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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顧家出了一件大事——老太太做主，把沈晴正式撥到了廚房，不再跟著做針線了，專職做飯、洗衣、劈柴、餵雞、掃院子……總之，所有的粗活累活都歸了她。理由很簡單：伯琮大了，要專心讀書，家裏得有人操持。
沈晴沒有意見。在她看來，做飯比做針線好，竈火暖和，而且做飯的時候可以偷偷嘗一口菜湯，不會太餓。
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來，先把院子裏外掃一遍，然後去井邊打水。井臺上有青苔，冬天結了冰，滑得很。她摔過好幾回，膝蓋磕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次差點掉進井裏去，被隔壁的王嬸子一把拽住了。
“你這丫頭，不要命了？”王嬸子拍著她身上的泥水，心疼得直咂嘴，“你們顧家也是，讓一個十歲的小丫頭打水，出了事算誰的？”
沈晴把木桶從井裏拽上來，甩了甩手上的水，笑著說：“沒事的嬸子，我小心著呢。”
王嬸子看著她，搖了搖頭，從自己家裏端了一碗熱粥過來：“喝了吧，看你那小臉，凍得跟紫茄子似的。”
沈晴捧著碗，低頭喝了一口，米粥的暖意從喉嚨一路滑到胃裏，她眼眶忽然有些發酸，但她忍住了，仰起頭對王嬸子笑了笑，把碗還了回去。
她很少哭。不是不想哭，是覺得哭沒有用。以前在人牙子手裏的時候，她哭過，換來的是兩巴掌和一頓餓。從那以後她就明白了，眼淚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值錢的東西。
春天過去，夏天來了。
顧家的院子裏有一棵老槐樹，夏天的時候濃蔭匝地，沈晴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樹枝上，陽光透過葉縫灑下來，碎金子一樣落在她臉上。她有時候會站在樹下發一會兒呆，聽蟬聲從四面八方湧過來，覺得日子好像也沒有那麽難熬。
顧伯琮十七歲了。
這個春天，縣學裏的先生說他文章做得極好，今年秋闈大有希望。顧明遠高興得喝了兩杯酒，老太太更是逢人便說“我家伯琮要中舉了”。顧家上下一片喜氣洋洋，連沈晴都被允許多吃了半個饅頭。
但沈晴註意到，顧伯琮最近常常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發呆，手裏拿著書，眼睛卻看著窗外，不知道在想什麽。他的眉頭微微蹙著，嘴角往下撇，看起來心事重重。
她不敢問。她只是每天把飯菜端到書房門口，敲兩下門，然後退開三步，等他開了門把食盒接進去，再把空食盒收走。這是老太太定的規矩——“你是未過門的媳婦，不能跟伯琮單獨待在一處，壞了規矩。”
沈晴覺得好笑。她是他的童養媳，老太太把她買回來就是為了給他做媳婦的，現在又說不能單獨待在一處。但她不會把好笑表現在臉上，她只是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照做。
直到有一天，顧伯琮忽然叫住了她。
“晴娘。”
沈晴端著空食盒，停住了腳步。她回過頭，看見顧伯琮站在書房門口，夕陽從他身後照過來，給他整個人鍍上了一層金邊。他的臉色很蒼白，嘴唇也沒什麽血色，但眼睛很亮，像是下了什麽決心。
“進來坐一會兒。”他說。
沈晴楞了一下：“老太太說——”
“我知道。”顧伯琮打斷了她，“但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沈晴猶豫了一下，還是跟著他走進了書房。這是她第一次進顧伯琮的書房。屋子不大，靠墻放著兩架書，桌上攤著一卷沒寫完的文章，硯臺裏的墨還沒幹。空氣裏有一股松墨的香氣，混著淡淡的藥味。
顧伯琮讓她坐在窗邊的椅子上，自己在她對面坐下來，沈默了一會兒，才開口。
“晴娘，你到顧家幾年了？”
“兩年了，少爺。”
顧伯琮皺了皺眉：“別叫少爺。叫我……伯琮哥吧。”
沈晴低下頭，輕聲叫了一聲“伯琮哥”。聲音很小，像蚊子哼。
顧伯琮的耳朵又紅了。他清了清嗓子，說：“晴娘，我跟你說一件事。今年秋闈，我不打算去了。”
沈晴猛地擡起頭。
