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谙官場規則的袁家鬧不明白，連續兩次幫助皇帝扳倒佞臣、權閹，怎麽就不能讓皇上龍顏大悅呢？

當嬰兒袁紹正躺在繈褓裏吃奶之時，東漢帝國正在被大將軍梁冀拖向無底深淵。

梁冀執掌東漢帝國政權長達22年之久，卻似乎沒做過幾件好事。史書給他加上了大量令人發指的罪狀，例如謀殺君主、迫害異己、壓榨百姓、貪汙腐敗、行為僭越等等，可謂罄竹難書。早在公元142年，侍禦史張綱便對梁冀的統治作過著名的評論：“豺狼當路，安問狐貍！”其實，梁冀本人也許沒有這麽惡劣，但誠如孔子的愛徒子貢所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隨著時光的流逝，梁冀的貪婪名聲甚至不再限於中國，而是遠播境外。到中國來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陽城裏有這麽一位人傻錢多的大將軍，於是時不時給他帶來一些稀奇而昂貴的商品，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謂火浣布，就是一種用石棉纖維和亞麻混紡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臟了，點火一燒，就會變得幹凈，故名“火浣布”。此物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羅馬人會織，用於制造防火服和燈罩。由於石棉纖維加工困難，混紡的技術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羅馬原產地，火浣布的價格也很昂貴。經過絲綢之路上的重重關卡後，來到中國的羅馬火浣布和遠銷羅馬的中國絲綢一樣，價格翻了數百倍，儼然已經成為無價之寶。為了牟取更高的利潤，西域商販宣稱，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種巨型老鼠的皮毛織成，而漢人對此也信以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歡穿著用火浣布織的衣服，故意把它弄臟，然後當場扔進火裏燒，以此向在座賓朋們炫耀自己的富有。作為梁冀的同事，袁紹的祖父袁湯大概不止一次觀看過這種表演。從此之後，直到三國時期，火浣布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魏文帝曹丕因為終生沒見過火浣布，曾經在他的著作《典論》中宣稱：“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所以火浣布這種東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後，魏明帝曹睿將這篇論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學校園裏，譽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駕崩剛剛一個多月，西域就再次輸來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國舉朝嘩然，只好趕緊把那塊“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國市場歡迎，那麽為什麽在梁冀和曹睿之間的上百年內銷聲匿跡於東方了呢？這和愚蠢無能的梁冀政府直接相關。袁紹7虛歲時，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長史王敬輕信拘彌王的讒言，殺害了無罪的於窴王。憤怒的於窴人殺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撫，又不討伐。從此，於窴、鄯善、疏勒等國隔絕絲綢之路，東西方的陸上交流戛然而止。後來，從印度洋繞過馬來半島到中國南部的“海上絲綢之路”漸漸興起，東南沿海的交州和揚州由此繁榮起來，而原先在國際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涼州反而衰落了。

對於西域的丟失，梁冀倒也不必獨自負責。至少在名義上，太尉才是主管國防的政府首腦，而在公元152年時，東漢帝國的太尉不是別人，正是袁紹的祖父袁湯。從公元146年升任司空開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臺，袁湯連續擔任了8年“三公”，將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個遍，這在東漢時期是極為罕見的。然而在這8年之內，他的政績不僅乏善可陳，簡直慘不忍睹：當太仆時皇帝被謀殺，當司空時大興冤獄，當司徒時災荒不斷，當太尉時丟失西域。可是，他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官職反而越做越高，還撈到了侯爵頭銜。袁湯自己官運亨通不算，他的幾個兒子和親戚也都出將入相，還與馬融這樣的名門望族結成了兒女親家。顯然，袁湯並不是在為漢朝做官，也不是在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為他自己做官，並且把為官之術發展成了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漢武帝在位時，有個叫司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無政績可言，司馬遷評價他說：“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馬遷看到袁湯，又不知將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韓非子在寫作《五蠹》的時候，好像把這種人遺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夥只是生活奢侈，對內作威作福，對外喪權辱國，可能還不會很快垮臺。但是最終，這個集團居然開始了自相殘殺。梁冀表面上兇惡，內心卻相當虛弱。這位連皇帝都敢殺的權臣畢生只怕一個人，就是他的妻子孫壽。這個女人愛好虛榮，心狠手辣，擅長挑撥人際關系，精於梳妝打扮、服裝設計和建築藝術，花錢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個叫友通期的情婦，孫壽發現後殺光友通期全家，梁冀為了救友通期，親自跑到孫家，向孫壽的母親磕頭求饒；孫壽也有一個叫秦宮的情夫，梁冀對秦宮卻無可奈何。人們都說，梁冀還沒有當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孫家這樣一支難以對付的外戚。

