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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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學。
錄取通知書送到家那天，媽媽正站在竈臺前忙碌，手裏攥著鍋鏟。聽聞消息，她的眼淚驟然滾落，一滴砸在油膩的竈臺上，暈開一小片深色的印記。
“你是咱們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她哽咽著，聲音發顫。
爸爸坐在門檻上，指間夾著煙，一言不發。可我分明看見，他那只常年勞作的手，正控制不住地微微顫抖。直到一支煙燃盡，他才緩緩起身，沈聲說：“我去借點錢。”
“不用。”我脫口而出，“我可以打工。”
我將那張通知書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上面印著我的名字“蘇梔”，下面寫著一行字：經濟學院金融學專業。
隨後，我把通知書小心翼翼地塞進書包最內層，與那張舊火車票放在一起。昆明到蘇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依舊清晰——“林薄，我們一起去。”
他沒能赴約。但路還在腳下，我必須往前走。
九月，我獨自踏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三十多個小時的硬座，漫長而枯燥。窗外的風景從南國的翠綠漸變北國的金黃，山嶺化作平原，綠意褪去成蒼黃。車廂裏喧鬧如常，有人酣戰撲克，有人高聲閑談，時不時傳來孩童的哭鬧。我靠窗而坐，戴上耳機，循環播放一首老歌。那是他從前常哼的調子，軟軟糯糯的，像極了江南的評彈。
我摘下手腕上的銀色細手鏈，捧在掌心。在車廂冷白的燈光下，星星吊墜閃了一下。戴了三年，鏈子已有些發黑，光芒也黯淡了許多。可我始終舍不得摘下。我怕，一旦松開，我就真的什麽都不剩了。
火車抵達北京時，是淩晨四點半。我背著書包走出車站，佇立在廣場上。天尚未破曉，滿城燈火卻已璀璨：高架橋上的長燈、大樓上的霓虹、廣告牌的亮光，交織成一片晃眼的星河。風很大，幹燥而凜冽，刮在臉上像小刀子。我裹緊外套，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我不知道該往哪去。北京太大了，比我長大的縣城大上百倍。我站在人群中，像一顆被風吹落的種子，茫然不知終將落於何處。
大學四年，我是在書本與汗水裏泡過來的。白天上課，晚上去學校北門的川菜館端盤子，周末發傳單，寒暑假做家教。室友們逛街、看電影、談戀愛的時刻，我正坐在燈下算賬、背單詞、寫作業。
那家川菜館生意極好，我每晚五點半到十點半，不停歇地端菜、倒水、擦桌子，一小時十二塊錢。從餐館跑回宿舍要十五分鐘，每每趕不上宿舍熄燈，我便摸黑洗漱。
有一次，我端著一盆滾燙的水煮魚，腳下一滑，盆翻了。油湯潑灑一桌，濺到了鄰座女人的身上。她瞬間尖叫起來，厲聲呵斥：“怎麽幹活的？眼睛瞎了嗎？”我垂著頭，連聲道歉，渾身顫抖。老板聞訊趕來，賠了錢，還扣了我半個月的工資。
我躲進後廚的墻角，將臉深深埋進膝蓋。沒哭，只是蹲了很久。然後站起來，拍拍衣角，繼續去端下一桌。
回到宿舍已是十一點半，室友們都已熟睡。我輕手輕腳地洗漱，爬上床。躺下時，渾身像散了架，腿腫得厲害，腰酸背痛，手指甚至彎不回來。我再次摘下手鏈，放在枕頭邊。月光從窗簾縫裏漏進來，落在那顆星星上，它閃了一下，仿佛在對我說些什麽。
“蘇梔。”心底似乎響起他的聲音，輕得像一縷煙。
我閉上眼睛。明天還要上課，還要打工，還要繼續往前走。
