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番外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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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番外 大哥
1945年，8月14日，傍晚。
阿爾的本名是於壽昌。近十載的美國歲月，已將他身上許多屬於魯西於家莊園的痕跡磨洗得淡了，流利的英語、熨帖的西裝、以及這棟帶著整齊草坪的白色木屋，都讓他看起來像是成功地融入了這片“新大陸”。只有書架上幾冊線裝中文書，和夜深人靜時眉宇間偶爾掠過的一絲陰霾，暗示著那無法割斷的根。
突然，遠處市政廳的鐘聲瘋了似的敲響，緊接著，是更多的鐘聲、汽車喇叭的尖鳴、以及驟然爆發的、席卷了整個社區的歡呼聲。阿爾握著花剪的手停在了半空。
“阿爾！t阿爾！”瑪麗從屋裏沖了出來，圍裙上還沾著面粉，臉上是難以置信的狂喜，“收音機裏說日本投降了！戰爭結束了！”
剎那間，阿爾像是被釘在了原地。結束了？那場吞噬了他故國八年、將他的家族命運沖擊得七零八落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一股巨大的、幾乎讓他暈眩的熱流沖向頭頂，眼前精心打理的花園變得模糊。他想起了年邁的父親，想起了音訊渺茫的二弟祿昌，更想起了那個留在家鄉、性情堅韌卻命運多舛的三弟福昌。他們還活著嗎？那片飽經蹂躪的土地，終於等來了喘息之機？
“爸爸！我們贏了！”湯姆和安妮尖叫著撲過來，抱住他的腿。阿爾俯身將孩子們緊緊摟在懷裏，喉嚨哽咽，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當晚，艾姆斯維爾變成了歡樂的海洋。素日寧靜的街道上擠滿了歡呼雀躍的人群，素不相識的人互相擁抱、親吻，酒杯碰撞的聲音此起彼伏。阿爾和瑪麗也帶著孩子加入了慶祝的人流。他笑著，與鄰居們握手，為勝利幹杯，內心深處卻翻湧著一種覆雜難言的情緒。這喜悅是真實的，為世界重歸和平；但這喜悅又隔著一層，因為他的故鄉，那遙遠的衛河兩岸，曾承受的苦難太過具體、太過血腥，遠非此地的狂歡所能完全沖淡。
幾周後，一封輾轉數月、來自中國的家信終於送到了他手中。信是族中一位堂親執筆的，語氣謹慎而克制，只提及老太爺身體尚可，於家莊園在戰亂中勉力維持，但也含糊地提到了“民國三十二年魯西大災，水患之後覆起時疫，鄉親頗多傷亡，福昌彼時奔走辛勞……”。“時疫”？阿爾的心揪緊了。他憶起幾年前一些零星的、關於華北地區爆發“虎烈拉”的報道，當時只以為是戰亂導致的公共衛生崩潰。如今結合“水患”再想，一種模糊的不安感縈繞心頭。但信息太少，大洋的阻隔，使得真相如同隔著一層濃霧。
勝利的興奮漸漸沈澱，生活回歸日常。阿爾回到大學的應用生物學實驗室，繼續他關於水汙染微生物學的研究。他以為，和平已然降臨，過去的噩夢終將慢慢褪色。
轉年初春，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阿爾在圖書館查閱一批新到的專業期刊，其中幾本涉及戰時軍事醫學的特輯引起了他的註意。在一篇關於“極端環境下的病原體存活能力”的論文腳註裏，他看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引用來源：一份標註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部（SCAP）參謀二部初步報告（未公開）”的資料，提及的數據異常精確，尤其是在低溫和幹燥條件下某些腸道致病菌的存活時間，遠超學界已知水平。
阿爾起初只是出於學術好奇，試圖在公開渠道查找更多關於這份“SCAP參謀二部報告”的信息，卻一無所獲。幾天後，系裏一位與他私交不錯的同事，曾在戰時服役於陸軍技術部門的弗蘭克·懷特，在咖啡間閑聊時，阿爾不經意間提起了這個疑問。
