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臺灣人，長年在上海，半年一次的洗牙，他不願意在上海解決，買了雙程機票飛回臺北找他的牙醫，這僅僅是洗牙嗎？不，而是一次跟老朋友的愉快會面。所以，我們要拋棄原來的思維模式，樹立新的理念——我不單是你的牙醫，也是你的朋友。

為了度過難關，診所在雜志登的廣告上附折扣券，洗牙享受七折優惠，這一招果然見效，客人明顯多起來，肖妤還拉來了幾單大宗業務，如去新加坡國際學校為學生檢查口腔，這些學生都是在上海經商的外籍人士子女。就這樣，齊心協力，多管齊下，終於熬過了SARS肆虐的五月和六月。

很多日本人在上海工作，把太太、孩子也帶來了，太太做家務，孩子上學，這是一塊很大的市場，由於朱川在日本多年，不遺餘力地為診所開拓這塊市場，千方百計地拉關系、找朋友，取得了一些效果，每次有日本人來，朱川總是坐在醫生旁邊，用流利的日語為病人與醫生溝通。朱川的死，使得日本病人這一塊的收入銳減，診所急需日語人才，對此，吳勞乾與Zoe達成了一致，於是通過網上招聘，招進來一位姚枝子小姐，她是上海人，原是一家國營醫院的口腔醫生，辭職去日本讀MBA，在日本呆了七年，日文名字叫山口枝子。

應該說，無論專業還是日語，姚枝子都可以過關。吳勞乾很興奮，說以後凡是有日本病人，都給姚枝子來做，Zoe卻表示擔心，如果單說日語，姚枝子是綽綽有餘，畢竟在日本呆了七年，但離開醫生的崗位也是七年，技術等於荒廢了，要知道，在中國，哪怕你是最優秀的牙醫，一旦走出國門，就啥也不是了，你的學歷、你的從醫經歷，一概不被承認，連一個齒科助理都當不上，必須一切從頭開始，進醫科大學，考牙醫執照，所在，在日本的七年裏，姚枝子不可能接觸齒科這個行業。

吳勞乾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當醫生就跟騎自行車、學游泳一樣，一旦學會就一輩子忘不掉了，他要姚枝子露一手，叫張鐵靜給她安排了洗牙的病人，沒想到一次普通的洗牙足足洗了兩個半小時，病人出了一身汗，姚枝子自己也是滿頭大汗，跟她搭班的護士米妮不住的搖頭，說一看姚枝子的手勢就知道她生疏得很。

出師不利，姚枝子也覺得很尷尬，她再三說自己能行，只是有點生疏罷了，但作為醫務主管的Zoe，不敢把病人交給她，這是高檔診所，來的每一位病人都是上帝，不可能給你“實習”的機會，萬一有個差遲，再來一起投訴，那可怎麽辦？

於是，姚枝子只能象翻譯一樣，坐在診所裏等日本病人上門，可那些日本人已經成了朱川的朋友，都是沖著朱川才來的，他們跟姚枝子並不熟悉，姚枝子的到來，沒能為診所找回那些流失的日本客人，吳勞乾的美好願望落了空。

時間一長，姚枝子在診所裏閑來無事，坐在電腦前，掃雷、紙牌、接龍，成了診所裏的游戲高手，不過她最大的興趣還是購物，姚枝子是BURBERRY的品牌迷。

上海的BURBERRY專賣店在南京西路的梅隴鎮廣場，姚枝子每周至少去逛兩次，這裏的Blue Label系列是在日本制造的，姚枝子反覆比較著東京與上海的價格差別，最終買了一只櫻桃皮夾。

她外出的時候，對吳勞乾說，去南京西路的商務圈拜訪日本客人，開拓市場，吳勞乾很高興，沒想到她所謂的“市場”就在BURBERRY專賣店裏。

費了好大的勁，阿壺才把大家的話題從吳勞乾、姚枝子、非典這些瑣碎的事情拉回到主題上來。

可不知道為什麽，三個人都對Zoe的死諱莫如深，好象怕招惹了什麽可怕的東西。

肖妤還一個勁地問，小蕙跟你們說了什麽？

奇怪！自己不肯說，又在打聽別人怎麽說。

她們愈是這樣，阿壺越是感到Zoe的死是一個有挖掘價值的寶藏，值得深挖。

“Zoe死後，接連又死了三個人。”肖妤輕聲的說道。

“哪三個？”阿壺追問。

沒等肖妤回答，毛麗芳就使勁推了她一把：“說好不提的，你怎麽忘了？！”

