那群套馬的漢子，說：“方國珍幹掉了我們三萬人，又活捉了我們的大將軍，實力如此雄厚，卻想被招安，顯然不是真降，我們如果給他官職，恰好是讓他養精蓄銳，中了他的圈套。況且，我們現在必須幹掉方國珍，以警示那些想要革命的人。”

但是，永遠別讓驢聽懂真理，浪費了你的時間不算，驢還特別不高興。驢們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給方國珍一個官職算了，誰都不容易。

由於方國珍是多年以來南中國鬧革命聲勢最大的一人，所以大都方面極為重視，不過聽說方國珍只是要個官做，馬上放松下來，並且迅速通知江浙方面，方國珍要什麽官職，都給他。看他那智商，估計也要不到什麽好官，馬上答應他。

劉伯溫當時對中央政府這一舉措沒有機會發表意見，因為他被辭退了。被辭的原因很可笑，他認為江浙行省的紀律監察部門官員（監察禦史）大為失職。失職這種事當時已是官員的家常便飯。很多人把這當成是官員的基本素質之一，如果不是劉伯溫提起，這些官員險些忘了，他們還有職責在身。禦史們在吃驚之餘，認為劉伯溫破壞了官場的和諧氣氛，暗示有關部門，讓劉伯溫滾蛋。

1349年，劉伯溫被辭職，在杭州待業。而方國珍這位靠殺人放火起家的革命者正在臺州享受他的元政府公務員待遇。

方國珍的革命對後來的職業革命者諸如陳友諒、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有著非凡的意義。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革命的人往往不能取得勝利果實，倒黴的還提前送命。秦末的陳勝、西漢末的黃巾軍、隋末的李密、唐末的黃巢，這些人給後來者做榜樣的同時也做了炮灰。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但早起的鳥兒有時候會被槍打。老子說，不敢為天下先，正是給革命者最神聖而真誠的忠告。

劉伯溫對革命者沒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滿腔的憎惡。而且他也斷定，方國珍投降只是緩兵之計。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養了一年的紅光滿面的方國珍突然發動二次革命，攻擊溫州城，攻擊未遂後，又跑進了茫茫大海。據後來官方報告指出，方國珍之所以發動二次革命，僅僅是因為當官後總受到元朝正式公務員的敲詐勒索與鄙視。我們從《水滸傳》中就能得到這樣的信息：方國珍這樣半路出家的公務員雖然官職不錯，待遇也不錯，但在同僚眼中，他們永遠都是賊，而且不能轉正。因為他們是賊，所以在正式公務員的印象中，他們應該都很有錢。方國珍逼著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詐別人，想不到被別人敲詐，心頭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過據小道消息說，方國珍這種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註定只能當賊。無論是哪種說法，總之，方國珍又乘船出海當起了革命家。兩年的時間，方國珍的實力已今非昔比。當他對溫州發動決定性總攻時，人數已數萬。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羅帖木兒擔任剿匪司令，去征討方國珍。孛羅帖木兒也是個旱鴨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戰經驗的能人異士隨軍。

劉伯溫當時想應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則誠攔住了。高則誠的理由是：“論參謀，特別是在水裏的參謀，我比你強。所以，我去，你準備好酒菜，我凱旋後，咱們喝點。”

劉伯溫大吃一驚，因為高則誠只是讀過幾本兵書，而且，高則誠是去當參謀，劉伯溫從來沒聽說過，參謀還有水陸之分。劉伯溫大吃一驚的理由還有，高則誠向來對革命抱以同情態度，現在卻要去打擊革命，這是知行不一啊。

高則誠的解釋是：“任何人談革命都沒有問題，但你不能打擾我的生活。你打擾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劉伯溫對這位好友短時間內的變化感到吃驚，不過他心裏還是佩服高則誠的勇氣，於是，寫了《從軍詩五首》為高則誠壯行，預祝他凱旋，當然更預祝的是，政府軍能徹底剿滅方國珍，凱旋。

但劉伯溫大失所望，1351年陰歷六月，孛羅帖木兒和方國珍在松門附近的大閭洋短兵相接，結果，孛羅帖木兒的部隊還未展開隊形便不戰而潰，孛羅帖木兒本人被活捉。高則誠在當時早已不知去向，據他後來回憶說，自己拿出了無數戰略，可孛羅帖木兒那個糨糊腦袋就是不聽。

