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沒有他們不敢做的:都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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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 沒有他們不敢做的:都是人才
下樓的時候，王瀟已經把最糟糕的可能性在心中飛快地過了遍。
無外乎就是拆遷征地農民徹底暈了頭，自覺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趁機獅子大開口，非得扒著開發公司不放，給自己弄一個鐵飯碗不可。
要真那樣的話，那麽她絕對會尊重他人命運。
反正她拿地的協議都簽了，12美金每平方米，共計1平方公裏的地，誰都別想跟她搶。
如果開發公司翻臉，要撕毀協議的話——
雖然不到迫不得已，她都不願意跟地方政府鬧上法庭。
但真要打官司，她也從不帶怕的。
哦，加拿大的公司違反規定，捂地不開發，你們也只能捏著鼻子老實認了。
我們老老實實遵守協議規定做事，反而成了好捏的軟柿子？
開什麽玩笑！
加拿大的公司是外資，俄羅斯的就不是嗎？
加拿大的公司能找總理給他們站臺，我們就不能嗎？
既然拿政治說事，那大家就真刀真槍地拼拼看。
再難聽點兒講，從地緣政治和國際局勢以及歷史的角度分析，外交關系裏頭，加拿大和俄羅斯誰該站前面，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嗎？
所以王瀟毫無畏懼，下樓時姿態堪稱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
方科長都佩服她，看看人家這心思素質，難怪能當這麽大的老板！
唉，真是愁死她了。
跟農民談判就是這樣，前一天說好的事，後一天就能反悔。
非要扒著他們開發公司不放嗎？他們公司的門檻有這麽低嗎？
哪個王八羔子找事？趙副總嗎？不可能。
昨晚胡總都明確表態了，而且協議都簽了。趙副總現在找事，就是在打胡總的臉。
他瘋了，幹這種蠢事！
胡總又不是什麽軟柿子，胡總有部委背景，是上海市領導親自請來的，背後硬的很。
況且胡總從來都不是吃素的，為了那3000畝地，他得罪了多少人。
連兩國總理出面，他都沒放棄，楞是咬著規定，好歹將加拿大公司的出讓金漲到了23美金一平，而且還取消了人家另外750畝地的優先選擇權。
這樣的領導，失心瘋才會跳出來挑戰他的權威呢。
趙副總這種官場老油條，昨天可以借口自己酒沒醒，今天絕對不敢再找事。
他找事，大概率會被踢出開發公司。可回原單位，也沒他的位置了。
他找事，王總真拿不成1500畝地的話，也絕對不可能是他的人拿。
胡總怎麽都不可能讓他得逞的，這是公司誰說了算的原則性問題。
方科長滿心無奈地重新回到農民面前：“好，現在我們胡總來了，王總也在，你們到底想怎麽樣？”
這回打頭陣的仍然是那個犟老頭：“我們還是要開發公司招我們。”
王瀟一整個大無語：“都不等開發區建好，你們就已經看不上魚市的工作了嗎？”
犟老頭急了：“不是不是，不是一回事。”
胡總經理頭大如鬥：“那我現在也明確告訴你們，這是不可能的！我個人想收你們都不行。因為我們公司招人，是要往上面打計劃，上面批準以後才能招人。否則根本沒名額，所有的糧油關系等等，都轉入不了公司。”
“哎喲，不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跳出來了，“我們有數，我們變不了幹部和正式工人的身份。我們就是想要一個勞動服務隊，你們來安排我們工作，嗯，派遣工。”
王瀟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們要當派遣工？你們知道派遣工是什麽意思嗎？”
天奶，她又想掐人中了。
她還是頭回聽說有人放著正常雇傭模式不要，非得當派遣工呢。
哪有這樣全心全意為資本家著想，想方設法坑自己的工人啊！
“曉得曉得，日本的講法嘛，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小夥子盯著胡總要答案，“你就說答應不答應組織服務隊，給我們派遣工吧。”
胡總經理也不知道說什麽好。
跟幾十年後大眾普遍認為派遣以及勞務外包制度是改開後才出現的不同，事實上，真實的歷史中，它們出現極早，五十年代就有，當時的農民工在上海有個名稱叫四六工，因為農民只拿自己工資四成，合作社分六成。
當然，也不能說合作社無恥地剝削了農民，畢竟合作社要負責農民在單位上班期間的口糧，以及農民病退傷退後的生活，還能參加合作社分紅。
但是，說白了，能正式被單位雇傭，誰又願意當這種四六工呢？
胡總經理理解不能：“就算成立了服務公司，那我們公司也只能派你們去工地去魚市上班，我們還得收你們工資的一部分作為管理費。你們這又是何必呢？直接過去上班不好嗎？”
王瀟回過神，都想捂住他的嘴了。
別勸了，千萬別勸。
作為用工單位，她實在太歡迎派遣工了。多省事啊！
萬一勸醒了他們，他們又後悔了，她豈不是省不下這筆錢了。
然而農民完全沒有清醒的意思，仍然堅持：“我們知道，你就成立服務公司好了，我們就等你們派活。”
自打當上開發公司的總經理後，胡總眉心的豎線就越來越深：“你們得跟我說實在話，你們這麽折騰圖個什麽？能滿足的，我們公司肯定滿足。滿足不了的，你們別折騰了，省得最後也是大家白忙。我不明白了，王總有什麽不好的，你們好好去做事，不行嗎？”
結果那犟老頭沒忍住：“哎喲，她好也不行。她自己就是私人的，她後面做不下去……”
那個小夥子趕緊攔住他：“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怕王總做完這邊不做了，那我們以後生活怎麽辦？你們開發公司是國家的，總歸在的。這邊做完了，你們再給我們派下一家的活。”
