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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市場裏慢慢走著，暫時忘記了梅蘭，忘記了公約，忘記了倒計時。溫敘禮買了兩杯熱巧克力，遞給林景瀾一杯。濃郁的香氣在冷空氣中格外誘人。
“小時候，我媽也會在市場給我買熱巧克力。”溫敘禮說，“冬天的時候，捧著熱杯子，手就不冷了。”
“你媽媽是個怎樣的人？”林景瀾問。
溫敘禮思考了一會兒：“溫柔，但堅定。她相信科學能讓人更好，但前提是科學服務於人，而不是控制人。有時候我想，如果她還在，看到我們現在在做的事，一定會……”
他沒有說完，但林景瀾明白。
他們在市場邊緣的長椅上坐下，看著逐漸熱鬧起來的廣場。游客開始增多，本地人采購日用品，孩子們在噴泉邊玩耍，狗在主人腳邊打轉。
“正常的生活。”謝婉研也坐下來，手裏拿著一杯咖啡，“有時候，為了保衛這樣的正常，我們需要做不正常的事。”
她的話把現實拉回眼前。放松時刻結束，他們需要回到戰鬥中去。
午飯在一家小餐館解決。簡單的沙拉和三明治，但食材新鮮，味道很好。吃飯時，他們低聲討論著下午的會議策略。
“克勞斯今天一定會反對記憶操控禁令。”謝婉研分析，“他的論點會是：定義模糊，阻礙合法研究，侵犯科學自由。我們需要準備好具體的技術描述和案例。”
“用梅蘭的例子？”溫敘禮問。
“還不能公開說，但可以用理論案例。”謝婉研說，“描述記憶植入的技術流程，解釋它如何破壞人的自主性和身份認同。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理論支撐。”
林景瀾安靜地聽著，突然說：“我可以在下午發言嗎？”
兩人看向他。
“我想從個人角度講。”林景瀾說，“不是講我的經歷，而是講一個假設：如果有人在我的記憶裏植入片段，讓我以為某些事發生過，而某些事沒發生過，那‘我’還是我嗎？我的身份，我的選擇，還有多少是真實的？”
這個問題直擊核心。記憶操控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控制行為，而是篡改人的過去——而過去決定了我們是誰。
“可以說。”謝婉研點頭，“但要控制情緒，保持理性。我們需要的是說服，不是煽情。”
下午一點半，他們返回萬國宮。市場裏的輕松氛圍被會議室的嚴肅氣氛取代。溫敘禮註意到，克勞斯今天提前到了，正在和幾位歐洲委員低聲交談，表情認真而誠懇。
下午兩點，會議開始。今天的議題正是“記憶操控及其他深度神經幹預技術的倫理邊界”。
發言順序經過精心安排。首先是一位神經科學家介紹記憶形成的生理機制，然後是法律專家討論現有的法律框架如何無法覆蓋新技術，接著是倫理學家提出原則性建議。
然後輪到實踐案例。謝婉研站起來，屏幕上出現了模擬示意圖：記憶編碼、存儲、提取的神經環路，然後是外部幹預如何可能篡改這些過程。
“關鍵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應用場景和目的。”謝婉研說，“如果用於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幫助患者整合破碎的記憶，那是醫療應用。但如果用於植入虛假記憶，改變人的身份認同或行為傾向，那就是濫用。”
她展示了幾種可能的濫用場景：商業公司植入對產品的虛假好感，政治團體植入對意識形態的忠誠，甚至個人用來控制他人的情感。
“這些聽起來像科幻小說，但技術已經存在。”謝婉研最後說，“區別只在於，我們是否允許它被這樣使用。”
克勞斯舉手請求發言。獲得同意後，他站起來，表情莊重。
“謝博士的擔憂我完全理解。”他開場很客氣，“但我必須指出，這種‘滑坡論證’可能阻礙真正有益的研究。因為害怕技術被濫用，就禁止所有相關研究，等於因為害怕車禍就禁止汽車。”
他走向發言席，調整了一下麥克風：“讓我舉個例子。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失去記憶，失去自我。如果神經科學技術能夠幫助他們恢覆部分記憶，哪怕是通過外部輔助，難道這不是好事嗎？而如果我們制定過於嚴格的禁令，這樣的研究可能就無法進行。”
論點很巧妙——從最弱勢、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切入，引發同情。
“問題在於如何區分治療和操控。”謝婉研回應，“我們需要的是精準監管，不是全面禁止。”
“但監管需要明確的界限。”克勞斯說，“什麽程度的記憶輔助算治療？什麽程度算操控？誰來界定？如果一個患者在接受治療後，對某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這是治療的成功，還是被操控了？”
