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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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證人
游戲世界·法庭
時間：未知
第五個名字落下的瞬間，空氣震動的幅度比之前更小了。不是證人變輕了，是法庭習慣了震動。就像琴弦，第一次撥動時整把琴都在抖，彈到第五個音，只有弦在顫，琴身已經穩了。
證人席上出現的是一個少年。十五六歲，穿著灰藍色的校服，左胸的口袋上繡著一枚校徽——看不太清圖案了，邊角磨得起毛。他的站姿很拘謹，腳跟並攏，手貼褲縫，像在學校裏被罰站慣了。
時桉看了一眼卷宗：證人五：李銘，1997年，湖南。被控搶劫殺人，羈押期間因“意外”死於看守所。死前最後的話：“我沒有搶。我只是路過。”
時桉走到證人席前，沒有坐回法官的位置。他站在護欄外側，和少年之間隔著那道矮矮的木欄。
“李銘。”
少年擡起頭。他的眼睛很幹凈，沒有王德發那種幾十年的疲憊，也沒有瑪利亞那種刻進骨頭裏的恐懼。他就是幹凈。像一張被揉皺了又勉強撫平的紙，皺還在，但不臟。
“你可以說了。”
少年看著他，嘴唇動了一下，又閉上。過了幾秒，他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沒有搶。我只是路過。”
這句話他說過。卷宗上寫著，這是他的遺言。
“那天晚上，我去網吧。從學校後門翻墻出去的，那條路近。走到巷口的時候，聽見有人喊。我跑過去，看見一個人倒在地上，旁邊站著另一個人。那個人看見我就跑了。我想追，沒追上。回來的時候，倒在地上那個人已經不動了。”
少年的語速不快，像是在背一篇反覆念過的課文。
“然後警察來了。他們看見我蹲在邊上，滿手是血——我摸了他，想看他還有沒有氣。血沾在我手上、衣服上。我說不是我，是另一個人。他們問，那個人長什麽樣。我說沒看清，天太黑。”
他停了一下。
“後來他們帶我去指認現場。我站在那裏，巷口的路燈壞了，什麽都看不見。他們讓我再說一遍。我說了。他們記下來。再後來，被抓的那個人指認我，說我是同夥。”
“你認識他嗎？”時桉問。
“不認識。他說我們是一起去的，他負責望風，我動手。我說沒有。他不信。”
少年的聲音一直很平，沒有委屈，沒有憤怒，只是平。
“庭審那天，我媽媽來了。她坐在旁聽席，一直哭。法官問她要不要說話，她搖頭。後來我才知道，她去找過律師，律師說要三萬塊。她拿不出。她一個人帶我，一個月工資四百塊。”
庭上安靜了幾秒。
“我最對不起的是她。”少年說，“她這輩子沒求過人。為了我，她去求了。沒人幫她。”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搭在護欄上的手。那雙手很瘦，指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在看守所裏養成的習慣。
“我沒搶。我只是路過。”他擡起頭，看著時桉，又看了一遍，“我只是路過。”
時桉沒有問他相不相信。他問了另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被抓的那個人指認你是同夥。他叫什麽名字？”
少年楞了一下。這個名字，卷宗上沒有。
“叫什麽？”
“周強。”
時桉點頭：“周強。我會記住的。”
少年看著他的眼睛，看了幾秒。然後他笑了，很淺，嘴角只動了一下。
“謝謝你。麻煩了。”
他轉身，像放學回家一樣，走出了證人席。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又亮了一點。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27%。剩餘證人：十二人。
時桉翻開卷宗，翻到第六頁。第六個名字，第七個名字，第八個，第九個，第十個——他一次念完了。不是不想一個一個來，是該說的話，那些人都等了太久，不能再讓他們等“下一個”。
