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也是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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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也是半個
掌聲停了之後，是代表發言。
第一個上臺的，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穿著粗布衣裳，臉上全是皺紋，但眼神很亮。
她站在臺上，有點緊張，說話有點結巴：“各、各位領導，各位同志，我、我叫張翠花，是從河北來的。”
臺下有人鼓掌，給她鼓勵。
她深吸一口氣，說：“我不太會說話。但我必須說幾句。”
她說：“二十年前，我是個寡婦。我男人死了，留下我和三個孩子。我沒文化，沒手藝，沒本事，只能給人家洗衣服、做零工，一天掙不了幾文錢，連飯都吃不飽。”
她說：“後來，清風社的人來了。她們在我們村辦了個掃盲班，教我們識字。我去了。學了半年，認識了五百個字，會寫自己的名字了。”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個技能班，教我們種棉花、紡線、織布。我又去了。學了一年，學會了種棉花，學會了紡線，學會了織布。”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個合作社，讓我們把織的布賣給她們。我開始掙錢了。一開始一天掙幾文，後來一天掙幾十文，再後來一天掙幾百文。”
她說：“再後來，我攢夠了錢，自己買了織布機，自己開了個小作坊，雇了幾個姐妹，一起織布。現在，我的作坊有十臺織布機，二十個姐妹，一年能掙一百多兩銀子。”
她說：“我的三個孩子，都上了學。大兒子在縣裏當老師，二女兒在醫館當護士，小兒子在貨棧當賬房。他們都比我強。”
她說到這裏，眼淚流下來了。
她擦了擦眼淚，說：“我今天來，就是想當面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救了我，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們一家人。”
她說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掌聲雷動。
第二個上臺的，是個年輕姑娘，二十出頭，穿著幹凈的衣裳，說話利索。
她說：“各位好。我叫李巧兒，是從福建來的。”
她說：“十年前，我是個孤兒。我爹媽都死了，沒人要我。我流浪街頭，要過飯，偷過東西，挨過打，差點死了。”
她說：“後來，清風社的人找到我，把我送進了婉風學院。我在那裏讀了五年書，學會了識字、算賬、畫畫、繡花。”
她說：“畢業後，我進了花想閣，當了學徒。學了三年，學會了做面霜、做口紅、做香水。現在，我是花想閣泉州分店的店長，手下管著二十個姐妹。”
她說：“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找到當年那個收留過我的老婆婆，給她買了一身新衣裳，給她留了十兩銀子。她哭著說，沒想到我還能活著回來，更沒想到我還能有出息。”
她說：“我今天來，也想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給了我第二條命。”
她說完，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又掌聲雷動。
第三個上臺的，是個中年女人，穿著官服——對，官服。
她站在臺上，臺下靜了一下，然後有人小聲說：“是個官？”
她說：“各位好。我叫王月娥，是從臨安府來的。我的官職是臨安府推官。”
臺下嘩然。
推官是什麽？是臨安府的法官，正七品。
一個女人，當了法官？
王月娥說：“我知道你們驚訝。一個女人，怎麽能當官？”
她說：“答案是：因為清風社。”
她說：“十五年前，我是個鄉下丫頭，家裏窮，沒讀過書。後來，清風社的人在我們村辦了掃盲班，我去了。學了一年，認識了字，會算賬了。”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夜校，教我們讀書。我又去了。讀了三年，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把《大宋刑統》都背下來了。”
