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翁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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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翁歸來
那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
西湖邊的柳樹剛冒了嫩芽,就有心急的燕子飛來飛去地銜泥。我坐在院子裏曬太陽,腿上蓋著條薄毯,手裏捧著杯熱茶,眼睛卻望著院門口那棵老桃樹——它開花了,粉粉白白的一樹,熱鬧得像辦喜事。
“娘,您又在這兒坐著。”大女兒楚玉從屋裏出來,手裏拎著件披風,“早晨涼,也不知道多穿點。”
“我穿著呢。”我指了指身上的夾襖,“你看,厚的。”
“厚的也不行。”楚玉把披風往我身上一披,動作利落得像在打包行李,“您都七十了,不是十七,別逞強。”
我翻了個白眼:“七十怎麽了?我七十還能翻跟頭呢。”
“您翻一個我看看。”
“……改天。”
楚玉笑了,在我旁邊坐下。她也五十多了,鬢角有了白發,眼角有了皺紋,但眼神還是小時候那樣——亮晶晶的,帶著點狡黠。
“爹呢?”她問。
“屋裏看書呢。”我說,“你爹最近迷上了農書,說要研究怎麽在院子裏種菜。”
“咱們這院子巴掌大,種什麽菜?”
“我也這麽說的。他說,巴掌大也能種兩棵蔥。”
楚玉笑得前仰後合:“爹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
我也笑。
是挺有意思的。
自從三年前趙子桓病了一場,我們就辭了官,搬到了西湖邊這座小院子。說是養病,其實就是想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院子不大,三間正房,兩間廂房,一個小廚房,再加一個種著桃樹、桂樹、石榴樹的院子。夠了。
每天早上,他起來打拳,我起來煮粥。吃完早飯,他看書,我寫字。中午他午睡,我曬太陽。下午他去湖邊散步,我去菜市場買菜。晚上他念詩給我聽,我給他織毛衣。
日子過得像流水,慢悠悠的,卻一天也沒停過。
“對了,”楚玉忽然說,“我今天來的時候,在湖邊看見一個人。”
“誰?”
“秦伯伯。”
我楞了一下:“放翁?”
“嗯。他站在湖邊,看著咱們這院子,站了好久。”
我放下茶杯:“他怎麽不進來?”
“我也不知道。我喊他,他就笑了笑,說‘先不打擾,明天再來’。然後就走了。”
我沈默了一會兒,心裏有點說不清的滋味。
放翁。
秦放翁。
詩蕓的哥哥,我穿越到這個朝代的前夫,漱玉刊的特約編輯。
說起來,這關系挺覆雜的。年輕的時候,我們有過一段婚姻——雖然兩情相悅,無奈“孔雀東南飛”,婆媳出問題,只能“勞燕分飛”。他繼續寫他的詩,而我繼續辦我的清風社。再後來,他成了漱玉刊的編輯,專門給我們的刊物寫稿子,寫各地的風土人情、奇聞異事。
一晃,幾十年了。
這些年,他辭別故土,一直在外游歷。說是游歷,其實就是到處跑——今天在嶺南,明天在蜀中,後天可能就到了西域。他來信說,要把大宋的山山水水都走一遍,把沒見過的風景都看一遍,把沒聽過的人都見一遍。
我回信說,那你走完了記得回來,給我們講講。
他說,好。
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他變樣了嗎?”我問楚玉。
“變了。”楚玉想了想,“頭發全白了,但精神很好。眼睛還是那樣,亮亮的,像藏著詩。”
我笑了:“他一直那樣。”
第二天一早,放翁來了。
我正坐在院子裏擇菜,聽見敲門聲,還沒站起來,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宋婉,開門。”
那聲音蒼老了些,沙啞了些,但語調還是那樣——不急不慢的,帶著點懶洋洋的味道。
我走過去打開門。
門外站著一個老頭。
真的,是個老頭了。頭發全白了,白得像西湖邊的蘆花。臉上的皺紋深一道淺一道,像地圖上的河流。但眼睛還是那樣——亮亮的,笑瞇瞇的,像藏著詩。
“放翁。”我喊了一聲。
“宋婉。”他也喊了一聲。
然後我們倆就站在門口,互相看著,誰也沒說話。
過了一會兒,他先笑了:“怎麽,不讓我進去?”
“讓,讓。”我閃開身子,“進來吧。”
他走進院子,四下看了看:“這院子不錯。有桃樹,有桂樹,有石榴樹。你種的?”
“趙子桓種的。”
“他呢?”
