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番外 長田友吉（戰犯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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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番外 長田友吉（戰犯供述）
長田友吉
（日軍軍醫。相關內容參見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第192-194、775-777頁；及中央檔案館整理：《中央檔t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第3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0—14頁。）
長田友吉筆供
（1954年8月4日）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於山東省濟南陸軍醫院衛生新兵教育隊，根據院長、軍醫中佐高木千年的命令，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和我（四一大隊五中隊衛生一等兵），為三百五十名衛生新兵進行直觀教育，將兩名由濟南俘虜收容所送來的三十歲左右的中國農民（男），用解剖刀加以解剖虐殺。解剖是由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共同進行的。我作為受解剖教育者同時也參與了這次虐殺，此外，飯岡衛生軍曹又將被虐殺者其中一名的肝臟、脾臟、胰臟、腎臟等取出來當作教育標本。屍體埋於醫院的一角。
一九四三年八月，北京發生的霍亂，可以肯定為日軍的謀略所致。其根據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北京的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數名軍醫，對約二百三十名的衛生下士官候補者，進行了約兩個星期的霍亂、傷寒、赤痢菌的檢索教育。某軍醫曾說過，防疫部經常培養的霍亂菌，能消滅全世界的人口。
一九四三年八月上旬，根據防疫給水部部長西村軍醫大佐的命令，我與約二百名衛生下士官候補者，和在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病理試驗室、細菌室服務的軍醫、衛生下士官、衛生兵約五十名，在北京市內對中國人進行霍亂菌檢查，將患霍亂病的人封鎖在家裏，禁止出入，也不予治療，就這樣屠殺了三百名和平人民。
（1954年11月1日）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九時，山東省濟南陸軍醫院教育隊隊長軍醫大尉鈴木，命令衛生新兵教育隊在醫院的庭院中集合，受教育的新兵約有三百五十人，當時我是衛生一等兵。濟南陸軍醫院院長軍醫佐高木千年命令日本軍從濟南俘虜收容所帶來兩名中國男子，年齡約三十五歲左右。
他們由於長期被監禁，身體瘦弱不堪。教育助手飯岡衛生軍曹命令十餘名衛生新兵，立即將兩名中國人的衣服全部脫光，分別用麻繩綁在距離約三十米處的兩個解剖臺上。這十幾名新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槍，包圍了兩個解剖臺。兩名中國人知道自己即將被殺害，不斷地呼喊“快點，快點”！於是教育主任鈴木軍醫大尉立即命令飯岡衛生軍曹用東西堵上了兩名中國人的嘴。
當三百五十名新兵圍站在綁在解剖臺上的一名中國人身邊時，鈴木軍醫大尉說：“現在開始進行解剖實驗，大家要好好回顧課堂上講過的人體構造，認真觀察。這兩名俘虜，是用來作學術實驗的，你們要懷著送葬的心情，先從切除闌尾開始；一般要進行麻醉，但今天要把他們殺掉，所以不註射麻藥。”