他看的可清楚了，這些老板來來去去的，跟掛單的和尚一樣，就沒個準數。
之前他們從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位王總，鬼曉得她能在開發區待多久？
說白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們就認廟。
王瀟從善如流，轉向胡總：“那我真沒辦法，老百姓信任的是政府，我一個私人老板也信任政府，以後我就等胡總你們給我派工用。”
開啥子玩笑，有人給她省事，她笑還來不及呢。
她看胡總滿臉便秘的表情，特別真誠地安慰對方：“其實這樣也好，大家都歸開發公司管，有問題解決起來也方便。”
“將來大家要有委屈了，不好跟我們講，但開發公司是他們的娘家啊，沒什麽不能提的。”
“而且將來進駐科技園的單位多了，要是有單位欺負咱們派遣工，做得過分了，開發公司不給它派人，它也要低頭的。”
農民聽的都想拍巴掌了，這位王總確實是位善心人。
看，人家一個大老板，竟然能替他們這些農民著想。
就是她太心善了，所以大家才更慌啊。
心善的做生意會吃虧，會被人欺負。
胡總經理心裏想的卻是另一回事，他並不相信勞務公司不給入駐單位派工，就能制裁對方。
想到上海來打工的外地人多了去，人家根本不愁招不到人。
真正觸動他的點是，把拆遷的農民都聚集在一起了，那麽將來管理起來，確實能省很多事。
多少人下了班在外面耀武揚威，在單位不還得縮著頭當孫子嚒。
越是小老百姓，單位對他們的約束力越強。
另外，成立這個勞務派遣公司之後，他們也有收入了。
好幾萬號派遣工呢，每個月光是管理費，就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有了這個錢，後續再給拆遷農民改善生活條件或者做點其他什麽事，也有啟動資金了。
相當於羊毛出在羊身上。
想明白這兩點，胡總也不再堅決反對，而是松了口：“你們再想想看，要是真決定了，再過來報名。”
“我醜話講在前面，你們不能今天報了名，公司給你們安排幹活了，你們明天又改主意不來了，讓公司開天窗啊。”
農民們哄笑起來：“不會不會，我們肯定來。”
還有幾個青年農民互相擠眉弄眼，躊躇滿志。
他們想的比周圍人更深一層，他們是想轉正的。
什麽意思呢？在計劃經濟時代，各家單位都有為數不少的臨時工。
臨時工又分成城市戶籍臨時工和農村戶籍臨時工。前者待遇比後者好，而且有轉正機會。
現在，他們的地被征收了，他們也成了居民戶口，那他們憑什麽不能爭取轉正的機會呢？
王瀟不會讀心術，否則恐怕要一聲長嘆，因為臨時工和外包派遣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不過，這個時代一切皆有可能。
人家有奔頭，是好事。
她笑瞇瞇地跟農民們揮手道別：“那我就等你們過來開工了啊。”
有農民急著問：“你什麽時候開工啊？”
王瀟笑容滿面：“天冷，現在又要快過年了，我先請建築設計院過來規劃設計，安排好了再動工。不然做到一半不對勁再返工，反而耽誤時間。”
犟老頭農民高興起來：“對對對，是這麽個道理，要有計劃。”
年輕農民還在追問：“那到底什麽時候？”
“開過春吧。”王瀟想了想，開口道，“天暖和就該動工了，不然夏天熱起來，幹活效率低。”
既然都已經細化到這一步了，那大家自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呃，不是，是該找人找人，該幹活幹活，該弄錢弄錢去。
王瀟就是那個弄錢的隊伍，1平方千米的地要想搞開發，那可是一大筆錢。
就她知道的，同樣隸屬於浦東新區的浦東濱江金融城，1.3平方千米的面積，做到地上地下完整相連，人車分離的立體開發，成為一個現代化綜合體，投資金額是300億。
當年，她知道這個數字的時候狠狠倒吸了口涼氣。
心想著自己什麽時候能這麽有錢？
現在，她還是拿不出這麽一大筆錢，只能想辦法去籌措。
臨走的時候，胡總還跟她打招呼：“我們等著開過春就給你拿的地七通一平。”
這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開發區先建好道路，然後造一個總管道，下面埋水電煤氣通訊等管子。
等到正式簽約之後，開發公司就把水電煤氣等管道，從總管接到這塊開發地塊，這樣後續才好蓋樓或者建廠房。
王瀟笑道：“我就等著七通一平好動工呢。”
天奶，她在上海有1500畝地，這是多麽魔幻的一件事！
眾人上了車，張俊飛還在恍恍惚惚。
昨天他受到的震撼太大，一時間沒反應過來，老板竟然用12美金/平方米的單價，拿下了1500畝地！
就因為老板說她能弄來蘇聯科學家？
王瀟看他發呆，輕笑道:“有什麽問題，趁我在上海，趕緊問。”
張俊飛也顧不上跟老板講話的技巧，突突突說了自己的疑惑。
王瀟笑了起來:“胡總是從哪個部委下來的？”
“工業部。”
“在此之前呢？”
張俊飛被問楞了，想了一下，才試探著回答:“科委？”
他記得似乎是方科長提了一嘴。
當時王總誇科技園高大上，方科長就補了句他們胡總以前也是科委的幹部。
噢，難怪哩，胡總對高科技感興趣。
王瀟笑了笑，意味深長道:“現在國家走的是技工貿路線，但已經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的高科技產品技術，在被國際市場淘汰前，是不會轉移過來的。”
“想吃科技工業化這碗飯，還得靠自己實現技術的工業化。”
“只有蘇聯的技術，來不及被工業消化的技術，才有這個機會。”
一鯨落而萬物生，看，她一直在吃蘇聯解體的紅利。
伊萬諾夫發出了嘆息:“無數人努力的心血，不該埋在歷史的塵埃中。”
大家都沈默了。
車子往前開，經過一片工地的時候，伊萬諾夫問了句：“這邊是哪家公司在動工？”
張俊飛趕緊解釋：“這邊是保稅區了，他們一期已經封關，現在做的是二期，有6個平方公裏。之前，總理還親自過來參加封關典禮還剪彩。”