弗蘭克聽到“SCAP參謀二部”時，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他壓低了聲音：“阿爾，你從哪裏聽到這個的？”
阿爾借口說是偶然在一篇論文的引用裏看到的。
弗蘭克環顧四周，確認無人註意，才湊近些說：“那是搞情報和特殊項目的地方。有些事，最好別深究。”他頓了頓，似乎在斟酌措辭，“我聽說，只是聽說，他們在跟一些特殊的日本人合作。是從滿洲那邊過來的，手裏有些讓人不舒服的數據。”
“滿洲？”阿爾的心臟猛地一跳，“關東軍？”
弗蘭克點了點頭，表情嚴肅：“具體的不清楚，但圈子裏有風聲，說我們的人，特別是德特裏克堡那邊，對他們掌握的東西非常感興趣。你知道的，就是馬裏蘭那個生物戰研究基地。”他拍了拍阿爾的肩膀，語氣帶著告誡，“阿爾，這些都是敏感話題，沾上沒好處。現在上面只看重這些東西的‘價值’，其他的沒人想提。”
弗蘭克的話像一塊冰，塞進了阿爾的胸膛。德特裏克堡？生物戰？日本的“特殊數據”？幾個關鍵詞串聯起來，指向一個他不敢細想的可能性。作為微生物學研究者，他當然明白那些在極端條件下獲取的、超越現有認知的數據意味著什麽，那背後很可能是無數次違背倫理、甚至極其殘忍的人體實驗。
接下來的幾周，阿爾陷入了一種焦灼的狀態。他表面上維持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內心卻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波瀾叢生。他開始有意識地在各種學術資料、軍方非保密性技術簡報甚至新聞報道的字裏行間尋找蛛絲馬跡。他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訪問權限，在圖書館深處翻找那些積滿灰塵的戰時報告和會議摘要。
線索零碎而隱晦。在一本不起眼的日本醫學雜志上，他看到一篇關於“凍傷病理”的論文，其描述之細致、病例數量之龐大，令人咋舌。另一份美國陸軍關於“媒介昆蟲散布”的研究綜述裏，含糊地提到了“借鑒了遠東戰場的某些實踐經驗”。他還註意到，有幾名日本科學家，其背景明顯與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有關聯，近期的學術活動中卻隱約出現了美國軍方資助或邀請的影子。
這些碎片化的信息，逐漸在他腦海中拼湊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圖景：美國軍方，或許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蘇聯的冷戰中占據優勢，正在系統地、秘密地接收和利用日本細菌戰部隊的研究成果。而交易的籌碼，很可能就是豁免這些戰犯的罪行。
科學的理性告訴他，這些數據或許具有巨大的“科研價值”；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卻在發出尖銳的抗議。那些數據，是用多少同胞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的家鄉魯西，那場蹊蹺的“時疫”，是否也與這些魔鬼的“實驗”有關？他想起了三弟福昌信中所說的“險死還生”，一股冰冷的寒意沿著脊椎爬升。
阿爾決定不能坐視不理。他通過一位曾經采訪過華人社區、對遠東事務表現出正義感的本地報紙記者吉姆·莫裏斯，試圖謹慎地探聽口風。在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們在大學城邊緣一家僻靜的咖啡館見了面。
當阿爾將自己搜集到的間接證據和疑慮，選擇性地告訴吉姆後，這位素以大膽著稱的記者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阿爾，你提到的這些，我也有所耳聞。”吉姆攪拌著咖啡，低聲道，“東京審判的範圍被限定了，很多關於細菌戰的東西被刻意壓了下來。我聽說，是最高層做的交易。石井四郎，731部隊的頭子，還有他的主要手下，用他們所有的研究資料，換取了不被起訴。”
