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義的日子。這一天，兵馬司監獄內外，直到柴巿口刑場，全都布滿了全副武裝的衛兵，戒備森嚴：最外一層，是手持盾牌與彎刀的蒙古軍士，密密匝匝地攔阻著街道兩旁圍觀的人群；中間一層，是手執長弓短弩、兩面同時高度戒備著的蒙古射手；走在中間的，前後都是騎著蒙古矮**的蒙古鐵騎，各執一面皮制盾牌，背負兩張組合反曲弓和數囊羽箭，馬鞍上豎插一支長矛和腰挎一柄戰斧或馬刀，頭帶鐵制頭盔和皮制護頸，一律身穿絲綢內衣，有的幾乎不被甲，也有的身披輕便的鱗片甲。端的是威風凜凜，見了心寒！去那層層疊疊的韃子中間，正“吱吱呀呀”地行進著一輛囚車，囚車上文天祥昂頭挺胸、毫無懼色；又有五百禦林軍全副武裝地押送著，前呼後擁！

時有上萬市民聽到文天祥行將就義的消息，自動聚集在街道兩旁為他送行；伍術領著屬下幫眾混雜其間，本待劫了法場，但見韃子如此戒備森嚴，竟無可乘之機，到底不敢輕舉妄動，心道：“畢竟自己一念生，將關乎千人命哪！”

從監獄到柴巿口刑場，文天祥走得神態自若，舉止安詳。臨刑前，有好奇者上前問文天祥道：“丞相與文璧兄弟二人，為何舉止如此迥異？”文天祥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答道：“我守節不降是為忠君，弟弟保身舍義是為孝養父母和傳承後代；我兄弟二人，忠孝兩全。”監斬官問：“丞相還有什麽話要說？回奏尚可免死，且能立就宰相、樞密使等高職。”文天祥喝道：“死就死，還有什麽可說的！”他問監斬官：“哪邊是南方？”有人給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數拜，道：“我的事情完結了，心中無愧了！”後不再說話，引頸就刑，從容就義。終年四十七歲。

哀哉！“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一代英雄，遽爾長辭，不能達志！

壯哉！“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為人臣子，忠孝兩全，死得其所！

行刑後不久，俄有詔使止之，然文天祥已死，忽必烈聞之亦不免惋惜說：“好男子，不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遂下詔贈天祥為廬陵郡公，謚曰忠武。

文天祥就義之後，圍觀人群眼睜睜地看著文天祥視死如歸，倒在了血泊之中；一時群情悲痛，萬人齊哭，聲震天宇，說不盡的哀戚。放眼望去，但見其中有捧著頭哭的，有晃著腦袋哭的，有捶胸痛苦的，有頓腳大哭的，有捂著臉哭的，有半蹲著哭的，也有啞著聲兒哭的······眾生百態，哀同形異！

伍術見狀，遞個眼色，幫眾會意，急忙推波助瀾；霎時激起大家失去理智的騷動，有人甚至將要沖進刑場玩命了！可是元軍早有戒備，及時發動三層警衛，強將圍觀人群驅除殆盡；伍術等人寡不敵眾，只好怏怏而退了。

所幸張千載早備得有一木匣，於是冒著殺頭的風險，趁著混亂，偷偷地私藏了文天祥的首級。

次日，其妻歐陽夫人從東宮得旨令收屍，江南十位義士將天祥無頭屍身，熏沐收殮；歐陽氏在為他收屍時，在他的衣帶中發現了他留下的絕筆自讚——《絕命詞》，其序曰：“吾位居將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向南百拜以死。”又讚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他用生命和詩作，為立國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塗抹了最後同時也是最亮麗的一筆。

後來，元相脫脫修的宋史中這樣評價他道：“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歐陽夫人當時蒙江南十位義士相助，奉天祥靈柩葬於都城小南門外五裏道傍，立石碑刻“信公”二字。南人留居燕京者悲歌慷慨以悼挽、置酒醴酹祭文丞相。

張千載後經多方打探，方才得知文天祥夫人歐陽氏的下落，又歷盡艱險，將文天祥的頭發、牙齒、首級，及其生前的部分文稿等送到了歐陽氏的手中。直至助歐陽氏，負其顱骨歸葬廬陵。後來，人們便把朋友之間重情重義的生死之交，稱為“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回至吉州，擇日破土。恰巧文天祥二弟文璧遣弟文璋、子文升至廣東惠州遷奉母曾夫人靈柩回鄉，與文天祥之柩舟相會於江滸，鄉人驚嘆，以為孝感天地，不期而會。

次年，文璧延請吉水王仁山地師蔔葬文公於富田東南二十裏木湖，其侄兒文升繼其嗣，為搭廬守墓三年，以表孝道。

文天祥殺身以成仁，其浩然正氣萬古流芳。

王炎午聽說文天祥已死，又寫了《望祭文丞相文》，曰：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發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烈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幹將莫邪，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鬥轉河斜，中有茫光，非公也耶。”

王幼孫也懷著異常的悲痛的心情，用淚水寫了一篇《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以哀悼和祭奠自己的好友。（王幼孫這篇《歸葬文》和前面提到的《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載《吉安棟頭王氏族譜》、《文氏通譜》和《廬陵縣志》、《吉安府志》。）

