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長期服役，又被稱為長從兵或長征健兒。地方上則有團結兵。

實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騎招募的多為市井無賴，不堪一擊。地方團結兵裝備差、數量少，也很虛弱。只有邊鎮軍力強大，至“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中國無武備”。邊防的駐軍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而這些被招募的士兵，絕大多數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數民族番人當兵當將，而沒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後來“安史之亂”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節度使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節度一詞出現較早，意為節制調度。節度使成為正式職銜始於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之時。節度使為差遣職，其官署稱為使府、幕府，幕職有節度副使等文職和都知兵馬使等武職，每一節度使領若幹州，為這一地區最高軍事長官，總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所轄區內州縣歸其統屬。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為相，故節度使地位頗重。

玄宗先後緣邊設置安西、北庭、河東、河西、朔方、範陽、平盧、隴右，劍南節度使和嶺南五府經略使，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自開元至天寶元年，共增至十大鎮，如下：（一）朔方節度使，治靈州，安北單於二都護府屬之，捍禦突厥。

（二）河西節度使，治涼州，斷塞吐蕃突厥往來沖道。

（三）河東節度使，治太原，與朔方為犄角，備禦突厥及回紇。

（四）隴右節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節度使，治安西都護府，統轄西域諸國。

（六）北庭節度使，治北庭都護府，防禦突厥餘部。

（七）範陽節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盧節度使，治營州，安東都護府屬之，鎮撫室韋、靺鞨諸部。

（九）劍南節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撫蠻獠。

（十）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安南都護府屬之，綏服南海諸國。

玄宗設置的這一防禦體系在對外防禦上是較為嚴密的，它們之間可以相互配合，互為犄角，同時，又可以彼此牽制，互相防範，不至由於兵力過重而導致邊將作亂。但制度是一回事，具體執行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問題就是將帥久任，不按時換防。由於府兵制的廢止和募兵制的實行，當兵在當時已經成為了一種職業（類似當今的雇傭兵）。而邊兵在邊地長期駐守一地，久不更調，便逐漸變成了地方節度使的私人勢力。兵士只知將帥，不知有皇帝。這無疑就增加了邊將擁兵自重的可能性，為其作亂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後期，更演變出一人身兼任數鎮節度使的情況，危機更加嚴重。

宰相李林甫的邊將策略更加重了這一危機。他為了獨掌相權，不僅控制朝廷百官，對於邊帥的防範也不遺餘力。

自唐興以來，軍事統帥都用忠厚名臣，規定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四夷之將，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這些名臣往往從節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為宰相。所謂“出將入相”，便是指這種情況。開元時期，像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名臣，都因為在邊地立下功勞，由大將直接提拔入相。從邊將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選相的一條重要原則。

李林甫為了鞏固自己的相權，便想杜絕出將入相的根源。天寶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進奏：“憑陛下的雄才大略，國家的富裕強盛，而蕃人還沒有消滅，是因為用文臣為將帥，怯懦不勝任作戰。陛下如果真要消滅四夷，揚威海內，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將。胡將生下來時就氣力雄大，少年時養在馬上，善於騎射，長大了練習戰陣，這是他們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撫籠絡他們，任命他們為將，使他們為朝廷盡力死戰，那麽夷狄就不難解決了。”

任用蕃將並不是李林甫的發明創造，唐太宗貞觀年間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時的別有用心完全不同。貞觀時期，太宗用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等蕃將為將，這些人均為大唐奮勇殺敵，且戰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將時也是大費心機，常以漢臣予以牽制，避免不利於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議則是以蕃將為邊關主帥，委任他們一方軍政大權。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絕大多數蕃將不識漢字，是以功勳再大，沒有可能也沒有資格擔任宰相，這樣，李林甫就可以從根本上杜絕了邊帥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經英武決斷的玄宗沒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詐用心，竟然采納了這一建議，先後提拔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為邊帥。這不得不說是玄宗在軍事上的最大失誤。在這些蕃將中，玄宗又首用安祿山，對安祿山的器重和恩寵達到了無以覆加的程度。

此時的局勢，兵力的分布內重外輕，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之流，精兵強將集中在北方的邊境，不免養虎成患，遺患無窮。在眾多蕃將之中，以安祿山最為飛揚跋扈，身兼三處節度使，十餘年不遷徙，最終釀成“安史之亂”。歷史學家認為：“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

節度使的權力也愈來愈大，他們不僅統兵，而且逐漸掌握了當地的民政、財賦、刑法權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新唐書·卷五十·兵志》），這無疑成了其後地方割據勢力的最適宜的土壤和溫床。這些節度使表面上聽命於朝廷，實際上陽奉陰違。為了拉攏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祿多，朝廷的軍費開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寶年間，大唐的危機已經不是來自於外部敵人的威脅，而是內部邊防的勢力。天寶元年，全國軍隊57萬人，49萬都駐守在邊鎮，京城內外駐兵僅及邊軍的六分之一。外重內輕的局面，成為大唐最危險的暗流。這暗流，到安祿山恩遇最濃時，便開始蠢蠢欲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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