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莫過婦人心，為了長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孫壽居然鼓動老公刺殺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媽！於是，自宮的袁赦派上了用場。梁冀終於倒在幾個在廁所裏密謀的太監手裏。

漢桓帝開始論功行賞，奇怪的是，在一長串賞賜名單中，並沒有任何袁家成員的名字。堤內損失堤外補，倍感失望的袁家開始打梁冀家產的主意，於是，100億錢的資產只拍賣出了30億。從此，像馬融這樣的舊貴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財富了。

東漢時期的洛陽是一座壯觀的大都市，城墻內地表面積約9.5平方公裏，可謂廣闊。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宮與達官顯貴的豪宅占據著，再加上鱗次櫛比的公共建築，並沒有給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間。洛陽所屬的河南尹轄區在漢順帝時（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萬，分為21縣，洛陽是其中之一，而郊區人口又明顯多於城區人口。也就是說，在這輝煌的東漢帝國首都裏，城墻內的常住人口大概從未超過10萬。當然，這些幸運的人大都是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及其家屬仆人。

毋庸置疑，洛陽城內的生活是相當昂貴的，而其中最貴的莫過於房地產。當時中國的貨幣經濟還不發達，特別在經歷過王莽時期的惡性通貨膨脹之後，東漢社會對金屬貨幣的信任度很低，真正為民眾看重的財產是糧食、布匹與不動產，糧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貨，可以稱為“糧本位經濟”。與其它城市一樣，洛陽各地區的房價也大不相同，城墻內交通便捷、環境優雅的不動產增值速度很快，“求田問舍”是人們最熱衷的話題之一。當然，這些富人的常住區域也是洛陽城內地價最貴的區域。

“延熹裏”就是洛陽城內這樣一塊上風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區。它的名字很特別，因為“延熹”正是漢桓帝的年號，共持續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為在延熹元年以前，沒有文獻提到過“延熹裏”這個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區，這也是漢朝人取名字無需避皇帝年號之諱的顯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裏爆發了一件震驚朝野的大案，使這個小區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裏的業主之中，太監袁赦顯得十分特別。作為袁湯安插在宮中的內線，他這些年來工作很賣力，頗受漢桓帝信賴，所以在短短幾年內就晉升為中常侍。

袁赦的女鄰居更加有趣。史書沒有記載她的姓氏，只說她的名字叫“宣”。我們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結過兩次婚，她的前夫鄧香是東漢頭號開國元勳鄧禹的曾孫，但和袁赦一樣，也是宦官。在被閹割之前，鄧香與宣女士生有兩個女兒，長女嫁給議郎邴尊，幼女鄧猛尚未出嫁，鄧香就死了。此後，宣女士改嫁給孫壽的舅舅梁紀，所以他們一家便成了梁冀的親戚，鄧猛也就隨繼父之姓，改稱“梁猛”。

多年以來，梁冀的妹妹梁皇後因為一直沒有生育，漸漸失去了漢桓帝的寵愛，令梁冀、孫壽夫婦非常焦慮。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他們急於再嫁一個梁家女孩給漢桓帝，但總是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正在此時，宣女士帶著小女兒梁猛到梁冀家玩，孫壽見梁猛生得標致，就把她帶進宮中，介紹給漢桓帝。經過試婚，漢桓帝很滿意，封梁猛為貴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後去世，漢桓帝決意立梁猛為皇後。這時，梁猛的姐夫議郎邴尊卻上奏朝廷，追究歷史，希望恢覆梁猛的本姓“鄧”。

邴尊的出身雖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卻世間罕有，可以提供許多線索。“邴”字通“丙”，漢代文物上一般寫作“邴”。西漢中葉，有個叫邴吉的官員參予擁立漢武帝的曾孫劉病已登上西漢皇位，是為漢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績備受世人好評，與蕭何、曹參、魏相並稱為“蕭、曹、魏、邴”四大西漢賢相。西漢後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後裔，邴家成員也常在朝廷為官，直至東漢不絕。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後代，那麽他傾向於鄧家的立場也就不難理解了，更何況他本人就是鄧家的女婿。

當朝皇後應該姓“梁”還是姓“鄧”，關系著許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還未傳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為快了。他和孫壽一商量，決心幹脆將邴尊和宣女士一家滅口，鏟除梁猛原姓“鄧”的所有證據。東漢後期，隨著中央皇權的動蕩衰微，司法和治安機構顯得日益無能，於是黑社會組織迅速發展，許多達官顯貴都私養刺客（又稱“死士”，因為這一職業非常危險），以備不時之需。班固《漢書》所載西漢時期的刺殺案件不過10起，而範曄《後漢書》所載東漢時期的刺殺案件卻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東漢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統就曾經派刺客刺殺過辯士張玄。梁冀比起乃祖來，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劍下的最後一個受害者。