還有一次，在圖書館看書時，窗外下起了細雨。細細綿綿的，像霧一樣。和中考那天一樣，和他離開的那天也一樣。
我忽然想起他站在雨裏，焦急地問我：“你考得怎麽樣？”想起他松了一口氣，說：“那就好。”想起他那雙亮亮的眼睛，比雨水還要清澈明亮。
我趴在桌上，終於忍不住哭了。無聲的淚，一滴一滴砸在書頁上，將字跡暈染開。哭完，擦幹眼淚，我又拿起書繼續讀。圖書館裏很安靜，只有翻書的沙沙聲，和窗外淅瀝的雨聲。
“你沒事吧？”對面的同學遞來一包紙巾。
“沒事。”我接過，輕聲道謝，卻沒舍得用。我把它攥在手心裏，帶回了宿舍。
畢業那年，我不僅拿到了會計學學位，還考下了註冊會計師證書。我進了一家投行，從最底層的分析師做起。公司那年只招了兩人，一個來自清華，一個來自北大。而我是第三個，來自雲南，一所從未在名校榜單上出現過的大學。
入職那天，我穿著攢了三個月工資買的西裝，站在寫字樓前。大樓高聳入雲，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陽光。我深吸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同事們閑聊著本科的名校、研究生的導師、暑假去哪個國家旅游。我坐在角落，沈默不語，默默打開電腦開始看資料。看不懂的單詞，一個個查；搞不懂的公式，一個個問。加班到淩晨是家常便飯，地鐵停運了就打車回家。周末別人休息，我泡在考證的題庫裏。
第一年，我升為分析師；第二年，升為高級分析師；第三年，我坐上了副總裁的位置。
公司樓下有一家便利店。每到深夜加班，我都會去買一瓶牛奶，站在門口喝完。北京的天很高，星星卻很少。不像老家，夏天的夜晚，一擡頭就能看見璀璨的銀河。
我老家在雲南，一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縣城。那裏有山，有河，有金黃的稻田，有掛滿果實的柿子樹。那裏有一個人，他欠我一個解釋。
我把那張火車票鄭重地貼在床頭，用透明膠帶粘牢四個角。昆明到蘇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觸目驚心：“林薄，我們一起去。”
每天睡前看一眼，早上醒來第一眼也是它。這成了一種儀式，提醒著我別忘記曾經的約定，也提醒著我，那段獨自走過的歲月。
可有時候，我又會想，忘了多好。忘了他，忘了蘇州，忘了那張票，忘了那些年。忘了就不用再等了，忘了就不會再疼了。
可忘不了。
林薄的十年
林薄的十年，是從工地上的汗水與泥灰裏開始的。
他爸出事那天，他正在上課。班主任走進教室，臉色陰沈得像塊鐵，把他叫出去。他爸站在走廊盡頭，低著頭，不敢看他。頭發白了大半，背也駝了，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十歲。
“薄子，”他爸聲音沙啞，“家裏出了點事。”
“什麽事？”林薄心裏一沈。
“做生意虧了，欠了很多錢。”
房子賣了，車子賣了，親戚朋友家也借遍了，還是不夠。他爸說，我們搬去外地，找你表叔。他在工地上包活，能給你找個事做。
他沒參加高考。沒來得及跟她說一聲再見。
坐在搬家的車上，他從後窗往外看，縣城的影子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終消失在視線裏。他低下頭，摘下手腕上的銀色細手鏈。星星吊墜在陽光下閃了一下。
那是他攢了三個月生活費買的。為了買它，他每天少吃一頓飯，少喝一瓶水。他曾看過別的，戒指太貴，項鏈太貴，只有這個，他才買得起。星星很小，只有小指甲蓋大。可她說好看，她戴上笑了一下。那一下，他記了很多年。
他把手鏈攥在手心裏，攥得生疼。
車子顛了一下，他睜開眼。窗外是陌生的路，陌生的樹，陌生的房子。他把手鏈戴回去，不摘了。這輩子都不摘了。
