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打倒了梁冀，漢桓帝卻無法規避梁冀留下的麻煩。太學的擴招，制造出許多清高的文化名人。皇帝沒法給他們設計那麽多官位，掌握了話語權的文人們只好靠批評政府和相互吹捧來發洩不滿。於是，東漢中後期沒有再誕生過一位“好皇帝”。

為了鹹魚翻身，袁家借住文人們的“無私”幫助，打倒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們，並給成年的袁紹冠上了“字”——本初。“本初”象征著命運，象征著權欲，也象征著仇恨。可現實又一次跟他們開了個大玩笑，昔日的仇敵——竇家，居然再次當上了外戚！

梁冀垮臺、五宦官受封萬戶侯，象征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以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公元159年開始，宦官將會連續把持東漢帝國的朝政30年。漢桓帝的性格和政策可以決定東漢帝國的前途，但決定不了袁氏家族的命運。無論當權者是外戚、宦官，還是黨人，東漢帝國政府都遲早離不了袁家的輔佐。

當袁家成員暫時處於在野的輕閑狀態時，剛剛當權的大宦官、車騎將軍單超卻遇到了煩心事。當了萬戶侯之後，單超給侄子單匡弄到了濟陰太守的肥缺。濟陰郡屬兗州管轄，而兗州刺史第五種是東漢初年名臣第五倫的曾孫。說來這位第五倫和袁家還很有淵源，他當年因為在北匈奴政策上與漢章帝和太仆袁安唱反調，結果丟掉了司空的職務，由袁安取而代之。就這樣，袁安踩著第五倫的肩膀，躋身於三公行列。

身為典型的公族成員，第五種非常看不起閹黨。他見單匡到任後驕橫不法，便派一名叫衛羽的官吏暗中調查，發現單匡在半年任期內貪汙了6千萬錢，於是上奏朝廷，要求罷免單匡，並譴責單超。單匡派刺客任方去刺殺衛羽，沒想到衛羽武功高強，反而把任方抓住，解送洛陽。這樣一來，單匡罪上加罪，單超極為被動，只好設法幫任方從獄中逃走，又編造罪名逮捕第五種，發配到朔方充軍。時任朔方太守的是單超的外孫董援，他受單超旨意，只等第五種一到，就準備亂棍擊斃。不料第五種剛到太原，就有大俠攔路殺死解押衙役，將第五種救到安全的地方隱居起來。單超聽說之後，又氣又急，加上單匡被捕入獄，他遭受牽連處分，竟然暴病而死。此事在民間影響很大，後來成為《水滸傳》等許多武俠演義小說的藍本。

單超之死並不能令其他半閹人收斂。左悺、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都競相建造豪宅，娶美女作妻妾，生活鋪張奢靡，如同皇親國戚。有民謠評論他們說：“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墯。”這是說：左悺可以令皇帝改變心意，具瑗無需依附任何政治派別，徐璜容易發脾氣，唐衡則左右逢源。四侯的兄弟親戚或任刺史，或為太守，也都熱衷於盤剝百姓。

雖有宦官的橫行霸道，後梁冀時代的東漢政局卻還是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河南尹李膺上任之後，聲譽日高一日，每日賓客盈門，卻很少能得到他的接見。能夠進李膺家大門的，號稱“登龍門”。太學生尤其追捧李膺，陳留人符融拜李膺為師，李膺每次見符融，都與他獨處一單間，令其他太學生羨慕不已。不久後，符融又向李膺推薦自己的同學——太原人郭泰（字林宗）。（《後漢書》作者範曄的父親叫範泰，需要避“泰”字的諱，所以在《後漢書》中將所有叫“泰”的人都改名為“太”，如郭太、鄭太等等。）

因為和李膺一見如故，郭泰很快名揚京師。有一次郭泰回太原老家，李膺專程去送他過黃河，二人同舟共濟，河岸上觀者如雲，都稱李、郭二人有如神仙下凡。郭泰喜歡評論人物，後來他的點評常能決定一個人在官場的前途。郭泰為人穩重，不願入官場惹是生非，社會上評論說：“郭林宗自己雖然不是三公，但他的一句話就能讓別人成為三公。”

