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鴉片戰爭的種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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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墻。這道高墻比北京以北的萬裏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麽看待中國歷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麽看待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設想裏，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那麽，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麽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當東卻註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裏除了武器之外，還拿著扇子……列隊兵士手裏拿著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於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裏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沈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獲巨大。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致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匯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墻高三十呎，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裏面住著一些軍隊，四壁掛著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反正在那次戰爭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系。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裏，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凈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註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只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 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於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幣，一翻就是6倍多。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1/2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裏沈溺於抽鴉片。盡管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只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臺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臺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制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制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鴉片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麽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裏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註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麽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裏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志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系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系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覆”。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系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麽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準。
三 帝國的遺傳基因
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歷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裏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讚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讚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確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確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於人。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繽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覆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致敬的。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外交無小事，內外有別，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財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對於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葛劍雄先生說：“由於歷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眾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諭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為此還特別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擬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游覽等活動。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諭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
皇帝確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只，鴨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萵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由於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只能收下一部分，“將其餘的璧謝”。“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歷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仆人。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於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動員了這麽多的官員，這麽多的廝役，這麽多的船只，來做招待工作。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廝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彩牌樓和特別準備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將要更為驚訝。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並非沒有收獲。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獲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在英國船只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於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仆從，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對於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只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驁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皇帝一貫樂於展示他的大方。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丟。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於他國。”（《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標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眾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態度真誠友好。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幣值10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1600磅標準純銀。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折成今天的幣值，約1億元人民幣。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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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麽看待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事實上，教訓中國的聲音之所以如此響亮，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月，即英國人到來前半年，皇帝指示各省長官：“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進口時，務先期派委大員多帶員弁兵丁，列營站隊，務須旗幟鮮明，甲仗精淬。”
在皇帝的設想裏，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那麽，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麽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火和大刀手。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當東卻註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裏除了武器之外，還拿著扇子……列隊兵士手裏拿著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於中世紀。
巴羅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
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
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裏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沈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獲巨大。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致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匯報定海的防衛設施：
城墻高三十呎，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裏面住著一些軍隊，四壁掛著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反正在那次戰爭中，定海軍民雖然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也不堪一擊。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當然是鴉片，這與乾隆皇帝也並非毫無關系。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修紀》裏，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藥”。
事實上，早代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凈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藥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兒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這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鴉片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註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只進口鴉片300箱，沒有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中國的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18世紀中葉起，白銀占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 Peru，現玻利維亞）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急於找到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辦法。