“屋裏呢。剛吃了藥,在休息。”
放翁點點頭,在院子裏的石凳上坐下。我給他倒了杯茶,在他對面坐下。
“二十年了。”他說。
“是啊,二十年了。”我說。
“我走了好多地方。”他說,“嶺南、蜀中、荊湖、兩淮、陜西、甘肅、西域……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能看的地方都看了。”
“累不累?”
“累。但也值。”
他從懷裏掏出一個布包,放在石桌上。布包舊了,邊角都磨毛了,但包得很仔細,一層一層裹著。
“這是什麽?”我問。
“給你的。”他說,“這二十年的見聞,我寫下來了。你打開看看。”
我打開布包,裏面是一疊手稿。封面上寫著三個字——《清風錄》。
我楞住了。
“清風錄?”我擡頭看他。
“對。”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清風社的事跡,我走到哪兒都能聽到。這個說,清風社幫我們村辦了學校;那個說,清風社幫我們鎮開了工廠;這個說,清風社的姐妹救了我的命;那個說,清風社的姐妹教了我本事。我就想,把這些事都記下來,寫成一本書。”
他頓了頓,又說:“二十年,我走了一百多個州縣,見了上千個姐妹,記了幾十萬字。最後整理出來,就是這本《清風錄》。”
我翻開手稿,一頁一頁地看。
第一頁,寫的是河北的一個村子。一個叫張翠花的寡婦,靠清風社的幫助,從洗衣服的零工變成了織布作坊的老板。她的故事,我在二十年前的大會上聽過。
第二頁,寫的是福建的一個小鎮。一個叫李巧兒的孤兒,被清風社救下,送進學院讀書,後來當了花想閣的店長。她的故事,我也聽過。
第三頁,寫的是臨安府。一個叫王月娥的鄉下丫頭,靠清風社的幫助,讀書、考試、當官,成了推官。她的故事,我也聽過。
但後面,還有很多我沒聽過的故事——
一個從嶺南來的女人,原本是采珠女,每天潛水采珠,九死一生。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珍珠養殖場,讓她不用再冒險下水。現在她是養殖場的場長,養出來的珍珠又大又圓,賣到了臨安、泉州、廣州。
一個從荊湖來的女人,原本是纖夫,每天拉船,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船運公司,讓她當船長。現在她開著大船,在長江上來來回回,一年能掙一百多兩銀子。
一個從兩淮來的女人,原本是鹽工,每天在鹽場幹活,又苦又累。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鹽業合作社,讓她當理事。現在她負責跟官府打交道,一張嘴能說動知府、說動轉運使、說動鹽鐵使。
一個從陜西來的女人,原本是農婦,種麥子種了一輩子,但收成總是不好。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引進了新麥種,教她新種法。現在她的麥子畝產比原來多了三倍,年年豐收。
一個從甘肅來的女人,原本是牧羊女,每天趕著羊群在草原上跑。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羊毛加工廠,讓她當技術員。現在她負責教別人怎麽把羊毛紡成線、織成布、做成衣裳。
一個從西域來的女人,原本是胡商,跟著商隊來大宋做生意。後來遇到戰亂,商隊散了,她差點死在路上。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到敦煌,讓她在貨棧裏養傷。傷好了之後,她不想走了,就留下來,成了敦煌分社的社長。現在她專門負責跟西域商人打交道,一年能談成幾百筆生意。
……
我一頁一頁地翻著,眼睛有點濕了。
“放翁,”我擡頭看他,“你這是……把清風社的歷史都寫下來了。”
“差不多。”他說,“二十年,走了一百多個州縣,見了上千個姐妹。每一個人的故事,我都記下來了。有些是她們親口告訴我的,有些是我從別人那裏聽來的,有些是我親眼看見的。都在這本書裏了。”
他頓了頓,又說:“我不是你們清風社的人,但這些年走下來,我越來越覺得,你們做的事,值得記下來。讓後人知道,曾經有一群女人,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謝謝。”
他笑了笑:“不用謝。我也是閑著沒事幹。”
這時候,屋裏傳來動靜。趙子桓出來了,披著件外衣,臉色有點蒼白,但精神還好。
“放翁?”他看見放翁,楞了一下,然後笑了,“你回來了?”
