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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大詩人們的命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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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做官的人生態度,專門寫了《贈孟浩然》:“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稱讚孟浩然品格像高山一樣,仰望不到。當他們臨別分手時,李白寫了著名的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全詩中除了敘事便是寫景,沒有一字書寫離情別緒,然而全詩之中,卻透露出真切的依依不舍。

其實,孟浩然歸隱,是一種無奈,並不是不想做官。他自上次到長安謀官失敗後,心靈上受到巨大的打擊,感到掉了隱士的身價,失了詩人的臉面,自此心灰意冷,開始有點自暴自棄、不求上進的意味了。李白也經歷過一次入長安不仕的打擊,但與孟浩然的人生態度不同,他依舊是滿腔熱情,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對前途充滿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懷有遠大的抱負,他也毫不掩飾地表達對功名事業的向往。他這種樂觀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詩文有時能成為揚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詩文被真正提升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寶元年(742年)秋,李白詩名遠播,震動朝野,最後連天子也被驚動了。經道士吳筠推薦,玄宗連續三次下詔,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願得以實現,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躊躇滿志地來到長安。這一年,李白四十二歲。

第二次到長安,李白文章風采,名動一時,由此結識了任太子賓客的老詩人賀知章。賀知章對李白的《蜀道難》十分讚賞,“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認為只有神仙才能寫出這樣的詩句,因而稱李白為“天上謫仙人”。據說賀知章與李白相見恨晚,當即邀李白對酒共飲。但事不湊巧,賀知章剛好當天身上沒帶錢,便毫不猶豫地解下佩帶的金龜(當時大臣的佩飾物),用金龜換酒,與李白開懷暢飲,一醉方休,從而留下了“金龜換酒”的佳話。事見唐人孟棨《本事詩》。

賀知章,字季真,會稽永興人。年輕的時候就以文詞知名,書法也很好,擅長草書和隸書。武則天證聖元年(695年)進士及第後,一直在京城任職,歷官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讀、檢校工部侍郎和秘書監等職。賀知章性格爽直,豁達而健談,自號“四明狂客”,生活放誕不羈,往往因飲酒作樂而歌哭無常,當時被列為“飲中八仙”之一(太子賓客賀知章、汝陽王李進、左丞相李適之、侍禦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蘇晉、書法家張旭、詩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時人戲稱為“飲中八仙”)。賀知章後來告老還鄉時,還有一則趣事。玄宗問他還有什麽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給他的兒子起個名字,以“幸陛下賜之歸鄉裏之榮”。玄宗道:“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為他兒子的名字。這本來是出於好意,賀知章卻懷疑玄宗譏刺他的兒子是爪子,說:“皇上為什麽戲弄我呢?我是吳地人,家鄉的人都說‘孚’是‘爪下子’,這不是叫我兒為‘爪子’麽?”(事見唐人高擇《群居解頤》)

由於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一再推薦,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見。據說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禦手調羹以飯之”(唐·李陽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說,玄宗見李白瀟灑地朝金鑾殿走來,遠遠望去一副飄然若仙的風采,一時心儀不已,竟然忘記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覺地從禦座上走下來迎接,並請李白在禦座旁邊的七寶床上坐下,親手調了一碗羹湯,賞給李白喝。隨後,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職責是為皇帝草擬文誥詔令之類的文件,同時也迎合皇帝的興趣,隨時寫些應景詩文。其實是個閑差,但玄宗表面的禮遇使李白沒有認識到自己的實際地位,他以為皇帝對自己恩寵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國歷史上的一類文人。這類文人都有著非凡的文學才華,並試圖將文學才華轉化成政治資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誠然,有些文人確實集文學家與政治家於一身,有著了不起的政治才幹,比如名相張九齡。然而,對於大多數的文人來說,他們政治才幹相當欠缺。但這些人卻往往因為文學上取得的巨大名聲而自視甚高。李白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對他的隆重禮遇,更讓李白誤以為這表面的浮華便是他的政治舞臺。能夠得到天子的讚賞當然是一種榮譽,但得到讚賞並不意味著就會得到官職。