她說：“然後我去考了科舉。你們別笑，女人也能考科舉——雖然朝廷沒明說允許，但也沒明說不允許。我就去考了。考了三回，第三回中了舉人。”
她說：“然後我去做了師爺。做了五年，攢夠了經驗，又去考了官。考了兩回，第二回中了進士。”
她說：“然後朝廷派我來臨安府當推官。幹了三年，判了二百多個案子，沒有一個被上級駁回的。”
她說：“我能走到今天，全靠清風社。是她們讓我識字，讓我讀書，讓我考試，讓我當官。”
她說：“我今天來，也是想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讓我知道，女人也能當官，也能判案，也能為百姓做主。”
她說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掌聲雷動，比前兩次更響。
代表發言之後，是自由發言時間。
操場上支起了幾十個棚子，每個棚子都是一個“交流站”。想說話的可以上去說，想聽的人可以在下面聽。
我轉了一圈，聽了很多人的故事。
一個從四川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童養媳，八歲就被賣到婆家，挨打挨罵，生不如死。後來清風社的人路過她們村，看見她被打得渾身是傷，就幫她報了官。官府判她解除婚約，恢覆自由身。然後她們把她送進學校，讓她讀書。現在她是四川分社的社長，手下管著二百多個姐妹。
一個從廣東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漁民，每天出海打魚，風吹日曬，又苦又累。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漁網廠，讓她進廠做工。現在她是廠裏的技術骨幹，一個月能掙二兩銀子，比打魚掙得多，還不用出海。
一個從湖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農婦，種地種了一輩子，腰都彎了。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農場，教她種新品種的莊稼。現在她是農場的技術員，專門教別人種地，一年能掙三十兩銀子，還不用彎腰。
一個從江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窯工，在瓷器廠幹活，又臟又累，還經常被工頭欺負。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廠辦了工會，讓她當工會代表。現在她是工會主席，專門替姐妹們出頭，工頭見了她都繞著走。
一個從山東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寡婦，帶著三個孩子，日子過不下去，差點跳河。後來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進醫館當學徒。現在她是醫館的大夫，專門給人看病，一年能救幾百個人。
一個從山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煤婆，專門給人家說媒，一張嘴能說死人說活。後來清風社的人找上她，讓她幫忙收集情報——那是我們在金國建情報網的時候。現在她是山西分社的副社長，專門負責對外聯絡，一張嘴能說動官員說動商人說動土匪。
一個從雲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茶農，種茶種了一輩子，但掙的錢都被茶商賺走了。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合作社，讓她直接賣茶給婉風貨棧。現在她是合作社的理事長，一年能賣幾千斤茶，掙的錢比以前多了十倍。
一個從貴州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苗女，不會說漢話，被漢人欺負。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寨子辦了雙語學校，教她說漢話，也教漢人說苗話。現在她是雙語學校的校長，專門教苗漢兩族的孩子互相學習，互相理解。
