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滿懷希望地等啊等，結果既沒等來“天下平”，也沒等來“聖人出”。他們等來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運動——黨錮。

漢桓帝是個成功的帝王，領土不斷擴大，人口平穩增長，遙遠的羅馬也來進貢，儼然有中興之相。可這些卻堵不住知識分子的嘴。於是，在軍隊的堅決支持下，桓帝終於發怒了。

袁紹母親的“及時”去世，讓他躲過了一場浩劫，可這個家夥居然一連服了六年的喪。他真的那麽孝順嗎？

公元166年初，全中國人都在談論一件怪事：一年以來，黃河水竟然變得清澈見底了。自古以來，因為流經黃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黃河河水都夾帶大量泥沙，渾濁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間，不光是黃河上游，從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條黃河居然都變清了。那麽多泥沙到那裏去了呢？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這時候，最受東漢知識分子崇拜的聖書《易經》就必須出來救急了。按照從袁氏家學《孟氏易》發展而來的《京氏易》（又稱《京房易傳》）的解釋，“河水清，天下平。”這正是民間諺語“黃河清，聖人出”的典故來源。後來，“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樓賦》裏說：“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表達的也是這種思想。

看著空前清澈的黃河水，漢桓帝不知會作何感想。或許他挺高興：天下將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聖人。但他同樣可能很憂慮：“聖人出”的意思或許是說，在今年，會有一個神聖的嬰兒降生，他將取代東漢，建立新的皇朝，那個朝代屬土德，崇尚黃色……抱有這種想法的一些帝王將會毫不猶豫地下令，處死當年出生的所有嬰兒，例如《聖經》裏的猶太王希律。所幸，漢桓帝還不像希律王那麽殘忍。

老天爺實在是太幽默了。東漢的老百姓在看到黃河水變清之後，就滿懷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結果卻既沒等來“天下平”，也沒等來“聖人出”。最終，他們等來的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運動：黨錮。

在黃河水開始變清之前不過幾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漢桓帝曾經宣布大赦天下。沒想到，就是這次大赦引發了黨錮大獄。當時，河內郡有個叫張成的人擅長預測，推算出皇帝即將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兒子殺人。當時擔任司隸校尉的李膺，將張成逮捕歸案，判處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違旨把張成處死。

其實，張成能夠提前算出漢桓帝即將大赦天下，實在不算神奇。首先，漢桓帝是一個酷愛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經大赦12次，從未連續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沒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會大赦。其次，漢桓帝喜歡在政局變動之後大赦，以往在殺李固、梁冀等人後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廢掉鄧皇後之後，也一定會大赦。更何況，張成與宮中有不少聯系，許多宦官找他算過命，就連桓帝都向他咨詢過，所以此人對宮中的消息比像李膺這樣的外朝官員靈通，一點都不奇怪。

張成之死要趕上一般時期，未必能掀起什麽波瀾，但正好趕上陳蕃等人逼迫漢桓帝立竇皇後，皇帝對士大夫心懷不滿，再加上張儉案起，往日積怨便突然爆發了。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嗣同的這首《獄中題壁詩》盡管有眾多版本，但都說明，東漢的張儉與杜根是譚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後兩位歷史人物。清末經學盛行，而經學的根源在於兩漢，所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對漢朝典故特別熟悉。通過這首詩，譚嗣同清楚地表示，不願意像張儉那樣，為了自己逃命而連累親朋好友。張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難想見。

作為黨錮運動的導火索，張儉一案非常覆雜奇異。較早成書的《後漢紀》和較晚成書的《後漢書》對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資治通鑒》偏取《後漢書》的說法，“為賢者諱”的春秋筆法頗為明顯。以當時情況而言，《後漢紀》所載遠比自相矛盾的《後漢書》真實可靠。

對於張儉案的起因，各種資料的說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覽是因在倒梁冀運動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兗州山陽郡，有一個同鄉叫張儉，時任山陽郡東部督郵。督郵相當於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設立東、南、西、北、中五部督郵，代表太守調查民情，督察下級官吏，整頓治安。受山陽郡太守翟超委托，張儉調查侯覽，發現他行為不法，於是上書朝廷，請求將他治罪。但這封奏折落入侯覽之手，被扣壓不奏，侯覽又在桓帝面前說翟超的壞話，羅織罪名將他逮捕，侯、張兩人從此結仇。

