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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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
阿洛的信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幾個人已經趨於平靜的日子裏。
玉蘭把那封信看了三遍，每看一遍都要在門口的木瓜樹前站一會兒。他看著那棵已經長到他腰間的樹，葉子寬大肥厚，在風裏嘩啦啦地響。樹旁邊那塊空地還空著，澳洲沒有桂花樹，找遍了鎮子也沒有，找遍了村子也沒有。玉蘭說那就一直空著，空到找到為止。
林驚羽有時候覺得玉蘭不是在等一棵樹，是在等一個已經回不來的人。沈懷秀不會回來了，蘇婉也不會回來了。但玉蘭每天還是泡一壺茶放在門口的小桌上，每天還是做一盒綠豆糕擺在櫃臺上，每天還是跟那棵木瓜樹說話。他說習慣了，改不了。改不了就不改了。
阿強終於把那只藤編箱子從床底下拿出來了。
他把箱子打開，裏面什麽都沒有，只有一層灰。他用濕布把箱子裏裏外外擦了一遍，擦得幹幹凈凈，然後放在床頭，當枕頭用。林驚羽問他枕頭不軟嗎，他說軟，比棉花枕頭還軟。林驚羽知道那不是軟，是踏實。箱子裏裝著那些死去的人的味道，他聞著那個味道才能睡著。
周明遠在竈臺上熬了一鍋湯，段凜戈嘗了一口，說“行了”。就兩個字。周明遠聽了，眼眶紅了一下。他揉面的手已經不抖了，揉出來的面團光滑緊實，比段凜戈的差不了多少。段凜戈有時候忙不過來，就讓他掌勺。他站在竈臺後面，手裏拿著長筷子，攪著鍋裏的面，神情專註得像在打仗。
林驚羽看著他，覺得他跟沈懷安越來越像了。都是當兵的，都不愛說話，都認死理。但沈懷安已經死了，他還活著。活著的人要替死了的人活著——這句話是誰說的，他已經忘了。但他記得。
面館的生意越來越好了。鎮子上的人都知道“桂花面館”，說那裏的湯底是澳洲最好的。有人從墨爾本開車過來，開好幾個小時，就為了吃一碗段凜戈煮的面。段凜戈不在乎誰來，也不在乎誰誇他，他只管熬湯、揉面、煮面。竈臺上的火從早燒到晚，鍋裏的湯咕嘟咕嘟地冒著泡，香氣飄滿了整條街。
林驚羽有時候站在門口，看著那些慕名而來的客人，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從來沒有被戰爭撕裂過。那些人在笑，在聊天，在為一碗面等位。他們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邊，曾經有多少人死去。
林驚羽也不知道怎麽跟他們說。說了也不會有人信。所以他不說，他拉琴。琴聲比語言輕，輕到可以飄進任何人的耳朵裏，不疼不癢。但那些聽懂的人，自然懂。
五月的一個傍晚，玉蘭在茶館門口貼了一張告示。
告示是林驚羽寫的：新茶上市，免費品嘗，綠豆糕半價。底下加了一行小字——懷念蘇婉。字是林驚羽寫的，話是玉蘭說的。
蘇婉已經死了快半年了。她的糕點方子還在玉蘭枕頭底下，玉蘭已經能做出和她一模一樣的味道了。綠豆糕，少放糖，多放油，烤得焦黃酥脆。每一個嘗過的人都說好吃，但沒有人知道這個味道來自一個已經不在了的女人。
告示貼出去以後，來了很多客人。鎮子上的人都知道蘇婉——知道她是從上海來的，知道她丈夫死在戰場上，知道她是玉蘭最好的幫手。他們來喝茶，吃綠豆糕，坐在茶館裏聊閑天。沒有人提蘇婉的死，但每個人都用沈默記得她。