空氣連續震動五次。法庭像被人從外面敲了一下，整個空間都在低頻地嗡鳴。然後證人席上同時出現了五個人。
他們站在一起，互相看了一眼。有的人朝旁邊讓了讓，有的人微微點頭，像在公車站偶然遇見的陌生人，知道要去同一個地方，但沒必要說話。
時桉站在護欄外側，看著他們。
第六位證人是個頭發花白的老人，穿著一件舊軍大衣，領口豎著，遮住了半邊臉。
第七位是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裹得嚴嚴實實的繈褓——裏面是空的，但她的姿勢很熟練，像抱了一輩子。
第八位是個中年男人，西裝，領帶，皮鞋擦得很亮，但西裝上有一塊深色的、洗不掉的汙漬。
第九位是個十來歲的男孩，運動服，球鞋，頭發被風吹得亂七八糟。
第十位是個老太太，穿著一件碎花的棉布衫，手裏攥著一條手帕，指甲剪得很短。
“你們可以說了。”時桉說。
六個人同時開口。聲音很亂，疊在一起，像車站廣播和人群說話聲混在一起的那種嗡嗡聲。時桉沒有打斷。他安靜地站著，聽了一會兒。
然後他說：“一個一個來。”
那位穿軍大衣的老人先開口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很穩，像冬天踩在厚雪上，咯吱咯吱的。
“我沒叛國。我只是寫信。寫給上級，說我們連隊的冬裝不夠，能不能補。信被截了。說是密報。”
他頓了一下。
“我寫了三年信。前兩年沒回過。第三年回了，來的不是冬裝，是軍事法庭。”
他說完，往旁邊讓了一步。
年輕女人接著開口。她的聲音很低，像怕吵醒懷裏那個不存在的孩子。
“我女兒病了。我買不起藥。藥房的人說可以賒，我寫了欠條。後來他找我還錢，我還不上了。他說那就用別的方式還。我不肯。他報了警，說我偷了櫃臺裏的錢。”
她低下頭，看著空空的繈褓。
“我沒偷。我只是欠他錢。欠的錢，我後來還了。借的，從鄰居家借的，一分一分湊的。還了。但案子已經判了。”
她往旁邊讓。
中年男人往前走了一步。他的目光很直，像一根釘在墻上的釘子。
“有人在我辦公室門口放了錢。信封裏，三千塊。我看見了，撿起來，準備交到財務科。還沒走，紀委的人就進來了。”
他停了一下。
“他們說這是行賄款。我說我不知道是誰放的。他們問，那你為什麽撿？我說，撿起來上交。他們笑了。”
他的聲音一直很穩。
“我是財務科長。幹了二十一年。經手的錢，幾個億。一分沒拿過。三千塊錢，我不會拿。”
他往旁邊讓。
男孩幾乎是跳上來的。他的語速很快，像趕著說完去打球。
“那天我們贏了球。四比二。我進了兩個。回宿舍的時候晚了，宿舍門鎖了。我就翻窗。翻的是隔壁宿舍的窗，那邊窗戶鎖是壞的，我們一直知道。我翻進去的時候，他們宿舍沒人。第二天他們丟錢了。”
他吸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誰拿了錢。我沒拿。我就是翻了個窗。打籃球的鞋太滑了，翻窗的時候摔了一跤，把窗戶鎖摔壞了——本來就壞的，但不是那個方向，他們看不出來。他們以為是撬的。”
他看著時桉。
“我說了，沒人信。我媽哭著讓我認。說認了就能回家。我不認。我沒拿。”
他往旁邊讓。動作很大，球鞋在地板上蹭了一聲。
最後是那位老太太。她往前挪了一步，手帕攥得很緊。
“老伴走了以後，我一個人住。樓上住的年輕人，晚上很吵。我上去敲過一次門，沒開。第二次又去，開了。他說你再來我就報警。我說你太吵了，他說我吵怎麽了，老不死的。”
她的聲音很輕，像舊棉絮慢慢撕開的聲音。
“然後他推了我一下。我摔了，滾下樓梯。住院住了一個多月。出院之後我坐了輪椅。鄰居幫我報警，說我被人推下樓的。警察來問了，他說是我自己摔的。”
她低頭，看著自己空空的腿。
“我沒證據。沒有錄像，沒有人看見。小孩說他聽見了，但他怕，不敢作證。”
她擡起頭，看著時桉。
“六年來，我每天晚上都疼。下雨天更疼。醫生說好不了了。我知道。”
“我就想說，不是我自己摔的。”
她說完，沒有往旁邊讓。她站在原地，等著什麽。
時桉看著她。
“您叫什麽名字？”
“周桂蘭。”
“周桂蘭同志，您說完了。”