肖妤看了毛麗芳一眼，只好把後面的話咽了回去。

“事情過去都這麽久了，告訴他們也沒什麽……”

張鐵靜有點為肖妤辯護的意思，被毛麗芳瞪了一眼。

“請你別忘了，我們還留在診所裏上班呢！如果他們真的好奇，去找離開診所的人問好了，象小蕙、安若紅她們……”

當著阿壺、諾諾、杜咬鳳的面，三個人這般竊竊私語，樣子有點滑稽。

接著，毛麗芳為自己的話解釋道：“我們還在診所裏上班，對這種事情總有點忌諱吧，你們應該可以體諒我們的心情，至今我都覺得診所裏處處有Zoe的影子，每次經過她那間診療室門口，我都能聞到蘭蔻香水的味道，那是Zoe最喜歡的……”

毛麗芳的話音剛落，肖妤忽然掩面哭泣起來。

這頓飯就在吞吞吐吐的話語間結束了，杜咬鳳埋單，六個人只花了三百多元，真的很實惠，就在他們走出餐廳，等候電梯的時候，張鐵靜忽然拉了諾諾一把，小聲告訴她：“那三個人是吳勞乾、屠伯年和姚枝子。”

診所內的人不願說，只能找診所外的人了，諾諾打電話找小蕙，中介公司的人說，小蕙休假去了，心情不佳的她跟男友一塊去了南京，說想去看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哪兒有去這種地方“散心”的？

在那種地方，哪怕你剛剛中了彩票大獎，心情也會變得沈重起來，那可是聚集了三十萬個冤魂的地方啊！

如果阿壺把他的鬼氣指數測量儀拿出來，肯定熱得燙手，要不了多久就撐爆了。

阿壺卻笑著對諾諾說，你不懂，我知道小蕙為什麽會去那種地方。

朱川車禍、Zoe墜樓，屠伯年、吳勞乾和姚枝子相繼身亡，盡管死了五個人，可與三十萬個屠刀下的冤鬼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麽？！

以毒攻毒，有時侯是一種最好的療傷辦法。

小蕙不在，只有找安若紅了。

毛麗芳說，她知道安若紅在一家藥房當營業員，當諾諾與阿壺找到這家藥房的時候，藥房裏的人說，安若紅在半個月前就辭職離開了，不知道去了哪裏。

根據毛麗芳提供的手機號碼，諾諾打給安若紅，然而，這個號碼已經更換了新的主人。

“我想起來了，前一陣安若紅給我打來過電話。”

張鐵靜給阿壺提供了一條線索。

“那天我在上班，安若紅突然打來電話，問診所目前的狀況，我對她說，我們需要你這樣的熟練護士，快回來吧，大家都想你呢。可她說，她再也不想在齒科這個圈子裏做了，徹底心寒了。她還說，她有幾次路過淮海路，擡頭望去，為什麽Zoe的那間診療室裏始終黑燈瞎火的？我告訴她，是風水先生說的，那個房間要空關一年，怨氣才能散盡。我聽見安若紅笑了一聲，是那種苦笑，說了句‘這管什麽用呢？’，就結束了通話。”

“她撥的是什麽電話？”阿壺問張鐵靜。

“她撥我的手機。”

“你的手機有沒有來電顯示功能？”

“有啊。”

“號碼還在嗎？”

張鐵靜拿出手機，撥弄了一番：“好象是這個號碼吧。”

阿壺試著撥了這個號碼，這是位於普陀區一家“樂購”大賣場內的一部投幣電話。

有兩種可能：一，安若紅是顧客，隨意路過，使用了這部電話。二，她的新工作就在那個地方。但願是後者，否則的話，只有刊登尋人啟事了。

阿壺和諾諾來到這家樂購，拿著診所開業時的合影，指著上面的安若紅，四處向人詢問，終於有一名保安指著36號收銀臺說：“是不是她？”