在孫壽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孫家成員，疏遠梁家成員。梁不疑雖然已經辭職退隱，梁冀卻還派人到其門口放哨，偵察與自己的弟弟私下來往的人物，列入打擊報覆的黑名單。梁冀的筆桿子馬融就因為犯了這個忌諱，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貪汙罪查辦，免去南郡太守一職，還處以髡刑，剃光頭發，發配到邊疆充軍。馬融當年費盡心思誣告李固和杜喬，以求討好梁冀，最終卻不僅沒能升官發財，反倒落得一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在人際關系盤根錯節的漢代官場，馬融的倒臺勢必牽一發而動全身，連累到他的親友。袁湯雖然機靈，卻也無法獨善其身。實際上，在袁湯被免去太尉職務之前，袁家與梁家便已經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縫。當時，有一個剛剛從太學畢業的年輕人袁著，因為畢業考試成績最優，相當於後世科舉制度中的一甲進士及第，所以被封為甲等郎中。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湯的親戚。他就任郎中以後，看到時政混亂，便給朝廷上書，勸梁冀退休，說：“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四時之運，功成則退”出自《韓氏易傳》，公元前60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在給漢宣帝的上書中，就曾經引用過這句不祥的話，結果觸怒宣帝，被迫自殺。如前文所述，《易經》是汝南袁氏的祖傳家學，所以袁著引用《韓氏易傳》並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書，就立即派出刺客，四處追殺作者。袁著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還謊稱病死，做了一個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後還是沒能逃脫梁冀的魔爪，被捆起來用皮鞭活活抽死，年僅19虛歲。作為太學生領袖，袁著有許多同學友人，結果有數十人連坐遇害。袁湯被免去太尉職務，與馬融倒臺和袁著被殺大約同時發生，恐怕不是巧合。看來，袁、馬姻親聯盟的實力已經過於強大，威脅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擊。

作為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的巧宦，袁湯可不會像李固、杜喬、馬融等書呆子一樣任人宰割。袁湯未曾過問李固、杜喬之死，但絕不是因為他懦弱，而是因為這對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負到了袁、馬二家的頭上，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報不可了。除了將梁冀一舉摧毀之外，袁湯別無選擇。

袁湯制訂的覆仇計劃精密而冷酷，將他多年積攢的政治鬥爭才華展示得淋漓盡致。

首先，梁冀這個對手不可小覷。梁家父子兄弟相繼執掌東漢帝國政權，至此已經二十餘年，前後出了3位皇後、6位貴人、2位大將軍、7位侯爵、7位命婦、3位駙馬、57位將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著帝國大部分的軍隊。即便梁冀本人愚蠢無能，他的親友幕僚中卻絕對不乏智能之士。袁湯要想打垮他，單純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須以謀略取勝。

其次，梁家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外戚”這個地位，而這個地位與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關。公元150年梁太後駕崩，梁冀在宮中的關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後了。偏偏梁皇後自己沒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許別人生兒子，每當妃嬪懷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後與漢桓帝的關系越來越緊張，這是梁冀無法解決的難題。

第三，眾多歷史案例證明，要想推翻一個外戚家族的統治，就必須依賴4股勢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衛軍和洛陽地區行政機關。漢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過梁皇後的惡行來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衛軍卻沒那麽好拉攏。為了促使梁冀垮臺，袁湯必須盡快在宦官、近衛軍和洛陽地區行政機關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閏月，梁冀把光祿勳尹頌提拔為司徒。於是，光祿勳一職便空了出來，最後落入了袁湯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湯的叔父袁敞之子，後者曾經擔任司空職務達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職務也是光祿勳。光祿勳執掌著最大的一支近衛軍，而梁冀居然會坐視這一要職被袁家成員攫取，可謂糊塗透頂。不久之後，他就將為這個錯誤付出生命的代價。