“石井四郎！”阿爾喃喃念出這個名字，感到一陣惡心。這個名字與無數關於活體解剖、細菌註射、凍傷實驗的恐怖傳聞聯系在一起。
“是的，就是他。”吉姆肯定道，“交易是由盟軍最高司令部參謀二部操作的，負責人叫費爾，Willoughby。資料據說有幾十箱，已經陸續運往德特裏克堡了。那裏現在是我們生物戰研究的核心基地，這些‘戰利品’據說讓他們少走了很多彎路。”他的語氣裏帶著一絲嘲諷和無奈。
吉姆看著阿爾蒼白的臉，繼續道：“你想公開？阿爾，我勸你慎重。首先，我們缺乏直接證據，所有的核心文件都是最高機密。其次，現在的政治氣候，‘冷戰’已經開始了，政府、軍方和情報機構絕不會允許任何人破壞這筆交易，或者揭露德特裏克堡正在進行的、基於這些數據的新研究。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消息。你如果站出來，很可能首先毀掉的是你自己，你的工作，你的家庭。”
阿爾沈默了。吉姆的話像一盆冷水，澆滅了他心中殘存的沖動。他想到了瑪麗和孩子們依賴的目光，想到了自己苦心經營才獲得的學術地位和安穩生活。對抗國家機器，他渺小如螻蟻。
幾天後，他再次嘗試，聯系了一位在東部某華人僑領社團擔任理事的遠親。他在電話裏隱晦地表達了擔憂，希望華人社區能關註可能被掩蓋的日軍細菌戰罪行。對方的反應卻出乎意料地冷淡，更多的是對“莫談國事”、“不要惹麻煩”的勸誡，以及對於中國國內正在醞釀的內戰局勢的憂慮。
一種深切的無力感攫住了阿爾。他手握指向巨大罪惡的線索，卻無法撼動那堵由權力、利益和冷戰思維築成的高墻。他意識到，在現實的鐵幕之下，正義和真相是可以被交易的。那些在魯西、在哈爾濱、t在南京死去的冤魂，他們的痛苦和吶喊，在“國家利益”和“科學進步”的冰冷計算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他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臺燈的光暈照亮桌上散落的資料和筆記。那些冰冷的數字、術語，在他眼中化作了翻滾的毒霧、潰爛的皮膚和無聲哀嚎的同胞。他仿佛能看到三弟福昌，在衛河畔的廢墟與瘟疫中奔走，與這些資料所代表的罪惡的源頭進行著殊死搏鬥。而他，身在大洋彼岸的安全地帶，卻連為他們發聲都做不到。
夜深了，整棟房子安靜下來。瑪麗和孩子們早已入睡。阿爾輕輕走上樓，在孩子們的臥室門口駐足。湯姆和安妮睡得正香，小臉在睡夢中顯得無比安詳。他們屬於這片土地，他們的未來將與這裏緊密相連。而他自己呢？他的人生，仿佛被撕裂成了兩半。
他回到書房，抽出一張信紙，準備給三弟福昌寫信。筆尖在紙上懸停良久，千言萬語堵在胸口，卻不知從何說起。他最終只能寫下些尋常的問候，關心父親的身體，詢問家鄉的近況，囑咐福昌保重。但在信的末尾，他終究忍不住添上幾句：
“……近聞遠方舊事，心緒難平。魑魅魍魎，雖敗猶存，其毒焰或改頭換面，遺禍未知。吾弟昔日所見所歷，或非天災，實乃人禍之極也。然世事混沌，黑白難辨，真相往往屈從於力，望吾弟慎之再慎，一切以平安為要。兄在異鄉，唯日夜祈盼家中安寧。”
他放下筆，將信紙折好裝入信封。這封信，或許能到達福昌手中，或許不能；即便到達，福昌又能從中讀出多少未盡之言？
他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帶著青草的氣息湧入。天空中繁星閃爍，像無數雙冰冷的眼睛。遠在地球另一端，他的故鄉，那片飽受創傷的土地，又將面臨怎樣的未來？勝利的喜悅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沈的、近乎絕望的憂慮。他仿佛聽到，在歷史的洪流深處，一聲為無數被犧牲、被遺忘的亡靈而鳴的驚雷，沈悶地滾過心頭，卻最終消散在這異國寧靜的夜空裏，無聲無息。