李白利用與玄宗接近的機會,多次向玄宗申述過自己對國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張。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態,阿諛奉承玄宗。本以為如此,他的曠世功業將要建立,輔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時玄宗正沈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癡迷於聲色犬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楊貴妃不久,正是如膠似漆之時,嫌國事繁瑣,將所有的政事都交給寵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華。當玄宗發現李白好言政事時,頗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認為李白終非“廟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終只是一個詩人,一個相當優秀的詩人。就是這樣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人,卻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畫腳,著實令玄宗反感,便逐漸疏遠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詩人,但詩人並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與朝廷中司空見慣的爭權奪利、陰謀詭計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難以與現實世界妥協,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生活。於是,他對官場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厭倦,孤獨與寂寞無法掩飾。

天寶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長安已不能再有所作為,於是上疏,“懇求歸山”。玄宗不是不愛才,但這時候他耽於聲色,不想聽到有人在他耳邊成天談論國家大事。他沒有挽留李白,而是“賜金放還”。此次李白到長安,待詔翰林,前後不到兩年時間。但這兩年卻對李白以後的人生影響很大,玄宗對他政治主張的冷淡,幾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濟世的理想。但此時的李白仍然相當自負,將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歸咎於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雲蔽日”的感嘆。在他的身上,很好地應驗了那句話:自古以來,中國人只崇拜權力,不崇拜才華。

離開長安後,李白重新開始了浪跡江湖的生涯。他先是來到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剛好此時比他小十一歲的詩人杜甫因祖母範陽太君卒於陳留(今河南開封),從洛陽趕來奔喪,二人由此結識。杜甫“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抱負遠大,與李白意氣相投。二人一見如故,相互推崇,結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並同游今河南、山東的一些地方,攜手探勝,把酒論文,親密無間,結下了真誠的友誼。次年,兩人才戀戀不舍地分手,此後再未會面,但彼此都寫下了感情深摯的懷念詩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話。

和杜甫分別後,李白因夫人許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國(今河南開封)與相門之女宗氏結婚,並常住於此。之後,李白以梁園為中心,又開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建立偉業、成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過程中,努力尋求為國效力的機會。但此時朝政大權為權相李林甫所把持,國事日非,李白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他心中總是有所失落,並通過反覆空吟壯志來抒發這種失落的情緒。無論就其才能、還是機遇來說,他都不可能成為功臣名將,而這正好促成了他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

據說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紙筆,寫道:“曾使龍巾拭唾,禦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許騎驢?”(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縣令大驚謝罪。可見李白對長安的那段生活是相當留戀的,對天子曾經的禮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間,李白還曾到長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黃鶴樓,覽江山勝跡,本欲賦詩,忽然見到崔顥題詩《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覆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詩寫得意境開闊,氣魄宏大,令人嘆為觀止。李白竟然也為之斂手,慨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表達了珠玉在前、難以超越的滿腔遺憾。事見《唐才子傳》。

『註:崔顥,汴州(今河南開封)人。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進士,官至尚書司勳員外郎。崔顥其人有才無行,好飲酒賭博,因而他宦海浮沈,始終不得志。但其所作邊塞詩,慷慨豪邁,雄渾奔放。其《黃鶴樓》等膾炙人口,為其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李白後來所作的《鸚鵡洲》前四句:“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與崔詩句法極為相似,其《登金陵鳳凰臺》詩亦如此,顯然是受了崔詩《黃鶴樓》的影響。』

安史之亂爆發後不久,梁園淪陷,李白帶著夫人宗氏到江南避難。這時候的李白,心中又怒又恨。他寫了許多詩篇,表達他對亂軍的痛恨,對國家和人民命運的擔憂。《古風》第十九首中寫道:“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李白這時仍然沒有放棄雄心壯志,“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裏”。

就在這個時候,一件大事發生了。永王李璘不服兄長肅宗李亨,打算在江陵起兵。李璘得知李白正在廬山屏風疊隱居後,立即想將這位譽滿天下的名士羅致旗下,以壯聲威。於是派心腹謀士韋子春三次上山,以平定安史之亂、覆興大業的名義,聘請李白參加他的幕府。