辯論升級。溫敘禮看到，幾位委員開始點頭，似乎被克勞斯的論點打動。他正準備舉手發言，林景瀾先站了起來。
施耐德教授示意他發言。
“我想分享一個思考實驗。”林景瀾的聲音清晰而平靜，“假設有兩種技術。第一種，幫助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找回真實的記憶——他們確實經歷過的童年、家人、重要時刻。第二種，給健康的人植入虛假記憶——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某個品牌的產品中獲得了快樂，或者以為某個政治人物曾經幫助過他們。”
他停頓了一下，讓這個對比被消化：“第一種技術，目標是恢覆真實的自我。第二種技術，目標是創造虛假的自我。即使技術上相似，目的完全不同。”
克勞斯想要插話，但林景瀾繼續說：“所以界限不在於技術細節，而在於目的和結果。如果一個技術的主要用途是創造虛假，那麽即使有少數治療應用，我們也應該嚴格限制它。因為一旦技術擴散，濫用幾乎是必然的。”
他看向克勞斯：“就像汽車，我們都知道它主要用於交通，車禍是意外。但如果一種工具的主要用途是傷害人，只有少數建設性應用，我們就會嚴格管制它——比如炸小藥。”
類比很有力。溫敘禮看到克勞斯的笑容有些僵硬。
辯論繼續，但風向開始轉變。林景瀾的發言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考框架：不是禁止所有技術，而是根據主要用途和風險等級進行監管。
下午的會議在五點半結束。記憶操控禁令條款的原則性框架獲得通過，具體的監管等級將在後續會議細化。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展。
走出會議室時，克勞斯迎面走來。他依然保持著禮貌的微笑。
“精彩的發言，林先生。”他說，“你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自己——理想主義，相信原則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話裏有話。林景瀾平靜地回應：“謝謝。但我認為這不是理想主義，是現實主義。看到了問題，所以嘗試解決它。”
克勞斯點點頭，轉向溫敘禮：“你們很優秀。但記住，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時候，為了更大的善，我們需要接受一些灰色的地帶。”
他說完，轉身離開。溫敘禮看著他的背影，思考著這句話的含義——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還是某種警告？
回酒店的車上，謝婉研接到了專案組的電話。通話結束後，她的表情變得嚴峻。
“新情況。”她說，“‘影子’又聯系了專案組。投資者演示的具體時間確定了——下周四下午三點。而且，投資者名單中，確實有萊克斯制藥的代表，但不是克勞斯本人，是他的副手。”
“克勞斯很小心。”溫敘禮說，“自己不直接出面，讓手下處理。”
“還有更糟的。”謝婉研壓低聲音，“‘影子’說，研究所為了準備演示，正在加快實驗進度。參與者中，有兩人出現了嚴重的記憶混淆癥狀，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研究所的處理方式是……增加鎮靜劑劑量，讓他們保持安靜。”
林景瀾握緊了拳頭：“他們在傷害那些人。”
“而且時間不多了。”溫敘禮計算著，“今天周二。下周四下午三點，我們還有不到九天時間。”
“專案組正在準備行動方案。”謝婉研說，“但需要瑞士當局的配合，還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最好能在演示進行時突襲，人贓俱獲。”
“風險很大。”溫敘禮說，“如果突襲失敗，證據可能被銷毀，參與者可能被轉移。”
“所以需要周密的計劃。”謝婉研看著他們，“專案組詢問……你們是否願意提供協助？不參與直接行動，但幫助分析建築圖紙，制定可能的進入和撤離路線。”
這是一個委婉的邀請——希望他們利用對零域技術的了解，幫助制定方案。
溫敘禮和林景瀾對視一眼，同時點頭。
“我們願意。”溫敘禮說。
回到酒店，圖紙再次被攤開。這次，他們看得更仔細。溫敘禮用紅筆標出了可能的監控盲點，林景瀾則根據自己在零域的經驗，推測了實驗區可能的位置和安保措施。