他們去了南方一座小城市，投奔表叔。表叔在工地上包活，給他安排了一份搬磚的工作，一天一百二，包吃住。
第一天，他的手就磨破了。血從指縫裏滲出來，染紅了紅磚。他沒停，不敢停。一停下來，就會想起她，想起她會不會哭，會不會恨他，會不會等他。一想，心就比手上的傷還疼。
晚上回到工棚，躺在硬板床上，渾身疼得睡不著。工棚是彩鋼板搭的，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得像冰窖。十幾個人擠在一起，汗臭、腳臭、煙味混雜成一股難聞的氣息，悶得人想吐。
他摘下手鏈，對著月光看。銀色的鏈子被汗水浸得發黑，可那顆星星依舊亮著。他把手鏈貼在嘴唇上，涼涼的。
“等我。”他輕聲說，聲音輕得沒人聽見。
他開始自學。買了一本《建築工程基礎知識》，白天搬磚，晚上在工棚外借路燈的光看書。工友們笑他：“搬磚的還裝文化人？”他不理，繼續翻書。看不懂的就上網查，網速慢，一個頁面加載半天。他不急，等著。一個字一個字啃，一道題一道題做。
工頭看見他看書，問：“你想幹這行？”
“想。”
工頭看了他一眼，沒說話。第二天，遞給他一本《施工員手冊》：“看完這個，能看懂圖紙。”
他如獲至寶。每天收工後，別人打牌喝酒，他坐在工棚裏看書。累得看著看著就睡著了，書掉在地上，工友們會默默撿起來，放在他枕頭邊。
他爸也在這個工地上扛水泥，看他熬夜看書，嘆了口氣：“薄子，別太累。”
“不累。”
“你這樣……能行嗎？”
“能行。”林薄看著手裏的書，眼神堅定，“一定能行。”
他第一次去北京，是到工地的第二年。
攢了些錢，買了一張最便宜的硬座火車票，二十多個小時的路程。他沒告訴她，甚至沒想好要不要見她。他只是想離她近一點，想看看她過得好不好。
按李梨朋友圈的定位，他找到了她打工的餐館。她穿著服務員的制服，端著盤子在店裏穿梭。她瘦了，頭發剪短了，臉上沒什麽表情。
他站在馬路對面，看她給客人倒水，看她彎腰撿筷子，看她被老板罵得低頭不語。他攥緊拳頭，指甲掐進肉裏，生生忍住。
他想沖過去，想抱住她，想告訴她“我來了”。可看著自己滿是老繭的手，看著灰撲撲的鞋子，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轉身，走了。
坐在返程的火車上，他一夜沒睡。他摘下手鏈，捧在掌心。星星在燈光下閃了一下，不亮了，像他現在的人生，灰撲撲的。
“蘇梔。”他在心裏喊她的名字，無聲無息。可他知道，她聽見了。
第二次去北京，是他拿到自考大專文憑那年。
他換了新工裝，剪了頭發，站在她發傳單的路口。她站在烈日下，把傳單往路人手裏塞。有人接，有人擺手，傳單掉在地上，她彎腰撿起。太陽很大，曬得她臉頰通紅。
他站在街對面，看了她一下午。想走過去幫她發，想告訴她別幹了，我能養你。可算過存款，不夠。不夠在北京租一間房，不夠讓她安穩度日。他站在那兒，直到太陽落山。她收工背著書包往出租屋走，他隔著一條街跟在後面，看著她走進那棟老舊的居民樓。六樓的燈亮了，他站在樓下看了很久，直到燈滅了才走。
回去後，他更拼了。白天上工，晚上看書，周末上課。他考下二級建造師，又考下一級建造師。從小工到大工，從大工到小工頭，從小工頭到項目經理。
第三次去北京，她在超市上夜班。他在門口等了一夜。她出來時，眼睛紅紅的，像哭過。他差點沖上去，又硬生生忍住。
第四次去北京，她換了新工作，穿著西裝從寫字樓出來，精神好了很多。他在樓下站了一夜。
第五次去北京，她升了副總裁，辦公室在十八樓。他站在樓下，擡頭望那扇窗，太高了，看不清。
這時的他，公司年營收已破億，在行業裏有了名氣，有了地位，有了站在她面前的資格。
這一次，他沒有轉身走。他掏出手機，撥通了李梨的號碼。
“李梨，同學聚會，什麽時候？”
他決定了。這次，他要走到她面前。
李梨的十年
李梨的十年，是從一場漫長的等待開始的。