阿爾弗雷德·於，於壽昌，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目睹了正義的淪陷，卻只能做一個沈默的見證者。他將那些收集來的資料，小心地鎖進了書櫃最底層。那不是結束，只是一個無聲的開始。他知道，有些傷痕，即使被掩蓋，也永遠不會愈合。有些真相，即使被埋藏，也終有重見天日之時。只是他不知道，那一天何時會來，而他，又將置身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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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傍晚。
阿爾的本名是於壽昌。近十載的美國歲月，已將他身上許多屬於魯西於家莊園的痕跡磨洗得淡了，流利的英語、熨帖的西裝、以及這棟帶著整齊草坪的白色木屋，都讓他看起來像是成功地融入了這片“新大陸”。只有書架上幾冊線裝中文書，和夜深人靜時眉宇間偶爾掠過的一絲陰霾，暗示著那無法割斷的根。
突然，遠處市政廳的鐘聲瘋了似的敲響，緊接著，是更多的鐘聲、汽車喇叭的尖鳴、以及驟然爆發的、席卷了整個社區的歡呼聲。阿爾握著花剪的手停在了半空。
“阿爾！t阿爾！”瑪麗從屋裏沖了出來，圍裙上還沾著面粉，臉上是難以置信的狂喜，“收音機裏說日本投降了！戰爭結束了！”
剎那間，阿爾像是被釘在了原地。結束了？那場吞噬了他故國八年、將他的家族命運沖擊得七零八落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一股巨大的、幾乎讓他暈眩的熱流沖向頭頂，眼前精心打理的花園變得模糊。他想起了年邁的父親，想起了音訊渺茫的二弟祿昌，更想起了那個留在家鄉、性情堅韌卻命運多舛的三弟福昌。他們還活著嗎？那片飽經蹂躪的土地，終於等來了喘息之機？
“爸爸！我們贏了！”湯姆和安妮尖叫著撲過來，抱住他的腿。阿爾俯身將孩子們緊緊摟在懷裏，喉嚨哽咽，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當晚，艾姆斯維爾變成了歡樂的海洋。素日寧靜的街道上擠滿了歡呼雀躍的人群，素不相識的人互相擁抱、親吻，酒杯碰撞的聲音此起彼伏。阿爾和瑪麗也帶著孩子加入了慶祝的人流。他笑著，與鄰居們握手，為勝利幹杯，內心深處卻翻湧著一種覆雜難言的情緒。這喜悅是真實的，為世界重歸和平；但這喜悅又隔著一層，因為他的故鄉，那遙遠的衛河兩岸，曾承受的苦難太過具體、太過血腥，遠非此地的狂歡所能完全沖淡。
幾周後，一封輾轉數月、來自中國的家信終於送到了他手中。信是族中一位堂親執筆的，語氣謹慎而克制，只提及老太爺身體尚可，於家莊園在戰亂中勉力維持，但也含糊地提到了“民國三十二年魯西大災，水患之後覆起時疫，鄉親頗多傷亡，福昌彼時奔走辛勞……”。“時疫”？阿爾的心揪緊了。他憶起幾年前一些零星的、關於華北地區爆發“虎烈拉”的報道，當時只以為是戰亂導致的公共衛生崩潰。如今結合“水患”再想，一種模糊的不安感縈繞心頭。但信息太少，大洋的阻隔，使得真相如同隔著一層濃霧。
勝利的興奮漸漸沈澱，生活回歸日常。阿爾回到大學的應用生物學實驗室，繼續他關於水汙染微生物學的研究。他以為，和平已然降臨，過去的噩夢終將慢慢褪色。
轉年初春，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阿爾在圖書館查閱一批新到的專業期刊，其中幾本涉及戰時軍事醫學的特輯引起了他的註意。在一篇關於“極端環境下的病原體存活能力”的論文腳註裏，他看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引用來源：一份標註為“駐日盟軍總司令部（SCAP）參謀二部初步報告（未公開）”的資料，提及的數據異常精確，尤其是在低溫和幹燥條件下某些腸道致病菌的存活時間，遠超學界已知水平。
阿爾起初只是出於學術好奇，試圖在公開渠道查找更多關於這份“SCAP參謀二部報告”的信息，卻一無所獲。幾天後，系裏一位與他私交不錯的同事，曾在戰時服役於陸軍技術部門的弗蘭克·懷特，在咖啡間閑聊時，阿爾不經意間提起了這個疑問。
弗蘭克聽到“SCAP參謀二部”時，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他壓低了聲音：“阿爾，你從哪裏聽到這個的？”
