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

專制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制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只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擡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制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只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麽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面子，為了“洩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采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面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志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麽？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面。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麽，乾隆皇帝為什麽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面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志，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註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面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欲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劄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並不止於打擊假道學這麽簡單。在打擊假道學的背後，隱藏著的是清代帝王對“真道學”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說，“道學”或者說“理學”，要求人們踐行聖人的教導，做正人君子，忠君孝親，對專制統治是有利的，歷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就連這種“道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制度擴張的妨礙。

原因很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家學說為士人們設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祿，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為頂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學都對人的自由意志極為推崇。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則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學要求其信徒能在權力面前挺起腰桿，而不做隨聲附和的應聲蟲。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在世俗層面，儒學信徒對皇帝和權力秩序服從盡禮；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道德砥煉，成為達到人類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遠遠超越帝王和其他權力者。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嚴光，曾出山幫助劉秀取得天下，劉秀登基後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隱居富春山耕釣自娛。及至唐代，雖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師夢，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逃離權力的控制。

但是，君權像惡性腫瘤一樣，是世界上最具擴張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許任何獨立的事物存在。專制權力的獨占性本質驅使它永遠努力沖破一切限制，掙脫所有束縛，深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毒化每一個細胞，直至最後整個社會在它的緊緊擁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專制達到極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權的障礙。

清代的建立，與以前諸朝不同。在入關以前，滿族社會中帶有大量的奴隸制因素。雍正皇帝說：“滿洲風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肅，最嚴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說：“主仆之分，滿洲尤嚴。”“我朝君臣之分極嚴，尤非前朝可比。”傳統儒家君臣關系是完整的互動關系，“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有各的尊嚴底線。然而入關之後的清代皇帝卻以滿洲“主奴名分”偷換了，或者說改造了數千年以來的君臣關系，使之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關系。他們要求，作為臣子，不但身體要屬於君主，他的心靈也應該屬於君主，不應該有任何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需求，特別是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大臣要無時無刻不與皇帝統一思想，不許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他在《朋黨論》中說：“要根除朋黨之源，那麽全國上下必須統一思想。要統一思想，那麽一切是與非的標準都必須唯我是從。”“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從雍正開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設想挫辱、打擊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頭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獄打擊“假道學”尹嘉銓之前，雍正就以冤獄打擊過“真道學”楊名時。

楊名時，號凝齋，江陰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從大儒李光地受經學，造詣益深。歷任直隸巡道、貴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

楊名時性格強毅端方，是一個有根底的理學家。程朱理學給了他牢固的價值基礎，使他在居官過程中，清正廉潔，一心為公。他提督順天學政時，廢寢忘食，“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臥，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隸巡道，細大必親，無留獄，無隱情，鄉民頌為“包公在世”。（《碑傳集·楊凝齋先生名時傳》）他以誠為本，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做了嚴肅的哲學思考，著作頗多。按理說，這樣的臣子，應該深受皇帝歡迎才對。然而事實卻相反，由於他對很多事有自己的見解，不能事事與皇帝劃一，屢屢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說楊名時“性喜沽名釣譽”，不能做完全馴服的奴才，就是因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麽，就是自己的理學人格。“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和皇帝辯論。雍正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虛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其心實願父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為桀紂，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顧，豈尚計及於吏治民生乎？夫以盜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則為逆子，在國則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專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礙的最便捷途徑之一。為了打擊楊名時的“道學氣”，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楊名時的政敵舉報楊貪汙受賄之機，將楊逮捕。以楊名時“得過鹽規銀、稅規銀和平餘銀約計八萬兩”及收受了下屬範溥的幾樣禮品為罪名，定為貪汙罪。其實，收受陋規一事，律無明文，事在定養廉銀之前，其時各省皆然，這項陋規收入，也大部分是補貼了公眾支出。而收受下屬幾樣禮，也是當時官場的常事，以此定罪，顯然是故意周納。

把楊名時打為貪汙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過辦案，搞臭楊名時的名聲，把他從“真道學”打成“假道學”，以殺一儆百，打擊大臣們的“自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審案官，在審問時，對楊名時極盡挖苦打擊之能事，力求使楊名時出“洋相”。

雍正認為，一殺掉楊名時，有可能使楊名時成為“比幹”，遂了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心願。所以對付楊名時此等“種類”，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譽”，不擇手段地惡心他、作踐他，讓他“假道學，真光棍”的“醜惡面目”大暴露，讓周圍的人都以為他確實虛偽可鄙，也讓他本人都自慚形穢，精神頹喪。承審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僅讓當堂觀審的“聞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而且整得楊名時啞口無言，低頭認罪。

乾隆之審問尹嘉銓，其靈感完全來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雍正對待大臣之嚴酷苛刻，本已經登峰造極。乾隆又青出於藍，後來居上。為了保證大權獨攬，乾隆皇帝上任之後一再拉大君臣距離，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於下的政治局面，以確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歷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現。比如雍正就屢屢稱他的臣子李衛、田文鏡、隆科多等為“國家偉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麽好事。乾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於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乾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折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朱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乾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麽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乾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陜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茍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制大臣“好名之習”方面，乾隆不但學習了父親制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乾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覆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乾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乾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乾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學士的襄讚？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面。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只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乾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乾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乾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裏相關。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