另一個為李膺看重的太學生是荀爽。荀爽之父荀淑是李固、李膺等人的老師，有子八人，號稱“荀氏八龍”，其中荀爽的名氣最大，和李膺的關系也最好。荀家成員都擅長謀略，後逢漢末亂世，他們為袁紹、曹操等軍閥獻計獻策，風光無限，這些是後話不提。

李膺的名氣既大，其好友陳蕃、杜密、王暢等人也備受知識分子崇拜。太學生視他們為正義和知識的化身，為其編了順口溜：“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又稱李膺、杜密為“李、杜”。“李”、“杜”兩姓似乎特別有緣，中國歷史上有好幾對著名的“李、杜”，為首的就是死於梁冀、馬融、袁湯等人手中的李固、杜喬，其次便是李膺、杜密，他們雖然沒有唐朝的李白、杜甫那樣有名，但也堪稱流芳千古了。李、郭兩姓同樣有緣，東漢時就有李膺、郭泰和李傕、郭汜這兩對，唐朝時就更多了。但是，劉、李兩家卻不大合得來，漢朝時李姓往往不得志，唐朝時劉姓往往不得志，這無疑和五德終始理論有密切的關系，當然也有現實政治的考慮。

幾年之內，大批政治、文化名人經常在一起聚會，縱情談論家事、國事、天下事，而又以批評政府和相互吹捧為主。崇拜他們的太學生們仿效古籍中的“八元”、“八愷”，給這些自己崇拜的偶像們編了名單，分為五類，號稱“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雖然具體人名眾說紛紜，但總不外乎李膺、陳蕃、杜密、王暢、郭泰等人。如此一來，倒是很方便東漢政府日後將這些以清高自許的所謂“黨人”一網打盡。

對於黨人或清流的歷史地位，歷來有不少爭議。一方面，許多人認為他們道德高尚，才能卓越，被當朝的黑暗勢力所不容；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他們眼高手低，不切實際，清談誤國。平心而論，在野人士因為不掌握實權，具有與生俱來的道德優勢或道德高尚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這是人性使然，也無可厚非。執政者因為掌握實權，具備謀私利的客觀條件，加上獨裁帝國的監察制度不可能完備，所以必然會有值得批判的缺點。以西漢的兩大賢臣為例，蕭何有經濟問題，衛青有人事問題，可謂人無完人。可是，如果賦予貌似品德完美的在野人士以同樣的權力，他們確實也未必就能做得更好。

帝國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禁止自由言論，特別是私撰歷史；二是把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納入政府，讓他們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秦朝走的主要是前一條路線，漢朝走的主要是後一條路線。前一條路線簡便有效，卻不能長期維持；後一條路線成本巨大，卻可以維持較長時間。從商周到東漢，中國經歷了一個從貴族治國，再到武夫治國，最後到文士治國的歷史沿革。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東漢帝國卻面臨著空前的尷尬局面。漢桓帝承梁冀亂政和漢羌百年戰爭的餘弊，為了加強自身權力和重新發動邊疆戰爭，不肯擴大外朝，將更多知識分子納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論，於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麽原因導致了漢桓帝時代與以往的時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東漢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時代，因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本人就曾是太學生。通過歷代東漢執政者對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統儒家學者司馬光曾經高度讚揚的“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但是，對於帝國制度來說，太多的知識分子其實是災難，明清時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為文盲更容易被統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頒布的《學而優則仕詔》，為漢桓帝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他得給3萬多名受過正統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學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務農、經商的。這些太學生不屑於從事農、牧、工、商、醫、兵等當時被視為下賤的行業，一心要做官，而帝國政府內壓根就沒有這麽多職務，過高的官民比例也會令國庫入不敷出，並且會造成官僚主義惡性發展。