“回來了。”放翁站起來,“子桓,你瘦了。”
“病了嘛,正常。”趙子桓走過來,在石凳上坐下,“你倒是一點沒變,還是那樣。”
“老了,頭發全白了。”
“我也白了。”
兩個老頭互相看著,笑了。
我也笑了。
忽然想起來,年輕的時候,他們兩個沒少吵架。趙子桓說放翁的詩太酸,放翁說趙子桓的字太硬。趙子桓說放翁太懶,放翁說趙子桓太刻板。吵來吵去,誰也不服誰。
現在不吵了。都老了,沒力氣吵了。
“你這次回來,還走嗎?”趙子桓問。
“不走了。”放翁說,“走不動了。想在臨安找個地方住下來,寫寫詩,喝喝酒,看看西湖。”
“那正好,”我說,“我們這院子旁邊還有塊空地,你可以蓋個小房子,咱們做鄰居。”
放翁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我說,“回頭讓楚玉幫你張羅。”
“那敢情好。”放翁笑了,笑得像個孩子。
那天中午,放翁留下來吃飯。楚玉下廚,做了幾個菜——西湖醋魚、龍井蝦仁、東坡肉、宋嫂魚羹。趙子桓不能喝酒,就喝茶。放翁一個人喝了一壺紹興黃,喝得臉上紅撲撲的。
吃完飯,我們坐在院子裏曬太陽。放翁忽然說:“宋婉,你還記得咱們年輕的時候嗎?”
“記得。”我說,“那時候你寫詩,我辦社。誰也不服誰。”
“不是那個。”他搖搖頭,“我是說,咱們剛成親那會兒。”
我楞了一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輩子。
“你那時候很有才氣,”他說,“每天就知道看書。我們一起高談闊論,後來我們……對不起!”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往昔如流水,都過去了,珍惜當下。”
他摸摸花白胡子:“婉兒一針見血,沒錯,珍惜當下。”
他頓了頓,又說:“而且,要不是咱們和離了,你也不會創辦學院、清風社。要是不創辦清風社,也不會有今天這些事。”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這個老頭,其實挺通透的。
“你呢?”我問,“這些年,有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他搖搖頭:“沒有。一個人挺好的。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沒人管,自在。”
他笑了笑,又說:“而且我有詩。詩就是我老婆。”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放翁坐了很久。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才站起來告辭。
“我明天去找房子。”他說,“就在你們旁邊,以後常來蹭飯。”
“行。”我說,“隨時來。”
他走到門口,忽然又回過頭來:“宋婉,那本書,好好留著。給後人看。”
我說:“好。”
他走了。
我站在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裏。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像一個長長的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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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邊的柳樹剛冒了嫩芽,就有心急的燕子飛來飛去地銜泥。我坐在院子裏曬太陽,腿上蓋著條薄毯,手裏捧著杯熱茶,眼睛卻望著院門口那棵老桃樹——它開花了,粉粉白白的一樹,熱鬧得像辦喜事。
“娘,您又在這兒坐著。”大女兒楚玉從屋裏出來,手裏拎著件披風,“早晨涼,也不知道多穿點。”
“我穿著呢。”我指了指身上的夾襖,“你看,厚的。”
“厚的也不行。”楚玉把披風往我身上一披,動作利落得像在打包行李,“您都七十了,不是十七,別逞強。”
我翻了個白眼:“七十怎麽了?我七十還能翻跟頭呢。”
“您翻一個我看看。”
“……改天。”
楚玉笑了,在我旁邊坐下。她也五十多了,鬢角有了白發,眼角有了皺紋,但眼神還是小時候那樣——亮晶晶的,帶著點狡黠。
“爹呢?”她問。
“屋裏看書呢。”我說,“你爹最近迷上了農書,說要研究怎麽在院子裏種菜。”
“咱們這院子巴掌大,種什麽菜?”
“我也這麽說的。他說,巴掌大也能種兩棵蔥。”
楚玉笑得前仰後合:“爹真是……越來越有意思了。”
我也笑。
是挺有意思的。
自從三年前趙子桓病了一場,我們就辭了官,搬到了西湖邊這座小院子。說是養病,其實就是想安安靜靜地過日子。院子不大,三間正房,兩間廂房,一個小廚房,再加一個種著桃樹、桂樹、石榴樹的院子。夠了。
每天早上,他起來打拳,我起來煮粥。吃完早飯,他看書,我寫字。中午他午睡,我曬太陽。下午他去湖邊散步,我去菜市場買菜。晚上他念詩給我聽,我給他織毛衣。
日子過得像流水,慢悠悠的,卻一天也沒停過。
“對了,”楚玉忽然說,“我今天來的時候,在湖邊看見一個人。”
“誰?”
“秦伯伯。”
我楞了一下:“放翁?”
“嗯。他站在湖邊,看著咱們這院子,站了好久。”
我放下茶杯:“他怎麽不進來?”