說著，他笑起來，指著臨時圍墻道，“圍墻是海關要求搞的，他們剛開始弄的時候，發現鐵絲低了三厘米，然後楞是把建好的十多片圍墻重新調整，擡高了三厘米。”
他聽說這故事時，感覺這邊真的挺較真的。
王瀟來了興趣：“哦，現在這個保稅區有什麽特別的嗎？”
張俊飛也說不清楚，保稅嘛，就是免收關稅什麽的。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保稅區裏辦公司，汽車、彩電、覆印機這些，大概20種商品進口是免稅的。一家公司可以買一輛免稅轎車。”
說的時候，他自己忍不住笑起來。
小高莫名其妙，不明白這有啥好笑的？
還是伊萬諾夫聽完翻譯之後，爆笑出聲，沖王瀟眨眼睛：“嘿！王，你們的公司部門，嗯，是不是公司辦之類的，一定會忙死的。每天該有多少公司要註銷再重新註冊啊。”
小高這才恍然大悟：“汽車，免稅汽車。”
王瀟點頭：“免稅弄一輛汽車進來，轉手出去，賺頭大的很。海南80年代就是差不多這麽搞錢的，直接搞熄火了。”
小高愈發覺得不可思議。
他笨他承認，但老板和張俊飛都能想到的漏洞，甚至之前有海南的例子都擺在面前了，怎麽這邊保稅區還能露個這麽大的口子啊。
他突然間覺得，這些定規則的人好像也沒那麽聰明。
王瀟可不覺得人家能到那個位置上會是傻瓜。
她比較陰暗，更加傾向於某些漏洞就是為了某些人設置，方便他們鉆的。
“保稅區，現在是不是國內商品進入保稅區就等同於出口，可以退稅了啊？”
張俊飛不敢瞎掰：“這方面我沒了解過，我還不知道。”
但他已經想到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這些等同於出口的商品大概率不會真的走出國門。
它們拿到退稅以後，很可能會以各種神奇的方式再從保稅區消失。
嘖，論起薅國家羊毛來，大單位可一點也不會心慈手軟。
伊萬諾夫笑得愈發開懷，還擠眉弄眼：“王，相信你們的勇氣和膽量，沒有你們不敢做的。”
王瀟呵呵回頭：“彼此彼此。”
這種事情別說是俄羅斯，蘇聯都沒少做。
但這並不影響伊萬諾夫現在幸災樂禍啊。
人類起碼有一半的快樂，來自於看到別人也沒那麽好。
王瀟翻了個白眼，問他：“吃啥？”
伊萬諾夫瞬間來了精神，積極提要求：“我要吃紅燒肉。”
上帝啊，他宣布，昨晚他吃過的紅燒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
但張俊飛沒指揮司機去昨晚的飯店。
那些店，說白了都有點坑人，專門坑外商和港臺商人。
上海現在也不是沒有價格比較正常的飯店。
比如說他帶老板過去的人民飯店，主打家常菜，最貴的燒牛鞭也就25塊，其餘的都是幾塊十幾塊。
把招牌菜全點一遍，加在一起，還不到三百塊。
小高依然覺得恍恍惚惚，三百塊錢，好多人一個月的工資都未必有三百塊。
但比起昨晚的一千五一桌，這物價確實又正常好多。
他們臨時來的，沒包間用，王瀟也不在乎，直接坐大堂幹飯，飯菜口味還不錯。
尤其是汽鍋雞，竟然真沒加水，相當不容易。
她上次在北京吃的時候，不懂裝懂的老板竟然還特地出來強調他們家的汽鍋雞加的是礦泉水，不是自來水。
搞得她哭笑不得。
伊萬諾夫對汽鍋雞的感情一般，他的最愛又神奇地從紅燒肉變成扣肉了，宣布這是他吃過的最好的美食。
只是大家沒再飯店多待，因為隔壁桌原本是給老人辦壽的一桌人，吃著吃著就吵起來了，吵得他們如坐針氈，只能提前走人。
飯店經理還跟出來道歉，抹了他們這頓飯的零頭不說，還送了他們酥皮糖糕當零食。
伊萬諾夫挺開心的，因為酥皮糖糕也對了他的胃口。
他宣布，他近期都不控制體型了。後面還有戰鬥等著他，他等保存能量。
張俊飛尷尬得不行，看看他，都挑了家什麽飯店，吃個飯也不安生。
他試圖挽救：“老板，你們夜宵想吃什麽？我曉得一家店熬得粥特別地道，是從廣東請來的老師傅熬的。”
王瀟搖頭：“不了，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們要去北京看看。”
張俊飛沈默了一瞬。
他雖然沒有一直盯著，但也曉得楊桃在北京的拿地進展並不順利。
他想了又想，最後還是主動對老板說了他的看法：“楊經理是文化人，我的意思是她有點，哎，就是比較矜持。”
其實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他覺得楊桃過於端著了。
這種端著不是說她不適應酒場文化，不會跟官員們推杯換盞。
而是，要怎麽說呢？
楊桃給他的感覺像是學生時代，班上成績最好的女班長，有點兒清高的那種。
她雖然也愛笑，但是她跟人是有距離的，有一種莫名的犟。
他甚至懷疑到目前為止，楊桃去了北京，都沒拜訪過曹副書記。
哦不，現在是曹部長。
這些話，張俊飛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王瀟看他表情也猜的七七八八。
她開口問：“那你有沒有想過，她為什麽是這種表現？”
張俊飛卡殼了。
他不知道。
他上學的年代，男生是不跟女生玩的，大家三八線分明。
他去當兵以後，更是沒見過幾位女同志。
等到他退伍跟著唐一成混，他們團隊也全是男的，他哪曉得年輕女同志是怎麽想的。
反正在他看來，有些女同志真的是一個比一個奇奇怪怪。
明明非常簡單的事情，搞不懂她們到底糾結別扭個什麽勁。好像那個裝在套子裏的人一樣。
王瀟笑了笑，閑話家常：“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才吃飯的那桌，為什麽會吵起來？”
張俊飛當然記得，他耳朵靈光得很，連上海話都能聽懂七七八八。
剛才那一桌是祖孫三代，老兩口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先吵起來的人，是小女兒。
小女兒當年去了新疆，現在想把孩子的戶口遷回上海。但是她哥哥不同意將孩子戶口掛在自家房子名下。
小女兒抱怨說當年應該是哥哥去新疆支邊的，因為父母偏心，把她給弄去了。
現在哥哥不僅留在了上海，還接了爸爸的班，生活這麽好，還不肯幫幫她。