知識分子沒有官做，必然會批評政府，特別是批評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帝。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現象：東漢中後期，居然連一位“好皇帝”都沒有。誰要是以為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他就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所有的史書都是由知識分子撰寫，也是為知識分子辯護的。當史書作者看到與自己的地位和經歷相似的人受到打擊或排擠時，便不免會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為之辯護了。

如果漢桓帝順從知識分子的意見，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陳蕃、杜密等“正直的黨人”，歷史將會向什麽方向發展呢？只有一種：改朝換代。王莽的鬼魂在東漢時期始終揮之不去，歷代東漢君主很清楚，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原的知識分子，在骨子裏是“保中國不保大漢”的。假若順其自由發展，下一個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劉，也許姓李，也許姓陳，也許姓杜，也許姓袁——對了，這些姓氏不都是屬土德，崇尚黃色嗎？知識分子們也一直在說：漢朝都滿365年了，黃龍不斷出現，災異齊備……這裏的潛臺詞是：姓劉的，你們的時候早到了，趕緊自覺地下臺吧。正如範曄在《後漢書·孝獻帝讚》裏說的那樣：“天厭漢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已！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為了盡量加強自身權力，並延長東漢皇朝的壽命，漢桓帝不得不頻繁地更換政府成員，這樣才能讓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於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幾年，他就會打擊一次當朝勢力，有時是外朝的黨人，有時是中朝的宦官。但這對於帝國機器的高效運轉來說，實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漢、魏、晉一脈相承的“中華第一帝國”之衰落，禍根其實在東漢初期，甚至西漢後期便已經埋下了。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喚醒了民眾參政議政的公民意識，削弱了他們的奴性，對倡導獨裁專政的帝國制度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青年袁紹也參予到了時髦的“黨人崇拜”活動中去了嗎？史無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教導，年滿15虛歲的青年男子，特別是出身達官貴族家庭的名門子弟都可入東漢太學。公元160年，袁紹已經年滿15虛歲，有了進太學的資格，這時也正處於“黨人崇拜”運動開始步入高潮的時間段，他不可能不受影響。後來與袁紹關系密切的黨人有：陳蕃、李膺、荀爽、王允、韓融、伍瓊、陳紀、張邈、劉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員，數量可謂相當大。若非經常出入於太學，袁紹很難結識這麽多黨人。

上太學期間，袁紹還有一件大事要辦，就是結婚。與袁紹聯姻的家族當然不會是無名之輩，但所有史籍都沒有記載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們不妨暫且放到後文中分析。

結婚幾年以後，袁紹終於到了要畢業的時候。按規矩，成績好的太學畢業生可以擔任“郎”的官職。在太學裏，袁紹肯定選修了他的家學《孟氏易》，所以成績也不會差。《漢末英雄記》說袁紹“幼使為郎”，也就是不足20虛歲，尚未舉行成年冠禮的時候便從太學畢業，擔任“郎”。“郎”分好幾種，有負責向朝廷提意見的“議郎”，有負責禮儀事務的“治禮郎”，也有負責在宮殿內外站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祿相差很多，可達兩倍以上。大體說來，議郎的工作最輕松，不用值班，沒有重體力工作。但實際上，議郎也最危險，因為他必須經常發表對時政的看法，容易招來殺身之禍。

當了幾年“郎”以後，袁紹終於迎來了自己的20虛歲生日，也舉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禮。那應該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靜簡樸的婚禮相比，漢代中國人的冠禮過程要熱鬧許多，也覆雜許多。

在等級森嚴的古代中國，行將舉行冠禮的青年人可以分為三類，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兒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兒子叫庶子，父親已經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紹本來是庶子，但因為過繼給伯父袁成，所以一躍而為嫡子；因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變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規矩舉辦冠禮。