收銀臺前，一名女收銀員正在忙碌，比起照片上，她明顯的消瘦了，帶著幾分憔悴，看來肖妤和小蕙的話說得沒錯，診所裏，Zoe最要好的人就是安若紅，因此Zoe的死對她的打擊也是最大的。

望著兩個突然冒出來的、能喊出她名字的陌生人，安若紅顯得茫然不知所措。

“你們是誰？”

“我是Zoe的表妹。”諾諾沿用了這個版本。

安若紅楞了片刻，後面有顧客拿著商品在排隊等候結帳了，她就說：“你們等我下班吧。”

一小時後，安若紅提前下了班。

在“樂購”底層的一家麥當勞餐廳，三人剛坐定，一聽到諾諾提起Zoe的名字，安若紅的眼淚就忍不住了。

“我知道，你們想問我Zoe自殺的原因，等會兒我會告訴你們的，在這之前，我先告訴你們兩件事，頭一件事跟一封信有關。”

“一封信？”

“是的，一封舉報信。”

作為醫務主管的Zoe，有權決定使用哪一個牌子的齒科材料，以前在九院，Zoe所在的口腔內科使用過好幾個牌子，她個人較青睞鄧斯波公司的產品，離開九院後，她把這種喜好帶到了診所，一直使用鄧斯波公司的產品，於是，有一封舉報信寫到北京的White總部，指責Zoe拿了鄧斯波公司的回扣，事實上，鄧斯波公司對客戶確實有回扣，這是公司的規定，根據診所治療椅的臺數，平均每臺超過一定的數額，就給予多少的回扣。因為民營診所的營業額跟大醫院是不能相比的，象九院，有四、五十臺治療椅，每天治療的病人數以百計，就象一個加工廠，所以要根據每一臺治療椅所消耗的材料，這樣才顯得公平。Zoe拿到回扣以後，設了一個小金庫，作為診所happy hour的開銷。但舉報信上說，Zoe隱瞞了回扣的數額，把一部分回扣偷偷裝進了自己的腰包。信裏還指責了李總，說他處處包庇Zoe。

這封信跳過了李總，直接寄給了董事會，董事會派人來上海調查，找了Zoe，還找到了鄧斯波公司的銷售代表童先生，雙方所說的回扣數額並沒有差異，Zoe確實如數上繳給了診所，由此看來，信上的內容並不真實。但是，存在另一種說法，Zoe與童先生是老朋友，早在九院時他們就認識了，既然這筆回扣屬公司的正當支出，哪怕Zoe全部裝進自己腰包，也跟童先生沒有絲毫瓜葛，尤其在這種非常時候，童先生何不做回好人，幫Zoe度過這一關，以後大家心裏有數，所以在回扣的具體數額上，兩人很有可能早就達成了默契。

負責調查的人不可能憑沒有證據的臆斷就向董事會報告，何況被調查者是上海地區的負責人，因此，這件事情的風波很快平息下去了。

安若紅發現，Zoe的情緒低落了一陣，無論朱川去世，還是非典肆虐的時候，Zoe的情緒都沒有這麽低落過。

後來，李總從一名董事會的成員手裏拿到了這封信，信是吳勞乾寫的，還有另外兩個人的簽名，就是屠伯年和姚枝子。當時，屠伯年已經離開了White，是“28齒科”的醫務主管，他們也使用鄧斯波公司的材料，屠伯年這麽做，有點隔岸觀火的味道，用上海話講，叫“推板”。

李總基本每月來一次上海，他想把這封信給Zoe看，Zoe拒絕了，說她猜也能猜到這三個人是誰。

“這麽說來，Zoe的自殺跟這封信有關羅？”

阿壺急著問安若紅，安若紅卻搖了搖頭。

“這封信只是一個因素，而直接的因素，跟一幅畫有關。”

畫？？

聽到這個字，無論諾諾、杜咬鳳還是阿壺，全身的肉會不由自主顫抖起來。

這個字帶給他們的遐想，太多太多了。

要知道，那幅《窗臺上的Zoe》還擱在儲藏室裏呢，雖然被牛皮紙蒙得嚴嚴實實，但露出在口罩外面的那雙眼睛，射出來兩道陰冷的目光，它們仿佛穿透了牛皮紙，穿透了儲藏室那扇厚實的木門，在空間裏擴散，擴散……

