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吃什麽：西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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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吃什麽：西點篇
小說《色，戒》裏，王佳芝和易先生幽會，到他特意揀中的“靜安寺路西摩路口（今南京西路陜西北路）的咖啡館”等他。
“這家大概主要靠門市外賣，只裝著寥寥幾個卡位，雖然陰暗，情調毫無。靠裏有個冷氣玻璃櫃臺裝著各色西點，後面一個狹小的甬道燈點得雪亮，照出裏面的墻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凹凹的不平……她聽他說，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號西崽出來開的。”
說的是飛達咖啡館。
作為上海咖啡西點店的前輩，飛達的發展幾乎和上海同步，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經躋身“上海最貴最好的咖啡店”之列。
張若谷在《現代趣味》中多次提及這家店：“如果要喝珈琲[張若谷習慣把“咖啡”寫成“珈琲”]，外白渡橋堍的番丹拉爾[飛達的原名“Federal”的音譯之一]，還有靜安寺路口的番丹拉爾，這兩家富於德國藝術裝飾趣味的珈琲館，不但珈琲濃郁，而且有很可口的蛋糕。在夏季，他們特制的桃子冰淇淋，是別有風味的。”
美食家唐魯孫後來回憶上海的西點店，也特意指出，“西摩路口飛達西點店的奶油栗子蛋糕松散不滯，香甜適口，跟北平擷英的奶油栗子粉，都是能夠令人回味的西點。”
上海總是這樣，呈現著“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風格，不僅有川、粵、京、魯、江浙、淮揚等特色菜系、傳統名點和茶酒文化，還匯聚著有歐美情調、各國風情的西餐館、咖啡廳。
受此文化影響，張愛玲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亦中亦西的。
別看她在小說裏寫飛達沒有情調，事實上，她對飛達獨有的拿手點心如數家珍：栗子粉蛋糕和奶酪稻草[一種半螺旋形的鹹酥皮小條]，還有她父親每去必買的香腸卷。
某一日，好友炎櫻坐在張愛玲公寓的陽臺上，拿著相機隨意拍，邊拍邊問，“如果離開上海，你最想念的是什麽？”
張愛玲脫口就答：“飛達咖啡館的香腸卷。”
說這話時，她一手叉腰，頭微微揚起，神情中夾著幾分傲然。炎櫻按下快門，這就是張愛玲那張經典照片的由來。
至於栗子粉蛋糕，則是飛達的招牌。
張愛玲在《十八春》裏提起過，當時，曼楨在醫院計劃逃脫，姐姐曼璐卻遲遲不肯走，曼楨心裏非常著急，看見病房地板上的糖炒栗子殼，想起已是深秋：
“突然她自言自語似地說，‘現在栗子粉蛋糕大概有了吧？’她忽然對食物感到興味，曼璐更覺得放心了，忙笑道，‘你可想吃？想吃我去給你買。’ ”
除此之外，起士林咖啡館對張愛玲來說也很重要。
她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寫道，“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裏之勢……”
這家店在上海的地位僅次於飛達，從裝潢到口味，都是很多顧客的首選。“得鮮濃之勝”的重奶油更是起士林的特色，不僅口味醇厚，給得還特別多。
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抗戰勝利，九莉帶了一大盒奶油蛋糕準備送人，誰知電車上非常擠，“這家西點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別多，照這樣要擠成漿糊了。”說的就是起士林的蛋糕。
當然，面包也是起士林的招牌，但張愛玲認為，它更像是“最軟性的鬧鐘，無如鬧得不是時候，白吵醒了人，像惱人春色一樣使人沒奈何。有了這位‘芳’鄰，實在是一種騷擾”。
說是騷擾，但張愛玲顯然十分享受，尤其是起士林特有的“方角德國面包”：“外皮相當厚而脆，中心微濕，是普通面包中的極品，與美國加了防腐劑的軟綿綿的枕頭面包不可同日而語。我姑姑說可以不抹黃油，白吃。”
