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和帝是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肅清嶺南、兼並羌氐等一系列光輝業績之後，東漢帝國擁有了空前遼闊的版圖。也許是老子過於利害，和帝的後人一代不如一代，不僅外患頻仍，而且幾乎都是短命鬼。於是，在“尊尊親親”的儒家思想指導下，外戚開始掌握政壇主導權，由此開始了外戚與宦官輪流執政的肥皂劇。袁湯父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從強盛走向衰敗的時代，從光明走向黑暗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湣之。”——漢順帝劉保（《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

袁湯父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從強盛走向衰敗的時代，是一個從光明走向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肅清嶺南，兼並羌氐這一系列光輝業績之後，漢和帝時期的東漢帝國已經擁有了唐太宗之前無與倫比的廣闊版圖。然而，它也必須為自己的過度擴張付出慘痛的代價。因為遭到東漢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動請求親附的羌人群起暴動。羌人的武器極為落後，人數也居明顯劣勢，但依靠自商朝以來便享譽東亞的勇氣，屢次打敗前來鎮壓的漢軍。戰端一起就是幾十年，每年都消耗著東漢國庫數以億計的巨額軍費，而且毫無停息的跡象。北方的鮮卑人在兼並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後，也開始日益頻繁地騷擾東漢帝國的邊境。

與邊患頻仍同時，東漢帝國的內部矛盾同樣迅速激化著，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外朝與中朝（又稱內朝）之爭、外戚與宦官之爭，和農民的大量破產。

按照與皇帝關系的不同，東漢帝國政府被劃分為外朝與中朝兩部分。外朝由層層篩選、任期有限的官吏組成，中朝則主要由世襲的皇親國戚和任職終身的宦官組成。西漢初期，皇帝的權利受到諸多限制，除了散布於帝國各地的諸侯王國之外，外朝的相權也十分巨大，常能夠決定皇位的歸屬。漢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設立超越相權的大將軍職位，賜予自己的外戚衛青，並加強以尚書臺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團，組成了足以與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統。王莽為進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經《周禮》，將西漢外朝的最高職務三公——丞相、太尉、禦史大夫——改名為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又增設位在三公之上、號稱“上公”的太師、太傅、太保，從禮法上限制三公的實權。這類舉措顯然有利於皇權的鞏固，所以劉秀即位之後，廢除了王莽頒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馬和大司空，只是後來把大司徒改名為司徒，大司馬改名為太尉，大司空改名為司空而已。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喪失了“大”字頭銜的東漢“三公”，權力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經濟和監察，而如今行政權、財務權與監察權已被尚書臺與禦史臺瓜分殆盡；太尉原本掌管軍事，而兵權實在大將軍手中。東漢時期，無論是太傅，還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職“錄尚書事”之後，才能參予整個中樞決策過程。但是，外朝成員的文化素質更高，社會脈絡更多，又負責挑選和推薦下級官吏（即所謂“選舉”），因此他們競相施展政治智能，與中朝爭權奪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權力之爭，貫串著整個東漢帝國的歷史。直到三國時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還不忘告誡後主劉禪：“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這裏的“宮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爭的局面，本來是漢朝皇帝們精心設計，肯定也樂於看到的。但如果兩派鬥爭過於激烈，連皇權也無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惡性發展，最終便會損害到整個帝國的利益。

導致中外朝相爭的根本原因，在於漢代最高統治者的治國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後的漢朝便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視儒學的時期，統治者事無大小，定要引經據典，在儒家聖賢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張的理論依據。受儒家思想熏染，漢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義”準則，講究“親、賢並舉”。按照儒家經典《禮記·中庸》記載，“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也就是說，在人事制度範疇內，“仁”等於用人唯親，“義”等於用人唯賢。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所說，魯國“尊尊親親”，用人唯親，國家雖難以富強，但朝代可以長久；齊國“舉賢而上功”，用人唯賢，國家可以迅速富強，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見諸侯用人唯親，國家衰弱，便堅持用人唯賢，自己貴為天子，而親屬若無功勳，也只能做平民，結果秦朝很快滅亡。漢高祖、漢文帝和賈誼等人總結前代經驗，“以霸、王道雜之”，仁、義兼施，親、賢並舉，實行“世襲貴族分封制”和“郡縣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國兩制”。西漢初期由於政權不穩定，所以政策傾向於“尊尊親親”，導致諸侯王坐大。漢景帝和漢武帝打擊舊貴族，但並不消滅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辦法，在“仁”與“義”之間找到了一個較好的平衡點，終於迎來盛世。