一個從廣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壯女，會唱山歌，會織壯錦。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縣辦了壯錦廠，讓她當設計師。現在她是廠裏的首席設計師，設計的壯錦賣到了臨安、泉州、廣州，甚至還賣到了金國、琉球、日本。
一個從海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黎女，住在山裏，與世隔絕。後來清風社的人翻山越嶺找到她們寨子，給她們送藥、送糧、送種子。現在她是黎寨的聯絡員，專門負責跟清風社聯系，每個月都要走幾十裏山路來鎮上寄信。
一個從遼國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契丹人，跟漢人是世仇。後來清風社的人去了她們部落，給她們治病、教書、做生意。現在她是遼國分社的社長，手下管著三百多個姐妹，有契丹人，有漢人，有女真人，有蒙古人，大家和睦相處，一起掙錢，一起過日子。
一個從西域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胡商，跟著商隊來大宋做生意。後來遇到強盜，商隊被打散，她差點死在沙漠裏。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到敦煌，讓她在貨棧裏養傷。傷好了之後，她不想走了，就留下來，成了敦煌分社的社長。現在她專門負責跟西域商人打交道，一年能談成幾百筆生意。
……
我聽了一下午，聽了幾十個故事。
每一個故事都不一樣，但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相同的主題——
清風社，改變了她們的命運。
傍晚的時候，我回到臺上。
臺下坐滿了人，站著的人更多，擠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頭。
我拿起話筒，說：“今天，我聽了很多故事。”
臺下安靜下來。
我說：“每一個故事，都讓我感動，也讓我慚愧。”
我說：“感動的是，我們真的幫到了這麽多人。慚愧的是，幫到的人還不夠多。”
我說：“三十萬，聽起來很多。但大宋有多少女人？兩千萬？三千萬？三十萬，只是百分之一。”
我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下有人喊：“不怕！我們跟著你！”
又有人喊：“我們能行！”
再有人喊：“女子可頂半邊天！”
我笑了。
我說：“對。女子可頂半邊天。”
我說：“但半邊天還不夠。我們要頂，就頂整片天。”
臺下歡呼。
我說：“二十年了。我們從辦學開始，到今天幫助三十萬女性。下一個二十年，我們要幫助三百萬，三千萬，直到每一個女人，都能讀書識字，都能掙錢養家，都能看病吃藥，都能打扮漂亮，都能活得像個人。”
我說：“你們願意跟我一起嗎？”
臺下齊聲喊：“願意！”
那聲音，震得操場上的旗桿都晃了晃。
晚上，學院裏擺了三百桌酒席，請所有代表吃飯。
酒是紹興黃，菜是臨安味，人是天南海北。
我端著酒杯，挨桌敬酒。
走到一桌跟前，發現坐著幾個熟人。
阿莫、蔡銘、海娘。
二十年過去了，阿莫還是那副樣子——風風火火，嗓門大，脾氣急。但鬢角有了白發，眼角有了皺紋。
蔡銘還是那副樣子——話不多，但眼神裏有光，看阿莫的時候特別亮。
海娘還是那副樣子——笑瞇瞇的，說話慢條斯理，但句句紮心。
我坐下，說：“你們怎麽坐這兒？不去主桌？”
阿莫說：“主桌太擠了。這兒清凈。”
我說：“琉球那邊怎麽樣？”
阿莫說：“好著呢。炮廠越辦越大，一年能造五百門炮。商號越開越多，琉球、日本、高麗都有分號。菜園子——”她指了指海娘，“海娘的菜園子，現在有三百畝，種的東西能養活半個琉球。”
海娘說：“不是半個，是三分之一。”
阿莫說：“三分之一也是半個。”
海娘說：“三分之一不是半個。”
阿莫說：“我說是就是。”
海娘說：“你數學誰教的？”
阿莫說：“詩蕓教的。”
海娘說：“難怪。”
我笑了。
蔡銘在旁邊小聲說：“她倆從出發吵到現在，一路沒停過。”
我說：“吵什麽？”
蔡銘說：“吵蘿蔔。海娘說她的蘿蔔比大宋的好吃，阿莫說大宋的蘿蔔比琉球的好吃。兩人吵了三天，還沒吵出結果。”
我說：“那你們帶蘿蔔了嗎？”
海娘說：“帶了。一籃子。”
阿莫說：“難吃死了。”
海娘說：“你沒吃怎麽知道難吃？”
阿莫說：“我看就知道難吃。”
海娘說：“你看能看出來？”
阿莫說：“能。”