沈讓之走後，她考上了省城的師範大學。她沒去深圳，奶奶身體不好，她不想走太遠。沈讓之在電話裏沈默了很久，聲音低沈：“你不是說來找我嗎？”
“我奶奶一個人，我不能走。”
“那我等你。”
“別等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多久都等。”
他每周五晚上八點，準時打電話。雷打不動。她有時在改作業，有時在備課，有時陪奶奶看電視，手機一響，就立刻跑出去接。
“李梨，想我沒？”
“想了。”
“我也想了。”
他每月寄東西來，零食、衣服、書，她都收著，放在一個盒子裏，壓在床底。搬了三次家，那個盒子她一直帶著。
她成了縣城小學的語文老師，孩子們喜歡她，叫她“李哈哈老師”。她愛笑，上課笑，下課也笑，孩子們說老師笑起來真好看，她就笑得更開心了。
可只有蘇梔知道，那笑不一樣了。以前的笑是圓的，暖的，像太陽；現在的笑是扁的，薄的，像一層紙，一戳就破。
蘇梔在北京，偶爾給她打電話。
“李梨，你還好嗎？”
“好著呢。”
“他還打電話？”
“打，每周都打。”
“那你等他？”
“等。”
“多久？”
“多久都等。”
和蘇梔問的一樣，答的也一樣。她們都在等，一個等林薄，一個等沈讓之；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人。
沈讓之回深圳後，從業務員做起。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上十點才回家。跑客戶、談合作、盯出貨、跟工廠，他像一臺永不停歇的機器。他從業務員做到銷售經理，從經理做到副總，又從副總做到總經理。後來他自己創業，做人工智能，公司估值破了十億。
他打電話說：“李梨，等我。等我回來接你。”
她說：“好。”
她等了八年。
第八年，他出差。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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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通知書送到家那天，媽媽正站在竈臺前忙碌，手裏攥著鍋鏟。聽聞消息，她的眼淚驟然滾落，一滴砸在油膩的竈臺上，暈開一小片深色的印記。
“你是咱們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她哽咽著，聲音發顫。
爸爸坐在門檻上，指間夾著煙，一言不發。可我分明看見，他那只常年勞作的手，正控制不住地微微顫抖。直到一支煙燃盡，他才緩緩起身，沈聲說：“我去借點錢。”
“不用。”我脫口而出，“我可以打工。”
我將那張通知書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上面印著我的名字“蘇梔”，下面寫著一行字：經濟學院金融學專業。
隨後，我把通知書小心翼翼地塞進書包最內層，與那張舊火車票放在一起。昆明到蘇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依舊清晰——“林薄，我們一起去。”
他沒能赴約。但路還在腳下，我必須往前走。
九月，我獨自踏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三十多個小時的硬座，漫長而枯燥。窗外的風景從南國的翠綠漸變北國的金黃，山嶺化作平原，綠意褪去成蒼黃。車廂裏喧鬧如常，有人酣戰撲克，有人高聲閑談，時不時傳來孩童的哭鬧。我靠窗而坐，戴上耳機，循環播放一首老歌。那是他從前常哼的調子，軟軟糯糯的，像極了江南的評彈。