“說完了。”
“那您可以走了。”
“我走了，樓上的年輕人怎麽辦？”
時桉沈默了一下。然後他說：“有人會記住他叫什麽名字。”
周桂蘭看著他，慢慢笑了。笑得像冬天過去春天還沒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天刮了一場暖風。
“好。”她說。
她轉身，慢慢走了。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又亮了一大片，把法庭深處照得清清楚楚。
之前那些只在影子裏看不清的地方——穹頂的壁畫，墻上的木紋，審判席桌面上一道深深的劃痕——全都亮了。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51%。剩餘證人：七人。檢測到副本底層結構松動。記錄官權限剩餘：73%。
“記錄官。”宋言酌從陪審席站起來，走到時桉身邊，“之前出現過這個詞。在副本規則裏。‘記錄官’是什麽？”
沈未的聲音通過手環的通訊模塊傳出來，比之前弱了很多，像隔著一層厚玻璃：“副本數據包裏有一個隱藏字段——‘記錄官日志’。加密等級和時景明留下的信號相同。推測：記錄官是法庭的一部分。所有證詞都會被自動記錄，但記錄的不是‘他們說了什麽’，而是‘他們是誰’。”
“他們是誰？”
“案件編號、姓名、年齡、罪名……但不是這些。是更底層的東西。記錄官在記錄的，可能是他們的執念本身。”
宋言酌皺著眉：“那記錄官是誰？NPC？還是玩家？”
沈未沒有回答。通訊頻道的雜音比剛才更重了一點，像有什麽東西在幹擾信號。
時桉翻到卷宗第十一頁。手指沒有停。
第十一位證人是個年輕人，二十出頭，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襯衫。他從證人席上出現的時候，站得很直。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沒有等時桉問。
“我叫趙明遠。我是來作證的。”
法庭安靜了。彩色玻璃窗上那片還在緩慢擴散的光芒，像是也停了一下。
時桉看著他：“你給誰作證？”
“給我自己。”趙明遠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楚，“但我不是來喊冤的。”
他看了看法庭，目光從空蕩蕩的旁聽席掃到審判席，再掃到彩色玻璃窗——那片正在慢慢亮起來的光。
“我來這裏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有人來，問我發生了什麽，讓我說。我都說了。說完就走了。然後燈滅了，又亮了，我又站在這裏。同一句話，說了幾十遍。”
他擡起頭，看著時桉。
“這次不一樣。這次你是真的在聽。”
宋言酌的手指在陪審席的扶手上停了一下。
時桉沒有說話。他站在護欄外側，和趙明遠之間隔著那道矮矮的木欄。
趙明遠繼續說：“我死的時候二十三歲。工地上的腳手架塌了，我從四樓掉下來。包工頭說是我的責任，說我沒系安全繩。其實繩子斷了。舊繩子，用了三年，早該換了。他們不換。出事之後換了一根新的，拍照取證，說我是因為沒系繩子才摔下去的。”
“庭審的時候，工友不敢作證。他們說沒看見。其實都看見了。但包工頭是本地人，管事，大家還要在他手下幹活。”
他停了一下。
“我不怪他們。他們家裏有老婆孩子，拖家帶口的，不能說。”
“那你來法庭，想說什麽？”時桉問。
趙明遠想了想：“想說我媽。”
他的聲音輕了一點。
“我媽一個人把我帶大的。我爸走得早，她沒改嫁。供我讀書，供我上大學。我在工地打工，想多掙點，給她買件新衣服。”
他低了一下頭，又擡起來。
“我出事那天，她從老家趕過來，坐了一天的車。到了醫院，我已經沒了。她沒哭。醫生說請節哀，她點頭，說謝謝。然後她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
“她後來沒去要過賠償。沒去鬧過。工地上的人說，他媽怎麽這麽冷血，兒子死了都不吭一聲。其實她不是冷血。她是不敢。”