海娘說：“那你看看我是什麽人？”
阿莫說：“你是個不講理的人。”
海娘說：“對了。我就是不講理。”
我笑得差點把酒噴出來。
這時候，英娥走過來，說：“你們在這兒呢。那邊有人找。”
我說：“誰？”
英娥說：“新帝。”
我說：“新帝？他來幹嘛？”
英娥說：“不知道。他說想跟你聊聊。”
我站起來，對阿莫她們說：“你們先吃，我去去就回。”
阿莫說：“去吧。回來給我們帶點臨安的好吃的。”
我說：“行。”
出了學院，門口停著一輛馬車，樸素得不像皇帝坐的。
我上了車，新帝坐在裏面，還是那副樣子——臉上寫著“我很忙”三個字，但眼神裏有點笑意。
他說：“聽說你們今天開了大會？”
我說：“對。”
他說：“聽說幫了三十萬女性？”
我說：“對。”
他說：“厲害。”
我說：“您怎麽來了？”
他說：“來看看。順便說個事。”
我說：“什麽事？”
他說：“朝廷打算給你們頒個獎。”
我說：“什麽獎？”
他說：“‘清風社’三個字，從今以後，刻在臨安城的城門上。”
我楞了一下：“這……”
他說：“別拒絕。你們應得的。”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那謝謝了。”
他說：“不用謝。還有一件事。”
我說：“什麽？”
他說：“海娘的蘿蔔，帶了嗎？”
我笑了。
我說：“帶了。回頭給您送一籃子。”
他說：“行。朕等著。”
馬車駛過臨安城的街道，兩旁的店鋪還亮著燈，街上的行人還很多。
我看見一家花想閣，門口排著隊，全是女人，等著買最新的口紅。
我看見一家婉風貨棧，裏面燈火通明，顧客進進出出，買著柴米油鹽、針頭線腦。
我看見一家醫館，門口掛著燈籠，上面寫著“夜診”兩個字。
我看見一家學校，門口掛著牌子，上面寫著“婉風學院”四個字。
我還看見一群姑娘，穿著統一的衣裳，胳膊上挎著籃子，一邊走一邊笑，嘴裏說著“明天去鄉下”“後天去海邊”“大後天去山裏”。
她們是清風社的人。
明天，她們要去幫助更多的人。
我靠在車窗上，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個早晨——
我們穿梭在學院門口，給過往的女人、女孩發傳單。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現在我們知道了。
未來，就是三十萬個女人，因為我們，改變了命運。
未來，還有三百萬個、三千萬個女人，等著我們去改變。
馬車拐過一個彎，臨安城的城門出現在眼前。
月光下，城門上那塊空白的石頭，明天就會刻上三個字——
清風社。
我笑了笑，對車夫說：“回學院吧。”
車夫說：“好嘞。”
馬車調頭，駛向那個燈火通明的地方。
那裏，有我的姐妹們，有我們的三十萬，有我們的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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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臺上，有點緊張，說話有點結巴：“各、各位領導，各位同志，我、我叫張翠花，是從河北來的。”
臺下有人鼓掌，給她鼓勵。
她深吸一口氣，說：“我不太會說話。但我必須說幾句。”
她說：“二十年前，我是個寡婦。我男人死了，留下我和三個孩子。我沒文化，沒手藝，沒本事，只能給人家洗衣服、做零工，一天掙不了幾文錢，連飯都吃不飽。”
她說：“後來，清風社的人來了。她們在我們村辦了個掃盲班，教我們識字。我去了。學了半年，認識了五百個字，會寫自己的名字了。”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個技能班，教我們種棉花、紡線、織布。我又去了。學了一年，學會了種棉花，學會了紡線，學會了織布。”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個合作社，讓我們把織的布賣給她們。我開始掙錢了。一開始一天掙幾文，後來一天掙幾十文，再後來一天掙幾百文。”
她說：“再後來，我攢夠了錢，自己買了織布機，自己開了個小作坊，雇了幾個姐妹，一起織布。現在，我的作坊有十臺織布機，二十個姐妹，一年能掙一百多兩銀子。”
她說：“我的三個孩子，都上了學。大兒子在縣裏當老師，二女兒在醫館當護士，小兒子在貨棧當賬房。他們都比我強。”
她說到這裏，眼淚流下來了。