安若紅喝了一口麥當勞的咖啡，皺了下眉頭，跟星巴克的咖啡比，真的很難喝，和Zoe相處久了，以前很少喝咖啡的安若紅漸漸的接受了那種咖啡文化。如今在大賣場當收銀員，可以買到折扣的雀巢速溶咖啡，可她不喜歡，她要喝現磨的咖啡。

“診所開業的時候，每一間診療室包括候診區都掛著一幅畫，作為裝飾。”

在幾個人的回憶裏，踏進診所的時候，墻上是幹幹凈凈的，沒有一幅畫，因為他們對畫這種東西已經徹底的神經過敏了，絕對不會忽略。

“可能是Zoe死後，診所的布局重新調整過了吧。”安若紅這麽解釋。

“掛的都是些什麽畫呢？”

“油畫。有抽象的、有風景的，還有臨摹世界名畫的，Zoe那間診療室裏，掛的是一幅宗教內容的，畫的是耶穌降生，當然是臨摹的。”

診所裏的人都知道，李總最欣賞的醫生就是Zoe，他每次來上海，都會在Zoe的診療室裏坐上片刻，和Zoe聊天，當時我在場，記得他說，怎麽掛這種畫呀？真有點不倫不類，Zoe就跟他開玩笑說，幹脆掛一幅我的畫吧，沒想到李總說，好呀！拿出數碼相機，叫Zoe坐在窗臺上，拍了一張數碼照片，我們都以為他是開玩笑的，沒想到，不久後，他居然真的捧來一幅油畫，畫的名字就叫《窗臺上的Zoe》，李總說他找了一位畫家朋友，根據數碼照片畫的，還花了一筆不小的酬金呢，當然這是他的私人支出。

這幅畫掛在診療室的墻上，成了診所的一大新聞，大家都來看這幅畫，有人說畫得挺象，也有人說畫得不象，畫裏的Zoe沒她本人好看。

畫掛了兩天，一次午餐的時候，Zoe對我和小蕙說，在自己的診療室裏掛一幅自己的畫，畫上的景物又跟周圍的環境一模一樣，總覺得怪怪的。

“你們說，這算不算是一種自戀傾向？”Zoe認真地看著我們，這樣問道。

我和小蕙面面相覷，忍不住笑了起來。

“也許有點吧。”我這樣說。

“如今誰不自戀？照鏡子的人就是自戀，用化妝品的人也是自戀，自戀有什麽不好？我就是自戀狂，自戀萬歲！”小蕙這樣說。

後來，Zoe就把畫摘了下來，還給了李總，李總聳了聳肩說，也好，我就把它帶回北京了，掛在我的公寓裏，因為畫家的酬金是我個人支付的，畫就是我的，只要你不指責我侵犯了你的肖像權，我就打算永久收藏它，說不定將來會是一幅傳世之作，能入蘇富比拍賣行呢。

就因為這幅畫，診所裏起了謠言，謠言是通過手機發送短信息來傳遞的。

“《窗臺上的Zoe》有兩個版本，另一幅李總永遠不會拿出來展示，因為畫的是裸體。”

診所的每一個人，包括Zoe和我，都收到了這條短信息，對此，Zoe一笑了之。

幾天後，每個人掛在診所網站上的郵箱裏，都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打開一看，是一幅不堪入目的色情圖片，圖片上的人竟是Zoe，我們都嚇了一跳，仔細一看，發現圖片是從色情網站下載的，然後把Zoe的頭像剪貼上去，這種移花接木的雕蟲小技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灘就有過，把默片明星阮玲玉的頭像跟一個一絲不掛的女人拼接在一起登在小報上。

我們幾個人一塊游過泳，一塊洗過澡，我不止一次見過Zoe的身體，她的胸部是C罩，可圖片上的那對乳房至少有D罩，那絕對不是Zoe的身體。

我很佩服Zoe，換了別人，不是暴跳如雷，也會委屈地大聲哭泣，甚至報警，但Zoe跟我們談笑風生，就跟沒事似的，她對我說，若紅，你看，這個人在嫉妒我，還不是一般的嫉妒，嫉妒得快要發瘋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擁有那麽誘人的身材，現在美夢成真了，我真想謝謝他呢，哈哈！