但“尊”的對象不光是父親，還有母親；“親”的對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還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漢後期外戚坐大，無形中令“仁”又壓倒了“義”，結果導致王莽篡位。光武帝並未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東漢一朝，“仁”高於“義”，“尊親”重於“上賢”的風氣始終未能改變，結果導致以外戚和宦官為核心的中朝長期保持壓倒性的強勢地位，而帝國則逐步走向衰敗。

由於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優勢，在中、外朝相爭中，中朝往往能夠占據上風。到了東漢中葉，一批少年皇帝連續登場，更標志著中朝的大獲全勝。但是，小皇帝總有一天要成年，隨即對曾經拿他當傀儡耍的中朝大員們發動報覆。東漢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時年方10虛歲的漢和帝劉肇，便在14虛歲那年聯合兩位兄長——廢太子劉慶和千乘王劉伉，以及幾名宦官，突然發動政變，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將軍竇憲自殺。漢和帝從此大權獨攬，宦官的地位從此突飛猛進，外戚和宦官之間的長期權力鬥爭也從此展開。

嚴格地講，外戚和宦官都屬於中朝集團，他們之間的鬥爭屬於內訌。所以，外朝官員既鄙視外戚和宦官，又樂於為它們之間的爭鬥推波助瀾。東漢一朝的外戚領袖往往是皇太後的父親或兄弟，他們通常都出任大將軍，也兼任中朝集團的領袖。不過，以中常侍和黃門為首的宦官集團在皇帝的支持下，遲早會挑戰大將軍的權威。相對來說，宦官的立場更接近於皇室，外戚的立場更接近於外朝。不言而喻，這種鬥爭是一種極為覆雜、而又極其危險的政治游戲，最終發展成一種東漢式的宮廷肥皂劇：

皇帝駕崩→以皇後和大將軍為首的外戚聯合宦官，冊立小皇帝→外戚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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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從宦官手中奪回權力小皇帝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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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冊立新皇後，建立新外戚集團←宦官專權←皇帝聯合宦官打擊外戚，殺大將軍全家

造成這種肥皂劇重覆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大多數的東漢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還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駕崩了，從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冊立小皇帝的機會。可想而知，多數東漢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這不能歸罪於個別官員道德敗壞，而是由東漢帝國的制度決定的。

當皇親國戚和朝廷大員們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爭權奪利之中時，民生問題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視。公元2世紀是一個全球氣溫變冷的時代，世界各地的糧食產量都受到嚴重影響，東亞地區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災、蝗蟲接踵而至，占東漢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民生活質量急遽下降，幾乎每年都產生數以萬計流離失所的災民。由於深陷漢羌戰爭的泥潭，各級權貴們又腐敗，帝國政府囊中羞澀，根本拿不出足夠的物資和經費來賑災。因為職責所系，外朝官員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實際情況，也比較接觸到下層民眾，更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所以也就更會義憤填膺，對中朝領袖熱衷於冊立小皇帝的自私舉動嗤之以鼻，但有勇氣敢於公開唱反調的官員並不多。曾經盛極一時的東漢帝國，就這樣喝著自釀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纏身中緩慢而又絕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這些問題和矛盾，全都悲劇性地集中體現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內。這個年號雖然很吉祥，卻不能給行將沒落的東漢帝國帶來一絲一毫的健康氣息。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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