她擦了擦眼淚，說：“我今天來，就是想當面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救了我，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們一家人。”
她說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掌聲雷動。
第二個上臺的，是個年輕姑娘，二十出頭，穿著幹凈的衣裳，說話利索。
她說：“各位好。我叫李巧兒，是從福建來的。”
她說：“十年前，我是個孤兒。我爹媽都死了，沒人要我。我流浪街頭，要過飯，偷過東西，挨過打，差點死了。”
她說：“後來，清風社的人找到我，把我送進了婉風學院。我在那裏讀了五年書，學會了識字、算賬、畫畫、繡花。”
她說：“畢業後，我進了花想閣，當了學徒。學了三年，學會了做面霜、做口紅、做香水。現在，我是花想閣泉州分店的店長，手下管著二十個姐妹。”
她說：“去年，我回了一趟老家，找到當年那個收留過我的老婆婆，給她買了一身新衣裳，給她留了十兩銀子。她哭著說，沒想到我還能活著回來，更沒想到我還能有出息。”
她說：“我今天來，也想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給了我第二條命。”
她說完，也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又掌聲雷動。
第三個上臺的，是個中年女人，穿著官服——對，官服。
她站在臺上，臺下靜了一下，然後有人小聲說：“是個官？”
她說：“各位好。我叫王月娥，是從臨安府來的。我的官職是臨安府推官。”
臺下嘩然。
推官是什麽？是臨安府的法官，正七品。
一個女人，當了法官？
王月娥說：“我知道你們驚訝。一個女人，怎麽能當官？”
她說：“答案是：因為清風社。”
她說：“十五年前，我是個鄉下丫頭，家裏窮，沒讀過書。後來，清風社的人在我們村辦了掃盲班，我去了。學了一年，認識了字，會算賬了。”
她說：“然後她們又辦了夜校，教我們讀書。我又去了。讀了三年，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把《大宋刑統》都背下來了。”
她說：“然後我去考了科舉。你們別笑，女人也能考科舉——雖然朝廷沒明說允許，但也沒明說不允許。我就去考了。考了三回，第三回中了舉人。”
她說：“然後我去做了師爺。做了五年，攢夠了經驗，又去考了官。考了兩回，第二回中了進士。”
她說：“然後朝廷派我來臨安府當推官。幹了三年，判了二百多個案子，沒有一個被上級駁回的。”
她說：“我能走到今天，全靠清風社。是她們讓我識字，讓我讀書，讓我考試，讓我當官。”
她說：“我今天來，也是想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讓我知道，女人也能當官，也能判案，也能為百姓做主。”
她說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臺下掌聲雷動，比前兩次更響。
代表發言之後，是自由發言時間。
操場上支起了幾十個棚子，每個棚子都是一個“交流站”。想說話的可以上去說，想聽的人可以在下面聽。
我轉了一圈，聽了很多人的故事。
一個從四川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童養媳，八歲就被賣到婆家，挨打挨罵，生不如死。後來清風社的人路過她們村，看見她被打得渾身是傷，就幫她報了官。官府判她解除婚約，恢覆自由身。然後她們把她送進學校，讓她讀書。現在她是四川分社的社長，手下管著二百多個姐妹。
一個從廣東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漁民，每天出海打魚，風吹日曬，又苦又累。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漁網廠，讓她進廠做工。現在她是廠裏的技術骨幹，一個月能掙二兩銀子，比打魚掙得多，還不用出海。
一個從湖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農婦，種地種了一輩子，腰都彎了。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農場，教她種新品種的莊稼。現在她是農場的技術員，專門教別人種地，一年能掙三十兩銀子，還不用彎腰。