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250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1600印幣，一翻就是6倍多。很顯然，這是換取中國茶葉的最有力武器。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準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鴉片出口僅占英國貨物的1/8，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占輸入貨物的1/2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者的數量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和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在中國，很少有花錢做不到的事情。”（《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這是外國商人的經驗之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關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
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裏沈溺於抽鴉片。盡管當局采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只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臺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臺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制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做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制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正是在乾隆年間興起的鴉片走私在幾十年後導致了中國財政的瀕臨破產。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嶼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243萬餘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1000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4。鴉片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麽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裏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註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鬥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砷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麽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裏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志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劄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系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系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采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覆”。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系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麽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準。
三 帝國的遺傳基因
1960年八九月間，對英使團出使中國這段歷史有專門研究的法國漢學家佩雷菲特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考察。回憶這次中國之行，他說：“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他在中國幾乎看到了馬戛爾尼們寫過的一切：
……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他說：
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裏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他發現：
1960年的中國人仍讚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歷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讚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朕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當然，從1960年到現在，確切地說，從馬戛爾尼時代到現在，中國確實已經發生了十分巨大的變化。馬戛爾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訪華，恐怕會修改自己的結論了。今天的中國人已經不再說自己無求於人。我們已經張開懷抱，做出了擁抱世界的姿勢。外國商人和使節來到中國，受到的不再會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見的熱情。中國的外表也已經變得五彩繽紛，藍和灰統治的時代應該是一去不覆返了。
但是，還是會有許多令他們十分熟悉的東西。或者說，中國的外交傳統中，有許多千年不變的核心成分。
他們會遇到一樣熱情淳樸的百姓。
雖然統治者對外國人的來訪有種種險惡的估計，但從乾隆時代起，老百姓們就天真地認為他們是被中華文化所吸引而來，向中國的統治者致敬的。英國人記載說，“下至中國的兵士和水手們都對客人彬彬有禮，不是出於責任而是出自招待熱誠。整個使人感到我們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知道這些外國人是從很遠地方來向他們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們的地位雖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應有的喜悅情緒”。（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他們會遇到一樣鋪張的招待。
雖然對外國人可能心懷猜忌，但中國統治者對他們的招待從來都是超級熱情的。在中國統治者看來，這首先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大局問題。外交無小事，內外有別，是中華帝國一貫的外交方針。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貧困，財政如何困難，招待外國人總是不遺餘力的。對於中國統治者，這絕不是難事。葛劍雄先生說：“由於歷來的統一政權一般都國地遼闊、人口眾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數目仍然是相當龐大的，這就造成了中國‘富厚’的假象。”
當英國使團剛剛出發時，乾隆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隆重接待的準備。在清朝上下看來，接待一個首次來到中國的使團，是一個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宣傳中國治理的偉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務”。必須算政治賬，而不能只算經濟賬。乾隆前後連續多次下達詳細的諭旨，親自認真安排這次對外賓的接待工作。
為了更好地接待英國人，皇帝特意任命長蘆鹽運徵瑞為欽差大臣，專門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為此還特別為他加恩晉爵，賞戴花翎。
英國人剛剛出發不久，皇帝就命令軍機處擬定了一套詳細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見、賞賜、宴請、看戲、游覽等活動。這個方案記錄在清宮檔案的《上諭檔》冊中。
在估計貢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對接待的原則做了具體指示：“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此次英咭唎貢使到後，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直隸總督）梁肯堂、（長蘆鹽政）徵瑞務宜妥為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為遠人所輕。”
皇帝確定的接待工作方針是，一要隆重熱烈，照顧好外國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證他們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這個機會，充分展示中國的富庶強大。
因此，當使團的船隊到達大沽口外時，他們發現兩名朝廷命官攜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數量：牛二十頭，羊一百二十頭，豬一百二十頭，雞一百只，鴨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紅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葉，二十二大簍桃脯，二十二大簍蜜餞，二十二箱李子和蘋果，二十二大簍蔬菜，四十籃黃瓜，一千個南瓜，四十大包萵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個西瓜，三千個甜瓜還有許多瓶酒，十箱蠟燭，三大簍瓷器。由於數量太多，船上無法容納，只能收下一部分，“將其餘的璧謝”。“以後不須提出請求，大批免費供應的物資源源不斷送去。”（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僅僅是一個見面禮。在後來的行程中，中國人的慷慨一直讓他們吃驚。使團的總管巴羅說：“我們至此所經歷的款待、重視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東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當東則說：“大量豐富的日用品不但供應到全體團員，而且普遍供應到使節團的所有技匠、衛隊和仆人。看來中國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費以求盡到對於使節團的豪華供應。”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動員了這麽多的官員，這麽多的廝役，這麽多的船只，來做招待工作。這些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和廝役據說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勵他們做好這項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隊歡迎的兵士，有搭起來的彩牌樓和特別準備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費用俱由皇帝一人擔任起來。”
“皇帝陛下的這個意旨被所有參加招待工作的官員嚴格遵守。一位使節團員有一次偶然表示要買一件微小的衣物，承辦招待的官員立刻買來，但無論如何不肯收錢。他說，一切費用都記在皇帝的賬上了。”
在其後的賞賜環節，英國人將要更為驚訝。英國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熱情接待經過英國商人之口先行傳回了倫敦，整個英國歡欣鼓舞。
英國使團的出使任務雖然失敗了，但這次出使也並非沒有收獲。甚至，如果單純從經濟方面衡量，英國人的收獲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裝滿了中國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禮物。
自從聽說英國人要來後，皇帝就開始為他們準備禮品。在英國船只到達天津後，皇帝派人詢問的第一件事是貢品名單，第二件事則是使團名單。這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準備給英國人的禮品。皇帝的心很細，他的賞賜不僅限於官員，每一個英國人，從正使直到黑人仆從，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備有獎賞。對於這個前所未知的國家，他準備大大施恩，讓這些地處偏僻的遠夷對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慣例，外國進貢，皇帝只賞賜其國王及正使等正賞一次。而此次英國來朝，皇帝前後賞賜了他們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國人的桀驁不馴和妄加請求令皇帝十分生氣之後，那些原來準備好的禮品仍然一樣不差地發給了英國人。據後來的史學家統計，賞賜的禮品共130種，3000餘件。數量之大，品種之多，次數之頻，前所未有。皇帝一貫樂於展示他的大方。生氣歸生氣，天朝上國的體面不能丟。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上，皇帝也特意提及這一點：“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賜予優倍於他國。”（《乾隆皇帝與馬戛爾尼》）
雖然中間因為禮儀問題一度降低了飲食標準，但寬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給予英國人高規格的照顧：“公平而論，中國朝廷和他指派來照料使團的眾人，自始至終表現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顧無微不至，態度真誠友好。至少對我們這一行人是如此。”這是巴羅的話。
在路上，已經與英國人無話不談的“王大人”向英國人談了這次招待的花費：“王大人告訴我，為了支付接待我們使團的開銷，他們受命從我們所經過的各省銀庫，每天提取5000兩白銀（合今天幣值100萬元人民幣），也就是1600磅標準純銀。在北京是每天從戶部領取1500兩。”
巴羅由此估算，他們一行，使北京花費了51.9萬兩白銀，即17.3萬磅白銀。折成今天的幣值，約1億元人民幣。這其中當然不包括皇帝賞賜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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