孛羅帖木兒被活捉後，方國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聲淚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艱辛，並且說，政府只要給他個比從前大一點的官職做，他將改邪歸正，重新做人。

孛羅帖木兒被方國珍那副疾來的眼淚感動，同意方國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後，連夜寫了方國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願，大都方面很快就給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給他官職，大一點的。

如果說，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國珍較量，是因為不熟悉海上戰爭而失敗，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卻失敗在陸地上，而且是不戰而潰，這就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了。

這正是劉伯溫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樣，他沒有懷疑到這是政治腐敗的問題，而是認為問題完全出在軍隊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腸百結，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憤慨從肺部向上走，在喉嚨裏駐足，劉伯溫想破口大罵，但忍住了，所以，這股怒氣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劉伯溫就冷哼，到了眼睛，劉伯溫就兩眼通紅，最後到了腦子裏，他提起筆來，寫下來婦孺皆知的小品文《賣柑者言》。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員，特別是那些武將如銀樣镴槍頭一樣，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們有必要欣賞這篇文章，但由於它是雜文，而不是散文，所以，我們只需要欣賞它的白話翻譯就可以了：杭州有個賣水果的人，擅長貯藏柑橘，經過冬夏也不腐爛，拿出它們的時候還是光彩鮮明的樣子，玉石一樣的質地，金燦燦的顏色。放到市場上（賣），價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們爭相購買柑橘。

我買了一個，切開它，像有股煙直撲口鼻，看它的裏面，幹得像破爛的棉絮。我對此感到奇怪，問他說：“你賣給別人的柑橘，是將要用來裝滿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靈、招待賓客的嗎？還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來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這種欺騙的事，實在太過分了！”

賣柑橘的人笑著說：“我從事這個行業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這個用來養活自己。我賣它，別人買它，不曾有人說過什麽的，卻唯獨不能滿足您的要求嗎？世上做欺詐之事的人不少，難道只有我一個嗎？你沒有好好地思考。現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將軍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樣子，好像是捍衛國家的將才，他們果真能擁有孫武、吳起的謀略嗎？那些戴著高帽子、拖著長長帶子的人，氣宇軒昂的樣子像是國家的棟梁之才，他們果真能夠建立伊尹、臯陶的業績嗎？偷盜四起卻不懂得抵禦，百姓困頓卻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詐卻不懂得禁止，法度敗壞卻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費國家糧食卻不懂得羞恥。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騎著大馬、喝著美酒、吃著美食的人，誰不是高大的外表，令人敬畏，顯赫過人，值得效仿？可是無論到哪裏，又有誰不是外表如金似玉、內裏破敗得像破絮呢？現在你看不到這些現象，卻只看到我的柑橘！”

我默默地沒有話用來回答。回來思考這賣柑人的話，（覺得他）是像東方朔那樣詼諧多諷、機智善辯的人。難道他是對世間邪惡現象激憤痛恨之人，因而借托柑橘用來諷刺嗎？

劉伯溫說：“這篇文章，我真用了心，動了氣，所以寫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後面還有動氣的事呢！

《吊泰不華元帥賦》

1352年，在杭州郁郁寡歡了一年後，有人又把他從角落裏拎了出來推進官場。江浙行省重新想起劉伯溫，是因為他在江浙多年來已聲名鵲起。這並不是他創造了盤古一樣的功績，而是他的文章與詩歌為他爭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氣。有一件事可以證明。劉伯溫當初在擔任儒學副提舉時，杭州福嚴寺院經多位住持的不懈努力而修繕擴建完畢，寺院住持想要立碑紀念這件事，第一個想到有資格寫這碑文的就是劉伯溫。但他和劉伯溫素無交往，於是就隨便找人假托劉伯溫之名寫了一篇。文章到了寺院住持眼皮子底下後，寺院住持叫苦不疊，因為文章實在太一般，但我佛向來以慈悲為懷，心裏雖然不願意，卻依舊用了。有一天，劉伯溫的一位朋友到寺院游覽，看到碑文，當即斷定這不是劉伯溫的手筆。寺院住持就道出實情，同時委托這位游客，能否要劉伯溫作一篇碑文。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此事未成。但足以說明了劉伯溫在杭州文壇上的知名度。