一個從江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窯工，在瓷器廠幹活，又臟又累，還經常被工頭欺負。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廠辦了工會，讓她當工會代表。現在她是工會主席，專門替姐妹們出頭，工頭見了她都繞著走。
一個從山東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寡婦，帶著三個孩子，日子過不下去，差點跳河。後來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進醫館當學徒。現在她是醫館的大夫，專門給人看病，一年能救幾百個人。
一個從山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煤婆，專門給人家說媒，一張嘴能說死人說活。後來清風社的人找上她，讓她幫忙收集情報——那是我們在金國建情報網的時候。現在她是山西分社的副社長，專門負責對外聯絡，一張嘴能說動官員說動商人說動土匪。
一個從雲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茶農，種茶種了一輩子，但掙的錢都被茶商賺走了。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村辦了合作社，讓她直接賣茶給婉風貨棧。現在她是合作社的理事長，一年能賣幾千斤茶，掙的錢比以前多了十倍。
一個從貴州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苗女，不會說漢話，被漢人欺負。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寨子辦了雙語學校，教她說漢話，也教漢人說苗話。現在她是雙語學校的校長，專門教苗漢兩族的孩子互相學習，互相理解。
一個從廣西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壯女，會唱山歌，會織壯錦。後來清風社的人在她們縣辦了壯錦廠，讓她當設計師。現在她是廠裏的首席設計師，設計的壯錦賣到了臨安、泉州、廣州，甚至還賣到了金國、琉球、日本。
一個從海南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黎女，住在山裏，與世隔絕。後來清風社的人翻山越嶺找到她們寨子，給她們送藥、送糧、送種子。現在她是黎寨的聯絡員，專門負責跟清風社聯系，每個月都要走幾十裏山路來鎮上寄信。
一個從遼國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契丹人，跟漢人是世仇。後來清風社的人去了她們部落，給她們治病、教書、做生意。現在她是遼國分社的社長，手下管著三百多個姐妹，有契丹人，有漢人，有女真人，有蒙古人，大家和睦相處，一起掙錢，一起過日子。
一個從西域來的女人說，她原本是個胡商，跟著商隊來大宋做生意。後來遇到強盜，商隊被打散，她差點死在沙漠裏。清風社的人救了她，把她送到敦煌，讓她在貨棧裏養傷。傷好了之後，她不想走了，就留下來，成了敦煌分社的社長。現在她專門負責跟西域商人打交道，一年能談成幾百筆生意。
……
我聽了一下午，聽了幾十個故事。
每一個故事都不一樣，但每一個故事都有一個相同的主題——
清風社，改變了她們的命運。
傍晚的時候，我回到臺上。
臺下坐滿了人，站著的人更多，擠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頭。
我拿起話筒，說：“今天，我聽了很多故事。”
臺下安靜下來。
我說：“每一個故事，都讓我感動，也讓我慚愧。”
我說：“感動的是，我們真的幫到了這麽多人。慚愧的是，幫到的人還不夠多。”
我說：“三十萬，聽起來很多。但大宋有多少女人？兩千萬？三千萬？三十萬，只是百分之一。”
我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下有人喊：“不怕！我們跟著你！”
又有人喊：“我們能行！”
再有人喊：“女子可頂半邊天！”
我笑了。
我說：“對。女子可頂半邊天。”
我說：“但半邊天還不夠。我們要頂，就頂整片天。”
臺下歡呼。