宦官這個群體十分特殊，他們很少與外界來往，但又見多識廣，很難用普通的禮物和人際關系來拉攏。於是，袁湯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讓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揮刀自宮，當太監去了。這樣，袁赦免不了要和宮中的老太監們來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無疑就是與袁湯同日受封為侯爵的曹騰。

自從漢桓帝如願即位以來，曹騰的生活可謂幸福愜意。他既然已經是侯爵，就有義務給自己找一個繼承人。身為半閹人，他沒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養中意的少年男子為嗣。能當侯爵的繼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別是對於那些渴望不勞而獲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應者如雲。幾經考慮，曹騰選擇了西漢開國元勳夏侯嬰的後代、沛國譙人夏侯嵩為養子，夏侯嵩從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為“操”。當了爺爺的曹騰十分滿意，給養子謀到了司隸校尉的高官，以示嘉獎。曹嵩前後生有兩個兒子，也就是長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與“德”兩字同意互訓，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論，曹德大概應該字“仲操”吧。當時已年滿10虛歲的少年袁紹，想必不會對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無所知。從此以後，袁、曹兩家將會越走越近，因為這是一種雙贏的關系。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湯還為另一個親戚袁騰弄到了首都行政機關的主要領導職務——洛陽令。這樣一來，袁家便控制了洛陽城內的主要政務和最大的一支軍隊，還獲得了宦官們的支持，比起袁湯當三公時，勢力有增無減。但他們還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畢竟，真正能夠決定梁家和袁家命運的那個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漢桓帝劉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決心，梁冀的地位就會穩如泰山。所幸，袁湯身體很好，能夠等得起。

《後漢書》中多次指出，漢桓帝即位後的前幾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桓帝也逐漸開始運用自己法定的權力，甚至做出一些對梁冀不利的判決。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發嚴重的蝗災和水災，造成數十萬戶流民，饑民紛紛聚集起來當土匪，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袁湯就是以此為理由被罷免太尉職務的。為了賑災，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為官的“公族”，其成員的脾氣都很倔。朱穆的爺爺朱暉曾經與袁安共同反對竇憲討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則有點像牛頓和居裏，一思考起學問來，就對周圍的環境喪失了感應能力，經常出現散步時落入土坑或河溝的情況。朱穆也是個很熱心的人。當年欒巴在“陽氣通暢”之後，被趕出皇宮，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業，朱穆便寫介紹信，推薦他入朝當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後，一方面圍剿土匪，一方面嚴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為。當時有個叫趙忠的太監，在父親的墓中隨葬了一些逾禮的物件。朱穆一向討厭宦官，聽說後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趙忠的家屬。趙忠向漢桓帝哭訴，漢桓帝於是下令逮捕朱穆，罰作刑徒。

在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實是在辦好事，卻惹惱了宦官，結果遭到打擊報覆。消息傳入太學，引發了東漢第一場太學生上書運動。學生領袖劉陶帶著數千太學生聚集在宮門，聯名上書為朱穆說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這類事情在西漢也發生過，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處罰力度。但在東漢皇權向民間團體低頭讓步的時代背景下，漢桓帝讀過劉陶等人的奏折，還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劉陶因此聲名大振。

冀州的局勢雖然暫時平定了下來，但周邊的青州、幽州和並州卻日益動蕩。長期以來，兗州泰山地區的郭竇、公孫舉等人嘯聚山林，甚至進入南方的徐州打游擊，官軍屢攻不克。公元156年，時任議郎的段颎被拜為中郎將，東征泰山。幾個月後，郭竇、公孫舉等人的首級便被送至洛陽。段颎吸取滕撫的教訓，給宦官們送去了許多禮物，於是被封為列侯，兒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職。

與段颎的捷報傳來同時，鮮卑、疏勒、龜茲等國聯合進攻雲中郡，北方局勢危急。桓帝聽說潁川人李膺很有能力，於是封他為度遼將軍，北上援助雲中郡。李膺到郡後，首先擊退鮮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敵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對來往的外國人曉以利害，整頓邊疆貿易，恩威並施。不過一年，各國紛紛將先前搶走的中國百姓交還，與漢朝恢覆了友好關系。按理說，李膺既然立功，便當封賞，但他與宦官關系不好，所以長期無法升遷。作為名士和“黨人”的領袖，李膺雖然自命清高，卻也無法免俗：多年之後，他將會和馬融一樣，與袁家聯姻。