他的聲音開始發顫。
“她怕。怕去了也沒人聽，怕去了被人趕出來，怕去了連兒子的墓都保不住。”
他深呼吸了一次。再開口的時候，聲音又穩了。
“我就想說，我媽不是冷血。她是太害怕了。”
法庭安靜了很久。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芒慢慢湧過來，像潮水，淹沒了旁聽席的第一排，淹沒了審判席的桌面，最後停在趙明遠的腳邊。
“我說完了。”他說。
時桉看著他：“你說的，和我問的，不是同一件事。”
趙明遠點頭：“我知道。你問的是腳手架是怎麽塌的。我說的是我媽。”
“為什麽不說腳手架的事？”
趙明遠看著他，目光很平靜，像深秋的河水。
“說了也改變不了什麽。繩子斷了就是斷了，人死了就是死了。我媽一個人過了十年了。她能過下去。但我不想讓她覺得，她一個人過的那十年，我不知道。”
時桉站在那裏。
他想說：你媽媽不冷血。但趙明遠已經知道了。
他想說：你媽媽會聽見的。但這句話太重了。重到他站在這個虛擬的法庭裏，面對一個死了不知多少年的年輕人，說不出口。
趙明遠看著他的沈默，笑了一下。
“沒事。我知道她會聽見的。”
他轉身，走向光裏。
彩色玻璃窗亮了一大半。只剩邊角幾塊還是暗的，灰藍色的，像沒洗幹凈的水彩筆。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62%。剩餘證人：六人。記錄官權限剩餘：58%。
時桉翻開卷宗，翻到第十二頁。
他擡起頭，還沒來得及念出名字。法庭盡頭，一直沒有開過的那扇木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
有人走了進來。
不是證人。那個人太老了，老到看不出年紀。穿著一件黑色的長袍，和時桉身上的法官袍有點像，但沒有徽章。他的手裏拿著一支筆——不是現代的筆，是一支蘸水筆，筆尖是金屬的，在彩色玻璃窗投下的光裏閃著一點寒芒。
“記錄官。”宋言酌的聲音很輕。
老人擡起頭，看向審判席。
“時景明的兒子，”他說，“你比你父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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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世界·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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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名字落下的瞬間，空氣震動的幅度比之前更小了。不是證人變輕了，是法庭習慣了震動。就像琴弦，第一次撥動時整把琴都在抖，彈到第五個音，只有弦在顫，琴身已經穩了。
證人席上出現的是一個少年。十五六歲，穿著灰藍色的校服，左胸的口袋上繡著一枚校徽——看不太清圖案了，邊角磨得起毛。他的站姿很拘謹，腳跟並攏，手貼褲縫，像在學校裏被罰站慣了。
時桉看了一眼卷宗：證人五：李銘，1997年，湖南。被控搶劫殺人，羈押期間因“意外”死於看守所。死前最後的話：“我沒有搶。我只是路過。”
時桉走到證人席前，沒有坐回法官的位置。他站在護欄外側，和少年之間隔著那道矮矮的木欄。
“李銘。”
少年擡起頭。他的眼睛很幹凈，沒有王德發那種幾十年的疲憊，也沒有瑪利亞那種刻進骨頭裏的恐懼。他就是幹凈。像一張被揉皺了又勉強撫平的紙，皺還在，但不臟。
“你可以說了。”
少年看著他，嘴唇動了一下，又閉上。過了幾秒，他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沒有搶。我只是路過。”
這句話他說過。卷宗上寫著，這是他的遺言。
“那天晚上，我去網吧。從學校後門翻墻出去的，那條路近。走到巷口的時候，聽見有人喊。我跑過去，看見一個人倒在地上，旁邊站著另一個人。那個人看見我就跑了。我想追，沒追上。回來的時候，倒在地上那個人已經不動了。”