李白雖然才華橫溢,在政治上卻沒有任何經驗。他一生自視甚高,總認為自己懷才不遇,但當年玄宗一見之下便認為他“終非廟堂器”。以玄宗閱人無數的眼光,這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才華是一回事,政治才能則是另外一回事。此時,歷經滄桑後的李白根本沒有看出李璘的真實目的,便是很好的驗證。李璘不過是以抗敵為名,實際上想乘機擴張自己的勢力,要與兄長肅宗爭位。而年邁的李白只看到了國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感憤時艱”,他入世的熱情被重新點燃了,以為獲得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在《永王東巡歌》第二首中寫道:“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以東晉名臣謝安自比,表示要輔佐永王李璘,平定叛亂。夫人宗氏竭力勸阻,李白不聽。

當時江陵長史為高適,高適一眼看出永王李璘有對抗唐肅宗之意,感覺大勢不妙,便借口有病,偷偷離開江陵,投奔了肅宗,詳細介紹了江東形勢,說明李璘必敗之狀。肅宗於是設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適為節度使。又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為節度使,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來瑱曾經任潁川(今河南許昌)太守,安祿山叛軍多次攻潁川,都被來瑱率軍民擊退,因此被時人稱為“來嚼鐵”。可以說,肅宗已經搶先下手,對弟弟永王李璘做了嚴密防範。

『註:高適還有更顯赫身份——即是與岑參齊名的邊塞詩人,那句廣為人知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便是他的名句。高適,字達夫,渤海蓨縣(今河北景縣)人。他早年生活困頓,隨父旅居嶺南。高適性情狂放不羈,好交結游,但也非常自負,功名心極強。開元中他曾入長安求仕,又北游燕趙,希望能從軍立功邊塞,但卻毫無結果。不過,就是在這次邊塞經歷後,他寫出了極負盛名的邊塞詩力作《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飖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鬥。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這首詩表達出詩人極為覆雜的思想感情:既有對男兒自當橫行天下的英雄氣概的讚頌,也有對戰爭給征人家庭帶來痛苦的深切同情;一方面是對戰士浴血奮戰而忘我的崇高精神的頌揚,另一方面則是對將領帳前歌舞作樂的不滿。此詩文采並不華麗,卻縱橫豪放,雄渾有力。之後,高適寓居宋中近十年,貧困落拓,以耕釣為業。他與大詩人李白、杜甫都是很好的詩友,三人曾相與唱和,成為盛唐詩壇一段佳話。天寶八載(749年),高適因宋州刺史張九臯的舉薦,試舉“有道科”中舉,授封丘尉。三年後,因不忍“鞭撻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長”而辭官,入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書記。安史亂起後,他跟隨玄宗入蜀,拜諫議大夫。此後官運亨通,做過淮南節度使和蜀、彭二州刺史。代宗即位後,他入朝為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進封渤海縣侯。在盛唐詩人中,高適是唯一做到高官並且封侯者。《舊唐書》本傳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肅宗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李璘以平亂為號召,擅自在江陵(今湖北江陵縣)起兵,引軍東下,軍容威盛。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派人詰問永王李璘,問其擅自引兵東下到底是何用意。永王李璘大怒,派大將渾惟明進攻李希言,李希言則派大將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閻敬之抵擋。結果李希言軍大敗,閻敬之被殺,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永王李璘又派大將季廣琛攻擊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李成式派大將李承慶抵擋,李成式軍也大敗,李承慶投降了永王李璘。江淮為之震動。

這時候,肅宗事先專門任命的防範永王李璘的高適、來瑱與韋陟三人在安陸(今湖北安陸)會合,結盟誓軍討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敗仗的廣陵長史李成式決定與河北招討判官李銑合兵,一起討伐永王李璘。李銑率領數千兵馬,駐紮在揚子(今江蘇揚州西南)一帶;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馬,布軍在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一帶。裴茂甚有心計,為了壯大唐官軍聲勢,便制作了許多旗幟,插在長江沿岸。永王李璘登上城樓,看到旗幟遍布江邊,唐官軍聲勢浩大,心中開始恐懼。