我摘下手腕上的銀色細手鏈，捧在掌心。在車廂冷白的燈光下，星星吊墜閃了一下。戴了三年，鏈子已有些發黑，光芒也黯淡了許多。可我始終舍不得摘下。我怕，一旦松開，我就真的什麽都不剩了。
火車抵達北京時，是淩晨四點半。我背著書包走出車站，佇立在廣場上。天尚未破曉，滿城燈火卻已璀璨：高架橋上的長燈、大樓上的霓虹、廣告牌的亮光，交織成一片晃眼的星河。風很大，幹燥而凜冽，刮在臉上像小刀子。我裹緊外套，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我不知道該往哪去。北京太大了，比我長大的縣城大上百倍。我站在人群中，像一顆被風吹落的種子，茫然不知終將落於何處。
大學四年，我是在書本與汗水裏泡過來的。白天上課，晚上去學校北門的川菜館端盤子，周末發傳單，寒暑假做家教。室友們逛街、看電影、談戀愛的時刻，我正坐在燈下算賬、背單詞、寫作業。
那家川菜館生意極好，我每晚五點半到十點半，不停歇地端菜、倒水、擦桌子，一小時十二塊錢。從餐館跑回宿舍要十五分鐘，每每趕不上宿舍熄燈，我便摸黑洗漱。
有一次，我端著一盆滾燙的水煮魚，腳下一滑，盆翻了。油湯潑灑一桌，濺到了鄰座女人的身上。她瞬間尖叫起來，厲聲呵斥：“怎麽幹活的？眼睛瞎了嗎？”我垂著頭，連聲道歉，渾身顫抖。老板聞訊趕來，賠了錢，還扣了我半個月的工資。
我躲進後廚的墻角，將臉深深埋進膝蓋。沒哭，只是蹲了很久。然後站起來，拍拍衣角，繼續去端下一桌。
回到宿舍已是十一點半，室友們都已熟睡。我輕手輕腳地洗漱，爬上床。躺下時，渾身像散了架，腿腫得厲害，腰酸背痛，手指甚至彎不回來。我再次摘下手鏈，放在枕頭邊。月光從窗簾縫裏漏進來，落在那顆星星上，它閃了一下，仿佛在對我說些什麽。
“蘇梔。”心底似乎響起他的聲音，輕得像一縷煙。
我閉上眼睛。明天還要上課，還要打工，還要繼續往前走。
還有一次，在圖書館看書時，窗外下起了細雨。細細綿綿的，像霧一樣。和中考那天一樣，和他離開的那天也一樣。
我忽然想起他站在雨裏，焦急地問我：“你考得怎麽樣？”想起他松了一口氣，說：“那就好。”想起他那雙亮亮的眼睛，比雨水還要清澈明亮。
我趴在桌上，終於忍不住哭了。無聲的淚，一滴一滴砸在書頁上，將字跡暈染開。哭完，擦幹眼淚，我又拿起書繼續讀。圖書館裏很安靜，只有翻書的沙沙聲，和窗外淅瀝的雨聲。
“你沒事吧？”對面的同學遞來一包紙巾。
“沒事。”我接過，輕聲道謝，卻沒舍得用。我把它攥在手心裏，帶回了宿舍。
畢業那年，我不僅拿到了會計學學位，還考下了註冊會計師證書。我進了一家投行，從最底層的分析師做起。公司那年只招了兩人，一個來自清華，一個來自北大。而我是第三個，來自雲南，一所從未在名校榜單上出現過的大學。
入職那天，我穿著攢了三個月工資買的西裝，站在寫字樓前。大樓高聳入雲，玻璃幕墻反射著刺眼的陽光。我深吸一口氣，推門走了進去。
同事們閑聊著本科的名校、研究生的導師、暑假去哪個國家旅游。我坐在角落，沈默不語，默默打開電腦開始看資料。看不懂的單詞，一個個查；搞不懂的公式，一個個問。加班到淩晨是家常便飯，地鐵停運了就打車回家。周末別人休息，我泡在考證的題庫裏。
第一年，我升為分析師；第二年，升為高級分析師；第三年，我坐上了副總裁的位置。
公司樓下有一家便利店。每到深夜加班，我都會去買一瓶牛奶，站在門口喝完。北京的天很高，星星卻很少。不像老家，夏天的夜晚，一擡頭就能看見璀璨的銀河。
我老家在雲南，一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縣城。那裏有山，有河，有金黃的稻田，有掛滿果實的柿子樹。那裏有一個人，他欠我一個解釋。
我把那張火車票鄭重地貼在床頭，用透明膠帶粘牢四個角。昆明到蘇州，2014年9月1日，背面那行字觸目驚心：“林薄，我們一起去。”