冠禮開始前，還得先占蔔，看哪個日子舉辦冠禮比較吉利。隨後，袁紹就應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親生父親袁逢）邀請袁氏家族的親朋好友、同事故吏們來參加自己的冠禮，人數越多越好。在來賓之中，又要通過占蔔，挑選出一位主賓，他將是冠禮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還必須準備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進賢冠。這三種冠都是先秦古冠，漢朝時已經發展出了好幾十種新式冠，但在冠禮上還是以這三種古冠為主。在20虛歲之前，未成年男子沒有資格穿戴這三種社交場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稱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裝一塊長木板，但是與帝王和高官貴族戴的冕旒不同，沒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種類的冠尊貴；皮弁即諸葛亮在圖畫、戲劇和影視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較爵弁低一等；進賢冠即先秦的緇布冠，用緇布做成，前高後矮，形制最為簡單，地位也最低。這三種衣冠又各有各的用處：爵弁最華麗，用於宗教祭祀活動；皮弁最結實，用於軍事狩獵活動；進賢冠最簡便，用於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國人認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宗教高於軍事，軍事又高於政治、法律、經濟等日常工作。同時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倫人等許多民族也都有這種思想。

古代中國人講究“衣冠一體”，每一種冠都要配相應的服飾：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緇麻衣，進賢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則就是“非禮”。現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頭時必穿長袍，穿西裝時則不能戴包頭，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

在冠禮那天，孤子袁紹按照主人的規矩在門口迎接來賓，並陪同他們進屋。袁家全體男性成員也都要在場，大家一律穿著黑色的玄端服，頭戴進賢冠。只有袁紹還不能戴冠，作為未成年人，他頭上只是簡單地束著左右兩根辮子，叫做“兩髦”，也稱“總角”。

冠禮在袁紹家中父廟裏舉行，廟內的正堂就是袁紹的T形臺。經過一系列程序，主賓解開袁紹頭上的兩髦，紮成一個發髻，隨後依次把進賢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紹的頭上。每次戴冠的時候，主賓都要對袁紹說些祝福的套話。每換一種冠，袁紹就要進側房去換上相應的服飾，再出來向賓朋們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後，袁紹戴上最尊貴的爵弁，與賓朋們飲酒並祭祀。冠禮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還得帶著祭祀用的幹肉去見自己的母親，然後回到主賓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賓在大庭廣眾中向袁紹宣布的。他應該這麽說：“現在，三次加冠的儀式都已經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現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這個字非常美好，正與你這樣的帥哥般配。字取得適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並永遠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禮至此結束，賓朋們現在可以盡情地大吃大喝，並在飯桌上討論袁紹的未來了。與婚禮晚宴上新婚夫婦吃的大魚大肉相比，這頓飯葷素搭配，營養更加豐富，就餐者還能夠品嘗到像蝸牛這樣很受歡迎的風味小吃。

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是誰給袁紹起了“本初”這麽一個字。從先秦古籍看來，“字”雖然由主賓宣布，卻和“名”一樣，由父親選定，並在事先通知他的兒子。主賓只是個傳聲筒，他不會更改早已確定的“字”。袁成死後，袁家的嫡子變成了袁紹的親生父親袁逢，“本初”這個字或許就是由他選定的。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袁紹的祖父袁湯此時如果依然健在的話，肯定也會幹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麽袁湯或袁逢給袁紹起“本初”這樣一個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紹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還是袁湯當上“三公”的年份。對於袁紹來說，這個“字”象征著命運，象征著權欲，也象征著仇恨。只要袁紹不忘記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記血腥的宮廷政治，忘記不了對禁衛軍的控制，忘記不了對皇帝的廢立，忘記不了袁家是怎樣獲得三公與侯爵頭銜的，更忘不了追求中華帝國的最高權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東漢帝國政府頒布《學而優則仕詔》的年份，是太學劇烈擴招的年份，也是“黨人”開始形成的年份。袁紹既然決定以“本初”為字，就不可能再與太學和黨人脫離關系。

在冠禮上，剛剛成年的袁紹很可能通過與貴賓高朋們的交流，確定了自己下一步的發展方向。當時，官場上的升遷總是需要顯貴大員們的介紹信，而這恰好是袁紹冠禮上最好的賀禮，聰明人絕不會放過這個巴結袁家的天賜良機。不久以後，年方“弱冠”的袁紹就辭去了那個打雜的“郎”官，到濮陽當縣令去了。