顧伯琮看著她的反應，苦笑了一下：“父親和祖母都還不知道。我想了很久……北方在打仗，韃子已經打到了雁門關，朝廷在征兵。我想去。”
沈晴覺得自己的腦子嗡了一聲。她張了張嘴，好半天才找回了聲音：“去……去打仗？”
“對。”
“可是你是讀書人，你連雞都沒殺過……”
顧伯琮沒有生氣，反而笑了一下：“是啊，我連雞都沒殺過。但我讀了一肚子聖賢書，書上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韃子打進來了，朝廷的軍隊節節敗退，我在縣學裏寫那些八股文章，有什麽用？”
沈晴不懂什麽天下興亡，她只知道顧伯琮的身子骨，風一吹就要倒，去打仗跟送死沒有區別。她的眼眶一下子紅了，但她死死地忍住了，沒有讓眼淚掉下來。
“你……你跟老太太說了嗎？”她問。
顧伯琮搖頭：“先跟你說。”
沈晴不明白他為什麽要先跟自己說。她只是一個童養媳，在這個家裏連半個主人都算不上。但她看著顧伯琮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是在請求她的允許。
不是征求老太太的，不是征求顧明遠的，是征求她的。
因為她是他的童養媳。如果他要走，留下來替他守著這個家的人，是她。
沈晴沈默了很久。窗外的蟬聲聒噪不休，陽光一寸一寸地移過來，落在她的腳尖上。
“你……決定了？”她問。
“決定了。”
“那你去吧。”沈晴的聲音很輕，但很穩，“家裏的事，交給我。”
顧伯琮看著她，眼睛裏有什麽東西在閃動。他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麽，但最後只是重重地點了一下頭，說了一個字：
“好。”
顧伯琮走的那天，是永安十九年的八月十六。
中秋節剛過，院子裏的桂花還沒落盡，細碎的金色花瓣鋪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響。顧伯琮穿著一身簇新的棉襖——是沈晴連著熬了三個晚上趕出來的，針腳縫得密密實實——背著一個藍布包袱，站在堂屋裏給顧明遠和老太太磕了三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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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顧家出了一件大事——老太太做主，把沈晴正式撥到了廚房，不再跟著做針線了，專職做飯、洗衣、劈柴、餵雞、掃院子……總之，所有的粗活累活都歸了她。理由很簡單：伯琮大了，要專心讀書，家裏得有人操持。
沈晴沒有意見。在她看來，做飯比做針線好，竈火暖和，而且做飯的時候可以偷偷嘗一口菜湯，不會太餓。
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來，先把院子裏外掃一遍，然後去井邊打水。井臺上有青苔，冬天結了冰，滑得很。她摔過好幾回，膝蓋磕得青一塊紫一塊，有一次差點掉進井裏去，被隔壁的王嬸子一把拽住了。
“你這丫頭，不要命了？”王嬸子拍著她身上的泥水，心疼得直咂嘴，“你們顧家也是，讓一個十歲的小丫頭打水，出了事算誰的？”
沈晴把木桶從井裏拽上來，甩了甩手上的水，笑著說：“沒事的嬸子，我小心著呢。”
王嬸子看著她，搖了搖頭，從自己家裏端了一碗熱粥過來：“喝了吧，看你那小臉，凍得跟紫茄子似的。”
沈晴捧著碗，低頭喝了一口，米粥的暖意從喉嚨一路滑到胃裏，她眼眶忽然有些發酸，但她忍住了，仰起頭對王嬸子笑了笑，把碗還了回去。
她很少哭。不是不想哭，是覺得哭沒有用。以前在人牙子手裏的時候，她哭過，換來的是兩巴掌和一頓餓。從那以後她就明白了，眼淚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值錢的東西。
春天過去，夏天來了。
顧家的院子裏有一棵老槐樹，夏天的時候濃蔭匝地，沈晴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樹枝上，陽光透過葉縫灑下來，碎金子一樣落在她臉上。她有時候會站在樹下發一會兒呆，聽蟬聲從四面八方湧過來，覺得日子好像也沒有那麽難熬。