這段故事有兩個疑問。第一，山陽郡人侯覽犯法，當由山陽郡太守翟超上書朝廷報告，不應由督郵張儉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務都由督郵、縣令越級直接上書朝廷，那要太守幹什麽？如果說翟超不敢得罪侯覽，又與所有史料記載都不符。第二，侯覽家住山陽郡防東縣，此縣位於山陽郡的西南部，張儉身為東部督郵，根本不該經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務都由一個督郵來管，那要其他4位督郵幹什麽？總之，按照東漢制度，像這種情況，應該由山陽太守責成西部或南部督郵調查，爾後太守將調查結果寫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對。

翟超被捕以後，太尉陳蕃多次向漢桓帝為他說情。這位陳蕃是袁湯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實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紹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負責調查侯覽的哥哥侯參一案，並導致了侯參的自殺，所以侯覽與袁家的關系必定也相當惡劣。當時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並非與閹黨水火不容，而只是與侯覽等少數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數黨人卻不這麽想，他們一心希望徹底鏟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權，由此便產生了大量地方官與宦官的糾紛。漢桓帝夾在兩派中間，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張讓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將其處死。漢桓帝調查明白後，責備張讓，而升李膺為司隸校尉。濟北相滕延見侯覽、段珪等宦官的賓客欺壓百姓，便命衙役當場斬殺數十人。侯覽、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訴，桓帝反而將滕延提升為京兆尹。這些例子說明，漢桓帝並非一味袒護宦官，而侯覽如果只是因為被沒收了部分財產，就要置對方於死地，那他根本忙不過來，也不可能成功。其實，張儉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頭發，罰作苦役而已。張儉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參予沒收了侯覽的財產，恐怕侯覽不會特別在意他。

張儉案的影響之所以會如此廣泛而深遠，原因是張儉不僅破壞侯覽的財產，而且還殺了侯覽的家人，情節比滕延案還要嚴重。《後漢書·黨錮列傳》只是簡單地提及“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而《後漢紀·桓帝紀》對此案的記載比較詳細，情節大致如下：

張儉在街道上遇到侯覽的母親一行，對方不肯讓路。張儉大怒，帶人將侯覽的母親及其家眷、仆役百餘口人當場殺死，又搗毀了侯覽在山陽郡防東縣的房舍，隨後只身潛逃。漢桓帝聞報後便下達詔書，傳喚張儉到廷尉府接受調查。但此時張儉已經逃走，還有很多對朝廷不滿的官員和百姓暗中保護，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護張儉的人中，最年輕、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時年16虛歲的孔融。後來，張儉在孔融等人的幫助下，翻越長城，投奔鮮卑人去了。

如果張儉案的真相確如《後漢紀》所說，那麽黨錮案的來龍去脈就容易解釋了。本來，如果張儉像滕延一樣去廷尉接受質詢，那麽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會像滕延那樣被赦免，而絕不會引發黨錮大案，株連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說不清楚了。漢桓帝的為人向來始亂終棄，就連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資格的宦官都難以避禍，侯覽也曾受過嚴懲，不可能被特別袒護。漢桓帝所擔心或氣憤的，肯定不是張儉擅殺侯覽的家人，而是張儉逃走後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後居然還讓這個通緝犯長驅上千裏，渡過黃河，穿過眾多城鎮和要塞，翻越長城去投奔敵國。無疑，這反映了地方當局和民間團體是多麽激烈地反對東漢政權，乃至於整個帝國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發動一場旨在清理官僚隊伍的政治運動，而這次運動的名字就叫“黨錮”，意思是“禁止結黨營私的人當官”。同時，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經窩藏過張儉的人員，並將其中許多人處死，但孔融卻得到了赦免。