少年的語速不快，像是在背一篇反覆念過的課文。
“然後警察來了。他們看見我蹲在邊上，滿手是血——我摸了他，想看他還有沒有氣。血沾在我手上、衣服上。我說不是我，是另一個人。他們問，那個人長什麽樣。我說沒看清，天太黑。”
他停了一下。
“後來他們帶我去指認現場。我站在那裏，巷口的路燈壞了，什麽都看不見。他們讓我再說一遍。我說了。他們記下來。再後來，被抓的那個人指認我，說我是同夥。”
“你認識他嗎？”時桉問。
“不認識。他說我們是一起去的，他負責望風，我動手。我說沒有。他不信。”
少年的聲音一直很平，沒有委屈，沒有憤怒，只是平。
“庭審那天，我媽媽來了。她坐在旁聽席，一直哭。法官問她要不要說話，她搖頭。後來我才知道，她去找過律師，律師說要三萬塊。她拿不出。她一個人帶我，一個月工資四百塊。”
庭上安靜了幾秒。
“我最對不起的是她。”少年說，“她這輩子沒求過人。為了我，她去求了。沒人幫她。”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搭在護欄上的手。那雙手很瘦，指節突出，指甲剪得很短——在看守所裏養成的習慣。
“我沒搶。我只是路過。”他擡起頭，看著時桉，又看了一遍，“我只是路過。”
時桉沒有問他相不相信。他問了另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被抓的那個人指認你是同夥。他叫什麽名字？”
少年楞了一下。這個名字，卷宗上沒有。
“叫什麽？”
“周強。”
時桉點頭：“周強。我會記住的。”
少年看著他的眼睛，看了幾秒。然後他笑了，很淺，嘴角只動了一下。
“謝謝你。麻煩了。”
他轉身，像放學回家一樣，走出了證人席。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又亮了一點。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27%。剩餘證人：十二人。
時桉翻開卷宗，翻到第六頁。第六個名字，第七個名字，第八個，第九個，第十個——他一次念完了。不是不想一個一個來，是該說的話，那些人都等了太久，不能再讓他們等“下一個”。
空氣連續震動五次。法庭像被人從外面敲了一下，整個空間都在低頻地嗡鳴。然後證人席上同時出現了五個人。
他們站在一起，互相看了一眼。有的人朝旁邊讓了讓，有的人微微點頭，像在公車站偶然遇見的陌生人，知道要去同一個地方，但沒必要說話。
時桉站在護欄外側，看著他們。
第六位證人是個頭發花白的老人，穿著一件舊軍大衣，領口豎著，遮住了半邊臉。
第七位是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裹得嚴嚴實實的繈褓——裏面是空的，但她的姿勢很熟練，像抱了一輩子。
第八位是個中年男人，西裝，領帶，皮鞋擦得很亮，但西裝上有一塊深色的、洗不掉的汙漬。
第九位是個十來歲的男孩，運動服，球鞋，頭發被風吹得亂七八糟。
第十位是個老太太，穿著一件碎花的棉布衫，手裏攥著一條手帕，指甲剪得很短。
“你們可以說了。”時桉說。
六個人同時開口。聲音很亂，疊在一起，像車站廣播和人群說話聲混在一起的那種嗡嗡聲。時桉沒有打斷。他安靜地站著，聽了一會兒。
然後他說：“一個一個來。”
那位穿軍大衣的老人先開口了。他的聲音不大，但很穩，像冬天踩在厚雪上，咯吱咯吱的。
“我沒叛國。我只是寫信。寫給上級，說我們連隊的冬裝不夠，能不能補。信被截了。說是密報。”
他頓了一下。
“我寫了三年信。前兩年沒回過。第三年回了，來的不是冬裝，是軍事法庭。”
他說完，往旁邊讓了一步。
年輕女人接著開口。她的聲音很低，像怕吵醒懷裏那個不存在的孩子。
“我女兒病了。我買不起藥。藥房的人說可以賒，我寫了欠條。後來他找我還錢，我還不上了。他說那就用別的方式還。我不肯。他報了警，說我偷了櫃臺裏的錢。”
她低下頭，看著空空的繈褓。