顧伯琮十七歲了。
這個春天，縣學裏的先生說他文章做得極好，今年秋闈大有希望。顧明遠高興得喝了兩杯酒，老太太更是逢人便說“我家伯琮要中舉了”。顧家上下一片喜氣洋洋，連沈晴都被允許多吃了半個饅頭。
但沈晴註意到，顧伯琮最近常常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發呆，手裏拿著書，眼睛卻看著窗外，不知道在想什麽。他的眉頭微微蹙著，嘴角往下撇，看起來心事重重。
她不敢問。她只是每天把飯菜端到書房門口，敲兩下門，然後退開三步，等他開了門把食盒接進去，再把空食盒收走。這是老太太定的規矩——“你是未過門的媳婦，不能跟伯琮單獨待在一處，壞了規矩。”
沈晴覺得好笑。她是他的童養媳，老太太把她買回來就是為了給他做媳婦的，現在又說不能單獨待在一處。但她不會把好笑表現在臉上，她只是低著頭，規規矩矩地照做。
直到有一天，顧伯琮忽然叫住了她。
“晴娘。”
沈晴端著空食盒，停住了腳步。她回過頭，看見顧伯琮站在書房門口，夕陽從他身後照過來，給他整個人鍍上了一層金邊。他的臉色很蒼白，嘴唇也沒什麽血色，但眼睛很亮，像是下了什麽決心。
“進來坐一會兒。”他說。
沈晴楞了一下：“老太太說——”
“我知道。”顧伯琮打斷了她，“但我想跟你說幾句話。”
沈晴猶豫了一下，還是跟著他走進了書房。這是她第一次進顧伯琮的書房。屋子不大，靠墻放著兩架書，桌上攤著一卷沒寫完的文章，硯臺裏的墨還沒幹。空氣裏有一股松墨的香氣，混著淡淡的藥味。
顧伯琮讓她坐在窗邊的椅子上，自己在她對面坐下來，沈默了一會兒，才開口。
“晴娘，你到顧家幾年了？”
“兩年了，少爺。”
顧伯琮皺了皺眉：“別叫少爺。叫我……伯琮哥吧。”
沈晴低下頭，輕聲叫了一聲“伯琮哥”。聲音很小，像蚊子哼。
顧伯琮的耳朵又紅了。他清了清嗓子，說：“晴娘，我跟你說一件事。今年秋闈，我不打算去了。”
沈晴猛地擡起頭。
顧伯琮看著她的反應，苦笑了一下：“父親和祖母都還不知道。我想了很久……北方在打仗，韃子已經打到了雁門關，朝廷在征兵。我想去。”
沈晴覺得自己的腦子嗡了一聲。她張了張嘴，好半天才找回了聲音：“去……去打仗？”
“對。”
“可是你是讀書人，你連雞都沒殺過……”
顧伯琮沒有生氣，反而笑了一下：“是啊，我連雞都沒殺過。但我讀了一肚子聖賢書，書上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韃子打進來了，朝廷的軍隊節節敗退，我在縣學裏寫那些八股文章，有什麽用？”
沈晴不懂什麽天下興亡，她只知道顧伯琮的身子骨，風一吹就要倒，去打仗跟送死沒有區別。她的眼眶一下子紅了，但她死死地忍住了，沒有讓眼淚掉下來。
“你……你跟老太太說了嗎？”她問。
顧伯琮搖頭：“先跟你說。”
沈晴不明白他為什麽要先跟自己說。她只是一個童養媳，在這個家裏連半個主人都算不上。但她看著顧伯琮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是在請求她的允許。
不是征求老太太的，不是征求顧明遠的，是征求她的。
因為她是他的童養媳。如果他要走，留下來替他守著這個家的人，是她。
沈晴沈默了很久。窗外的蟬聲聒噪不休，陽光一寸一寸地移過來，落在她的腳尖上。
“你……決定了？”她問。
“決定了。”
“那你去吧。”沈晴的聲音很輕，但很穩，“家裏的事，交給我。”
顧伯琮看著她，眼睛裏有什麽東西在閃動。他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麽，但最後只是重重地點了一下頭，說了一個字：
“好。”
顧伯琮走的那天，是永安十九年的八月十六。
中秋節剛過，院子裏的桂花還沒落盡，細碎的金色花瓣鋪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響。顧伯琮穿著一身簇新的棉襖——是沈晴連著熬了三個晚上趕出來的，針腳縫得密密實實——背著一個藍布包袱，站在堂屋裏給顧明遠和老太太磕了三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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