永王李璘的部將季廣琛也起了私心,想為自己留好後路,於是召集諸將說:“我們跟從永王到此,形勢已十分危急,當早圖出路,不然戰敗身死,則永為逆臣。”於是季廣琛率部逃往廣陵,渾惟明逃往江寧,馮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蘇儀征)。

至此,永王李璘身邊無兵無將,已經是窮途末路,無計可施。長江北岸的唐官軍又故意多點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倉皇中不辯真偽,誤以為官軍已經過江,連夜帶著家屬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才發現根本沒有人過江,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永王李璘一路逃竄,打算南逃到嶺南一帶,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派兵窮追不舍追擊,終於生擒了永王李璘。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二十日,皇甫侁暗中派人殺死了永王李璘,其家屬被送往成都。肅宗聽說弟弟被殺,還大發雷霆說:“皇甫侁既然俘獲我弟,為何不送來而擅自殺之?”於是罷了皇甫侁的官。

這其中大有可玩味之處,顯然,皇甫侁擒獲永王李璘是大功一件,但以他的身份,要殺永王李璘,他既沒那個份量,也沒有那個膽量。除非說,他得到了某人的指示,必須要殺死永王李璘。到底是誰要殺死永王李璘呢?這其中嫌疑最大的自然是肅宗本人,弟弟公然對抗,挑戰他的權威,他早已經惱羞成怒,心中應該早就期盼弟弟死在亂軍之中,但偏偏是被俘了。以他兄長的身份,到底是殺,還是不殺?這實在是兩難的境地。公開殺弟,雖然事出有因,但還是會影響他的形象;不殺,不能殺一儆百,他心有不甘。於是,再沒有比暗示手下人動手更好的辦法了,只不過皇甫侁當了替罪羊。聯想肅宗還是太子時,為了明哲保身,他幾次主動與妻子離婚,表示堅決劃清界限,如此之為人,暗示皇甫侁殺死永王李璘也就不在話下了。對自己骨肉手足下手狠毒,一貫是李唐王朝的傳統。

永王李璘兵敗後,李白逃至彭澤時被捕,被關進了潯陽(今江西九江)監獄。幸好早年曾受李白恩惠的郭子儀出面求情,以免去自己的官職作為條件,保李白出獄。李白由此幸免一死,改判為流放夜郎(今貴州正安西北)。還有一種說法是由於禦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救,李白才得脫困。此時的李白已經是花甲之年,他的心情是很沈重的,“夜郎萬裏道,西上令人老”。流放途中,行至巫山時,遇到朝廷大赦,李白才重新獲得自由。他隨即雇船東歸,千古名作《早發白帝城》便是在這個時候寫成:“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此詩筆調明朗輕快,反映了李白遇赦獲釋的歡快情緒。

上元元年(760年),李白從江夏到豫章(今江西南昌)與夫人重聚。李白在一生的最後幾年中,窮愁潦倒,生活十分淒涼。但他對時局的變化還是始終關心的。

上元二年(761年),史朝義叛亂,唐朝廷派李光弼出鎮臨淮(今安徽泅縣),追擊史朝義。已經六十一歲高齡的李白,仍不肯放棄這最後的報國機會,打算趕往臨淮從軍入幕,參加李光弼的軍隊,有“一割之用”,可是走到半路就病倒了。此時,李白已經是窮困潦倒,無所依靠,無奈之下,只得抱病去投奔時為當塗(今安徽馬鞍山)令的族叔李陽冰。李陽冰比李白小十一歲,擅長書法,其篆書在當時極有名氣。開始李陽冰還不知道李白已經窘迫得無路可走,李白也不好意思明說,直到李陽冰看到李白所作的《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後,才恍然大悟,主動挽留李白。一代詩人淪落至此,實在讓人唏噓感嘆。之後,李陽冰一直對李白妥善照顧,為了給李白治病,還變賣了不少字畫和家當。李白感激之餘,特意作《當塗李宰君畫讚》,稱讚李陽冰“縉雲飛聲,當塗政成”。