“我也不知道。我喊他,他就笑了笑,說‘先不打擾,明天再來’。然後就走了。”
我沈默了一會兒,心裏有點說不清的滋味。
放翁。
秦放翁。
詩蕓的哥哥,我穿越到這個朝代的前夫,漱玉刊的特約編輯。
說起來,這關系挺覆雜的。年輕的時候,我們有過一段婚姻——雖然兩情相悅,無奈“孔雀東南飛”,婆媳出問題,只能“勞燕分飛”。他繼續寫他的詩,而我繼續辦我的清風社。再後來,他成了漱玉刊的編輯,專門給我們的刊物寫稿子,寫各地的風土人情、奇聞異事。
一晃,幾十年了。
這些年,他辭別故土,一直在外游歷。說是游歷,其實就是到處跑——今天在嶺南,明天在蜀中,後天可能就到了西域。他來信說,要把大宋的山山水水都走一遍,把沒見過的風景都看一遍,把沒聽過的人都見一遍。
我回信說,那你走完了記得回來,給我們講講。
他說,好。
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他變樣了嗎?”我問楚玉。
“變了。”楚玉想了想,“頭發全白了,但精神很好。眼睛還是那樣,亮亮的,像藏著詩。”
我笑了:“他一直那樣。”
第二天一早,放翁來了。
我正坐在院子裏擇菜,聽見敲門聲,還沒站起來,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宋婉,開門。”
那聲音蒼老了些,沙啞了些,但語調還是那樣——不急不慢的,帶著點懶洋洋的味道。
我走過去打開門。
門外站著一個老頭。
真的,是個老頭了。頭發全白了,白得像西湖邊的蘆花。臉上的皺紋深一道淺一道,像地圖上的河流。但眼睛還是那樣——亮亮的,笑瞇瞇的,像藏著詩。
“放翁。”我喊了一聲。
“宋婉。”他也喊了一聲。
然後我們倆就站在門口,互相看著,誰也沒說話。
過了一會兒,他先笑了:“怎麽,不讓我進去?”
“讓,讓。”我閃開身子,“進來吧。”
他走進院子,四下看了看:“這院子不錯。有桃樹,有桂樹,有石榴樹。你種的?”
“趙子桓種的。”
“他呢?”
“屋裏呢。剛吃了藥,在休息。”
放翁點點頭,在院子裏的石凳上坐下。我給他倒了杯茶,在他對面坐下。
“二十年了。”他說。
“是啊,二十年了。”我說。
“我走了好多地方。”他說,“嶺南、蜀中、荊湖、兩淮、陜西、甘肅、西域……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能看的地方都看了。”
“累不累?”
“累。但也值。”
他從懷裏掏出一個布包,放在石桌上。布包舊了,邊角都磨毛了,但包得很仔細,一層一層裹著。
“這是什麽?”我問。
“給你的。”他說,“這二十年的見聞,我寫下來了。你打開看看。”
我打開布包,裏面是一疊手稿。封面上寫著三個字——《清風錄》。
我楞住了。
“清風錄?”我擡頭看他。
“對。”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清風社的事跡,我走到哪兒都能聽到。這個說,清風社幫我們村辦了學校;那個說,清風社幫我們鎮開了工廠;這個說,清風社的姐妹救了我的命;那個說,清風社的姐妹教了我本事。我就想,把這些事都記下來,寫成一本書。”
他頓了頓,又說:“二十年,我走了一百多個州縣,見了上千個姐妹,記了幾十萬字。最後整理出來,就是這本《清風錄》。”
我翻開手稿,一頁一頁地看。
第一頁,寫的是河北的一個村子。一個叫張翠花的寡婦,靠清風社的幫助,從洗衣服的零工變成了織布作坊的老板。她的故事,我在二十年前的大會上聽過。
第二頁,寫的是福建的一個小鎮。一個叫李巧兒的孤兒,被清風社救下,送進學院讀書,後來當了花想閣的店長。她的故事,我也聽過。
第三頁,寫的是臨安府。一個叫王月娥的鄉下丫頭,靠清風社的幫助,讀書、考試、當官,成了推官。她的故事,我也聽過。
但後面,還有很多我沒聽過的故事——
一個從嶺南來的女人,原本是采珠女,每天潛水采珠,九死一生。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珍珠養殖場,讓她不用再冒險下水。現在她是養殖場的場長,養出來的珍珠又大又圓,賣到了臨安、泉州、廣州。
一個從荊湖來的女人,原本是纖夫,每天拉船,累得腰都直不起來。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船運公司,讓她當船長。現在她開著大船,在長江上來來回回,一年能掙一百多兩銀子。
一個從兩淮來的女人,原本是鹽工,每天在鹽場幹活,又苦又累。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鹽業合作社,讓她當理事。現在她負責跟官府打交道,一張嘴能說動知府、說動轉運使、說動鹽鐵使。
一個從陜西來的女人,原本是農婦,種麥子種了一輩子,但收成總是不好。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引進了新麥種,教她新種法。現在她的麥子畝產比原來多了三倍,年年豐收。