她姐姐先是和稀泥，後來又說妹妹太計較。工作是爸爸的，爸爸願意給誰接班是爸爸的事。
一家人就徹底吵起來了。
只是，張俊飛不明白老板為什麽提這茬。
王瀟輕輕嘆氣：“你了解過楊經理的家庭背景沒有？”
張俊飛楞了下，還是老實承認：“曉得一些，她父母是老師，有一個哥哥在自來水廠上班。”
肯定要了解啊。
當初他從綏芬河到上海前，就知道大家是競爭對手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王瀟扯了扯嘴角：“你們家有沒有你的宅基地？”
張俊飛都暈頭了，不明白老板為什麽會突然又把話題轉到他頭上。
“有啊，不過沒多大，我也沒空回去蓋房。”
王瀟笑了：“這就是問題所在。在傳統的社會背景下，男性被默認為是家庭財產繼承人，女性則享受不到這個繼承權。男人不管要不要找個財產，大家都默認財產屬於他。”
“但女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很早就會被有意無意地教導，這個家是你哥你弟的，跟你無關。”
“農村普遍不給女孩分宅基地，工廠普遍不會給女職工分房，因為默認女人會嫁給一個男人，去住對方的房。”
“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時候，都曉得有個撒手鐧，叫，你給我滾出去！”
“因為他知道妻子無處可去。夫家是丈夫的，娘家是兄弟的，都跟她沒關系。”
“這種成長背景，這種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容易讓女同志不會利用資源。”
“因為在她們的潛意識裏，這些資源都與她們無關。”
“她們要奮鬥，就意味著什麽也指望不上，全靠自己來扛。”
張俊飛眨巴兩下眼睛，下意識地想說，這怎麽可能。
但話到嘴邊了，他又發現這似乎是事實。
他們村裏出去奮鬥的女人，好像只有一個寡婦。她丈夫去世後，她夫家長輩親戚不僅沒幫她，反而想占他們家的房子，因為她沒有兒子。
王瀟慢條斯理地往下說：“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你以後也會有女下屬。人是會把家庭生活經驗帶到社會工作中來的。如果沒人點醒她們，她們很可能要一直原地繞彎。”
“你既然是下屬的領導了，那就請你將來當好她們的領路人，點醒她們。”
“讓她們會做事，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真正的能力，才能提高效率。”
張俊飛連忙應下，脫口而出:“那我好好跟楊經理說。”
王總對著他說這些話，意味著楊桃已經不是他的對手。
別看一直強調，開會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但實際上，也只有領導班子才會真正的點評手下人，糾正他們的錯誤。
王瀟笑了笑:“不必了，你忙上海的事，我去北京。”
張俊飛又鬧了個大紅溫，他暈頭了，他飄了。
他期期艾艾地表示:“好的，我一定做好上海的事。”
回到酒店，伊萬諾夫才沖王瀟眨著漂亮的桃花眼:“王，你可真是柔軟善良。”
看，到現在還考慮桃的自尊。
哦，可憐的桃，這大概是她最後的機會了。
因為北京的拿地拖不起。
別看現在華夏國內的房地產萬馬齊喑，但是任何一個有發展前景的行當，低谷期就是真正的業內大佬入場的最佳時機。
現在以及將來，會有很多目光敏銳的投資者進入這個行業的。
不抓住這個時機，以後他們要進場，就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他又開始眨眼睛:“王，我還以為你會提前跟桃說這些呢。”
王瀟沒好氣:“我獨生女，我從小就知道我爹媽的東西都是我的。我也是才想到大部分非獨生女沒這個概念。”
她也確實是真的剛想到。
她上輩子是個事實意義上的孤兒。她不是通過父母長輩言傳身教，來了解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的。她是自己通過讀書以及個人體會，去認識這個世界的。
上輩子她很小就打破了對權威的崇拜。不管是父母長輩還是師長，她都沒機會戴濾鏡看。
所以他們傳輸的不少理論，在她看來就是放屁。
人當然要爭要搶，誰規定的配與不配？你規定了，我就認嗎？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往上走往前沖，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等她當了網紅，蹭流量蹭熱度，更是家常便飯。她從來沒有過，你怎麽好意思蹭的羞恥感。
看，人沒有那麽多所謂的道德底線，活得更舒服。
伊萬諾夫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動，只一味地嘿嘿嘿。
但他嘿了不到兩分鐘，就嘿不下去了。
因為尤拉打國際長途找他了。
電話機裏，尤拉的聲音尤為氣急敗壞:“伊萬諾夫，你趕緊回來吧。”
伊萬諾夫換了個姿態:“為什麽？我在華夏很好。”
“盧布，這群該死的家夥！盧布已經跌到了一千五。”
伊萬諾夫不當回事:“這不是很正常嗎？你們今天宣布內閣名單，民眾恐慌，拋售盧布，市場自我調節行為而已。”
尤拉發出咆哮:“總理還沒宣布內閣名單呢，民眾恐慌個屁，盧布先他媽暴跌了！”
伊萬諾夫瞪大眼睛，和王瀟面面相覷。
這這這。
他都要批評一句，俄聯邦的銀行家們實在太過於迫不及待了。
好歹專業裝的像樣點啊，怎麽能提前行動呢？
看，這下子連借口都不好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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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中提到的外包派遣之類的資料源自於網絡。感興趣可以看一看。