那天晚上，段凜戈坐在門口抽了一根煙。
他已經很久不抽煙了，從香港開始就不抽了。今天忽然想抽，從雜貨鋪買了一包，點上一根，吸了一口，嗆得咳了好幾聲。林驚羽坐在他旁邊，看著他咳。
“不會抽就別抽。”
“會。以前在部隊，天天抽。”
“那是以前。”
段凜戈又吸了一口。這一次沒咳，煙霧從他的鼻孔裏噴出來，在夜風中散開。
“林驚羽。”
“嗯。”
“你說，她們在那邊，能不能看見我們？”
“能。”
“你怎麽知道？”
“因為她們想看見。”
段凜戈把煙掐滅在臺階上，煙頭在石頭上燙出一個黑色的圓點。他看著那個圓點，看了很久。
六月中旬，面館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一個年輕女人，二十六七歲。她穿著一件碎花裙子，頭發燙了卷，臉上化了淡妝。她走進面館，四處看了看，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
林驚羽看見她，手裏的胡琴差點掉在地上。
“蘇……”他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女人轉過頭，看著他，笑了。
“你認錯人了。我不是蘇婉。蘇婉是我姐姐。”
林驚羽楞住了。
女人的臉和蘇婉有七分像。同樣的眉眼，同樣的下巴。但蘇婉的眼睛是溫柔的，她的眼睛是銳利的；蘇婉的笑容是淡淡的，她的笑容是明亮的。她不是蘇婉，但像蘇婉，像到讓人心口發疼。
“蘇婉是我姐姐。我叫蘇晴。”女人從包裏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這是她寫給我的。她走之前托人寄出來的，路上走了好幾個月，前兩天才到。”
段凜戈從竈臺後面走出來，拿起那封信，看了一遍。
信紙是薄薄的毛邊紙，字跡有些潦草。
“晴：
姐不行了。船要翻了。這輩子沒能照顧好你，下輩子補。
南洋有一個叫玉蘭的人。他開茶館，泡的茶很好喝。你以後要是路過南洋，替姐去看看他。跟他說，綠豆糕的方子，他做得比姐好。
姐走了。別哭。
姐”
段凜戈把信遞給玉蘭。玉蘭接過信，看了一遍，眼淚掉了下來。他沒有擦，讓眼淚流，流過臉頰，流過下巴，滴在信紙上，把“別哭”兩個字洇濕了。
“你姐讓你別哭。”蘇晴說。
“我沒哭。”玉蘭用手背擦了擦臉，“是汗。”
蘇晴看著他，眼眶也紅了。
“你就是玉蘭？”
“嗯。”
“我姐信裏提到你。”
“嗯。”
“她說你泡的茶很好喝。”
玉蘭轉身走進茶館，泡了一壺茶，端出來，倒了一杯，放在蘇晴面前。
“嘗嘗。”
蘇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溫的，龍井，有一股淡淡的豆香。
“好喝。”她說。
“你姐也這麽說。”
蘇晴低下頭，看著杯子裏浮沈的茶葉。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淚忍回去了。
蘇晴在鎮上住了下來。
她沒有走。她說上海回不去了，南洋也不想去了，就在這裏，離姐姐近一些。玉蘭把茶館後面的小屋收拾出來，讓她住。她不要，說住不慣，自己在鎮上租了一間房子，每天來面館幫忙。
她不會泡茶，不會做糕點，不會招呼客人。她會的是算賬——她的算盤打得比誰都快，劈裏啪啦的，手指上下翻飛，像在彈琴。段凜戈讓她管賬，她把面館和茶館的賬理得清清楚楚，每一筆進出都記得明明白白。
“蘇晴，你以前是做什麽的？”林驚羽問她。