一個從甘肅來的女人,原本是牧羊女,每天趕著羊群在草原上跑。後來清風社的人幫她辦了羊毛加工廠,讓她當技術員。現在她負責教別人怎麽把羊毛紡成線、織成布、做成衣裳。
一個從西域來的女人,原本是胡商,跟著商隊來大宋做生意。後來遇到戰亂,商隊散了,她差點死在路上。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到敦煌,讓她在貨棧裏養傷。傷好了之後,她不想走了,就留下來,成了敦煌分社的社長。現在她專門負責跟西域商人打交道,一年能談成幾百筆生意。
……
我一頁一頁地翻著,眼睛有點濕了。
“放翁,”我擡頭看他,“你這是……把清風社的歷史都寫下來了。”
“差不多。”他說,“二十年,走了一百多個州縣,見了上千個姐妹。每一個人的故事,我都記下來了。有些是她們親口告訴我的,有些是我從別人那裏聽來的,有些是我親眼看見的。都在這本書裏了。”
他頓了頓,又說:“我不是你們清風社的人,但這些年走下來,我越來越覺得,你們做的事,值得記下來。讓後人知道,曾經有一群女人,用自己的雙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謝謝。”
他笑了笑:“不用謝。我也是閑著沒事幹。”
這時候,屋裏傳來動靜。趙子桓出來了,披著件外衣,臉色有點蒼白,但精神還好。
“放翁?”他看見放翁,楞了一下,然後笑了,“你回來了?”
“回來了。”放翁站起來,“子桓,你瘦了。”
“病了嘛,正常。”趙子桓走過來,在石凳上坐下,“你倒是一點沒變,還是那樣。”
“老了,頭發全白了。”
“我也白了。”
兩個老頭互相看著,笑了。
我也笑了。
忽然想起來,年輕的時候,他們兩個沒少吵架。趙子桓說放翁的詩太酸,放翁說趙子桓的字太硬。趙子桓說放翁太懶,放翁說趙子桓太刻板。吵來吵去,誰也不服誰。
現在不吵了。都老了,沒力氣吵了。
“你這次回來,還走嗎?”趙子桓問。
“不走了。”放翁說,“走不動了。想在臨安找個地方住下來,寫寫詩,喝喝酒,看看西湖。”
“那正好,”我說,“我們這院子旁邊還有塊空地,你可以蓋個小房子,咱們做鄰居。”
放翁眼睛一亮:“真的?”
“真的。”我說,“回頭讓楚玉幫你張羅。”
“那敢情好。”放翁笑了,笑得像個孩子。
那天中午,放翁留下來吃飯。楚玉下廚,做了幾個菜——西湖醋魚、龍井蝦仁、東坡肉、宋嫂魚羹。趙子桓不能喝酒,就喝茶。放翁一個人喝了一壺紹興黃,喝得臉上紅撲撲的。
吃完飯,我們坐在院子裏曬太陽。放翁忽然說:“宋婉,你還記得咱們年輕的時候嗎?”
“記得。”我說,“那時候你寫詩,我辦社。誰也不服誰。”
“不是那個。”他搖搖頭,“我是說,咱們剛成親那會兒。”
我楞了一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輩子。
“你那時候很有才氣,”他說,“每天就知道看書。我們一起高談闊論,後來我們……對不起!”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往昔如流水,都過去了,珍惜當下。”
他摸摸花白胡子:“婉兒一針見血,沒錯,珍惜當下。”
他頓了頓,又說:“而且,要不是咱們和離了,你也不會創辦學院、清風社。要是不創辦清風社,也不會有今天這些事。”
我看著他,忽然覺得,這個老頭,其實挺通透的。
“你呢?”我問,“這些年,有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他搖搖頭:“沒有。一個人挺好的。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沒人管,自在。”
他笑了笑,又說:“而且我有詩。詩就是我老婆。”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放翁坐了很久。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才站起來告辭。
“我明天去找房子。”他說,“就在你們旁邊,以後常來蹭飯。”
“行。”我說,“隨時來。”
他走到門口,忽然又回過頭來:“宋婉,那本書,好好留著。給後人看。”
我說:“好。”
他走了。
我站在門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裏。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像一個長長的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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