身為宦官，侯覽很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張成的弟子牢修（《後漢紀》作“牢順”）上書，說李膺、杜密等官員與太學生結黨，誹謗朝廷，敗壞風俗。桓帝見了，果然不喜。侯覽又指使同鄉朱並上書，說張儉與山陽郡的劉表等24人相互吹捧，結為所謂的“八俊”、“八顧”、“八及”等團社，還刻石立碑。桓帝聞報大怒，下詔逮捕這24人，但只抓到少數幾名，劉表等人都失蹤了。經調查，發現劉表是長樂衛尉王暢的同鄉兼學生，王暢又是太尉陳蕃的故吏，事情於是越鬧越大。確實，王暢與劉表的關系一向密切，後來劉表擔任荊州牧時，王暢的孫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遠千裏，從長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漢桓帝下詔，命令逮捕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數百名黨人，以“鉤黨罪”關入監獄。許多黨人像張儉一樣逃走，朝廷懸賞重金捉拿，但最終還是沒能全部抓住。漢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與三公會審李膺、杜密等被捕的黨人，最終的審問記錄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聯合簽字，才能發生法律效力。

當時與王甫會審黨人的三公究竟是誰，竟然也沒有定論。再一次，範曄的《後漢書》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後漢書·孝桓帝紀》說，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陳蕃被免職；九月，光祿勳周景升太尉；十二月，黨錮運動開始。這樣一來，參予審訊黨人的太尉應該是周景，而不是陳蕃。但《後漢書·陳蕃列傳》中卻說，李膺等黨人被捕之後，太尉陳蕃上表勸諫，結果被革職。《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又說，陳蕃作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兩位三公一樣，在王甫審訊黨人的記錄上簽字。後來司馬光讀《後漢書》至此，顯然一頭霧水，所以在他的《資治通鑒》裏根本不寫黨錮運動發生在哪個月。

所以，我們還是采信《後漢紀》的說法吧。黨錮運動始於公元166年九月，陳蕃的太尉職務則並未被漢桓帝革除。陳蕃本應和其他兩位三公，即司徒胡廣、司空劉茂一樣，在王甫審訊黨人的記錄上簽字，但他堅決不肯，隨後又上表為黨人說情。漢桓帝不為所動，命令將李膺、杜密等黨人關進洛陽各監獄裏，長期囚禁起來。

黨錮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全中國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因而也特別為當時和後來的知識分子詬病。對於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數知識分子來說，東漢帝國從黨錮運動開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們的維護了。

但是，士大夫盡管擁有書寫歷史的特權，卻很少能夠真正改變國家的命運。真正能夠決定歷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視的軍人。而在黨錮運動前後，軍隊卻堅決地站在漢桓帝與宦官一邊，這就決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終都將被武力鎮壓的命運。

和中國古代所有帝王一樣，漢桓帝的謚號“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後對他的官方評價。“桓”可絕對不是惡謚。按《逸周書·謚法解》：“辟疆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漢桓帝的一生，其實是勤於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導致他死後蒙上惡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黨錮運動。

如前文所述，漢桓帝親政之後，為了扭轉東漢中期日漸衰頹的國勢，便排“仁”用“義”，不再重要郭、馬、袁、楊等開國元勳的後代和世卿世祿的豪門成員，而著重從民間提拔新人才。在軍事領域裏，桓帝“舉賢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親，棄用長期壟斷西北軍權的鄧、馬、耿、竇等將門成員，轉而提拔下級軍官，其中最重要的是來自涼州的三位將領：皇甫規、張奐、段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颎字紀明，所以合稱“涼州三明”。張奐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臺之後，漢桓帝沒有一味排斥梁黨，而是重用“涼州三明”。近百年來，東漢軍隊在對外作戰中勝少敗多，特別是羌人多次橫掃涼州，延及並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而在涼州三明的努力下，漢軍很快扭轉了以往的被動局面，征服了眾多游牧民族，收覆了大片國土。

公元166年，鮮卑人的攻勢漸漸衰減，西羌已經陷入絕境，東羌也陸續投降，東漢帝國的國際聲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陽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遠方來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團。“安敦”顯然是“安東尼”（Antonius）的漢朝譯音，而此處的“大秦王安敦”，當為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琉·安東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學多才，號稱“哲學家皇帝”，對東方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向中國派遣使團似乎並不奇怪。可是，當時就有漢朝官員懷疑這個使團是假冒的，因為在漢代中國人眼裏，大秦向來以“寶眾”著稱，而這些使者並未帶來什麽稀奇貴重的禮品，甚至連火浣布都沒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東南亞的特產。但不容懷疑的是，這個使團知道當朝的羅馬皇帝姓“安東尼”。還值得註意的是，他們是經東南亞海上坐船來到中國的，說明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此時仍然不通。此前半個世紀在羅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記載了從紅海出發，渡過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國南方的航線。無論怎樣，這都可以說是東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馬可·波羅造訪中國更重要。