“會計。在上海，一家洋行。”
“洋行？那你怎麽跑到澳洲來了？”
蘇晴低下頭，撥著算盤珠子。
“打仗了。洋行關了。我跑出來，坐船，一路往南。到了澳洲，沒錢了，沒地方去。聽說這裏有家面館，是我姐待過的，就來了。”
林驚羽沒有再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路，每個人的來路都是一部血淚史。不問，是最好的尊重。
面館又多了一個人。五個人的桌子，變成了六個人。擠擠挨挨的，胳膊碰著胳膊，誰也不嫌擠。段凜戈煮了一大鍋面，玉蘭炒了幾個菜，沈懷秀不在了，沒有人拌涼菜了。蘇晴說她來，拌了一盤黃瓜，放多了醋，酸得阿強齜牙咧嘴。
“蘇晴，你這是要酸死誰？”
“愛吃不吃。”
阿強齜著牙，把那盤黃瓜吃完了。
七月，澳洲的冬天來了。
不是北平那種幹冷，也不是香港那種濕冷，而是一種溫和的、像秋天一樣的涼。風吹在臉上，涼絲絲的，但不刺骨。面館的竈臺燒得更旺了，鍋裏的湯咕嘟咕嘟地冒著泡，熱氣蒸得窗戶上全是水珠。
玉蘭的木瓜樹還在長。葉子掉了不少，但樹幹又粗了一圈。他每天還是澆一碗水，不多不少。木瓜樹旁邊那塊空地還空著，玉蘭每次路過都要看一眼。
“阿鴻，你說，澳洲真的沒有桂花樹嗎？”
“真的。問遍了。”
“那就種別的。”
“種什麽？”
玉蘭想了想。
“種一棵能開花的。什麽花都行。開了花，就像她們還在。”
林驚羽沒有說話。他去鎮上買了一棵橘子樹苗，種在那塊空地上。橘子樹也會開花，白色的，小小的，香香的。不是桂花的香，但也是香。玉蘭看著那棵橘子樹苗，澆了一碗水。
“快長。”他說，“長了我做橘子糕給你吃。”
林驚羽站在旁邊，聽著這句話，眼眶紅了。不是因為他難過，是因為他終於明白——玉蘭不是在跟樹說話，他是在跟那些已經走了的人說話。他怕他們聽不見，所以他每天都說，說給樹聽。樹聽見了，風就會把話捎過去。風過去了，他們就聽見了。
那天夜裏，林驚羽一個人坐在門口。月亮缺了一角，掛在天上，像被誰咬了一口。風從海上吹來，帶著鹹腥的味道，也帶著橘子樹葉子的清香。
他想起沈懷秀。想起她蹲在桂花樹旁邊，手裏拿著水碗，嘴裏念叨著“快長，長了我做桂花糕給你吃”。想起蘇婉。想起她站在茶館門口，手裏端著一杯茶，沖他笑了一下，說“好聽”。想起阿洛的狗。想起那條黃色的土狗，每一次來面館都蹲在門口，不叫，不鬧，就那麽蹲著，尾巴在地上掃來掃去。
都死了。他還活著。活著的人要替死了的人活。
“林驚羽。”段凜戈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嗯。”
“進屋。外面涼。”
林驚羽站起來，轉過身，看著段凜戈。月光落在他臉上，照出那道舊疤，和微微抿著的嘴唇。
“段凜戈。”
“嗯。”
“你說，我們能活到桂花樹開花的那一天嗎？”
“能。”
“澳洲沒有桂花樹。”
段凜戈沈默了一會兒。
“那就回去看。”
“回哪裏？”
“回南洋。回香港。回北平。哪裏的桂花樹開了，就回哪裏。”
林驚羽走上去，抱住了他。把臉埋在他的胸口，聽著他的心跳。一下，兩下，三下。那心跳聲像是在說：活著，活著，活著。
窗外的風停了。蟲鳴也沒有了。巷子裏很安靜，安靜得像一個在等什麽的房間——在等天亮，在等花開，在等那些已經走了的人回來看一眼。
那棵木瓜樹種在門口，葉子在夜風中輕輕搖晃。橘子樹種在它旁邊，枝條還很細，站不太穩，用竹竿撐著。
快長。長了我做桂花糕給你吃。不是桂花糕，是橘子糕。不是沈懷秀，是玉蘭。但話是一樣的。情也是一樣的。