說著，他拿起了鋒利的手術刀，“噗哧”一聲從中國人的右下腹部切下去。鈴木軍醫大尉在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的幫助下，用了二十分鐘尋找闌尾，而且沒有進行麻醉，中國人由於極度的痛苦，發出深深的呻吟，拼命掙紮，麻繩幾乎被掙斷，粘汗順著頭、頸、胸流下來。鈴木軍醫大尉讓飯岡衛生軍曹按住中國人的身體，切除了闌尾，他用手提著送到我們面前，進行講解。
這時中國人更加疼痛難忍，鈴木軍醫大尉說：“好了，你太痛苦了，殺了你吧！”說著，用一個尖刃刀向中國人的頸部刺去，把他殺害了。然後，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和飯岡衛生軍曹切除了肝、脾、胰、腎等腹部臟器，並將這些臟器逐一切開向我們進行講解。當將腸子取出時，鈴木軍醫大尉讓兩名新兵手持腸子的兩端，他說：“腸子的全長大約九米，因為這個俘虜是用來作解剖的，沒有給他吃東西，所以腸子是空的。”通過活體解剖殘酷地殺害了一名中國人後，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和我們三百五十名新兵，又圍到綁著另一名中國人的解剖臺周圍。這次是由井績軍醫少尉切開了中國人的頸部，插上氣管切開器。中國人由於疼痛而開始掙紮，井績軍醫少尉用尖刃刀刺入中國人的頸部，將其殺害。接著，井績軍醫少尉在飯岡衛生軍曹的幫助下，用骨鉗將肋骨“哢吧、哢吧”地一根根切斷，從胸膛取出肺、心臟和氣管，又將這些內器官逐一切開，對我們講解。最後，由井績軍醫少尉和飯岡衛生軍曹將第一個被慘殺的中國人的肝、脾、胰、腎臟等腹部臟器裝入盛有福爾馬林液的容器裏作為標本。在兩名中國人屍體的胸膛和腹腔裏塞上爛棉花，然後草草縫合，裝進兩個麻袋裏，由數名新兵埋在醫院內的豬圈旁。通過上述方法，我參與了對兩名中國人的集體屠殺。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以衛生兵長的身份參加了河北省北京西華園華北衛生部候補下士官教育隊受訓，同時受訓的約有二百人。
根據教育隊隊長某軍醫中佐的命令，出差到北京天壇華北防疫給水部西村部隊參加細菌檢索訓練。當時，西村防疫給水部設有細菌試驗室，約有十個房間，其中有細菌培養室、滅菌室、顯微鏡檢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幾名同事一起進入了霍亂菌培養室。室內有一個高2米、長1.5米、寬80厘米的大滅菌器，其中裝著五個高30厘米、長50厘米、寬30厘米鋁制霍亂菌培養器。這時，正在細菌室值班的某軍醫中尉指著培養器向我們解釋說：“這裏面培養著難以計數的霍亂菌，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的領土上培養撒布細菌，大量屠殺中國人民的嚴重罪行。
一九四三年八月，由於日本侵略軍華北方面軍西村防疫給水部撒布霍亂菌，霍亂在北京市內外發生蔓延。當時我以衛生兵長的身份參加華北衛生部候補下士官教育隊，和同事二百名，以及北京第二陸軍醫院西村防疫給水部的軍醫衛生下士官、衛生兵等五十人，總共二百五十人，侵入北京市內外，試驗霍亂菌的繁殖力。當時，我同西村防疫給水部的某軍醫中尉和一名翻譯，闖入北京市內北安門附近的一個中國人洋車夫的家裏。這家的男主人年約四十歲左右，因患霍亂，倒在地上的吐瀉物中，用微弱的聲音求救。
軍醫立即將可檢物裝入試管，並命令我們：“他如果爬出去就會散布細菌，快把門關上！”我把這個痛苦萬分、企圖掙紮著站起來的中國人踢到一旁，用粗草繩把門從外面牢牢地綁上，把這個中國人關在家裏，讓他死去。
另一天，我為了搜索霍亂患者，闖入北京城東的一戶民宅：這家也有一名四十歲左右的中國男人因患霍亂倒在地上，用微弱的聲音呼叫著，掙紮著。當我來到這個中國人的身邊時，他一下拉住我的手，那只手冰冷冰冷的，我又是怕又是氣，把他打倒在地，用放在門口的一條麻繩牢牢地把門綁上，讓中國人死在房裏。用上述方法，我自己殺害了兩名中國的和平人民；集體屠殺了三百名中國的和平人民。