過了幾天後，我發現Zoe的神情有點不對頭，肯定有心事，我有點擔心，就問她，她說是天氣炎熱的緣故，一直坐在空調環境裏，覺得人不大舒服，當天上午，她提前下班走了，把下午預約好的病人交給了滕醫生，對她來說，這可是破天荒的。

下午她沒來上班，第二天就傳來了她自殺的消息，是墜樓……

安若紅又一次淚如雨下。

“那張圖片還在嗎？能給我們看看嗎？”阿壺小心翼翼地問。

“早就刪除了，很惡心的。”

“還有那條短信息，會留下對方的手機號碼，你還記得那個號碼是多少？”

安若紅說，我和小蕙都嘗試撥過這個號碼，想把對方臭罵一頓，對方始終關機，想想也是正常的，對方怎麽可能開機呢？小蕙就發了一條回覆的短信息去，狠狠罵了幾句。

“混蛋！去騷吧！被車撞死！”

“這個手機號碼，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安若紅無奈地說著。

“炮制這種圖片的人，包括前面發短信的人，你認為會是誰呢？”諾諾問她。

“我想是吳勞乾。”安若紅幾乎不加思索地說。

安若紅有她的理由，吳勞乾曾對Zoe有過一些輕微的性騷擾，比如，當面說色情內容的笑話，開會的時候坐在Zoe身邊，用自己的大腿輕輕觸碰Zoe的腿，吳勞乾還約會過Zoe，說教她打高爾夫，Zoe稱高爾夫是紳士運動，不適合女性，謝絕了。

這些舉止發生在Zoe當醫務主管前，當上醫務主管後，Zoe就跟吳勞乾平起平坐了，之後再升為代理總經理，其職務實際上超過了吳勞乾，成為診所的一把手，吳勞乾自然不敢再造次了。

朱川死後，吳勞乾沒能當上總經理，耿耿於懷，不止一次向人發牢騷，說自己遭到性別歧視，如果自己是女的，長得比Zoe漂亮，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他在含沙射影指責李總。

吳勞乾聯名了屠伯年和姚枝子給董事會寫信，想扳倒Zoe，卻未能如願以償，因此想通過這種方式，達到發洩的目的。

用上海話來講，他的這種行為實在太小兒科，不登大雅之堂。

偏偏就是這種小兒科的行為收到了奇效，Zoe自殺了。

安若紅認為，Zoe表面上裝得無所謂，其實心裏好郁悶，試想，哪個女人碰上這種事能做到若無其事？一時想不開，完全可以理解。

Zoe死後，李總聞訊火速從北京趕來上海，為Zoe舉辦了追悼會，自始至終，他緊繃著臉，一句話也沒有多說。

回到北京後，李總就向董事會遞交了辭呈，離開了White齒科，回到了臺北。後來，聽說他去了新加坡，在那裏一家齒科診所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Zoe死後，我是第二個離開診所的人，小蕙是第三個。

每次經過淮海路，我都會不由自主擡頭望那間診療室，那扇大大的窗戶，寬寬的窗臺，曾幾何時，窗戶裏燈光明亮，有忙碌，有歡笑，如果我準時下班，而Zoe仍然在加班，過馬路後，我總要回頭望上一眼，因為站在馬路對面，視野更開闊，看得更清楚，總可以看見一個穿淺藍色醫生服的身影坐在治療椅前，傾著身體為病人治療……

而如今，擡頭望去，診療室卻是黑暗一片，象一座冰冷的地窖。

安若紅泣不成聲，無法再往下說了，諾諾的心頭隨之湧起一絲酸楚。

幾天來，聽了那麽多關於診所、關於Zoe的故事，她對Zoe的印象，漸漸褪去了神秘的外衣，變得清晰起來，坐在窗臺上的Zoe，是一個敬業的牙醫，一個善良的都市女性，她幾乎與世無爭，只想為病人服務好，為診所多貢獻一些，對得起李總的信賴，對得起自己所鐘愛的職業。

現實生活中的Zoe，與畫中的那個Zoe，實在判若兩人。

四個人就這麽悶坐著，氣氛有些凝重，在麥當勞裏，周圍是一群嘰哩喳啦的中學生，氣氛很不協調。

“你知道那個畫家叫什麽名字？”阿壺問安若紅。

安若紅想了半天，搖了搖頭：“好象姓曾……對，姓曾，叫什麽我就不知道了。”