當代的濮陽只是省級貧困縣，但在東漢時期，濮陽縣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東漢帝國分為13郡，即司隸校尉部、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並州、幽州、交州。兗州分為6郡2國，其中總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東郡，而濮陽就是東郡的首府。它雄踞黃河南岸，位於黃河中游和下游的結合部，交通便利，商業繁華，土地肥沃，戰略位置極為重要。秦漢制度，人口超過1萬的大縣，其行政機關首腦叫“縣令”；人口不足1萬的小縣，其行政機關首腦叫“縣長”。東漢濮陽縣的城鄉居民總數接近10萬人，相當於一個小郡，濮陽縣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當於現代的開封市委書記兼市長。在出任這一要職時，袁紹不過20歲出頭，又從未立過什麽功勞，袁家在官場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關系由此可見。沮授後來說袁紹“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

從洛陽前往濮陽上任的路上，袁紹不可避免地得經過偃師、成臯、滎陽、陽武、白馬等5縣。在陽武縣西郊渡過著名的運河“鴻溝”時，他很可能要使用一個當時名氣還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後，這個小渡口將因為袁紹的失敗而名垂千古。

在濮陽為官期間，袁紹給自己積攢下了不錯的社會口碑。《三國志》說他“有清名”，也就是兩袖清風，不曾貪贓枉法。是啊，一個20歲的億萬富翁還需要貪汙嗎？

從出生到就任濮陽縣令期間，袁紹的表現近乎無可挑剔。還在繈褓時，他便為繼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謂“仁孝之心，發於天性”。完成太學的學業，步入官場之後，他在就職期間廉潔奉公。把這兩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聯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結論：袁紹是“孝廉”的典範。東漢人非常重視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項選拔官吏制度就是“舉孝廉”。之所以要同時考慮“孝”與“廉”，是因為這兩種道德之間經常會發生沖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適合當官。舉例來說，一個人很孝順，在當官之後，把公家的財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顯然孝而不廉，不適合當官。而一個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亂，對朝廷的忠誠值得懷疑。漢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詔命天下郡縣“舉孝廉”，正可見他的雄才大略。袁紹未必被官府舉為孝廉，但他通過自己有意識的行動，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擁戴，由此“播名海內”。

在道德標兵袁紹舉辦冠禮，並且出任濮陽縣令的公元165年，中國還發生了許多大事。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桓帝漸漸發現自己新提拔的這些官員根本不夠用，於是從消滅梁冀集團的興奮中平靜下來，開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們。胡廣、韓縯、周景等人因為在倒梁運動中態度模糊被革職，但沒過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廣任太中大夫，韓縯任司隸校尉，周景任尚書令。

這位韓縯的祖父韓棱曾任司空，所以韓家也是個典型的公族。韓棱是袁安的好友，當年都以反竇憲聞名；後來與袁紹關系極深的“袁氏故吏”韓馥與韓縯同鄉（豫州潁川郡），又同姓韓，恐怕也是他的親戚。

