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啟動的時候，花常樂猶豫了。他不該走，走了也沒有用，但是那種崩塌式的焦慮狠狠砸在他的身上，他不願回頭。他望著窗外，人與景都在灰蒙蒙的空氣中漸行漸遠，唯有泛光的彩燈格外矚目。也許是因為眼花，他感覺遠方的霓虹和交通燈被一根手指抹開，暈了光華，散了顏色。他問坐在駕駛座上的女法醫：“那個女孩子也在圖書館嗎？”

女法醫點了頭，然後繼續專註地望著陰沈沈的前方。這鬼天氣像是要下雨了一樣。

花常樂尋思著找個話題緩解心理壓力，他不想沈浸在焦慮中，就隨口問道：“能透露一下嗎，為什麽？”

——為什麽，這句話是在問女法醫，也是在問他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麽願意豁出一切去接近命懸一線的岳無緣，為此甚至願意丟下自己的未來。作為警察的理性告訴他，這是幼稚沖動的表現，也就是心理素質不過關。就像很多年前他的老師對他說的——像他這樣情感豐富的小子根本不適合當警察。

所謂的正義執法者可不是幼稚少年眼中高高在上的英雄主義，那份威風凜凜背後有很多看不見的坎坷，首當其沖就是執法者需要強大的情緒控制力。而花常樂呢，直到他坐在女法醫的車上才認清現實——他在自我與本職的博弈中一敗塗地。

女法醫還是看著前面，像是什麽也沒聽見。

前面的車距離他們的視窗越來越近，最後快要貼上他們的車頭。交通堵塞讓他們無法前進，這時候女法醫才正面回答問題：“那孩子的父母在一場車禍中死掉了，大巴在高速路翻車，全車乘客無一生還。”

花常樂問：“那孩子是你的親戚嗎？”

“她和我沒有任何關系。”她說：“那時候我在外省負責那個案子，她在外面等他的父母，實際上她的父母已經死了，完全沒有回來的可能，但是她無處可去。我還記得那天，和今天很像，霧蒙蒙的，看著就要下雨了，她帶著作業來做，欠了一周的作業，一沓數學卷子，她坐在大廳那裏，把草稿紙畫得亂七八糟的，卻一個數字也寫不出來。後來，我收養了她。”

“你把她當女兒嗎？”花常樂本想說“代替女兒嗎”，最後還是沒敢說出口。

女法醫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她楞了片刻，才說：“我不知道。”

就在這時，前面的車子動了。

女法醫繼續駕駛，但是不再沈默，也許是“女兒”一詞勾起了她的回憶，她開始敘述一段往事：“十多年前我就是法醫了，專註於工作，兢兢業業，後來有一天，我女兒被綁架了。我以為我的丈夫會救她出來，我相信他，那時候我相信他——我就是一個傻子。也許那時候……如果那時候，我擅自離職，雖然也沒法救出我的女兒，但是至少我能作為一個母親為她努力。但是我沒有。那個混蛋也沒有。”

花常樂小聲說：“我能理解。”

女法醫沒有看她的聽眾，她望著前路，在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前停下。

潮濕的地面反射水光，看得出這個片區之前下了大雨，現在也說不準之後的天氣怎麽樣，那烏雲還在他們頭頂上。前面人來人往，與他們無關，行人踩在斑馬線上，泥漿打在褪色的牛仔褲上。

女法醫說：“口頭理解不算真正的理解，我也不需要理解，我只是想，如果有一個機會，我不會再做那樣的選擇。現在正好有一個機會，我這麽說，我這麽做，我承認我是個蠢貨。我想救那個孩子，不是因為我是她的‘母親’，原因很覆雜，我不想知道，也不願去想，我只是想做。”

行人走完了，但是紅燈還沒有變成綠燈，她毫不猶豫地踩了油門。而這知法犯法的行為被前方閃爍的監控器照了下來。

花常樂想提醒她，話到嘴邊又吐不出來，他知道，她也知道，事態緊急。這一刻，他倒是希望自己想著岳無緣——只想岳無緣——而不想其他事情。多餘的信息讓他心亂如麻，他的意識就像頭頂欲雨的烏雲。

花常樂靠在窗邊，對著外面轉瞬而逝的商鋪和居民樓說了一句：“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也許是別人，也許是他自己。

“我也不知道。”女法醫說。說完，她臉上浮現出隱隱的苦笑。

這種尷尬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他們下車。

他們運氣不差，到場的時候正好躲過了交通管制。現在周圍的車道都在管制範圍內，外圈路況堵得一塌糊塗。事發突然，警方必須減少這裏的群眾，但是就算他們在努力疏散，現場的人還是很多。

圍觀的群眾被攔在警戒線外面，人擠人，像是要擠出肉渣一樣。人質的家屬沖在最前面，裏面甚至有幾個老人，他們哭得聲淚俱下，餘音都在不安地顫抖。他們的親人在圖書館裏面，但是現在他們連敘述自己痛苦的心態都很難。痛苦像是不透氣的塑料膜，包裹著他們的心肺和喉嚨，那些絕望的字詞被覆述了千萬次，活像一顆負重的惡性腫瘤。

女法醫拖著花常樂擠進去，一邊在人潮中前行，一邊讓花常樂交出證件。到了警戒線的前面，她掏出兩人的證件，謊稱是來增援的。花常樂心虛了，他不知道方正乂他們有沒有調查監控發現他們擅自離職到現場，他害怕對方已經給這邊打了電話。

幸運的是，現場執法的警員沒有懷疑他們的身份，花常樂松了一口氣。

進了管制範圍，花常樂才發現往日一絲不茍的女法醫竟一頭狼藉。但是她沒有在意自己的形象問題，走路過程中隨手抓了抓頭發。

到了前臺，她冷靜地詢問：“現在情況怎麽樣？談判人員到了嗎？”

在前臺站崗的警員說：“還在談，情況比較覆雜，綁匪是一群失業者，他們劫持圖書館的讀者就是為了報覆社會，他們覺得自己無法活下去也想拉著別人一起死，還要死得慘烈。他們手裏還有炸藥，先別管他們從哪裏弄來這些東西，我們得先確認人質安全。”

女法醫問：“好的，談判人員在什麽地方？”

警員指著樓梯，說：“那邊。電梯已經停了。”

女法醫準備直接上二樓和談判人員交涉，走到沒人的樓梯，花常樂才拉住她。

“你到底想幹什麽？”花常樂有些慌。

“救人，”女法醫說，“我去和那邊的談判人員說一下，讓他們通融一下，讓我去把那孩子換出來，我是專業法醫，劫持我比劫持一個無親無故的女高中生有價值。他們會同意的，他們會同意的。”

這時候，花常樂明顯能感覺到她的手在發抖。

“但是這樣有什麽意義呢，你先冷靜，我們想一下怎麽救出他們，我弟弟也在裏面。”

她的嘴唇幹澀而蒼白，憔悴的面容和淩亂的頭發奪去了她往日的光彩，但是她的聲音像是銀色的鋼骨架。她說：“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想到……我活了三十多年，而那個孩子還有幾個月才成年。”

花常樂也不知道怎麽辦，只好跟著她上去，他默念著岳無緣的名字。從他上車時候開始，他就失去了回頭的可能。

到了二樓，專業警員還聚在一起等談判師思考對策，危急時刻，他們不能慌亂，所有人的神經都緊繃著，但是不能慌亂。花常樂和女法醫走過去，也是這時候，有個東西從他們旁邊的中庭上空掉了下去。

那是一根血淋淋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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