沈默了片刻後，安若紅接著說起來。

我和小蕙離開診所後，接連死了三個人，而且發生在一周內，這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兩個字：報應。

吳勞乾是在打高爾夫球時發生的意外，屠伯年是在街頭被一臺墜落的空調機砸死的，至於姚枝子，聽說她是上吊的。

這是上海發生的第一起因空調機墜落而引發的傷亡事故，而且被害者是一名醫生，所以幾家主要媒體都對此報道過。由於時隔並不久，諾諾和阿壺很快就在圖書館的過期報紙裏找到了相關報道。

下面的一篇來自上海發行量最大的《新民晚報》：“昨日下午四時，在楊浦區的國權路發生了一幕空調機墜落砸死行人的慘劇，據目擊者稱，一臺夏普牌空調機的室外機組忽然從天而降，不偏不倚砸中一名過路的中年男子頭部，該男子仰面摔倒，血流如註，被送往附近的新華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經證實，死者姓屠，在本市一家著名的齒科診所擔任醫務主管，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牙醫。

據警方調查，這臺墜落的空調機來自國權路某號七樓的一戶人家，這臺擺放在客廳裏的立式空調，功率為二點五匹，2000年購置的，使用情況良好，至今未有過報修記錄。

事故發生後，負責安裝空調的技術人員進行了檢測，發現支撐室外機組的兩個鐵質三角支架完好無損，無松動的痕跡，如此一來，這樣一臺重量為52公斤的室外機組是如何墜落的，就顯得撲朔迷離了。目前楊浦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從九十年代起，上海開始普及空調，起先都是窗式機，九五年後，分體式逐步取代了窗式，大量分體式空調的安裝，使樓房的設計顯得滯後，那時候的樓房都沒有預留空調室外機的位置，通常的安裝辦法，是在建築物外墻上裝兩個三角支架，把室外機放在上面，用螺絲固定，2001年以後，市政府規定新建住宅必須預留空調室外機的位置，就是與外墻融為一體的水泥擱板，而在此之前建造的幾十萬套住宅，使用的都是三角支架，在戶外經受日曬風吹雨淋，年覆一年，隨著墻體的腐蝕與剝落，安全問題開始凸現。

這起意外傷亡事故引發了一場官司，原告方是屠伯年的遺孀，她把七樓那戶主人，還有負責安裝這臺空調的一家技術服務部一齊告上了法庭，索要一百七十餘萬元的巨額賠償。

在法庭上，被告方的辯護律師出示了兩份證據。

第一份是出自權威的鑒定機構——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的鑒定報告，該報告稱，空調的安裝上沒有任何紕漏，外墻上的三角支架至今十分牢固，足以支撐一臺52公斤重的室外機，上面還可以站一個人，因為在安裝時，工人需要騎在室外機上，彎下身子用扳手去固定螺絲。

辯護律師認為，如果室外機隨三角支架一同墜落，那就說明是安裝的問題，或者是因為墻體的腐蝕與剝落，但擺在面前的事實是，室外機掉了下去，三角支架完好無損，因此唯一的解釋就是室外機受到了某種外力的作用，換句話說，它是被推下去的。

第二份證據來自這戶人家聘用的安徽籍保姆。她證實，慘劇發生的時候，除了她家裏只有兩個人，一位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在臥室睡午覺，另一個是不足三歲的嬰兒，在兒童房間玩耍，臥室與兒童房間各有一臺空調正在運轉，客廳那臺立式空調沒有開啟，通常，在男女主人回家後，一家人吃晚餐的時候，才會使用這臺空調。

當時，小保姆在廚房煲雞湯，聽見客廳裏響起一陣異常的聲音，走出廚房一看，就見客廳一角的空調立式櫃象被施了魔法一樣，從原來的位置移動了，猛地撞向通向陽臺的玻璃移門，把玻璃門撞破了，橫躺在陽臺上，發出空的一聲，嚇得她目瞪口呆，不敢靠近，等了片刻，隱隱約約聽見樓下傳來呼叫聲，小保姆才壯足膽子，走上陽臺一看，連接室外機與室內立式櫃的輸氣管道已經完全斷裂，好象是被硬生生扯斷的，空調的室外機竟不翼而飛，她從陽臺探頭朝樓下一看，只見室外機墜落在地面上，摔得四分五裂，已經散了架，一個行人趴在地上，周圍一片血汙，一群行人正在圍觀，有的人用手機報警，有的人擡頭張望，朝樓上指指點點……