包工制在我國有著漫長的歷史。我國雇傭工人大規模出現是在明中葉以後，尤其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其時，按照雇傭時限，雇工內部已出現長工與短工之分。長工受雇期至少為一年，短工則受雇期短於一年，包括日工、月工、季工等形式。直接雇傭之外，當下流行的外包制的雛形——包買制——已經嶄露頭角。例如，在明萬歷年間的松江暑襪業，襪店的商人並不自己從事生產，而是將生產發包到周圍的農戶，再收購其產品，一家一戶由此成為襪店老板的小作坊。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催生出采用新技術和新管理方式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內包制在中國頗為流行。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工廠主不直接雇傭和管理工人，而是通過包工頭來做這些工作。具體而言，工廠主提供廠房、生產設備，有時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動資金；包工頭負責招募和管理工人，保質保量完成生產，這個過程可能涉及層層轉包；最後，工廠主獲得產品，並向包工頭支付其個人工資和包工費；包工費的一部分會發給工人，剩下的是包工頭的傭金。在這種制度下，工廠主直接雇傭高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主要是包工頭），他們被稱為裏工；由包工頭雇傭的工人則被稱為外工。就雇傭期限而言，裏工基本是長工，外工可能是長工和短工。內包制的流行延續到了民國年間。例如，在當時的上海，碼頭業、人力車業和建築業的幾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這種組織形式；在鐵路運輸和制造業，一些工序采用了這種形式。包工頭從這種制度中獲利頗豐。在民國年間上海的碼頭業、人力車業和造船業，包工頭拿到的傭金常占到包工費的一半以上。
計劃經濟時期，內外包工制得到延續，勞務派遣制度的雛形也出現了。在此期間，我國城鎮就業人口以固定工為主體，其中國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體企業也有大量固定工。同時，臨時工暗流湧動：即便在國企中，臨時工的比例也常年維持在10-15%之間，個別年份甚至高於20%。相對於固定工，臨時工在諸多方面受到歧視。失業是當時工人最大的噩夢。在就業穩定性方面，固定工與用工單位之間沒有勞動合同，除了大躍進失敗這樣的極端情況，他們享受著終身雇傭；而臨時工做著臨時性、季節性、或者長期性工作，當他們不被需要的時候，當他們生病、受傷、懷孕的時候，或者當他們行為失當的時候，等待他們的命運就是被解雇。臨時工因為被解雇而自殺的情況時有發生。在工作環境安全性方面，臨時工集中於低技能崗位，相對於固定工，他們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臟又累又危險的崗位，卻常常得不到足夠的安全生產培訓和勞保用品，結果是他們的工傷和工亡率都更高。
在收入方面，固定工主要拿的是月收入，停止工作一、兩天對收入影響不大；隨著資歷和職位的提升，他們可以期待工資沿著八級工資制節節攀升。相形之下，臨時工拿的是計件或日工資：一旦停止工作，他們就沒有收入，這限制了他們參加集體行動；而且不管他們總共加起來工作了多久，他們的工資往往停留在八級工資制的最低一檔。固定工與臨時工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些固定工雇傭臨時工為他們工作，然後白白地賺取工資差價。在勞動保險和福利方面，臨時工在生病、工傷、工亡、生育等方面的待遇顯著差於固定工；固定工退休後可以每月拿到相當於原工資50-70%的退休金，而臨時工則什麽也得不到。至於米面糧油、肥皂、毛巾等小福利，臨時工也常常在被忽略之列。在政治待遇方面，加入工會、黨組織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這些官方的參政議政機構幾乎是固定工的特權，臨時工被排斥在外。在人格尊嚴方面，臨時工經常被正式工看不起，也被社會上很多人看不起，以至於無法參加一些公共活動和購買一些稀缺物品。臨時工身份是他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一些人甚至羞於將自己的臨時工身份告訴約會對象，怕被對方嫌棄。
在這些共性之外，臨時工內部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其中一個維度的差異就是其雇傭安排。
計劃經濟時期，固定工和單位之間不簽訂勞動合同。初期，臨時工也不簽訂勞動合同。
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全國開始在臨時工中推行勞動合同制，臨時工由此又被稱為合同工。這些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方便了用工單位解雇臨時工。
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鎮用工單位與農民工及其所屬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簽訂三方合同。合同在約定雇傭期限、工資等基本勞動條件條款之外，還約定了用工單位支付的工資在農民工和其所屬合作社之間的分成；作為交換，合作社負責農民工在該單位工作期間的口糧，及其因病或者因傷被退工之後的生活，農民工也能參與合作社的分紅。