阿爾借口說是偶然在一篇論文的引用裏看到的。
弗蘭克環顧四周，確認無人註意，才湊近些說：“那是搞情報和特殊項目的地方。有些事，最好別深究。”他頓了頓，似乎在斟酌措辭，“我聽說，只是聽說，他們在跟一些特殊的日本人合作。是從滿洲那邊過來的，手裏有些讓人不舒服的數據。”
“滿洲？”阿爾的心臟猛地一跳，“關東軍？”
弗蘭克點了點頭，表情嚴肅：“具體的不清楚，但圈子裏有風聲，說我們的人，特別是德特裏克堡那邊，對他們掌握的東西非常感興趣。你知道的，就是馬裏蘭那個生物戰研究基地。”他拍了拍阿爾的肩膀，語氣帶著告誡，“阿爾，這些都是敏感話題，沾上沒好處。現在上面只看重這些東西的‘價值’，其他的沒人想提。”
弗蘭克的話像一塊冰，塞進了阿爾的胸膛。德特裏克堡？生物戰？日本的“特殊數據”？幾個關鍵詞串聯起來，指向一個他不敢細想的可能性。作為微生物學研究者，他當然明白那些在極端條件下獲取的、超越現有認知的數據意味著什麽，那背後很可能是無數次違背倫理、甚至極其殘忍的人體實驗。
接下來的幾周，阿爾陷入了一種焦灼的狀態。他表面上維持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內心卻像被投入石子的湖面，波瀾叢生。他開始有意識地在各種學術資料、軍方非保密性技術簡報甚至新聞報道的字裏行間尋找蛛絲馬跡。他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訪問權限，在圖書館深處翻找那些積滿灰塵的戰時報告和會議摘要。
線索零碎而隱晦。在一本不起眼的日本醫學雜志上，他看到一篇關於“凍傷病理”的論文，其描述之細致、病例數量之龐大，令人咋舌。另一份美國陸軍關於“媒介昆蟲散布”的研究綜述裏，含糊地提到了“借鑒了遠東戰場的某些實踐經驗”。他還註意到，有幾名日本科學家，其背景明顯與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有關聯，近期的學術活動中卻隱約出現了美國軍方資助或邀請的影子。
這些碎片化的信息，逐漸在他腦海中拼湊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圖景：美國軍方，或許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蘇聯的冷戰中占據優勢，正在系統地、秘密地接收和利用日本細菌戰部隊的研究成果。而交易的籌碼，很可能就是豁免這些戰犯的罪行。
科學的理性告訴他，這些數據或許具有巨大的“科研價值”；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卻在發出尖銳的抗議。那些數據，是用多少同胞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他的家鄉魯西，那場蹊蹺的“時疫”，是否也與這些魔鬼的“實驗”有關？他想起了三弟福昌信中所說的“險死還生”，一股冰冷的寒意沿著脊椎爬升。
阿爾決定不能坐視不理。他通過一位曾經采訪過華人社區、對遠東事務表現出正義感的本地報紙記者吉姆·莫裏斯，試圖謹慎地探聽口風。在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們在大學城邊緣一家僻靜的咖啡館見了面。
當阿爾將自己搜集到的間接證據和疑慮，選擇性地告訴吉姆後，這位素以大膽著稱的記者也露出了凝重的神色。
“阿爾，你提到的這些，我也有所耳聞。”吉姆攪拌著咖啡，低聲道，“東京審判的範圍被限定了，很多關於細菌戰的東西被刻意壓了下來。我聽說，是最高層做的交易。石井四郎，731部隊的頭子，還有他的主要手下，用他們所有的研究資料，換取了不被起訴。”
“石井四郎！”阿爾喃喃念出這個名字，感到一陣惡心。這個名字與無數關於活體解剖、細菌註射、凍傷實驗的恐怖傳聞聯系在一起。
“是的，就是他。”吉姆肯定道，“交易是由盟軍最高司令部參謀二部操作的，負責人叫費爾，Willoughby。資料據說有幾十箱，已經陸續運往德特裏克堡了。那裏現在是我們生物戰研究的核心基地，這些‘戰利品’據說讓他們少走了很多彎路。”他的語氣裏帶著一絲嘲諷和無奈。