每天睡前看一眼，早上醒來第一眼也是它。這成了一種儀式，提醒著我別忘記曾經的約定，也提醒著我，那段獨自走過的歲月。
可有時候，我又會想，忘了多好。忘了他，忘了蘇州，忘了那張票，忘了那些年。忘了就不用再等了，忘了就不會再疼了。
可忘不了。
林薄的十年
林薄的十年，是從工地上的汗水與泥灰裏開始的。
他爸出事那天，他正在上課。班主任走進教室，臉色陰沈得像塊鐵，把他叫出去。他爸站在走廊盡頭，低著頭，不敢看他。頭發白了大半，背也駝了，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十歲。
“薄子，”他爸聲音沙啞，“家裏出了點事。”
“什麽事？”林薄心裏一沈。
“做生意虧了，欠了很多錢。”
房子賣了，車子賣了，親戚朋友家也借遍了，還是不夠。他爸說，我們搬去外地，找你表叔。他在工地上包活，能給你找個事做。
他沒參加高考。沒來得及跟她說一聲再見。
坐在搬家的車上，他從後窗往外看，縣城的影子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終消失在視線裏。他低下頭，摘下手腕上的銀色細手鏈。星星吊墜在陽光下閃了一下。
那是他攢了三個月生活費買的。為了買它，他每天少吃一頓飯，少喝一瓶水。他曾看過別的，戒指太貴，項鏈太貴，只有這個，他才買得起。星星很小，只有小指甲蓋大。可她說好看，她戴上笑了一下。那一下，他記了很多年。
他把手鏈攥在手心裏，攥得生疼。
車子顛了一下，他睜開眼。窗外是陌生的路，陌生的樹，陌生的房子。他把手鏈戴回去，不摘了。這輩子都不摘了。
他們去了南方一座小城市，投奔表叔。表叔在工地上包活，給他安排了一份搬磚的工作，一天一百二，包吃住。
第一天，他的手就磨破了。血從指縫裏滲出來，染紅了紅磚。他沒停，不敢停。一停下來，就會想起她，想起她會不會哭，會不會恨他，會不會等他。一想，心就比手上的傷還疼。
晚上回到工棚，躺在硬板床上，渾身疼得睡不著。工棚是彩鋼板搭的，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得像冰窖。十幾個人擠在一起，汗臭、腳臭、煙味混雜成一股難聞的氣息，悶得人想吐。
他摘下手鏈，對著月光看。銀色的鏈子被汗水浸得發黑，可那顆星星依舊亮著。他把手鏈貼在嘴唇上，涼涼的。
“等我。”他輕聲說，聲音輕得沒人聽見。
他開始自學。買了一本《建築工程基礎知識》，白天搬磚，晚上在工棚外借路燈的光看書。工友們笑他：“搬磚的還裝文化人？”他不理，繼續翻書。看不懂的就上網查，網速慢，一個頁面加載半天。他不急，等著。一個字一個字啃，一道題一道題做。
工頭看見他看書，問：“你想幹這行？”
“想。”
工頭看了他一眼，沒說話。第二天，遞給他一本《施工員手冊》：“看完這個，能看懂圖紙。”
他如獲至寶。每天收工後，別人打牌喝酒，他坐在工棚裏看書。累得看著看著就睡著了，書掉在地上，工友們會默默撿起來，放在他枕頭邊。
他爸也在這個工地上扛水泥，看他熬夜看書，嘆了口氣：“薄子，別太累。”
“不累。”
“你這樣……能行嗎？”
“能行。”林薄看著手裏的書，眼神堅定，“一定能行。”
他第一次去北京，是到工地的第二年。
攢了些錢，買了一張最便宜的硬座火車票，二十多個小時的路程。他沒告訴她，甚至沒想好要不要見她。他只是想離她近一點，想看看她過得好不好。
按李梨朋友圈的定位，他找到了她打工的餐館。她穿著服務員的制服，端著盤子在店裏穿梭。她瘦了，頭發剪短了，臉上沒什麽表情。
他站在馬路對面，看她給客人倒水，看她彎腰撿筷子，看她被老板罵得低頭不語。他攥緊拳頭，指甲掐進肉裏，生生忍住。
他想沖過去，想抱住她，想告訴她“我來了”。可看著自己滿是老繭的手，看著灰撲撲的鞋子，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轉身，走了。