“如果他們真的在做記憶植入，需要安靜、隔離的環境。”林景瀾指著地下室的一個區域，“這裏，遠離通風管道和電梯井，可能是主要實驗區。墻壁應該做了隔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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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市場裏慢慢走著，暫時忘記了梅蘭，忘記了公約，忘記了倒計時。溫敘禮買了兩杯熱巧克力，遞給林景瀾一杯。濃郁的香氣在冷空氣中格外誘人。
“小時候，我媽也會在市場給我買熱巧克力。”溫敘禮說，“冬天的時候，捧著熱杯子，手就不冷了。”
“你媽媽是個怎樣的人？”林景瀾問。
溫敘禮思考了一會兒：“溫柔，但堅定。她相信科學能讓人更好，但前提是科學服務於人，而不是控制人。有時候我想，如果她還在，看到我們現在在做的事，一定會……”
他沒有說完，但林景瀾明白。
他們在市場邊緣的長椅上坐下，看著逐漸熱鬧起來的廣場。游客開始增多，本地人采購日用品，孩子們在噴泉邊玩耍，狗在主人腳邊打轉。
“正常的生活。”謝婉研也坐下來，手裏拿著一杯咖啡，“有時候，為了保衛這樣的正常，我們需要做不正常的事。”
她的話把現實拉回眼前。放松時刻結束，他們需要回到戰鬥中去。
午飯在一家小餐館解決。簡單的沙拉和三明治，但食材新鮮，味道很好。吃飯時，他們低聲討論著下午的會議策略。
“克勞斯今天一定會反對記憶操控禁令。”謝婉研分析，“他的論點會是：定義模糊，阻礙合法研究，侵犯科學自由。我們需要準備好具體的技術描述和案例。”
“用梅蘭的例子？”溫敘禮問。
“還不能公開說，但可以用理論案例。”謝婉研說，“描述記憶植入的技術流程，解釋它如何破壞人的自主性和身份認同。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理論支撐。”
林景瀾安靜地聽著，突然說：“我可以在下午發言嗎？”
兩人看向他。
“我想從個人角度講。”林景瀾說，“不是講我的經歷，而是講一個假設：如果有人在我的記憶裏植入片段，讓我以為某些事發生過，而某些事沒發生過，那‘我’還是我嗎？我的身份，我的選擇，還有多少是真實的？”
這個問題直擊核心。記憶操控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控制行為，而是篡改人的過去——而過去決定了我們是誰。
“可以說。”謝婉研點頭，“但要控制情緒，保持理性。我們需要的是說服，不是煽情。”
下午一點半，他們返回萬國宮。市場裏的輕松氛圍被會議室的嚴肅氣氛取代。溫敘禮註意到，克勞斯今天提前到了，正在和幾位歐洲委員低聲交談，表情認真而誠懇。
下午兩點，會議開始。今天的議題正是“記憶操控及其他深度神經幹預技術的倫理邊界”。
發言順序經過精心安排。首先是一位神經科學家介紹記憶形成的生理機制，然後是法律專家討論現有的法律框架如何無法覆蓋新技術，接著是倫理學家提出原則性建議。
然後輪到實踐案例。謝婉研站起來，屏幕上出現了模擬示意圖：記憶編碼、存儲、提取的神經環路，然後是外部幹預如何可能篡改這些過程。
“關鍵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應用場景和目的。”謝婉研說，“如果用於治療創傷後應激障礙，幫助患者整合破碎的記憶，那是醫療應用。但如果用於植入虛假記憶，改變人的身份認同或行為傾向，那就是濫用。”
她展示了幾種可能的濫用場景：商業公司植入對產品的虛假好感，政治團體植入對意識形態的忠誠，甚至個人用來控制他人的情感。
“這些聽起來像科幻小說，但技術已經存在。”謝婉研最後說，“區別只在於，我們是否允許它被這樣使用。”
克勞斯舉手請求發言。獲得同意後，他站起來，表情莊重。
“謝博士的擔憂我完全理解。”他開場很客氣，“但我必須指出，這種‘滑坡論證’可能阻礙真正有益的研究。因為害怕技術被濫用，就禁止所有相關研究，等於因為害怕車禍就禁止汽車。”
他走向發言席，調整了一下麥克風：“讓我舉個例子。阿爾茨海默癥患者失去記憶，失去自我。如果神經科學技術能夠幫助他們恢覆部分記憶，哪怕是通過外部輔助，難道這不是好事嗎？而如果我們制定過於嚴格的禁令，這樣的研究可能就無法進行。”
論點很巧妙——從最弱勢、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切入，引發同情。
“問題在於如何區分治療和操控。”謝婉研回應，“我們需要的是精準監管，不是全面禁止。”
“但監管需要明確的界限。”克勞斯說，“什麽程度的記憶輔助算治療？什麽程度算操控？誰來界定？如果一個患者在接受治療後，對某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這是治療的成功，還是被操控了？”