幹掉邴尊之後，刺客又來到延熹裏，打算刺殺宣女士。但這個小區規劃獨特，刺客要直接進宣女士家不易，只得從她的鄰居——袁赦家的房頂上翻過去，結果不慎發出響聲，被袁赦發覺。袁赦便跑到院子裏擊鼓，又召集家丁吶喊，宣女士有所察覺，刺殺行動失敗。在袁赦的鼓動下，宣女士立即進宮，向漢桓帝哭訴。此案的過程顯得有些詭異，真相顯然只有報案人袁赦最清楚。但無論怎樣，桓帝聽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決定立即對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漢桓帝在廁所裏召集幾個太監開會。這種事在漢代的皇宮裏並不罕見，漢武帝就喜歡在廁所裏和大將軍衛青討論軍政要事，因為那裏不僅安靜，而且便於保密。梁冀聽說此事後做賊心虛，指使一個信得過的太監前去偷聽，結果反被當場抓住。漢桓帝以此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宮行刺，意欲謀反，召集全體宦官、尚書臺和禦史臺的官吏，命光祿勳袁盱調集麾下的禁衛軍，與尚書令尹勳、司隸校尉張彪、黃門令具瑗等人去突襲梁冀的大將軍府。漢桓帝自己則坐在宮中，一面盯著顯示時間的沙漏，一面緊張地等待著政變進展的消息。

本來，梁冀也掌握著相當數量的禁衛軍。他的親戚梁淑擔任衛尉，洛陽城外最精銳的“北軍五校”之中，梁冀的親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夠及時動員起來，完全足以與袁盱的軍隊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軍將士和衛尉的部下見狀，也都調轉了矛頭。天還沒亮，光祿勳的軍隊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圍大將軍府，然後宣讀聖旨：革除梁冀的大將軍職務，改封他為比景都鄉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縣位於今越南中部的亞熱帶叢林地區，屬交州管轄，當時被公認為東漢帝國境內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門，便不會再有好下場，就立即與妻子孫壽自殺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經順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務，現在該輪到洛陽令袁騰出場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輕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騰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寶物等一律上市拍賣，共得30餘億錢，相當於東漢帝國政府的半年稅收，桓帝為此免除了全國百姓下半年的稅收。

其實，相對於梁氏家族執掌20餘年朝政，一貫壓榨豪強、盤剝百姓的歷史來說，總家產只有30餘億錢，實在不能算多。西漢哀帝時，佞臣董賢受寵不過3年，倒臺後政府拍賣其家產，共得43億錢。就拿梁家前後出了3位皇後，6位貴人來說，僅她們的聘禮一項，依禮就至少應得8萬4千斤黃金，約合8.4億錢，加上彩禮肯定超過10億錢；梁氏一門，公、卿、守、將等俸祿達“二千石”以上級別高官多達40餘人，包括4位萬戶候，3位縣侯，7位命婦，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過3億錢。以梁冀的妻子孫壽為例，她每年至少從封地收入5千萬錢。再加上歷年的朝廷賞賜，無論如何低估，梁家的總資產都理應在50億錢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項灰色收入，梁家的總資產恐怕不下100億錢。可是到了袁騰手裏，卻只賣出了30餘億。看來，在這次拍賣過程中，袁家肯定當仁不讓，賤賣賤買梁家資產，上下其手，大發了一筆橫財。從此以後，像馬融這樣的舊貴族就得羨慕袁家的雄厚財富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梁家和孫家的主要成員都被公開處死。包括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三公”在內，在這次政變過程中態度不堅定的數百名官員或被免職，或被逮捕，整個東漢朝廷為之一空。空出來的位置總得有人填補，於是漢桓帝開始大肆封賞。八月壬午日聖旨下，立鄧猛為皇後，封鄧猛的4位兄弟為縣侯，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為萬戶侯，尹勳為宜陽鄉侯，仆射霍谞、尚書張敬等6名官員為亭侯，後來又加封侯覽等8名宦官為鄉侯。以往曾被梁黨迫害、排擠的官員們如果還健在的話，大都很快得到了升遷：黃瓊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陳蕃升大鴻臚，朱穆升尚書，楊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護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這一長串賞賜名單中，並沒有任何袁家成員的名字。袁赦、袁盱、袁騰等人雖然在倒梁過程中立下大功，卻既沒有升官，也沒有封侯。同樣，司隸校尉張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對桓帝“有舊恩”，此次立下大功，不僅沒有得到封賞，反而降職為南陽太守。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調動其實有規律可循，因為漢桓帝與其他東漢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專權的教訓，重“義”輕“仁”，傾向於提拔沒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較強的基層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場規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臺之後，終桓帝之世，“四姓小侯”與袁、楊、張等世官世祿的東漢政壇豪門都將與三公絕緣；反之，黃、祝、盛、虞、種、許等名不見經傳的政壇小姓氏卻相繼登上了三公高位，這無疑也有助於桓帝加強自己的皇權。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後，桓帝一一接見，並請他們引薦賢才。陳蕃於是上疏，推舉袁閎等人。袁閎乃袁彭之孫，就是袁湯和袁盱的侄孫，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紹、袁術兄弟的從兄。當年陳蕃之所以能夠步入官場，與袁閎的推薦有很大關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薦袁閎，可算是投桃報李。桓帝征袁閎入朝，他卻不肯來，也不再理睬陳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親友來往，從此隱居遁世。