對於面包，張愛玲頗有心得。
她曾念及兆豐公園對面的老大昌[Tchakalian]俄國面包店，說裏面有一種特別小的面包，“半球型，上面略有點酥皮，下面底上嵌著一只半寸寬的十字托子，這十字大概面和得較硬，裏面摻了點乳酪，微鹹，與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
後來，在美國的張愛玲偶然聽到“熱十字小面包”的名字，滿心歡喜，以為就是老大昌的那種面包，見到的卻是粗糙的小圓面包，上面用白糖畫了個細小的十字，口味很一般，“即使初出爐也不是香餑餑。”可見對老大昌情有獨鐘。
在《同學少年都不賤》中，張愛玲描述三十年代的女校生活，再一次提起老大昌面包：
“只有趙玨家裏女傭經常按期來送點心換洗衣服，因此都托她代買各色俄國小甜面包，買了來大家分配。‘儀貞總要狠狠的看一眼，揀大的。’恩娟背後說。”
與之相似的還有惠爾康咖啡館。
在《愛憎表》裏，張愛玲自述，“十三四歲在上海我和我弟弟去看電影，散場出來，那天是僅有的一次我建議去吃點東西。兆豐公園附近新開了一家露天咖啡館叫惠爾康，英文‘歡迎’的音譯。花園裏樹蔭下擺滿了白桌布小圓桌。我點了一客冰淇淋，他點了啤酒，我詫異地笑了。他顯然急於長大，我並不。”
可以說，這些時髦的咖啡館和西點店，是因為有了張愛玲的文字才得以流傳。但學者吳福輝認為，張愛玲筆下的美食實在有些“不大靈光”，不僅以偏概全，還有“傾向問題”，相比中點，“似乎更註重西點的氣味與氛圍。”
要我說，何必這麽嚴肅？愛玲不過是在盡興生活罷了。
她晚年獨居，熱衷看偵探小說，常去買甜點蛋糕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也用的是冰淇淋。閑著無聊時，她會看看港臺有沒有書商盜印自己的書，有的話就和他們打官司要錢。學者想拜訪她都被拒絕，只和幾個要好的朋友通信。
這不就是我輩i人的夢想生活？
隨心所欲地活著，吃甜品看小說，免去不必要的社交，三五朋友即可。至於選擇中點還是西點，又是否映射了愛玲的政治傾向——餵，吃個東西而已，要不要這麽累？
就如愛玲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寫的，“報刊上談吃的文字很多，也從來不嫌多。中國人好吃，我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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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色，戒》裏，王佳芝和易先生幽會，到他特意揀中的“靜安寺路西摩路口（今南京西路陜西北路）的咖啡館”等他。
“這家大概主要靠門市外賣，只裝著寥寥幾個卡位，雖然陰暗，情調毫無。靠裏有個冷氣玻璃櫃臺裝著各色西點，後面一個狹小的甬道燈點得雪亮，照出裏面的墻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凹凹的不平……她聽他說，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號西崽出來開的。”
說的是飛達咖啡館。
作為上海咖啡西點店的前輩，飛達的發展幾乎和上海同步，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經躋身“上海最貴最好的咖啡店”之列。
張若谷在《現代趣味》中多次提及這家店：“如果要喝珈琲[張若谷習慣把“咖啡”寫成“珈琲”]，外白渡橋堍的番丹拉爾[飛達的原名“Federal”的音譯之一]，還有靜安寺路口的番丹拉爾，這兩家富於德國藝術裝飾趣味的珈琲館，不但珈琲濃郁，而且有很可口的蛋糕。在夏季，他們特制的桃子冰淇淋，是別有風味的。”
美食家唐魯孫後來回憶上海的西點店，也特意指出，“西摩路口飛達西點店的奶油栗子蛋糕松散不滯，香甜適口，跟北平擷英的奶油栗子粉，都是能夠令人回味的西點。”
上海總是這樣，呈現著“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風格，不僅有川、粵、京、魯、江浙、淮揚等特色菜系、傳統名點和茶酒文化，還匯聚著有歐美情調、各國風情的西餐館、咖啡廳。
受此文化影響，張愛玲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亦中亦西的。