國、務、院隨後要求全國各地推行該經驗。顯而易見，這種安排下，農業合作社發揮了類似當前勞務派遣機構的作用。大躍進時期，這類工人獲得了一個新的名字：亦工亦農。
在上海，約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農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資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農在上海又被稱為“四六工”。在全國，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見慣的比例。
大、躍、進時期，國家的勞動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轉向固定工和臨時工並舉，甚至提倡臨時工，加劇了臨時工的擴張。然而單個單位臨時工的數量和工資總額長期受到國家控制。
為了繞過這種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下，單位轉向使用數量和工資總額都在國家控制範圍之外的外包工。這種情況跟2014年後國家加強對派遣工的規制，結果用工單位紛紛轉向外包工如出一轍。
包工隊的組織主體有很多。在城市，勞動部門和街道政府常常組織失業人員和家庭主婦，為其他單位提供服務；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比如交通運輸局和手工業局，亦會組織起自己單位的職工和家屬工，提供一些專業服務；在上海，只要集體企業願意對外承攬業務，它們也具有做包工的資格。在農村，是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在組織包工隊。通常而言，包工隊的組織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資作為傭金。
根據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們又被分為“外包內做工”和“外包外做工”。
根據檔案資料，1967年，上海市區以勞動服務隊名義組織從事外包工工作的約有7.5萬人，其中外包內做的有5.9萬人，外包外做的有1.6萬人；盧灣、靜安、長寧、虹口、閘北等五個區外包內做可分為長期性生產需要和臨時生產需要兩種，前一種占外包內做工總人數的79%，外包外做分為在廠外集中生產和分散在家庭中勞動兩種，前一種占到67%。
上海市勞動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內做工應該受包工頭管理，而不是用工單位管理。這種規定暗示了當時外包內做工受用工單位管理的普遍性，與當下流行的“假外包、真派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頭管理的外包內做工顯然延續了清末流行的內包制，由包工頭管理的外包外做工則是典型的外包制下的工人。
臨時工內部的差異導致了其待遇分化。按照戶籍來分，城市戶籍的臨時工境況優於農村戶籍的臨時工。農村戶籍的臨時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勞保福利待遇，也沒有轉正的希望，而城市戶籍的臨時工（外包工除外）兩者都可以。
在城鎮戶籍的臨時工內部，按照雇傭安排來劃分，常規臨時工（由用人單位直接雇傭）處於臨時工金字塔的頂端。他們的勞保待遇按著當時的勞動保險條例來，並經常有轉正的機會；這類工人裏面男工居多。
其他的臨時工與外包工的界限常常不甚清楚，勞保福利待遇差距也大，其中工廠所在街道安排進來的工人和工廠自身職工的家屬進來做工往往享受一定的免費醫療待遇，而跟其他的外包工則沒有任何醫療待遇，也沒有轉正的機會。
外包工的工資較常規臨時工為低，他們一旦生病，經常是請不起醫生的，疾病也讓他們更有可能被解雇。
所以一旦生病，外包工往往陷入貧病交加的絕望境地。女性外包工的處境尤為悲慘，以至於有女外包工懷孕後怕被解雇，束緊肚子，最後生下死嬰的記述。
日常生活中，臨時工整個群體被固定工看不起，外包工又被其他的臨時工看不起。外包工與其他臨時工之間的差異導致了由外包工轉為常規臨時工被認為是一種獎勵或者救濟。
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外包工被經常性地需要的時候，或者外包工出了工傷或者得了職業病。這些情況導致了在1966-1967年的臨時工運動中，外包工是重要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以固定工為主體的城鎮用工制度被廢除，勞動合同制作為主體的用工制度在全國推行開來。與這一轉換齊頭並進的是派遣工和外包工從計劃年代的暗流，奔騰成狂湧。
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人口的普遍增加和知青的大量回城，城鎮就業壓力巨大。為此，中央政府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勞動服務公司。這類公司其實是之前勞動服務隊更加正規的形式。一時，地方上的勞動局、人事局、工會、街道和國企紛紛響應。
1987年，全國有5.6萬家勞動服務公司，雇傭了730萬工人，並管理著170萬臨時工。勞動服務公司的服務對象是失業、半失業人員和國企改革中的冗員。公司為他們提供培訓、介紹工作，或將他們組成服務隊承攬工作，或將他們派遣到用工單位去勞動。