在消滅梁冀以後，漢桓帝對外朝官吏顯然更加忌憚。從此之後，他就不再設置大將軍一職，以便自己獨掌朝政。為了同樣的目的，他不僅重賞宦官，而且嫌尚書臺和禦史臺的實力不夠強，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創建了一個新的行政機構——秘書監，以便加強中朝。這樣一來，外朝官員的權力比以往還要小，他們感到處處受制於人，難以施展抱負，自然會調轉輿論的方向，把批評的炮火轟向曾經的盟友、現在的權力競爭者——宦官。

漢桓帝的確賦予了宦官空前的權力。經過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屬民7萬6千戶，接近梁家鼎盛時的屬民總和，幾乎等於當時東漢帝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飛入五侯家”，天下震動，稱之為“五侯”。不久後，漢桓帝又封單超為車騎將軍，這是僅次於大將軍和太尉的最高武職，過去從未授予過宦官。立即就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白馬縣令李雲仿效劉陶，上書猛烈抨擊說：

“自從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漢朝以來，至今已經364年了，即將滿一周365年之數，恐怕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妖人會很快出現，對大漢不利。屬土德、崇尚黃色的諸姓包括：陳、項、虞、田、許，臣認為不應該讓這五姓的人擔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權的重要官職。梁冀雖然持權專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殺他，就如同殺個家奴一般簡單。而如今卻為此賞賜謀臣上萬戶，高祖皇帝在天有靈，會作何感想？西北列將與羌胡苦戰了幾十年，卻未受任何封賞，聽到這樣的消息，他們會不會起二心？如今官位錯亂，小人得勢，財貨公行，陛下是否不想當皇帝了？”

這封信非常有趣。李雲列舉屬土德、崇尚黃色的五姓，沒有提及袁姓，因為袁姓是陳姓的分支。原來，先秦中國古人的“姓氏”是分開的，一個“姓”包括好幾個“氏”，表示該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場合，通常女子稱“姓”，男子稱“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稱“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時期陳國貴族的一個“氏”，陳國是虞舜之後，姓姚（或媯），其君主以“陳”為氏。袁氏既然是從陳氏分離出來的旁系，因此也就屬於姚姓，隨虞舜屬土德、崇尚黃色。秦滅六國以後，禮崩樂壞，中國人的“姓”和“氏”從此不分，原來的“氏”全部被提高為“姓”。

李雲指責漢桓帝濫封政變功臣上萬戶，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漢高祖劉邦一統天下後，只封了2位萬戶侯，就是曹參和張良。以蕭何、陳平、周勃、灌嬰、樊噲等人之大功，都只不過封了數千戶而已。漢桓帝大封宦官，目的無非是加強中朝的力量，並向天下人顯示自己的封賞之威權。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自然難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國的固有文化傳統，建議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說話的人身份不合適，照樣會被視為胡言亂語，不可能被采納，正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李雲的這篇上書，就沒有考慮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統中的位置。按照《舊唐書》和《新唐書》，李姓屬土德、崇尚黃色。而李雲列舉屬土德、崇尚黃色的諸姓，故意沒有提及李姓，還說什麽“屬土德、崇尚黃色的妖人會很快出現，對大漢不利”，在漢桓帝看來，居心叵測。同樣的話，如果由火德諸姓，例如姓劉的來說，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諸姓，例如姓李的來說，就很容易被視為別有用心。更何況，李雲最後還說：“陛下是否不想當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這是他與劉陶之間根本不同的地方。

於是，漢桓帝便下令將李雲逮捕，讓中常侍管霸審問。對於此後發生的事件，有二種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國志·鐘繇華歆王朗傳》說李雲最終得到了赦免，此事轟動一時，後來魏明帝還曾就此向大臣王肅請教李雲可以不死的原因，後者回答說：“李雲的言論中確實缺乏逆順的禮節，但從他的本意來看，是為了盡心報國。皇帝的威權超過雷霆，處死一個匹夫，和殺一只螻蟻沒有什麽區別。桓帝寬宥李雲，可以顯示自己能夠接受切直的諫言，把自己的大度與高尚品德傳布於天下。”《三國志·文帝紀》又記載，公元220年，當曹丕篡漢時，太史丞許芝引前白馬縣令李雲上事書說：“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看來這位李雲一直活到了漢獻帝在位時期，甚至連漢朝在公元196年遷都許昌都知道。而《後漢書》與《後漢紀》卻記載，管霸雖然同情李雲，但桓帝還是判處李雲死刑。聽說此事後，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大臣還聯名上書，為李雲說情。桓帝幹脆就將這幾名官員一並革職，但在幾天後又把他們召了回來。最後，李雲便悲慘地死在了監獄裏。

在上述兩種相互矛盾的記載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從孔子刪《詩》、《書》，削《春秋》以來，絕大多數中國歷史著作都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歷史作家的筆下，美化或醜化一個人（即便他貴為皇帝），實在是太容易了。區區幾百字，就可以把漢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壇，而把秦始皇和漢桓帝扔入地獄。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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