當然，他在官場上的屢進屢退也為他在江浙讀書人階層爭取到了難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個偉大人物在政治上時進時退，無論是被逼無奈還是有意為之，實是家常便飯。聰明的權術人物把隱退當作是一種智慧，因為常識告訴他們，要想成為群眾的偶像，再也沒有什麽比轉入地下更為有效了。因為短暫的消失，會使他的形象更為傳奇化。名望將他的人格藏在燦爛的雲朵與光榮的光環裏；當他從中浮現出來時，根本不需要花費任何力氣，就能夠形成一種氛圍，讓民眾對其增加千萬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帶的士大夫階層和官場，劉伯溫的光環與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隱藏著炙熱的智慧火焰，燃燒成詩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萬人傳唱。他很快就被任命為浙東戰區司令參謀（浙東元帥府都事），到臺州、溫州一帶防禦第三次革命的方國珍。

方國珍為什麽又搞第三次革命？事情需從黃河說起。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卻是位歇斯底裏的母親。“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是這位母親大人的性格特征。從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蔣介石先生為了阻擋日本而在花園口決堤放水的2540年中，有記載的決口泛濫年份有543年，決堤次數達1590餘次，主河道經歷了五次大改道和遷徙。洪災波及範圍北達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魯、豫、皖、蘇五省的黃淮海平原，縱橫25萬平方公裏。到了元王朝，黃河母親更是抽風，終元一朝，它沖出固定航道就達200餘次，無數百姓死在它那黃黃的泥漿裏。

元政府對黃河是手忙腳亂，1351年，元政府宰相脫脫和建設部（工部）官員賈魯確定了兩個方案搞定黃河，第一個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壩，這是堵；第二個方案是一邊加固河堤一邊疏通河道，以達到將黃河引回故道的目的。脫脫認為要治本，所以采取第二個方案。

不過有人反對。因為當時天下如同噴發前的火山，第二個方案是必須要征集百姓為政府做義務勞動，沒有人願意。

脫脫是個務實的政治家，可惜，他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毅然決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種方案修理黃河。

至少有15萬民工被鞭子和刀槍驅趕到黃河邊上，開始加班加點的工作。

中國帝制時代的政府做事向來不跟人民解釋，15萬民工大都居住在黃河邊，他們多年來可以感受到黃河對他們的殘害。倘若政府派出專員對這些人曉以利害，告訴他們治理黃河是對他們有益的，黃河岸邊絕不會怨氣沖天。

被當時政府稱為邪教的白蓮教門徒欒城（今河北欒城）人韓山童和潁州（今安徽界首）人劉福通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找了民間藝術家鑿刻了一個獨眼石人，埋在勞工們的工地上。白蓮教的歷史源遠流長，並且壽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個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後開始在南宋流傳，元朝初年，這個邪教就時常跟元政府作對。韓山童和劉福通把白蓮教弄得更加神秘化，據他們面不改色地說，現在彌勒佛正轉世，而明王也要投胎做人。緊接著，他們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讖言。

黃河勞工們很快就挖到了那個制作粗糙的石人，黃河岸邊騷動不安。

劉福通與韓山童趁熱打鐵，打出了“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戰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約定良辰吉日直搗元朝的老巢大都。

遺憾的是，白蓮教中出現了叛徒。劉福通和韓山童在叛徒的出賣下被政府通緝，倒黴的韓山童被殺，天老爺眷顧劉福通，讓他順利逃脫。劉福通幾乎是在沒有武器和戰旗的情況下倉促革命，當方國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務員福利時，劉福通順利地攻克潁州。他的部隊把一塊紅巾紮在頭上，所以又稱為“紅巾軍”。紅巾軍沖鋒時，一片火海，煞是美麗。

這片火海所過之處，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短時間內攻占多個戰略要地，直逼江浙。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作好堵截劉福通的準備。江浙方面立即動員軍隊，準備北上。