辯護律師提請法庭註意，無論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不足三歲的嬰兒，還是十八歲的保姆，都沒有力量去推動一臺相當於一個人體重的空調室外機，退一步說，就算他們有這個力氣，也不可能去實施這種瘋狂的舉動，要知道，一臺立式空調的價格在六、七千元人民幣，對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來說，也算是一筆不小的財產，況且，稍有常識的人應該知道，一臺從天而降的空調室外機，其威力不亞於一枚炸彈，決不是鬧著玩的。

辯護律師的觀點是，安裝沒有問題，使用也沒有問題，那麽，空調室外機究竟是怎麽墜落的，需要深入調查，有了結論之後，才能分清究竟是誰的責任，所以，不是賠償多少的問題，而是由誰來賠的問題。

《新民晚報》連篇累牘地報道了這場官司，時至今日，法院尚未判決，估計是法官也對這場離奇的官司感到頭疼吧。

不管官司的結局如何，在區政府的一次安全生產會議上，區長提到了這起意外事故，他要求在全區範圍內進行一次安全大檢查，檢查每一臺空調室外機的三角支架，看有無松動的痕跡，以杜絕這類事故的再次發生。

區長是這樣布置的，下面的人究竟如何去落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空調是安裝在每家每戶的，很多居民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除非刮臺風，而且是威力無比的龍卷颶風，否則一臺笨重的空調室外機怎麽可能掉下去呢？

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阿壺和諾諾也是這麽認為的，事實上，他倆的結論比任何一家鑒定機構更具有權威性，問題是恐怕沒有一個人會接受這種結論——

是Zoe把它推下來的。

位於浦東的湯臣高爾夫球俱樂部，是富人們雲集的地方，也是向往富人生活方式的人雲集的地方，吳勞乾就屬於後一種。

那天，跟吳勞乾在一起打球的有廖先生和盧先生，廖先生是衛生局的領導，盧先生是市內一家三級甲等醫院的院長，還有章先生，他是海外一家醫療儀器公司的代理商，今天打球就是他埋的單。

為了讓其代理的一種新型醫療儀器能夠順利打入龐大的上海市場，章先生展開了一系列的公關，他們先是找到了在這個圈子裏號稱無孔不入的吳勞乾，由吳勞乾出面，邀請到了廖領導和盧院長這兩位頭面人物，他們在浦東88層高的金茂大廈君悅大飯店裏的一家頂級餐廳用完午餐，驅車來到高爾夫球俱樂部，一邊打球，一邊閑聊，雖然天氣炎熱，戶外的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五度，仍然談笑風生，神清氣閑。四個人中，廖領導的成績最好，吳勞乾居次，而章先生與盧院長屬於菜鳥級，偶爾為之，所以成績差強人意，打第五洞的時候，球滾到了離球洞僅一尺的距離，盧院長用桿輕輕一推，還是沒進洞，引來一陣笑聲。

據背球桿袋的球童（亦稱桿弟）回憶，當時打的是第九洞，輪到章先生開球，正當章先生奮力揮桿的時候，一件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發生了，吳勞乾忽然往前猛沖，一頭闖進了揮桿的範圍內，章先生用的是六號桿，球桿的金屬頭不偏不倚打在吳勞乾的頭上，啪的一聲，吳勞乾應聲倒下，三個人頓時呆若木雞，盧院長上前一看，吳勞乾頭顱的右半邊出現了一個凹坑，大小正好可以放進一只高爾夫球。

他們手忙腳亂地把吳勞乾送到了仁濟醫院的浦東分院搶救，當時吳勞乾已經陷入深度昏迷，身體偏癱，大小便失禁，當晚就死了，死因是顱內血腫引發的腦幹功能衰竭。

作為高爾夫俱樂部的常客，吳勞乾應該知道，擊球者揮舞球桿的時候，旁人應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起碼的安全常識，那麽，吳勞乾究竟是怎麽進入揮桿範圍的？是腳底一滑不慎摔進來，還是自己稀裏糊塗昏了頭，想探頭張望什麽？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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