自從為朱穆請願成功以後，劉陶便開始更加放心大膽地針砭時弊。永壽年間（公元155～158年），他見外戚和宦官專權日益嚴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終不能入京為官，於是再次上書朝廷，公然指責起漢桓帝本人來了。其文辭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後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來，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奏折中，劉陶義正詞嚴地批判道：

“臣以為，陛下的江山得來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從平民開始，奮鬥了幾十年，終於撥亂反正相比，您從來沒有見過亡國的苦難，從來沒有體會過戰場的艱險，忘記了高皇帝勤勉節儉的聖訓，沒有能力增加大漢的榮耀。既然一切榮華富貴都是白揀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隨隨便便地把重大的職責交付給一些邪惡的小人，讓他們像虎豹豺狼一樣毒害國家，剝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邊的權貴，允許他們把各地行政大員的官職授予自己的親戚朋友，肆無忌憚地結黨營私，像野豬和蟒蛇一樣吞噬著帝國的財富。天災無法使陛下的龍體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響您的吃喝玩樂……您名為天子，卻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為萬民的君父，卻不關懷他們的生計。更有甚者，您不斷制造冤假錯案，以妖言惑眾為由，屠殺品行高尚的學者；又以圖謀不軌為由，陷害開國元勳的後裔，導致死去的鬼魂在墳墓裏哀號，活著的人在朝野上流淚。”最後，劉陶強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進京，領導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後，劉陶就備好棺材，坐在家裏等著宣判自己死刑的詔書。可是他白等了。一個月過去了，漢桓帝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和袁著相比，劉陶真是幸運。他心中明白：不懲罰就是鼓勵。他在奏折裏攻擊的對象，名義上是漢桓帝，實際上是梁冀一黨。漢桓帝雖然挨了痛罵，卻反而保護劉陶，說明政治風向已經變了。此時，桓帝對老子所說的：“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體會。

漢桓帝不僅不打算懲罰劉陶，而且也痛感民生問題的確有必要盡快解決。不久後有人建議，東漢通行的五銖錢重量太輕，面額太小，導致物價高昂，百姓貧困，所以應該改鑄大錢。漢桓帝對此很感興趣，讓“四府”的幕僚和太學生們討論這個經濟改革方案。劉陶立即上表反對，桓帝就放棄了鑄大錢的計劃，又封劉陶為南陽郡順陽縣的縣長。

劉陶無疑是東漢官場裏的一個異類。他的幾封奏折，生動地描述了東漢帝國在梁冀的統治之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國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產的危急狀況。如果東漢政府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馬勉、公孫舉這樣的暴動者只會越殺越多，而滕撫、段颎這樣的鎮壓者卻會越來越少。另一方面，歷時百餘年的漢羌戰爭也必須盡快結束。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東漢帝國政權，漢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權力，以及更多的金錢。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開刀之外，他已別無選擇。

仿佛是嫌自己倒臺的過程還不夠快，在永興、永壽年間（公元153～157年），梁冀一夥表現得更加多疑和兇殘。荊州刺史吳樹、遼東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將耿承等大臣都因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繼死於非命。劉陶能夠逃脫梁冀的毒手，實在不可思議。除了漢桓帝的袒護以外，恐怕再無其它的解釋。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歷公元158年7月13日），東亞地區觀測到日全食。傳統上，中國人認為日食是重大天災，有陰暗之物遮蔽太陽，通常說明君主被壞人蒙蔽了。日食發生時，全體朝廷官員都要戴著紅色的頭巾奔入皇宮，期待日食的盡快結束。日食之後，朝廷首要官員通常必須引咎辭職，皇帝還應當下大赦令。太史令陳授與小黃門徐璜於是聯名上奏說，發生日食的責任只能由執政的大將軍梁冀來負，他應該引咎辭職。梁冀聽說後，便派人逮捕陳授，後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監獄裏。擅自殺害史官，註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遺臭萬年的結局，漢桓帝聞報後更是勃然大怒，從此堅定了要嚴懲梁冀一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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