方國珍天性狡獪，以己度人，認為元政府調動部隊的真實目的是對他下手。所以他先下手，帶著他的人馬又跑到海上，三度造反。

我們永遠記住一條人生哲理：把別人想得很覆雜的人，自己就不是什麽好東西。

元政府故伎重施，又向方國珍拋去橄欖枝。被派去的人是臺州達魯花赤泰不華。此人招降方國珍，是一百個不願意。

泰不華進士出身，才華橫溢，極有責任心，曾在中央政府擔任禮儀部副部長（禮部侍郎）時，多次對國家政策和時政提出中肯的意見，獲得敢於說真話的美名。泰不華身上最可貴的是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方國珍第二次革命時，泰不華是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方國珍在陸地上對溫州城發動總攻時，泰不華突襲方國珍的戰船，方國珍見後院起火，匆忙撤退。後來，方國珍擊敗了元政府剿匪總司令孛羅帖木兒，並宣稱接受招安。泰不華聽說中央政府重新接納了方國珍這個淘氣的孩子後，有好幾天吃不下睡不著，唉聲嘆氣不已。雙方達成招安協議後，方國珍就退守民屋中，沒采取任何防範措施。

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月亮又大又圓，泰不華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一舉消滅方國珍的機會。但當他把夜襲方國珍的計劃呈送孛羅帖木兒時，這位官場肥佬卻怒目圓睜，說：“老子我奉命招降方國珍，你卻要宰他，你這是跟我過不去，還是違抗上命？”

泰不華仰天長嘆說：“此時不除方國珍，將來還有咱們受的。”

孛羅帖木兒的智力商數無法理解泰不華的嘆息，正如驢聽不懂音樂一樣。泰不華的擔心很快就在1352年陰歷三月得到證實，方國珍跳躍著、歡呼著進行了第三次革命。

泰不華主動請纓，發誓要把方國珍砍成數段，扔到海裏餵王八。中央政府同意讓他擔任剿匪總司令，但不同意他把方國珍砍成數段餵王八的計劃，同時給出了對付方國珍的法寶：招安。

作為知識分子，特別是一個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泰不華無法不聽從中央政府的意見，所以那次誓師大會，手下的軍官看到他神情憂郁，心裏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讓人欣慰的是，泰不華收起了自己的情緒，專心致志地制定了作戰計劃。其實所謂作戰計劃，只是用重兵壓住海岸線，給方國珍以威懾，然後派人去招安方國珍。被派去的人叫王大用，是個臨時招募來的江湖豪傑，泰不華對軍官們說：“方國珍這廝出身江湖，找個江湖人跟他溝通起來容易些。”

出乎泰不華意料的是，王大用如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有人認為是方國珍扣住了王大用，其實是方國珍看上了王大用，反客為主，對他進行了招安。王大用是個軟耳根，被方國珍一頓恭維，馬上就改頭換面，認準方國珍是他今生的主人。他掏心掏肺地把泰不華的布防信息透露給了方國珍，方國珍欣喜地跳起來，迅疾派出一支擁有200艘小戰艦的突擊隊，從泰不華防線最薄弱的海門突然楔入，進入洲港，馬鞍諸山一時暴露在方國珍的攻擊範圍內。

方國珍的攻擊異常迅疾，泰不華的反應也迅疾異常，得知方國珍的200艘小戰艦進入洲港後，立即調兵遣將，集中所有戰艦，準備在洲港和方國珍一決生死。

方國珍向來不是個肯打硬仗的人，聽到泰不華的海軍正準備全力以赴殲滅自己的小分隊，急忙派人來泰不華處求和。被派來的人叫陳仲達，能言善辯，能把死人說成活的。他對泰不華說：“方國珍所以有此魯莽舉動，全是因為王大用的蠱惑。現在方國珍已知錯，而且方國珍有菩薩心腸，不想刀兵相見，生靈塗炭，所以和從前一樣，接受招安。”

泰不華冷笑，認為此時自己正處於上風，消滅方國珍正是他這幾年來的理想之一。可陳仲達不但能言善辯，還對元政府的政治有著透徹的了解。他提醒泰不華的使命是什麽，如果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那就開戰。如果還有別的，那希望泰不華能三思而後行。

這個“別的”當然就是中央政府給泰不華的命令：招安。

泰不華想不到對方能一下就找到他的致命弱點，而這一弱點恰好又不是他這種性格的人所能避免的。他只有一個選擇：相信方國珍，接受他的投降。

第二天，泰不華乘坐艦船和陳仲達一起乘著潮汐下澄江出海，來見方國珍。在陳仲達的指引下，泰不華的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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