周景也是個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榮之孫，又是周瑜的從祖父。梁冀當政初期，他忠實地追隨梁、袁兩家，曾任豫州刺史，發現並起用了陳蕃、李膺、杜密等著名黨人。所以，袁、韓、周三家與黨人的關系早就非比尋常。《後漢書》把他們三家列入同一篇傳記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們的覆興，再加上士人的聯合抵制，宦官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朝廷每年都會收到大批檢舉他們橫行不法的奏折。雖然如此，只要漢桓帝不肯答應，宦官們就還無須為自己的命運擔心。但在公元165年，隨著漢桓帝的私生活發生變化，政治形勢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轉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樣，漢桓帝為人好色，宮女據說多達6千人，而且喜新厭舊。梁冀倒臺後，他對皇後梁猛的寵愛依舊，只是讓她改姓為“薄”，不久後又恢覆鄧姓。鄧猛在當了6年皇後之後，年長色衰，漸漸失寵，而桓帝則與郭貴人和采女田聖陷入熱戀。這樣一來，鄧皇後、郭貴人和田采女之間便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糾紛。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陽皇宮內的千秋萬歲殿發生火災，而南宮內又發現了黃龍。按照五行學說，這兩件事都預示著東漢的火行已經走到了盡頭，將要被崇尚黃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漢桓帝對這兩件事感到非常煩躁，於是決心辦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廢掉鄧皇後。但是鄧家是老牌貴族，在宮裏宮外都關系深厚，很多宦官為鄧皇後說情。漢桓帝覺得這些奴才太不象話，該好好教訓一下。正趕上太尉楊秉、司空周景、司隸校尉韓縯等人又聯名上奏，報告說中常侍左悺、侯覽的親戚貪贓枉法，漢桓帝於是破天荒地下令嚴查到底。袁紹的生父袁逢時任京兆尹，參予調查侯覽的哥哥侯參一案。結果，侯參、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稱相繼自殺，徐璜、侯覽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職逮捕。因在倒梁運動中立功而受封萬戶的“五侯”及其繼承人也全部降為鄉侯，剝奪大部分封地，這批宦官的6年統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團之後，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廢掉了鄧皇後，將她軟禁起來。沒過幾天，鄧皇後暴死，她的兩個哥哥也都被處決。東漢的首席開國元勳鄧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後，至此終於徹底倒臺，再也不能覆興。

如今，漢桓帝總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歡田聖作皇後了。但是反對的聲音依然不少，特別是與舊貴族集團關系密切的黨人。太尉陳蕃堅持認為田氏卑微，不可立為皇後，而推薦扶風平陵人竇武之女竇妙。桓帝勉強讓步，召竇妙入宮，拜為貴人，又封竇武為郎。經過三個月試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終於立竇貴人為皇後，並拜竇武為越騎校尉，封槐裏侯，後來又改封為城門校尉。

“竇”這個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錯，竇武正是竇憲的堂侄。在竇憲倒臺73年之後，竇家居然鹹魚翻身，再次當上了外戚。竇武與竇憲之間的親戚關系如下：

扶風平陵竇氏家族簡化譜系

竇融

↓

竇穆

↙↘

竇勳竇嘉

↙↘↓

竇憲漢章帝皇後竇奉

↓

竇武

↙↓↓↘

竇紹竇機竇恪竇妙（漢桓帝皇後）

備受漢桓帝寵愛的田聖之所以無法當皇後，其實並不是因為田氏家族的社會地位低微，而又是因為“五德終始”理論。和袁氏一樣，田氏也是陳氏的分支。按照傳統說法，他們都出自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具備取代東漢的前提條件。按照王莽親自撰寫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終東漢一朝，虞、陳、田、袁、王、李、項、許等被認為出自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後，當然也就沒法成為外戚了。這也就是袁家後來雖然權傾天下，卻不曾與東漢皇室聯姻的原因——他們必須避王莽之嫌。

其實，袁家成員擁有非常優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記載，袁家男子個個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當長壽。袁湯病逝時已經86虛歲，袁隗被董卓處死時也不下70虛歲。長壽是東漢人能夠出任三公的必要條件之一，50虛歲以下的人幾乎沒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條件應當也相當優秀，是社會名流競相追求的對象。《後漢紀》和《後漢書》都記載，名士黃允年已40多歲，聽說袁隗對別人講：“找女婿，像黃允這樣的就足夠了”，便立即和妻子離婚，等著當袁隗的女婿。結果，黃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廣眾之下痛罵，而袁隗也沒有如願把女兒或侄女嫁給他，賠了夫人又丟臉，竹籃打水一場空。若非有五行理論在其中阻礙，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樣，袁氏成員的職位肯定也就不僅限於三公，而是將會升至東漢帝國的實際執政者——大將軍。但是這樣一來，他們遲早也會像竇憲、梁冀那樣倒臺，不可能連續五代居官顯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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