新時期的派遣工和外包工最初是國企改革的伴生物。一旦一個工人被確定為冗員，這個工人一方面在勞動關系上與國企保持不變，另一方面被歸入國企附屬的勞動服務公司管理，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派遣或外包到外單位。通過派遣和外包，原單位不僅減少了冗員，還能坐收外單位的傭金。
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下崗職工越來越多，政府要求國企成立再就業中心，這些中心除了向下崗職工發放生活津貼和給他們支付勞動保險外，職能與80年代的勞動服務公司無異。這些中心在新世紀初期被陸續關閉。
同時，為了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大力鼓勵勞務派遣公司的發展，並為此出臺了財政補助和稅收減免等措施。
例如，1999年出臺的《北京市勞務派遣組織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新建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30人以上，並與其簽訂2年以上勞動合同且試用期滿的，可享受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及同級財政部門給予的5－2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職工總數50％以上的，且勞動關系維持在3年以上（含）的，可自安置人數達到規定比例之日起3年內享受營業稅等額補助的優惠政策。
2003年，時任國家主席胡在一次發言中指出：“我們要積極發展勞務派遣和其他類型的就業服務組織，指導分散單個的下崗失業人員組織起來，為他們實現再就業提供組織依托和幫助。”
對國企的工資總額管控也是其大量使用派遣工和外包工的原因。為了提升國企效益，1985年起，國企的工資總額與其經濟效益掛鉤。而根據國資委制訂的國企會計準則，只有正式工的工資計入工資總額，而臨時工的工資計入營業費用，在國資委的管控之外。而且，國企正式工的收入常年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而臨時工的工資則低得多。由此大量雇傭臨時工不僅能幫國企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經濟效益，還能幫國企擴大工資總額，鞏固既得利益。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放開。城鄉遷移的浪潮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發展。雖然絕大多數農民工是自發或者在自己親朋好友的幫助下遷徙到城市工作的，但有的農民工在遷徙過程中得到了當地勞務派遣機構的幫助。這些機構的組織主體是縣和鄉鎮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地方政府也會協助將農民組成建築包工隊或者保姆隊，對外承攬服務。這類實踐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別是在一些偏遠落後地區。在前年結束的脫貧攻堅站中，政府對外輸出勞動力來幫助群眾脫貧是重要的做法。
外資進入中國也助推了勞務派遣的發展。對於早期進入中國的外商駐華代表處和外資公司而言，他們對中國知之甚少，招工不便。同時，政府意圖通過控制用工來監管這些外國機構。
我國最早的一家專業派遣機構——1979年成立的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公司（FESCO）——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類外資人力服務公司至今是中國勞務派遣市場上的一霸。之後雖然外資機構有了招工權，但是使用派遣工的做法長期維持下來。外資企業使用派遣工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跨國企業總部對於其中國分公司的人員數有控制，使用派遣工可以繞過這種控制增加員工。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狂湧。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東莞，為了滿足蓬勃發展的出口加工業的需求，當地政府不僅自己成立勞動中介為企業輸送人力，也鼓勵私人中介的發展。同一時間的溫州也見證了私人中介的崛起，為繁榮發展的私企提供人力。這些中介最早靠向求職者收錢營利。
隨著用工荒時代的到來，他們轉向向用工企業收費營利，其主要形式就是勞務派遣。在用工荒時代，之前工廠在門口貼個招工告示就能引來求職者如過江之鯽的時代一去不覆返了。用工荒疊加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之下，工廠自行招人變得過於昂貴，從而不得不求助於勞動中介。
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疲軟，中國出口受到影響。對於工廠經營者而言，以前不僅有足夠的工人，也有足夠的訂單；而現在，不僅工人難招，訂單也難找。這種情況意味著訂單的波動性變大。為了控制成本，企業必須同步實現勞動力的波動。這種情況是目前中國出口導向型工廠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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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樓的時候，王瀟已經把最糟糕的可能性在心中飛快地過了遍。