“我沒偷。我只是欠他錢。欠的錢，我後來還了。借的，從鄰居家借的，一分一分湊的。還了。但案子已經判了。”
她往旁邊讓。
中年男人往前走了一步。他的目光很直，像一根釘在墻上的釘子。
“有人在我辦公室門口放了錢。信封裏，三千塊。我看見了，撿起來，準備交到財務科。還沒走，紀委的人就進來了。”
他停了一下。
“他們說這是行賄款。我說我不知道是誰放的。他們問，那你為什麽撿？我說，撿起來上交。他們笑了。”
他的聲音一直很穩。
“我是財務科長。幹了二十一年。經手的錢，幾個億。一分沒拿過。三千塊錢，我不會拿。”
他往旁邊讓。
男孩幾乎是跳上來的。他的語速很快，像趕著說完去打球。
“那天我們贏了球。四比二。我進了兩個。回宿舍的時候晚了，宿舍門鎖了。我就翻窗。翻的是隔壁宿舍的窗，那邊窗戶鎖是壞的，我們一直知道。我翻進去的時候，他們宿舍沒人。第二天他們丟錢了。”
他吸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誰拿了錢。我沒拿。我就是翻了個窗。打籃球的鞋太滑了，翻窗的時候摔了一跤，把窗戶鎖摔壞了——本來就壞的，但不是那個方向，他們看不出來。他們以為是撬的。”
他看著時桉。
“我說了，沒人信。我媽哭著讓我認。說認了就能回家。我不認。我沒拿。”
他往旁邊讓。動作很大，球鞋在地板上蹭了一聲。
最後是那位老太太。她往前挪了一步，手帕攥得很緊。
“老伴走了以後，我一個人住。樓上住的年輕人，晚上很吵。我上去敲過一次門，沒開。第二次又去，開了。他說你再來我就報警。我說你太吵了，他說我吵怎麽了，老不死的。”
她的聲音很輕，像舊棉絮慢慢撕開的聲音。
“然後他推了我一下。我摔了，滾下樓梯。住院住了一個多月。出院之後我坐了輪椅。鄰居幫我報警，說我被人推下樓的。警察來問了，他說是我自己摔的。”
她低頭，看著自己空空的腿。
“我沒證據。沒有錄像，沒有人看見。小孩說他聽見了，但他怕，不敢作證。”
她擡起頭，看著時桉。
“六年來，我每天晚上都疼。下雨天更疼。醫生說好不了了。我知道。”
“我就想說，不是我自己摔的。”
她說完，沒有往旁邊讓。她站在原地，等著什麽。
時桉看著她。
“您叫什麽名字？”
“周桂蘭。”
“周桂蘭同志，您說完了。”
“說完了。”
“那您可以走了。”
“我走了，樓上的年輕人怎麽辦？”
時桉沈默了一下。然後他說：“有人會記住他叫什麽名字。”
周桂蘭看著他，慢慢笑了。笑得像冬天過去春天還沒來的時候，忽然有一天刮了一場暖風。
“好。”她說。
她轉身，慢慢走了。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又亮了一大片，把法庭深處照得清清楚楚。
之前那些只在影子裏看不清的地方——穹頂的壁畫，墻上的木紋，審判席桌面上一道深深的劃痕——全都亮了。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51%。剩餘證人：七人。檢測到副本底層結構松動。記錄官權限剩餘：73%。
“記錄官。”宋言酌從陪審席站起來，走到時桉身邊，“之前出現過這個詞。在副本規則裏。‘記錄官’是什麽？”
沈未的聲音通過手環的通訊模塊傳出來，比之前弱了很多，像隔著一層厚玻璃：“副本數據包裏有一個隱藏字段——‘記錄官日志’。加密等級和時景明留下的信號相同。推測：記錄官是法庭的一部分。所有證詞都會被自動記錄，但記錄的不是‘他們說了什麽’，而是‘他們是誰’。”
“他們是誰？”
“案件編號、姓名、年齡、罪名……但不是這些。是更底層的東西。記錄官在記錄的，可能是他們的執念本身。”
宋言酌皺著眉：“那記錄官是誰？NPC？還是玩家？”
沈未沒有回答。通訊頻道的雜音比剛才更重了一點，像有什麽東西在幹擾信號。
時桉翻到卷宗第十一頁。手指沒有停。
第十一位證人是個年輕人，二十出頭，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襯衫。他從證人席上出現的時候，站得很直。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沒有等時桉問。