羅馬人在公元166年造訪中國，並非出於偶然。在後面的篇章中，我們將會看到這個所謂的“大秦使團”訪問中國的歷史背景；我們也將會發現，他們其實給中國帶來了一件連送禮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禮品。打開這個神秘的“潘多拉盒子”，從裏面飛出來的小東西就會令業已走上覆興之路的東漢帝國驟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團之後，公元167年正月，東羌又開始了侵略。時任護匈奴中郎將的張奐派遣麾下的兩員悍將——尹端和董卓分路出擊，擊退敵軍。同月，最後一支西羌部落——當煎羌圍攻武威郡，時任護羌校尉的段颎千裏馳援故鄉，一舉全殲敵軍。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續了60多年之後，漢羌戰爭終於有了即將結束的征兆。

按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個傳統標準來衡量，桓帝的確是成功的君主，特別是與他之前和之後的幾位皇帝相比，顯得更是突出。桓帝親政時期，天下風調雨順，饑民顯著減少，暴動近乎消失，經濟迅速恢覆，人口平穩增長，帝國的領土和威望不斷地擴大，羅馬和印度等遙遠的國家連年入貢，東漢帝國儼然有中興之相。桓帝一朝是東漢人口最多的時期，公元157年全國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隱藏戶口和少數民族，實際上可能接近7千萬，為西漢後期以來之最，比隋唐時期的戶口都多，直到北宋時期才被超過。

但是，漢桓帝並不能讓士大夫滿意，他們不斷指責桓帝荒淫無度，沈迷於宗教，敵視正直的知識分子。實際上，齊桓公、漢武帝、漢光武帝和漢明帝這些所謂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樣“寡人有疾”，而在全體知識分子都信仰五德終始理論的時代，東漢後期根本不可能出現任何一位能夠令士大夫滿意的君主，除非他甘願把大漢政權拱手讓人。

隨著漢羌戰爭的節節勝利，漢桓帝也變得日益剛愎自用。除了太尉陳蕃之外，朝廷上已無敢於為黨人說情者。正在此時，新息縣長賈彪悄然來到了洛陽。

在士大夫的眼裏，這位賈彪本不是什麽善人。他本是太學生領袖，與郭泰齊名，後來舉孝廉，到汝南郡當了新息縣長。不久後，黨人岑晊因為與張儉、劉表等人並列為“八及”，又在大赦期間屠殺漢桓帝寵幸的張美人全家二百餘口，遭到通緝，逃亡進汝南郡中。各級地方官員都爭相幫助他隱藏，只有賈彪不肯接納，說：“此人要挾皇上，濫殺無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擔當責任，四處逃亡，連累親友，不是大丈夫。我身為縣長，不去逮捕他就算寬厚了，難道反而要幫助他繼續隱藏嗎？”

但聽說李膺、杜密等人下獄，賈彪卻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陽，求見尚書霍谞和城門校尉竇武。霍谞曾助漢桓帝誅滅梁冀，因功封侯，頗受信賴，竇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經三人密談，竇武上書，一面讚頌大破羌人、萬國來朝的功績，提醒桓帝應該大赦天下，一面為黨人鳴冤，最後稱自己身體不好，希望交還城門校尉和槐裏侯的印綬，退休回家。

同時，黨錮案的主審官——中常侍王甫的態度也發生了動搖。經過半年審訊，被捕的黨人竟然沒有一個肯認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說他們與很多宦官子弟關系密切，令王甫左右為難。見竇武上書，他幹脆便也跟著上奏，請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漢桓帝終於宣布大赦，釋放黨人。第一次黨錮運動在持續了10個月之後，暫時告一段落，黨人們也陸續返回朝廷做官。在這次運動中，除了與張儉、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關者外，並無黨人被處死。黨人們回到故裏，反而如同衣錦還鄉，各色人等遠至上百裏外迎接，聚集的馬車多達數千輛，造成了嚴重的交通堵塞。黨人範滂見此情景，長嘆說：“你們這不是加重我的罪過嗎？”