我說：“二十年了。我們從辦學開始，到今天幫助三十萬女性。下一個二十年，我們要幫助三百萬，三千萬，直到每一個女人，都能讀書識字，都能掙錢養家，都能看病吃藥，都能打扮漂亮，都能活得像個人。”
我說：“你們願意跟我一起嗎？”
臺下齊聲喊：“願意！”
那聲音，震得操場上的旗桿都晃了晃。
晚上，學院裏擺了三百桌酒席，請所有代表吃飯。
酒是紹興黃，菜是臨安味，人是天南海北。
我端著酒杯，挨桌敬酒。
走到一桌跟前，發現坐著幾個熟人。
阿莫、蔡銘、海娘。
二十年過去了，阿莫還是那副樣子——風風火火，嗓門大，脾氣急。但鬢角有了白發，眼角有了皺紋。
蔡銘還是那副樣子——話不多，但眼神裏有光，看阿莫的時候特別亮。
海娘還是那副樣子——笑瞇瞇的，說話慢條斯理，但句句紮心。
我坐下，說：“你們怎麽坐這兒？不去主桌？”
阿莫說：“主桌太擠了。這兒清凈。”
我說：“琉球那邊怎麽樣？”
阿莫說：“好著呢。炮廠越辦越大，一年能造五百門炮。商號越開越多，琉球、日本、高麗都有分號。菜園子——”她指了指海娘，“海娘的菜園子，現在有三百畝，種的東西能養活半個琉球。”
海娘說：“不是半個，是三分之一。”
阿莫說：“三分之一也是半個。”
海娘說：“三分之一不是半個。”
阿莫說：“我說是就是。”
海娘說：“你數學誰教的？”
阿莫說：“詩蕓教的。”
海娘說：“難怪。”
我笑了。
蔡銘在旁邊小聲說：“她倆從出發吵到現在，一路沒停過。”
我說：“吵什麽？”
蔡銘說：“吵蘿蔔。海娘說她的蘿蔔比大宋的好吃，阿莫說大宋的蘿蔔比琉球的好吃。兩人吵了三天，還沒吵出結果。”
我說：“那你們帶蘿蔔了嗎？”
海娘說：“帶了。一籃子。”
阿莫說：“難吃死了。”
海娘說：“你沒吃怎麽知道難吃？”
阿莫說：“我看就知道難吃。”
海娘說：“你看能看出來？”
阿莫說：“能。”
海娘說：“那你看看我是什麽人？”
阿莫說：“你是個不講理的人。”
海娘說：“對了。我就是不講理。”
我笑得差點把酒噴出來。
這時候，英娥走過來，說：“你們在這兒呢。那邊有人找。”
我說：“誰？”
英娥說：“新帝。”
我說：“新帝？他來幹嘛？”
英娥說：“不知道。他說想跟你聊聊。”
我站起來，對阿莫她們說：“你們先吃，我去去就回。”
阿莫說：“去吧。回來給我們帶點臨安的好吃的。”
我說：“行。”
出了學院，門口停著一輛馬車，樸素得不像皇帝坐的。
我上了車，新帝坐在裏面，還是那副樣子——臉上寫著“我很忙”三個字，但眼神裏有點笑意。
他說：“聽說你們今天開了大會？”
我說：“對。”
他說：“聽說幫了三十萬女性？”
我說：“對。”
他說：“厲害。”
我說：“您怎麽來了？”
他說：“來看看。順便說個事。”
我說：“什麽事？”
他說：“朝廷打算給你們頒個獎。”
我說：“什麽獎？”
他說：“‘清風社’三個字，從今以後，刻在臨安城的城門上。”
我楞了一下：“這……”
他說：“別拒絕。你們應得的。”
我沈默了一會兒，說：“那謝謝了。”
他說：“不用謝。還有一件事。”
我說：“什麽？”
他說：“海娘的蘿蔔，帶了嗎？”
我笑了。
我說：“帶了。回頭給您送一籃子。”
他說：“行。朕等著。”
馬車駛過臨安城的街道，兩旁的店鋪還亮著燈，街上的行人還很多。
我看見一家花想閣，門口排著隊，全是女人，等著買最新的口紅。
我看見一家婉風貨棧，裏面燈火通明，顧客進進出出，買著柴米油鹽、針頭線腦。
我看見一家醫館，門口掛著燈籠，上面寫著“夜診”兩個字。
我看見一家學校，門口掛著牌子，上面寫著“婉風學院”四個字。
我還看見一群姑娘，穿著統一的衣裳，胳膊上挎著籃子，一邊走一邊笑，嘴裏說著“明天去鄉下”“後天去海邊”“大後天去山裏”。
她們是清風社的人。
明天，她們要去幫助更多的人。
我靠在車窗上，忽然想起二十年前那個早晨——
我們穿梭在學院門口，給過往的女人、女孩發傳單。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現在我們知道了。
未來，就是三十萬個女人，因為我們，改變了命運。
未來，還有三百萬個、三千萬個女人，等著我們去改變。
馬車拐過一個彎，臨安城的城門出現在眼前。
月光下，城門上那塊空白的石頭，明天就會刻上三個字——
清風社。
我笑了笑，對車夫說：“回學院吧。”
車夫說：“好嘞。”
馬車調頭，駛向那個燈火通明的地方。
那裏，有我的姐妹們，有我們的三十萬，有我們的半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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