坐在返程的火車上，他一夜沒睡。他摘下手鏈，捧在掌心。星星在燈光下閃了一下，不亮了，像他現在的人生，灰撲撲的。
“蘇梔。”他在心裏喊她的名字，無聲無息。可他知道，她聽見了。
第二次去北京，是他拿到自考大專文憑那年。
他換了新工裝，剪了頭發，站在她發傳單的路口。她站在烈日下，把傳單往路人手裏塞。有人接，有人擺手，傳單掉在地上，她彎腰撿起。太陽很大，曬得她臉頰通紅。
他站在街對面，看了她一下午。想走過去幫她發，想告訴她別幹了，我能養你。可算過存款，不夠。不夠在北京租一間房，不夠讓她安穩度日。他站在那兒，直到太陽落山。她收工背著書包往出租屋走，他隔著一條街跟在後面，看著她走進那棟老舊的居民樓。六樓的燈亮了，他站在樓下看了很久，直到燈滅了才走。
回去後，他更拼了。白天上工，晚上看書，周末上課。他考下二級建造師，又考下一級建造師。從小工到大工，從大工到小工頭，從小工頭到項目經理。
第三次去北京，她在超市上夜班。他在門口等了一夜。她出來時，眼睛紅紅的，像哭過。他差點沖上去，又硬生生忍住。
第四次去北京，她換了新工作，穿著西裝從寫字樓出來，精神好了很多。他在樓下站了一夜。
第五次去北京，她升了副總裁，辦公室在十八樓。他站在樓下，擡頭望那扇窗，太高了，看不清。
這時的他，公司年營收已破億，在行業裏有了名氣，有了地位，有了站在她面前的資格。
這一次，他沒有轉身走。他掏出手機，撥通了李梨的號碼。
“李梨，同學聚會，什麽時候？”
他決定了。這次，他要走到她面前。
李梨的十年
李梨的十年，是從一場漫長的等待開始的。
沈讓之走後，她考上了省城的師範大學。她沒去深圳，奶奶身體不好，她不想走太遠。沈讓之在電話裏沈默了很久，聲音低沈：“你不是說來找我嗎？”
“我奶奶一個人，我不能走。”
“那我等你。”
“別等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多久都等。”
他每周五晚上八點，準時打電話。雷打不動。她有時在改作業，有時在備課，有時陪奶奶看電視，手機一響，就立刻跑出去接。
“李梨，想我沒？”
“想了。”
“我也想了。”
他每月寄東西來，零食、衣服、書，她都收著，放在一個盒子裏，壓在床底。搬了三次家，那個盒子她一直帶著。
她成了縣城小學的語文老師，孩子們喜歡她，叫她“李哈哈老師”。她愛笑，上課笑，下課也笑，孩子們說老師笑起來真好看，她就笑得更開心了。
可只有蘇梔知道，那笑不一樣了。以前的笑是圓的，暖的，像太陽；現在的笑是扁的，薄的，像一層紙，一戳就破。
蘇梔在北京，偶爾給她打電話。
“李梨，你還好嗎？”
“好著呢。”
“他還打電話？”
“打，每周都打。”
“那你等他？”
“等。”
“多久？”
“多久都等。”
和蘇梔問的一樣，答的也一樣。她們都在等，一個等林薄，一個等沈讓之；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等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人。
沈讓之回深圳後，從業務員做起。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晚上十點才回家。跑客戶、談合作、盯出貨、跟工廠，他像一臺永不停歇的機器。他從業務員做到銷售經理，從經理做到副總，又從副總做到總經理。後來他自己創業，做人工智能，公司估值破了十億。
他打電話說：“李梨，等我。等我回來接你。”
她說：“好。”
她等了八年。
第八年，他出差。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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