第一次黨錮運動發動之時，身為濮陽縣令的袁紹應當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後，他還遇上了兩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親去世。因為母親去世，所以袁紹按照官場的規矩，辭去濮陽縣令一職，回家送葬服喪。

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袁紹首次結婚的時間和袁紹三位兒子的生年問題，結論是：袁紹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譚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後。

袁紹的母親究竟何時去世，史無明文。但是，袁紹的治喪卻十分著名。據《三國志》裴松之註引皇甫謐《逸士傳》的記載，袁紹與袁術兄弟喪母時，歸葬於家鄉汝南，曹操、王俊等三萬人會葬。曹操見到葬禮的盛況，就悄悄對王俊說：“天下即將大亂，為亂首者一定是這兩兄弟。要想拯救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殺這二人，禍亂就要開始了。”王俊回答：“像你這麽說，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還有誰呢？”曹、王二人於是相對而笑。

輕信這種荒謬記載的人，恐怕沒有研究過袁紹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紹和袁術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紹之母去世，袁術未必會參加葬禮；其次，綜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紹母親去世時，曹操應當不過十歲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時，與袁紹的關系非常好，後來又長期追隨袁紹，怎會突然說出這種話；第四，東漢末年，只有一個人的葬禮吸引過三萬名賓客，就是享譽天下的高士陳萛，袁紹之母身為女奴，袁家當時又正處於事業的低谷，她的葬禮怎能有陳萛那麽高的號召力。凡此種種，都是曹魏集團為了證明曹操早已與袁紹、袁術兄弟斷絕關系，從未與袁紹同心而挖空心思編造的，破綻百出，不值一駁。

然而，袁紹在母親的葬禮上確實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喪，並且在此後“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先為母親服喪三年，又為亡父“追補”服喪三年，這聽上去很感人，其實卻是“非禮”的。幼年喪父，青年喪母，袁紹的情況與孔子極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喪，不再追服父喪。孔子確實說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也說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但孔子又說：“過猶不及。”所以，連續服喪六年，其實和沒服喪差不多。而且，漢朝官員服喪，根本無需服三年。《禮記·三年問》規定：“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漢文帝又詔令喪期以日易月，實服25日。東漢時，關於“三年之喪”的討論曾多次進行，漢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經一度允許“二千石”級別以上的官員服三年之喪，但在漢桓帝親政後便明令禁止。身為“一千石”級別的縣級官員，袁紹要連續服6年喪，雖然無可非議，其實有不合情理與時代風尚之處。

更何況，袁紹其實並不太為母親的去世而傷心。據《後漢書·郭符許列傳》記載，汝南人許劭字子將，是袁紹的同郡老鄉，以品評人物著稱。袁紹因母喪辭去濮陽縣令，穿著豪華的衣飾，帶著大批車徒回家，將入汝南郡界時，突然想起許劭，於是說：“我這身打扮、車騎和隨從，怎麽能讓許子將見到呢？”於是遣散賓客，換上簡樸的衣服，獨自駕車回家。可見，袁紹堅持長期服喪，並非出自對母親和繼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別人，特別是許劭等社會名流面前演戲。

但袁紹的這場戲可不好演。在葬禮和長達6年的服喪期間，他將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葬禮和喪禮是儒家文化中最覆雜的禮儀，至今在中國民間仍然部分保存著，因此無需作詳細介紹。有時，我們在鄉間會看到有人穿著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頂，揮舞著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歸來！歸來歸來！”在靈堂裏，又會看到有許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詞，一會兒同時痛哭，一會兒又同時止哭。這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葬禮，至少已經有2千多年的傳統了，也是包括袁紹在內的漢朝中國人應當舉行的葬禮。

在服喪期間，袁紹必須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喪服。他還得“囚首喪面”，也就是披散頭發，在臉上塗滿灰泥，還拄著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謂的“哭喪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經沒有力氣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喪期間，袁紹不許歡笑，不許歌唱，不許聽音樂，不許跳舞，不許洗澡，不許上班，不許投資，不許吃肉，不許飲酒，不許性交，還有許多其它的忌諱。如果違反了這些忌諱，那就是不孝，就是偽君子，服喪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喪期舉辦宴會，有些人的妻妾在喪期內懷孕，甚至只是為生活所迫而做點小買賣，都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不難想象，許多服喪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黃歷。也不難理解，包括漢桓帝在內，歷代中國皇帝都不大讚許這種古老的習俗，一再對家有喪事的官員“奪情”，即禁止他們辭職長期服喪，以免影響政府工作的正常進行。然而，畢生熱衷於功名利祿的袁紹卻在自己最寶貴的青春年華，主動把這只需行25天的苦修延長到了72個月。這是為什麽呢？