活著的人替死了的人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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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洛的信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幾個人已經趨於平靜的日子裏。
玉蘭把那封信看了三遍，每看一遍都要在門口的木瓜樹前站一會兒。他看著那棵已經長到他腰間的樹，葉子寬大肥厚，在風裏嘩啦啦地響。樹旁邊那塊空地還空著，澳洲沒有桂花樹，找遍了鎮子也沒有，找遍了村子也沒有。玉蘭說那就一直空著，空到找到為止。
林驚羽有時候覺得玉蘭不是在等一棵樹，是在等一個已經回不來的人。沈懷秀不會回來了，蘇婉也不會回來了。但玉蘭每天還是泡一壺茶放在門口的小桌上，每天還是做一盒綠豆糕擺在櫃臺上，每天還是跟那棵木瓜樹說話。他說習慣了，改不了。改不了就不改了。
阿強終於把那只藤編箱子從床底下拿出來了。
他把箱子打開，裏面什麽都沒有，只有一層灰。他用濕布把箱子裏裏外外擦了一遍，擦得幹幹凈凈，然後放在床頭，當枕頭用。林驚羽問他枕頭不軟嗎，他說軟，比棉花枕頭還軟。林驚羽知道那不是軟，是踏實。箱子裏裝著那些死去的人的味道，他聞著那個味道才能睡著。
周明遠在竈臺上熬了一鍋湯，段凜戈嘗了一口，說“行了”。就兩個字。周明遠聽了，眼眶紅了一下。他揉面的手已經不抖了，揉出來的面團光滑緊實，比段凜戈的差不了多少。段凜戈有時候忙不過來，就讓他掌勺。他站在竈臺後面，手裏拿著長筷子，攪著鍋裏的面，神情專註得像在打仗。
林驚羽看著他，覺得他跟沈懷安越來越像了。都是當兵的，都不愛說話，都認死理。但沈懷安已經死了，他還活著。活著的人要替死了的人活著——這句話是誰說的，他已經忘了。但他記得。
面館的生意越來越好了。鎮子上的人都知道“桂花面館”，說那裏的湯底是澳洲最好的。有人從墨爾本開車過來，開好幾個小時，就為了吃一碗段凜戈煮的面。段凜戈不在乎誰來，也不在乎誰誇他，他只管熬湯、揉面、煮面。竈臺上的火從早燒到晚，鍋裏的湯咕嘟咕嘟地冒著泡，香氣飄滿了整條街。
林驚羽有時候站在門口，看著那些慕名而來的客人，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從來沒有被戰爭撕裂過。那些人在笑，在聊天，在為一碗面等位。他們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邊，曾經有多少人死去。
林驚羽也不知道怎麽跟他們說。說了也不會有人信。所以他不說，他拉琴。琴聲比語言輕，輕到可以飄進任何人的耳朵裏，不疼不癢。但那些聽懂的人，自然懂。
五月的一個傍晚，玉蘭在茶館門口貼了一張告示。
告示是林驚羽寫的：新茶上市，免費品嘗，綠豆糕半價。底下加了一行小字——懷念蘇婉。字是林驚羽寫的，話是玉蘭說的。
蘇婉已經死了快半年了。她的糕點方子還在玉蘭枕頭底下，玉蘭已經能做出和她一模一樣的味道了。綠豆糕，少放糖，多放油，烤得焦黃酥脆。每一個嘗過的人都說好吃，但沒有人知道這個味道來自一個已經不在了的女人。
告示貼出去以後，來了很多客人。鎮子上的人都知道蘇婉——知道她是從上海來的，知道她丈夫死在戰場上，知道她是玉蘭最好的幫手。他們來喝茶，吃綠豆糕，坐在茶館裏聊閑天。沒有人提蘇婉的死，但每個人都用沈默記得她。