第二年早春,寓居當塗的李白身體略見好轉,而且他的子女此時也來到了當塗,在他身邊照顧陪伴(見《游謝氏山亭》)。然而,此時李陽冰卸任,離開了當塗,李白在當塗立即變得無所依靠,處於“天涯失歸路”的仿徨孤獨之中,心情相當抑郁沈悶。這年重陽節,李白再登龍山,舉觴賦詩,悵詠悲涼一生。登高歸來,又寫《九月十日即事》,借花自惜,自傷自悼。入冬,李白沈屙日亟,自知康覆無望,病中長吟《笑歌行》、《悲歌行》,終於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撒手西去,臨終前還賦有《臨路歌》一首,時年六十二歲。後人謠傳他是為了水中撈月而死,雖然很符合李白的浪漫作風,但卻並非事實。

李白病逝後,先安葬於當塗縣南十裏處的龍山東麓。兒子李伯禽因此也在當塗定居,一家人生活相當貧困。李伯禽於貞元八年(792年)不祿而卒。兒子離家出走,下落不明。兩女為了生計,嫁給當地農民,“一為陳雲之室,一為劉勸之妻”。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距李白死後五十四年,宣歙觀察使範傳正從父親的詩文中發現自家與李家有“通家之舊”,便想方設法查訪到李白兩孫女的下落,根據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遺願,將李白墓遷至青山之陽。

範傳正找到李白兩孫女的時候,見她們“衣服村落,形容樸野”,唯獨舉止閑雅,“儒風宛然”。他覺得大詩人的孫女嫁給農民有些辱沒,於是便勸兩女改嫁給士族,但是兩女答道:“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即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祖父李白骨子裏的高貴與驕傲也遺傳到了孫女身上,這是真正的貧賤不能移。範傳正聽了大為感動:“餘亦嘉之,不奪其志。”(唐·範傳正《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還特意免除了兩女的賦稅和徭役,算是對她們先人的敬意。

李白經歷坎坷,思想覆雜,既是一個天才的詩人,又兼有游俠、刺客、隱士、道人、策士等多類的氣質。儒家、道家和游俠三種思想,在他身上都有體現,可以說是曠古奇人。他一生的政治抱負極大,卻不得志,最後在貧病中死去。李白的實際成就只在文學,他以傑出的詩歌創作,為自己樹起了一座豐碑——是盛唐最傑出的詩人,也是繼屈原之後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素有“詩仙”之稱,其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集中代表了盛唐詩歌昂揚奮發的典型基調。在波瀾壯闊的盛唐詩潮中最引人矚目、動人心弦的,便是李白的詩作,正如韓愈所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李白的詩歌影響十分深遠,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啟、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一代詩仙,走完了他生命的全程,但是他那一千多首驚天動地的好詩,卻一路追隨著不死的詩心翻山跨海,流傳後世,讓人讀後怦然心動,仍然可以感覺到李白當年多感的心緒和天縱的才氣。

【三 杜甫愁何在】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是為玄宗,尊睿宗為太上皇。而在文壇上,大文學家宋之問因曾經依附武三思,被睿宗賜死;大文士蘇颋襲封許國公;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開元盛世的一些重要人物在這一年陸續登場,一場雄偉壯麗的歷史大戲就此拉開了序幕。

就在這一年的正月,杜甫出生於鞏縣(今屬河南)。杜家為官宦世家。杜甫十三世祖杜預是晉代名將,被人稱為“杜武庫”。他不僅善戰,而且多才,註釋過《左傳》,是杜甫最尊敬的家族人物。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膳部員外郎,後來任修文館直學士,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並稱為“文章四友”,又是與宋之問、沈佺期齊名的詩人,是五言律詩的奠基者。所以杜甫很引為驕傲地說:“吾祖詩冠古”,“詩是吾家事”。

杜甫有一個叔父叫杜並,是杜審言的次子。十六歲時,因父親被人誣陷關押,杜並孤身殺了仇家,為父親報仇雪恨,結果自己被人當場打死。這種極端的覆仇行為,在當時為人們所嘉許。杜並因此被稱為“孝童”,名士蘇颋親自給杜並作墓志,劉允濟作祭文。叔父這一悲壯的義舉,一直讓杜甫有無盡的遐想。