（以上兩篇番外摘自《抗日戰爭時期細菌戰與防疫戰文獻集》之《中國藏細菌戰與衛生防疫檔案（二）》，張憲文，呂晶，主編；許峰源，呂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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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田友吉
（日軍軍醫。相關內容參見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細菌戰與毒氣戰》，中華書局，1989年，第192-194、775-777頁；及中央檔案館整理：《中央檔t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第3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0—14頁。）
長田友吉筆供
（1954年8月4日）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於山東省濟南陸軍醫院衛生新兵教育隊，根據院長、軍醫中佐高木千年的命令，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和我（四一大隊五中隊衛生一等兵），為三百五十名衛生新兵進行直觀教育，將兩名由濟南俘虜收容所送來的三十歲左右的中國農民（男），用解剖刀加以解剖虐殺。解剖是由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共同進行的。我作為受解剖教育者同時也參與了這次虐殺，此外，飯岡衛生軍曹又將被虐殺者其中一名的肝臟、脾臟、胰臟、腎臟等取出來當作教育標本。屍體埋於醫院的一角。
一九四三年八月，北京發生的霍亂，可以肯定為日軍的謀略所致。其根據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北京的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數名軍醫，對約二百三十名的衛生下士官候補者，進行了約兩個星期的霍亂、傷寒、赤痢菌的檢索教育。某軍醫曾說過，防疫部經常培養的霍亂菌，能消滅全世界的人口。
一九四三年八月上旬，根據防疫給水部部長西村軍醫大佐的命令，我與約二百名衛生下士官候補者，和在西村防疫給水部及第二陸軍醫院分院的病理試驗室、細菌室服務的軍醫、衛生下士官、衛生兵約五十名，在北京市內對中國人進行霍亂菌檢查，將患霍亂病的人封鎖在家裏，禁止出入，也不予治療，就這樣屠殺了三百名和平人民。
（1954年11月1日）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九時，山東省濟南陸軍醫院教育隊隊長軍醫大尉鈴木，命令衛生新兵教育隊在醫院的庭院中集合，受教育的新兵約有三百五十人，當時我是衛生一等兵。濟南陸軍醫院院長軍醫佐高木千年命令日本軍從濟南俘虜收容所帶來兩名中國男子，年齡約三十五歲左右。
他們由於長期被監禁，身體瘦弱不堪。教育助手飯岡衛生軍曹命令十餘名衛生新兵，立即將兩名中國人的衣服全部脫光，分別用麻繩綁在距離約三十米處的兩個解剖臺上。這十幾名新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槍，包圍了兩個解剖臺。兩名中國人知道自己即將被殺害，不斷地呼喊“快點，快點”！於是教育主任鈴木軍醫大尉立即命令飯岡衛生軍曹用東西堵上了兩名中國人的嘴。
當三百五十名新兵圍站在綁在解剖臺上的一名中國人身邊時，鈴木軍醫大尉說：“現在開始進行解剖實驗，大家要好好回顧課堂上講過的人體構造，認真觀察。這兩名俘虜，是用來作學術實驗的，你們要懷著送葬的心情，先從切除闌尾開始；一般要進行麻醉，但今天要把他們殺掉，所以不註射麻藥。”
說著，他拿起了鋒利的手術刀，“噗哧”一聲從中國人的右下腹部切下去。鈴木軍醫大尉在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的幫助下，用了二十分鐘尋找闌尾，而且沒有進行麻醉，中國人由於極度的痛苦，發出深深的呻吟，拼命掙紮，麻繩幾乎被掙斷，粘汗順著頭、頸、胸流下來。鈴木軍醫大尉讓飯岡衛生軍曹按住中國人的身體，切除了闌尾，他用手提著送到我們面前，進行講解。