那天晚上，段凜戈坐在門口抽了一根煙。
他已經很久不抽煙了，從香港開始就不抽了。今天忽然想抽，從雜貨鋪買了一包，點上一根，吸了一口，嗆得咳了好幾聲。林驚羽坐在他旁邊，看著他咳。
“不會抽就別抽。”
“會。以前在部隊，天天抽。”
“那是以前。”
段凜戈又吸了一口。這一次沒咳，煙霧從他的鼻孔裏噴出來，在夜風中散開。
“林驚羽。”
“嗯。”
“你說，她們在那邊，能不能看見我們？”
“能。”
“你怎麽知道？”
“因為她們想看見。”
段凜戈把煙掐滅在臺階上，煙頭在石頭上燙出一個黑色的圓點。他看著那個圓點，看了很久。
六月中旬，面館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一個年輕女人，二十六七歲。她穿著一件碎花裙子，頭發燙了卷，臉上化了淡妝。她走進面館，四處看了看，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
林驚羽看見她，手裏的胡琴差點掉在地上。
“蘇……”他張了張嘴，說不出話。
女人轉過頭，看著他，笑了。
“你認錯人了。我不是蘇婉。蘇婉是我姐姐。”
林驚羽楞住了。
女人的臉和蘇婉有七分像。同樣的眉眼，同樣的下巴。但蘇婉的眼睛是溫柔的，她的眼睛是銳利的；蘇婉的笑容是淡淡的，她的笑容是明亮的。她不是蘇婉，但像蘇婉，像到讓人心口發疼。
“蘇婉是我姐姐。我叫蘇晴。”女人從包裏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這是她寫給我的。她走之前托人寄出來的，路上走了好幾個月，前兩天才到。”
段凜戈從竈臺後面走出來，拿起那封信，看了一遍。
信紙是薄薄的毛邊紙，字跡有些潦草。
“晴：
姐不行了。船要翻了。這輩子沒能照顧好你，下輩子補。
南洋有一個叫玉蘭的人。他開茶館，泡的茶很好喝。你以後要是路過南洋，替姐去看看他。跟他說，綠豆糕的方子，他做得比姐好。
姐走了。別哭。
姐”
段凜戈把信遞給玉蘭。玉蘭接過信，看了一遍，眼淚掉了下來。他沒有擦，讓眼淚流，流過臉頰，流過下巴，滴在信紙上，把“別哭”兩個字洇濕了。
“你姐讓你別哭。”蘇晴說。
“我沒哭。”玉蘭用手背擦了擦臉，“是汗。”
蘇晴看著他，眼眶也紅了。
“你就是玉蘭？”
“嗯。”
“我姐信裏提到你。”
“嗯。”
“她說你泡的茶很好喝。”
玉蘭轉身走進茶館，泡了一壺茶，端出來，倒了一杯，放在蘇晴面前。
“嘗嘗。”
蘇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溫的，龍井，有一股淡淡的豆香。
“好喝。”她說。
“你姐也這麽說。”
蘇晴低下頭，看著杯子裏浮沈的茶葉。她吸了吸鼻子，把眼淚忍回去了。
蘇晴在鎮上住了下來。
她沒有走。她說上海回不去了，南洋也不想去了，就在這裏，離姐姐近一些。玉蘭把茶館後面的小屋收拾出來，讓她住。她不要，說住不慣，自己在鎮上租了一間房子，每天來面館幫忙。
她不會泡茶，不會做糕點，不會招呼客人。她會的是算賬——她的算盤打得比誰都快，劈裏啪啦的，手指上下翻飛，像在彈琴。段凜戈讓她管賬，她把面館和茶館的賬理得清清楚楚，每一筆進出都記得明明白白。
“蘇晴，你以前是做什麽的？”林驚羽問她。
“會計。在上海，一家洋行。”
“洋行？那你怎麽跑到澳洲來了？”
蘇晴低下頭，撥著算盤珠子。
“打仗了。洋行關了。我跑出來，坐船，一路往南。到了澳洲，沒錢了，沒地方去。聽說這裏有家面館，是我姐待過的，就來了。”