辯論升級。溫敘禮看到，幾位委員開始點頭，似乎被克勞斯的論點打動。他正準備舉手發言，林景瀾先站了起來。
施耐德教授示意他發言。
“我想分享一個思考實驗。”林景瀾的聲音清晰而平靜，“假設有兩種技術。第一種，幫助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找回真實的記憶——他們確實經歷過的童年、家人、重要時刻。第二種，給健康的人植入虛假記憶——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某個品牌的產品中獲得了快樂，或者以為某個政治人物曾經幫助過他們。”
他停頓了一下，讓這個對比被消化：“第一種技術，目標是恢覆真實的自我。第二種技術，目標是創造虛假的自我。即使技術上相似，目的完全不同。”
克勞斯想要插話，但林景瀾繼續說：“所以界限不在於技術細節，而在於目的和結果。如果一個技術的主要用途是創造虛假，那麽即使有少數治療應用，我們也應該嚴格限制它。因為一旦技術擴散，濫用幾乎是必然的。”
他看向克勞斯：“就像汽車，我們都知道它主要用於交通，車禍是意外。但如果一種工具的主要用途是傷害人，只有少數建設性應用，我們就會嚴格管制它——比如炸小藥。”
類比很有力。溫敘禮看到克勞斯的笑容有些僵硬。
辯論繼續，但風向開始轉變。林景瀾的發言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思考框架：不是禁止所有技術，而是根據主要用途和風險等級進行監管。
下午的會議在五點半結束。記憶操控禁令條款的原則性框架獲得通過，具體的監管等級將在後續會議細化。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展。
走出會議室時，克勞斯迎面走來。他依然保持著禮貌的微笑。
“精彩的發言，林先生。”他說，“你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自己——理想主義，相信原則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話裏有話。林景瀾平靜地回應：“謝謝。但我認為這不是理想主義，是現實主義。看到了問題，所以嘗試解決它。”
克勞斯點點頭，轉向溫敘禮：“你們很優秀。但記住，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時候，為了更大的善，我們需要接受一些灰色的地帶。”
他說完，轉身離開。溫敘禮看著他的背影，思考著這句話的含義——是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還是某種警告？
回酒店的車上，謝婉研接到了專案組的電話。通話結束後，她的表情變得嚴峻。
“新情況。”她說，“‘影子’又聯系了專案組。投資者演示的具體時間確定了——下周四下午三點。而且，投資者名單中，確實有萊克斯制藥的代表，但不是克勞斯本人，是他的副手。”
“克勞斯很小心。”溫敘禮說，“自己不直接出面，讓手下處理。”
“還有更糟的。”謝婉研壓低聲音，“‘影子’說，研究所為了準備演示，正在加快實驗進度。參與者中，有兩人出現了嚴重的記憶混淆癥狀，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研究所的處理方式是……增加鎮靜劑劑量，讓他們保持安靜。”
林景瀾握緊了拳頭：“他們在傷害那些人。”
“而且時間不多了。”溫敘禮計算著，“今天周二。下周四下午三點，我們還有不到九天時間。”
“專案組正在準備行動方案。”謝婉研說，“但需要瑞士當局的配合，還需要一個合適的時機——最好能在演示進行時突襲，人贓俱獲。”
“風險很大。”溫敘禮說，“如果突襲失敗，證據可能被銷毀，參與者可能被轉移。”
“所以需要周密的計劃。”謝婉研看著他們，“專案組詢問……你們是否願意提供協助？不參與直接行動，但幫助分析建築圖紙，制定可能的進入和撤離路線。”
這是一個委婉的邀請——希望他們利用對零域技術的了解，幫助制定方案。
溫敘禮和林景瀾對視一眼，同時點頭。
“我們願意。”溫敘禮說。
回到酒店，圖紙再次被攤開。這次，他們看得更仔細。溫敘禮用紅筆標出了可能的監控盲點，林景瀾則根據自己在零域的經驗，推測了實驗區可能的位置和安保措施。
“如果他們真的在做記憶植入，需要安靜、隔離的環境。”林景瀾指著地下室的一個區域，“這裏，遠離通風管道和電梯井，可能是主要實驗區。墻壁應該做了隔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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