杜甫的父親杜閑曾任兗州(今屬山東)司馬、奉天(今陜西乾縣)縣令,母親崔氏是清河世家大族崔家的女兒,正如杜甫所說的“舅氏多人物”,“吾舅盡知名”。崔氏在杜甫尚未記事時便故去。杜甫字子美,排行第二。哥哥早夭,弟妹都是繼母盧氏所生。杜甫幼年時一直寄居在東都洛陽建春門仁風裏二姑母家。他少小體弱多病,二姑母為人賢德,對杜甫關愛備至,勝過親子。有一次,杜甫和表兄弟都染上時疫,二姑母總是先照顧杜甫,然後照顧自己的孩子。結果杜甫的病一天天好起來,而二姑母的兒子卻病死了。杜甫長大後從仆人口中聽說了這段故事,非常感動,還為這位“先人後己”的姑母寫了一篇墓志。

杜甫少年時代長時間居住在洛陽。洛陽為唐代東都,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並不亞於長安。洛陽的繁榮昌盛、物阜民安令杜甫激動,洛陽的聲名文物也熏陶漸染著杜甫,他從小就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杜甫在十四、五歲時,已在洛陽文壇嶄露頭角,小有名氣。大文豪李邕、詩人王翰、進士崔尚和魏啟心等人都非常重視他,後二人還把他比作漢代的史學家班固和文學家揚雄。他還經常出入達官貴人的府邸,結識了岐王李範和秘書監崔滌,並因此結識了著名的梨園人物李龜年。杜甫有詩《壯游》回憶當時的生活:“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欲物多茫茫。”

年輕的杜甫生性豪爽,嗜酒如狂,嫉惡如仇,經常藏否人物,褒貶是非。這是才高者的共同習性,也是才高者的共同悲劇。杜甫的這一性格特征,為他後來的困頓失志、顛沛流離埋下了伏筆。

當時正是“開元全盛日”,經濟繁榮,交通發達,即所謂“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如此盛世,為愛好旅游的詩人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尤其是四海平定,四方來朝,大統一的版圖使得文人們的遠足範圍大為擴大,能夠游歷於漠北、嶺南、大河上下。漫游被廣泛認為是驚險而浪漫的經歷,因此成為盛極一時的風尚,文人們無不爭相趨之。當時的名詩人們大都有過游歷的經歷,如孟浩然曾往來京洛,縱游吳越,西抵巴蜀,南下湘桂;李白也仗劍去國,辭親遠游,五岳尋仙,名氣更大;岑參多次赴邊塞,遠至安西北庭等絕域,鞍馬風塵,刀光劍影。

杜甫的第一次漫游除了受當時風尚的影響,也是希望能通過漫游結識各地名流,幹謁行卷,彼此揄揚,造成聲名,以便科考時較有希望錄取,或能被有聲望有勢力的州郡長官及邊帥舉薦,為將來步入仕途做些準備。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到東都洛陽去參加進士科考試。他當時狂放不羈,極為自負,連歷史上的屈原、賈誼、曹植、劉楨等大文學家也沒放在眼裏,滿以為憑著他的才學,功名唾手可得,從而施展抱負,平步青雲。但結果卻是科場落第,懊惱之情,難以名狀。於是,他帶著蔑視考功郎的傲氣,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游,“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游》)。他的名作《望岳》便是在此期間寫成。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的不凡氣度,以及開闊的胸襟。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結束了漫游生涯,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修築了陸渾莊土室,在這裏住了好幾年。這期間,他與司農卿楊怡女結婚。婚後,夫妻二人伉儷情深,相濡以沫,經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夫人楊氏一直陪伴杜甫走完人生的歷程。

天寶三年(744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在東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大詩人李白。兩人一見如故,一反文人相輕的千古陋習,傾心交談,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游梁(今開封)、宋(今商丘一帶),和詩人高適相遇。三人一同登上單父(今山東單縣南)的琴臺,感慨萬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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