林驚羽沒有再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路，每個人的來路都是一部血淚史。不問，是最好的尊重。
面館又多了一個人。五個人的桌子，變成了六個人。擠擠挨挨的，胳膊碰著胳膊，誰也不嫌擠。段凜戈煮了一大鍋面，玉蘭炒了幾個菜，沈懷秀不在了，沒有人拌涼菜了。蘇晴說她來，拌了一盤黃瓜，放多了醋，酸得阿強齜牙咧嘴。
“蘇晴，你這是要酸死誰？”
“愛吃不吃。”
阿強齜著牙，把那盤黃瓜吃完了。
七月，澳洲的冬天來了。
不是北平那種幹冷，也不是香港那種濕冷，而是一種溫和的、像秋天一樣的涼。風吹在臉上，涼絲絲的，但不刺骨。面館的竈臺燒得更旺了，鍋裏的湯咕嘟咕嘟地冒著泡，熱氣蒸得窗戶上全是水珠。
玉蘭的木瓜樹還在長。葉子掉了不少，但樹幹又粗了一圈。他每天還是澆一碗水，不多不少。木瓜樹旁邊那塊空地還空著，玉蘭每次路過都要看一眼。
“阿鴻，你說，澳洲真的沒有桂花樹嗎？”
“真的。問遍了。”
“那就種別的。”
“種什麽？”
玉蘭想了想。
“種一棵能開花的。什麽花都行。開了花，就像她們還在。”
林驚羽沒有說話。他去鎮上買了一棵橘子樹苗，種在那塊空地上。橘子樹也會開花，白色的，小小的，香香的。不是桂花的香，但也是香。玉蘭看著那棵橘子樹苗，澆了一碗水。
“快長。”他說，“長了我做橘子糕給你吃。”
林驚羽站在旁邊，聽著這句話，眼眶紅了。不是因為他難過，是因為他終於明白——玉蘭不是在跟樹說話，他是在跟那些已經走了的人說話。他怕他們聽不見，所以他每天都說，說給樹聽。樹聽見了，風就會把話捎過去。風過去了，他們就聽見了。
那天夜裏，林驚羽一個人坐在門口。月亮缺了一角，掛在天上，像被誰咬了一口。風從海上吹來，帶著鹹腥的味道，也帶著橘子樹葉子的清香。
他想起沈懷秀。想起她蹲在桂花樹旁邊，手裏拿著水碗，嘴裏念叨著“快長，長了我做桂花糕給你吃”。想起蘇婉。想起她站在茶館門口，手裏端著一杯茶，沖他笑了一下，說“好聽”。想起阿洛的狗。想起那條黃色的土狗，每一次來面館都蹲在門口，不叫，不鬧，就那麽蹲著，尾巴在地上掃來掃去。
都死了。他還活著。活著的人要替死了的人活。
“林驚羽。”段凜戈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嗯。”
“進屋。外面涼。”
林驚羽站起來，轉過身，看著段凜戈。月光落在他臉上，照出那道舊疤，和微微抿著的嘴唇。
“段凜戈。”
“嗯。”
“你說，我們能活到桂花樹開花的那一天嗎？”
“能。”
“澳洲沒有桂花樹。”
段凜戈沈默了一會兒。
“那就回去看。”
“回哪裏？”
“回南洋。回香港。回北平。哪裏的桂花樹開了，就回哪裏。”
林驚羽走上去，抱住了他。把臉埋在他的胸口，聽著他的心跳。一下，兩下，三下。那心跳聲像是在說：活著，活著，活著。
窗外的風停了。蟲鳴也沒有了。巷子裏很安靜，安靜得像一個在等什麽的房間——在等天亮，在等花開，在等那些已經走了的人回來看一眼。
那棵木瓜樹種在門口，葉子在夜風中輕輕搖晃。橘子樹種在它旁邊，枝條還很細，站不太穩，用竹竿撐著。
快長。長了我做桂花糕給你吃。不是桂花糕，是橘子糕。不是沈懷秀，是玉蘭。但話是一樣的。情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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