別看她在小說裏寫飛達沒有情調，事實上，她對飛達獨有的拿手點心如數家珍：栗子粉蛋糕和奶酪稻草[一種半螺旋形的鹹酥皮小條]，還有她父親每去必買的香腸卷。
某一日，好友炎櫻坐在張愛玲公寓的陽臺上，拿著相機隨意拍，邊拍邊問，“如果離開上海，你最想念的是什麽？”
張愛玲脫口就答：“飛達咖啡館的香腸卷。”
說這話時，她一手叉腰，頭微微揚起，神情中夾著幾分傲然。炎櫻按下快門，這就是張愛玲那張經典照片的由來。
至於栗子粉蛋糕，則是飛達的招牌。
張愛玲在《十八春》裏提起過，當時，曼楨在醫院計劃逃脫，姐姐曼璐卻遲遲不肯走，曼楨心裏非常著急，看見病房地板上的糖炒栗子殼，想起已是深秋：
“突然她自言自語似地說，‘現在栗子粉蛋糕大概有了吧？’她忽然對食物感到興味，曼璐更覺得放心了，忙笑道，‘你可想吃？想吃我去給你買。’ ”
除此之外，起士林咖啡館對張愛玲來說也很重要。
她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寫道，“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裏之勢……”
這家店在上海的地位僅次於飛達，從裝潢到口味，都是很多顧客的首選。“得鮮濃之勝”的重奶油更是起士林的特色，不僅口味醇厚，給得還特別多。
張愛玲在《小團圓》裏寫抗戰勝利，九莉帶了一大盒奶油蛋糕準備送人，誰知電車上非常擠，“這家西點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別多，照這樣要擠成漿糊了。”說的就是起士林的蛋糕。
當然，面包也是起士林的招牌，但張愛玲認為，它更像是“最軟性的鬧鐘，無如鬧得不是時候，白吵醒了人，像惱人春色一樣使人沒奈何。有了這位‘芳’鄰，實在是一種騷擾”。
說是騷擾，但張愛玲顯然十分享受，尤其是起士林特有的“方角德國面包”：“外皮相當厚而脆，中心微濕，是普通面包中的極品，與美國加了防腐劑的軟綿綿的枕頭面包不可同日而語。我姑姑說可以不抹黃油，白吃。”
對於面包，張愛玲頗有心得。
她曾念及兆豐公園對面的老大昌[Tchakalian]俄國面包店，說裏面有一種特別小的面包，“半球型，上面略有點酥皮，下面底上嵌著一只半寸寬的十字托子，這十字大概面和得較硬，裏面摻了點乳酪，微鹹，與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
後來，在美國的張愛玲偶然聽到“熱十字小面包”的名字，滿心歡喜，以為就是老大昌的那種面包，見到的卻是粗糙的小圓面包，上面用白糖畫了個細小的十字，口味很一般，“即使初出爐也不是香餑餑。”可見對老大昌情有獨鐘。
在《同學少年都不賤》中，張愛玲描述三十年代的女校生活，再一次提起老大昌面包：
“只有趙玨家裏女傭經常按期來送點心換洗衣服，因此都托她代買各色俄國小甜面包，買了來大家分配。‘儀貞總要狠狠的看一眼，揀大的。’恩娟背後說。”
與之相似的還有惠爾康咖啡館。
在《愛憎表》裏，張愛玲自述，“十三四歲在上海我和我弟弟去看電影，散場出來，那天是僅有的一次我建議去吃點東西。兆豐公園附近新開了一家露天咖啡館叫惠爾康，英文‘歡迎’的音譯。花園裏樹蔭下擺滿了白桌布小圓桌。我點了一客冰淇淋，他點了啤酒，我詫異地笑了。他顯然急於長大，我並不。”
可以說，這些時髦的咖啡館和西點店，是因為有了張愛玲的文字才得以流傳。但學者吳福輝認為，張愛玲筆下的美食實在有些“不大靈光”，不僅以偏概全，還有“傾向問題”，相比中點，“似乎更註重西點的氣味與氛圍。”
要我說，何必這麽嚴肅？愛玲不過是在盡興生活罷了。
她晚年獨居，熱衷看偵探小說，常去買甜點蛋糕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也用的是冰淇淋。閑著無聊時，她會看看港臺有沒有書商盜印自己的書，有的話就和他們打官司要錢。學者想拜訪她都被拒絕，只和幾個要好的朋友通信。
這不就是我輩i人的夢想生活？
隨心所欲地活著，吃甜品看小說，免去不必要的社交，三五朋友即可。至於選擇中點還是西點，又是否映射了愛玲的政治傾向——餵，吃個東西而已，要不要這麽累？
就如愛玲在《談吃與畫餅充饑》中寫的，“報刊上談吃的文字很多，也從來不嫌多。中國人好吃，我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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