汪元量也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伴隨三宮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間常出席元主舉行的各種筵席，並以琴名於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別恩遇。他還授瀛國公趙隰詩書，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及至至元二十五年，太皇太後、王昭儀仙逝，十八歲的瀛國公趙隰入吐蕃學佛法，其母全太後入正智寺為尼，他守候的宋室王族分崩離析，此時汪元量毅然決然地上書太祖請求南歸，終得元世祖許可，黃冠以歸，自號水雲子。南歸後，他組詩社，過瀟湘，入蜀川，訪舊友；並為文天祥的事跡所感，暗中結交抗元志士，在浙、贛一帶鼓動反元，圖謀恢覆宋室江山。與民族志士謝翺來往甚密。翺曾作《續操琴·哀江南》，歌頌其抗元活動。晚年退居錢塘，築“湖山隱處”，自稱“野水閑雲一釣蓑”。據傳他行蹤飄忽，被時人稱為“神仙”，終老山水。

謝翺後來聞之，於蘇臺、越臺、嚴臺三哭祭，其中攜友登嚴子陵釣臺，作《登西臺慟哭記》以挽。其為避元統治者的**，詞語多隱蔽，但文中悲哀沈痛、泣血吞聲之情，實不能自掩。

謝翺當年與文天祥分手後，背井離鄉流落於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覆五年。及流落婺、睦州等地，創辦“汐社”，與方鳳、吳思齊、鄧牧等結月泉吟社，以詩會友，以詩結義，聚集民間抗元力量，傳播愛國主義精神。

其後的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初五，被喻為“鐵脊男兒”的謝枋得在元大都絕食殉國，謝翺獲此噩耗，悲憤交加，和淚研墨寫下《哭廣信謝公》。至元成宗元貞元年秋，謝翺竟因慟哭亡國友而肺病覆發，臥榻不起。年僅47歲的謝翺客死他鄉後，其友方風、吳思齊等人遵其遺囑，將其埋葬於愛國隱士嚴子陵釣魚臺南面山源，以詩殉葬，並在墓前左邊修建了許劍亭，以作永久紀念。

以此觀之：以義相交，真情彌篤！

伍術並本幫幫眾，以及為數不多的幸存武林群雄，當日親眼看見文天祥死於非命，而又迫於淫威，不敢施救；待到後來強遭驅散，覆聚於居處，伍術等終於忍不住嚎啕大哭，悲憤不能自抑！

此後一連數日，大家都沈浸在莫名的悲痛之中，無法自已；此後好容易平覆了心情，群雄眼見覆宋無望，於是紛紛欲作歸計。伍術也不阻擋，任由其便；惟與手下幫眾堅守於此，靜候鄭毅的消息——畢竟他至今生死未明，伍術怎舍得離他而去？！

好容易等了彌月光景，鄭毅仍然杳無音訊，不意那冷若梅卻找上門來，一見面就道：“你們果然遠在這裏，害我找得好苦！”

——冷若梅自隨“許夫人”陳淑禎於龍巖與鄭虎臣及鄭毅父子分別後，轉戰於閩南各地，繼續抗元，卻被蒲壽庚等率軍撲滅。冷若梅等含淚埋葬“許夫人”後，被蒲壽庚等持續派兵清剿，終於無法立足，只得作鳥獸散，俱各四散逃命。

冷若梅孤苦無依，意欲投靠鄭虎臣父子，不料久尋無蹤；只得四處游蕩，冀獲偶遇之喜。哪知這日偶然來到越州，聽聞唐兀（黨項）僧侶、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楊璉真迦就任元朝江南釋教都總統（後改江淮釋教都總統）、掌江南佛教事務後，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不斷盜掘錢塘、越州宋陵，竊取陵中珍寶，棄屍骨於草莽之間。百姓懾於元朝當局的淫威，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幸賴越州人唐玨等以假骨易諸帝遺骨，葬於蘭亭，植冬青樹為識。後楊璉真迦覆取假骨，雜以牛馬枯骨，在臨安故宮中築白塔鎮壓，名曰“鎮本”。

曾有元朝官員和趙宋宗室請求元世祖保護宋陵，但元世祖忽必烈均置之不理。這一來是因為楊璉真迦盜墓所得的寶物很多都獻給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這些寶物裝修天衣寺。二來當時宋朝雖亡，但仍不斷有人打著覆興宋室的旗號起義反元，楊璉真迦借機上“壓勝”之說，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將宋帝遺骸置於其下，以壓服宋人。這種說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穩定統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發掘宋陵的機會，斷絕百姓對趙宋的留戀與懷念，因此對楊璉真迦的盜墓舉動采取了極為反常的支持態度。

冷若梅當時聽得大怒，欲憑一己之力鏟除這個佛門敗類；不料此人行無顯蹤、居無定所，一直追到燕京，還是未能如願。卻無意中聽說文天祥已死，鄭虎臣和曹猛等為了救他，早已死去；鄭毅至今杳無蹤跡，伍術在此苦苦靜候等語。遂經多方探尋，終於找上門來！

當下，冷若梅從伍術等人的嘴裏，終於證實了所有的道聽途說原來都是真的，不禁悲從中來，頓時大哭了一場，嘴裏不住價、神經兮兮地喃喃自語：“鄭毅，你在哪裏，在哪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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