吉姆看著阿爾蒼白的臉，繼續道：“你想公開？阿爾，我勸你慎重。首先，我們缺乏直接證據，所有的核心文件都是最高機密。其次，現在的政治氣候，‘冷戰’已經開始了，政府、軍方和情報機構絕不會允許任何人破壞這筆交易，或者揭露德特裏克堡正在進行的、基於這些數據的新研究。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消息。你如果站出來，很可能首先毀掉的是你自己，你的工作，你的家庭。”
阿爾沈默了。吉姆的話像一盆冷水，澆滅了他心中殘存的沖動。他想到了瑪麗和孩子們依賴的目光，想到了自己苦心經營才獲得的學術地位和安穩生活。對抗國家機器，他渺小如螻蟻。
幾天後，他再次嘗試，聯系了一位在東部某華人僑領社團擔任理事的遠親。他在電話裏隱晦地表達了擔憂，希望華人社區能關註可能被掩蓋的日軍細菌戰罪行。對方的反應卻出乎意料地冷淡，更多的是對“莫談國事”、“不要惹麻煩”的勸誡，以及對於中國國內正在醞釀的內戰局勢的憂慮。
一種深切的無力感攫住了阿爾。他手握指向巨大罪惡的線索，卻無法撼動那堵由權力、利益和冷戰思維築成的高墻。他意識到，在現實的鐵幕之下，正義和真相是可以被交易的。那些在魯西、在哈爾濱、t在南京死去的冤魂，他們的痛苦和吶喊，在“國家利益”和“科學進步”的冰冷計算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他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臺燈的光暈照亮桌上散落的資料和筆記。那些冰冷的數字、術語，在他眼中化作了翻滾的毒霧、潰爛的皮膚和無聲哀嚎的同胞。他仿佛能看到三弟福昌，在衛河畔的廢墟與瘟疫中奔走，與這些資料所代表的罪惡的源頭進行著殊死搏鬥。而他，身在大洋彼岸的安全地帶，卻連為他們發聲都做不到。
夜深了，整棟房子安靜下來。瑪麗和孩子們早已入睡。阿爾輕輕走上樓，在孩子們的臥室門口駐足。湯姆和安妮睡得正香，小臉在睡夢中顯得無比安詳。他們屬於這片土地，他們的未來將與這裏緊密相連。而他自己呢？他的人生，仿佛被撕裂成了兩半。
他回到書房，抽出一張信紙，準備給三弟福昌寫信。筆尖在紙上懸停良久，千言萬語堵在胸口，卻不知從何說起。他最終只能寫下些尋常的問候，關心父親的身體，詢問家鄉的近況，囑咐福昌保重。但在信的末尾，他終究忍不住添上幾句：
“……近聞遠方舊事，心緒難平。魑魅魍魎，雖敗猶存，其毒焰或改頭換面，遺禍未知。吾弟昔日所見所歷，或非天災，實乃人禍之極也。然世事混沌，黑白難辨，真相往往屈從於力，望吾弟慎之再慎，一切以平安為要。兄在異鄉，唯日夜祈盼家中安寧。”
他放下筆，將信紙折好裝入信封。這封信，或許能到達福昌手中，或許不能；即便到達，福昌又能從中讀出多少未盡之言？
他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夜風帶著青草的氣息湧入。天空中繁星閃爍，像無數雙冰冷的眼睛。遠在地球另一端，他的故鄉，那片飽受創傷的土地，又將面臨怎樣的未來？勝利的喜悅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深沈的、近乎絕望的憂慮。他仿佛聽到，在歷史的洪流深處，一聲為無數被犧牲、被遺忘的亡靈而鳴的驚雷，沈悶地滾過心頭，卻最終消散在這異國寧靜的夜空裏，無聲無息。
阿爾弗雷德·於，於壽昌，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目睹了正義的淪陷，卻只能做一個沈默的見證者。他將那些收集來的資料，小心地鎖進了書櫃最底層。那不是結束，只是一個無聲的開始。他知道，有些傷痕，即使被掩蓋，也永遠不會愈合。有些真相，即使被埋藏，也終有重見天日之時。只是他不知道，那一天何時會來，而他，又將置身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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