“我叫趙明遠。我是來作證的。”
法庭安靜了。彩色玻璃窗上那片還在緩慢擴散的光芒，像是也停了一下。
時桉看著他：“你給誰作證？”
“給我自己。”趙明遠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楚，“但我不是來喊冤的。”
他看了看法庭，目光從空蕩蕩的旁聽席掃到審判席，再掃到彩色玻璃窗——那片正在慢慢亮起來的光。
“我來這裏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有人來，問我發生了什麽，讓我說。我都說了。說完就走了。然後燈滅了，又亮了，我又站在這裏。同一句話，說了幾十遍。”
他擡起頭，看著時桉。
“這次不一樣。這次你是真的在聽。”
宋言酌的手指在陪審席的扶手上停了一下。
時桉沒有說話。他站在護欄外側，和趙明遠之間隔著那道矮矮的木欄。
趙明遠繼續說：“我死的時候二十三歲。工地上的腳手架塌了，我從四樓掉下來。包工頭說是我的責任，說我沒系安全繩。其實繩子斷了。舊繩子，用了三年，早該換了。他們不換。出事之後換了一根新的，拍照取證，說我是因為沒系繩子才摔下去的。”
“庭審的時候，工友不敢作證。他們說沒看見。其實都看見了。但包工頭是本地人，管事，大家還要在他手下幹活。”
他停了一下。
“我不怪他們。他們家裏有老婆孩子，拖家帶口的，不能說。”
“那你來法庭，想說什麽？”時桉問。
趙明遠想了想：“想說我媽。”
他的聲音輕了一點。
“我媽一個人把我帶大的。我爸走得早，她沒改嫁。供我讀書，供我上大學。我在工地打工，想多掙點，給她買件新衣服。”
他低了一下頭，又擡起來。
“我出事那天，她從老家趕過來，坐了一天的車。到了醫院，我已經沒了。她沒哭。醫生說請節哀，她點頭，說謝謝。然後她就走了。”
他停了一下。
“她後來沒去要過賠償。沒去鬧過。工地上的人說，他媽怎麽這麽冷血，兒子死了都不吭一聲。其實她不是冷血。她是不敢。”
他的聲音開始發顫。
“她怕。怕去了也沒人聽，怕去了被人趕出來，怕去了連兒子的墓都保不住。”
他深呼吸了一次。再開口的時候，聲音又穩了。
“我就想說，我媽不是冷血。她是太害怕了。”
法庭安靜了很久。
彩色玻璃窗上的光芒慢慢湧過來，像潮水，淹沒了旁聽席的第一排，淹沒了審判席的桌面，最後停在趙明遠的腳邊。
“我說完了。”他說。
時桉看著他：“你說的，和我問的，不是同一件事。”
趙明遠點頭：“我知道。你問的是腳手架是怎麽塌的。我說的是我媽。”
“為什麽不說腳手架的事？”
趙明遠看著他，目光很平靜，像深秋的河水。
“說了也改變不了什麽。繩子斷了就是斷了，人死了就是死了。我媽一個人過了十年了。她能過下去。但我不想讓她覺得，她一個人過的那十年，我不知道。”
時桉站在那裏。
他想說：你媽媽不冷血。但趙明遠已經知道了。
他想說：你媽媽會聽見的。但這句話太重了。重到他站在這個虛擬的法庭裏，面對一個死了不知多少年的年輕人，說不出口。
趙明遠看著他的沈默，笑了一下。
“沒事。我知道她會聽見的。”
他轉身，走向光裏。
彩色玻璃窗亮了一大半。只剩邊角幾塊還是暗的，灰藍色的，像沒洗幹凈的水彩筆。
手環震動：核心執念松動：62%。剩餘證人：六人。記錄官權限剩餘：58%。
時桉翻開卷宗，翻到第十二頁。
他擡起頭，還沒來得及念出名字。法庭盡頭，一直沒有開過的那扇木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
有人走了進來。
不是證人。那個人太老了，老到看不出年紀。穿著一件黑色的長袍，和時桉身上的法官袍有點像，但沒有徽章。他的手裏拿著一支筆——不是現代的筆，是一支蘸水筆，筆尖是金屬的，在彩色玻璃窗投下的光裏閃著一點寒芒。
“記錄官。”宋言酌的聲音很輕。
老人擡起頭，看向審判席。
“時景明的兒子，”他說，“你比你父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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