為了回答這個覆雜的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在袁紹服六年之喪期間，東漢帝國裏都發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赦免黨人之後，漢桓帝滿腦子想的都是與羌人的最後決戰。幾年來，“涼州三明”雖然都屢戰屢勝，但在桓帝的心目中，高下已判。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的策略是軟硬兼施，而以招撫為主，都不肯痛下殺手。只有段颎血氣方剛，能夠堅決執行桓帝的剿羌戰略。公元167年底，桓帝召“涼州三明”回京，皇甫規、段颎先到，張奐因為還在與東羌僵持，不能及時返回。桓帝於是單獨給段颎下詔，與他商討作戰方案，撥調兵馬錢糧，以便盡快出征。豈料出師未捷君先死，長使將軍淚滿襟！

竇武之女竇妙雖然立為皇後，但因為是陳蕃撮合的包辦婚姻，根本不受桓帝的寵愛。段颎出征後不久，即公元167年冬季，桓帝又封田聖等九女為貴人，嚴重威脅到了竇皇後的地位，她的被廢看來已經指日可待。作為直接利益相關者，竇武、陳蕃等人當然不會坐視這種情況的出現。

公元167年十二月丁醜日，中國歷史上生前公開挨罵最多、被罵得也最狠的君主——漢桓帝暴崩於洛陽宮中，享年36虛歲。

桓帝並非沒有生育能力，據《後漢書·皇後紀》記載，他共有三個女兒：劉華、劉堅、劉修，其中長女安長公主劉華嫁給輔國將軍伏完，他們生下的長女又與漢獻帝結婚，就是後來被曹操殺害的伏皇後。但無論如何，在桓帝死後，沒有任何一位皇子活下來。桓帝的遺體還停在前殿時，竇皇後就殺了田聖，又要把其她八位貴人處死，多虧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這才救下她們的命。竇武父子也沒閑著，跑到宮中選美，挑了許多宮女帶回家裏享受，還順便拿走許多宮內財寶，幾天之內就成了暴發戶。

據《後漢紀·靈帝紀》，竇武共有5子2女，其中3個兒子知名：竇紹、竇機、竇恪。《後漢書·竇何列傳》則說竇紹是竇武哥哥的兒子，還有一個弟弟竇靖。這樣就又產生了矛盾。其他幾人在史書上都一筆帶過，可以不論；竇紹卻是竇武的左膀右臂，又與袁紹同名，所以值得研究一番。無論采信哪一種記載，竇武自己都不是沒有兒子，但桓帝每次封賞竇家，竇紹都僅次於竇武受封，而竇武的哥哥卻不在其列。這些情況說明兩件事：竇武把竇紹看作自己的兒子；竇武如果有哥哥的話，也早就死了。

綜上所述，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竇紹是竇武的親生兒子，但在竇武的長兄去世後，被追認過繼給他，故而起名為“紹”；竇武還有竇機等幾個兒子，但對竇紹的感情卻最深，竇紹的能力也比竇武的其他幾個兒子強。這可能是因為竇武年長，更可能是因為，竇紹作為竇武哥哥的宗法繼承人，需要從小獨立照管許多事情。很多中外歷史名人都是早年喪父，不得不自幼挑起家庭重擔，所以顯得特別早熟，綜合能力大大強於有父母長期照料的孩子。袁紹和竇紹的情況更為特別：他們的親生父親還健在，時刻可以提供幫助；自己又有孤兒的身份，必須承擔許多責任。從人性上講，竇武和袁逢喜愛竇紹和袁紹，甚於自己其他的兒子，也在情理之中。

桓帝死後，竇太後臨朝聽政，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司徒胡廣輔政。為了能夠長期執政，他們效仿王莽和梁冀，想在劉氏宗室中尋找一個少兒當皇帝，最後選擇了年紀最小的候選者——解犢亭侯劉萇與董夫人所生的兒子劉宏。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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