這時中國人更加疼痛難忍，鈴木軍醫大尉說：“好了，你太痛苦了，殺了你吧！”說著，用一個尖刃刀向中國人的頸部刺去，把他殺害了。然後，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和飯岡衛生軍曹切除了肝、脾、胰、腎等腹部臟器，並將這些臟器逐一切開向我們進行講解。當將腸子取出時，鈴木軍醫大尉讓兩名新兵手持腸子的兩端，他說：“腸子的全長大約九米，因為這個俘虜是用來作解剖的，沒有給他吃東西，所以腸子是空的。”通過活體解剖殘酷地殺害了一名中國人後，鈴木軍醫大尉、井績軍醫少尉、飯岡衛生軍曹和我們三百五十名新兵，又圍到綁著另一名中國人的解剖臺周圍。這次是由井績軍醫少尉切開了中國人的頸部，插上氣管切開器。中國人由於疼痛而開始掙紮，井績軍醫少尉用尖刃刀刺入中國人的頸部，將其殺害。接著，井績軍醫少尉在飯岡衛生軍曹的幫助下，用骨鉗將肋骨“哢吧、哢吧”地一根根切斷，從胸膛取出肺、心臟和氣管，又將這些內器官逐一切開，對我們講解。最後，由井績軍醫少尉和飯岡衛生軍曹將第一個被慘殺的中國人的肝、脾、胰、腎臟等腹部臟器裝入盛有福爾馬林液的容器裏作為標本。在兩名中國人屍體的胸膛和腹腔裏塞上爛棉花，然後草草縫合，裝進兩個麻袋裏，由數名新兵埋在醫院內的豬圈旁。通過上述方法，我參與了對兩名中國人的集體屠殺。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以衛生兵長的身份參加了河北省北京西華園華北衛生部候補下士官教育隊受訓，同時受訓的約有二百人。
根據教育隊隊長某軍醫中佐的命令，出差到北京天壇華北防疫給水部西村部隊參加細菌檢索訓練。當時，西村防疫給水部設有細菌試驗室，約有十個房間，其中有細菌培養室、滅菌室、顯微鏡檢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我和幾名同事一起進入了霍亂菌培養室。室內有一個高2米、長1.5米、寬80厘米的大滅菌器，其中裝著五個高30厘米、長50厘米、寬30厘米鋁制霍亂菌培養器。這時，正在細菌室值班的某軍醫中尉指著培養器向我們解釋說：“這裏面培養著難以計數的霍亂菌，有了這些霍亂菌，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類殺光”。這一事實足以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的領土上培養撒布細菌，大量屠殺中國人民的嚴重罪行。
一九四三年八月，由於日本侵略軍華北方面軍西村防疫給水部撒布霍亂菌，霍亂在北京市內外發生蔓延。當時我以衛生兵長的身份參加華北衛生部候補下士官教育隊，和同事二百名，以及北京第二陸軍醫院西村防疫給水部的軍醫衛生下士官、衛生兵等五十人，總共二百五十人，侵入北京市內外，試驗霍亂菌的繁殖力。當時，我同西村防疫給水部的某軍醫中尉和一名翻譯，闖入北京市內北安門附近的一個中國人洋車夫的家裏。這家的男主人年約四十歲左右，因患霍亂，倒在地上的吐瀉物中，用微弱的聲音求救。
軍醫立即將可檢物裝入試管，並命令我們：“他如果爬出去就會散布細菌，快把門關上！”我把這個痛苦萬分、企圖掙紮著站起來的中國人踢到一旁，用粗草繩把門從外面牢牢地綁上，把這個中國人關在家裏，讓他死去。
另一天，我為了搜索霍亂患者，闖入北京城東的一戶民宅：這家也有一名四十歲左右的中國男人因患霍亂倒在地上，用微弱的聲音呼叫著，掙紮著。當我來到這個中國人的身邊時，他一下拉住我的手，那只手冰冷冰冷的，我又是怕又是氣，把他打倒在地，用放在門口的一條麻繩牢牢地把門綁上，讓中國人死在房裏。用上述方法，我自己殺害了兩名中國的和平人民；集體屠殺了三百名中國的和平人民。
（以上兩篇番外摘自《抗日戰爭時期細菌戰與防疫戰文獻集》之《中國藏細菌戰與衛生防疫檔案（二）》，張憲文，呂晶，主編；許峰源，呂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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