無外乎就是拆遷征地農民徹底暈了頭，自覺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趁機獅子大開口，非得扒著開發公司不放，給自己弄一個鐵飯碗不可。
要真那樣的話，那麽她絕對會尊重他人命運。
反正她拿地的協議都簽了，12美金每平方米，共計1平方公裏的地，誰都別想跟她搶。
如果開發公司翻臉，要撕毀協議的話——
雖然不到迫不得已，她都不願意跟地方政府鬧上法庭。
但真要打官司，她也從不帶怕的。
哦，加拿大的公司違反規定，捂地不開發，你們也只能捏著鼻子老實認了。
我們老老實實遵守協議規定做事，反而成了好捏的軟柿子？
開什麽玩笑！
加拿大的公司是外資，俄羅斯的就不是嗎？
加拿大的公司能找總理給他們站臺，我們就不能嗎？
既然拿政治說事，那大家就真刀真槍地拼拼看。
再難聽點兒講，從地緣政治和國際局勢以及歷史的角度分析，外交關系裏頭，加拿大和俄羅斯誰該站前面，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嗎？
所以王瀟毫無畏懼，下樓時姿態堪稱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
方科長都佩服她，看看人家這心思素質，難怪能當這麽大的老板！
唉，真是愁死她了。
跟農民談判就是這樣，前一天說好的事，後一天就能反悔。
非要扒著他們開發公司不放嗎？他們公司的門檻有這麽低嗎？
哪個王八羔子找事？趙副總嗎？不可能。
昨晚胡總都明確表態了，而且協議都簽了。趙副總現在找事，就是在打胡總的臉。
他瘋了，幹這種蠢事！
胡總又不是什麽軟柿子，胡總有部委背景，是上海市領導親自請來的，背後硬的很。
況且胡總從來都不是吃素的，為了那3000畝地，他得罪了多少人。
連兩國總理出面，他都沒放棄，楞是咬著規定，好歹將加拿大公司的出讓金漲到了23美金一平，而且還取消了人家另外750畝地的優先選擇權。
這樣的領導，失心瘋才會跳出來挑戰他的權威呢。
趙副總這種官場老油條，昨天可以借口自己酒沒醒，今天絕對不敢再找事。
他找事，大概率會被踢出開發公司。可回原單位，也沒他的位置了。
他找事，王總真拿不成1500畝地的話，也絕對不可能是他的人拿。
胡總怎麽都不可能讓他得逞的，這是公司誰說了算的原則性問題。
方科長滿心無奈地重新回到農民面前：“好，現在我們胡總來了，王總也在，你們到底想怎麽樣？”
這回打頭陣的仍然是那個犟老頭：“我們還是要開發公司招我們。”
王瀟一整個大無語：“都不等開發區建好，你們就已經看不上魚市的工作了嗎？”
犟老頭急了：“不是不是，不是一回事。”
胡總經理頭大如鬥：“那我現在也明確告訴你們，這是不可能的！我個人想收你們都不行。因為我們公司招人，是要往上面打計劃，上面批準以後才能招人。否則根本沒名額，所有的糧油關系等等，都轉入不了公司。”
“哎喲，不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跳出來了，“我們有數，我們變不了幹部和正式工人的身份。我們就是想要一個勞動服務隊，你們來安排我們工作，嗯，派遣工。”
王瀟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們要當派遣工？你們知道派遣工是什麽意思嗎？”
天奶，她又想掐人中了。
她還是頭回聽說有人放著正常雇傭模式不要，非得當派遣工呢。
哪有這樣全心全意為資本家著想，想方設法坑自己的工人啊！
“曉得曉得，日本的講法嘛，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小夥子盯著胡總要答案，“你就說答應不答應組織服務隊，給我們派遣工吧。”
胡總經理也不知道說什麽好。
跟幾十年後大眾普遍認為派遣以及勞務外包制度是改開後才出現的不同，事實上，真實的歷史中，它們出現極早，五十年代就有，當時的農民工在上海有個名稱叫四六工，因為農民只拿自己工資四成，合作社分六成。
當然，也不能說合作社無恥地剝削了農民，畢竟合作社要負責農民在單位上班期間的口糧，以及農民病退傷退後的生活，還能參加合作社分紅。
但是，說白了，能正式被單位雇傭，誰又願意當這種四六工呢？
胡總經理理解不能：“就算成立了服務公司，那我們公司也只能派你們去工地去魚市上班，我們還得收你們工資的一部分作為管理費。你們這又是何必呢？直接過去上班不好嗎？”
王瀟回過神，都想捂住他的嘴了。
別勸了，千萬別勸。
作為用工單位，她實在太歡迎派遣工了。多省事啊！
萬一勸醒了他們，他們又後悔了，她豈不是省不下這筆錢了。
然而農民完全沒有清醒的意思，仍然堅持：“我們知道，你就成立服務公司好了，我們就等你們派活。”
自打當上開發公司的總經理後，胡總眉心的豎線就越來越深：“你們得跟我說實在話，你們這麽折騰圖個什麽？能滿足的，我們公司肯定滿足。滿足不了的，你們別折騰了，省得最後也是大家白忙。我不明白了，王總有什麽不好的，你們好好去做事，不行嗎？”
結果那犟老頭沒忍住：“哎喲，她好也不行。她自己就是私人的，她後面做不下去……”
那個小夥子趕緊攔住他：“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是怕王總做完這邊不做了，那我們以後生活怎麽辦？你們開發公司是國家的，總歸在的。這邊做完了，你們再給我們派下一家的活。”
他看的可清楚了，這些老板來來去去的，跟掛單的和尚一樣，就沒個準數。
之前他們從來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位王總，鬼曉得她能在開發區待多久？
說白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他們就認廟。
王瀟從善如流，轉向胡總：“那我真沒辦法，老百姓信任的是政府，我一個私人老板也信任政府，以後我就等胡總你們給我派工用。”
開啥子玩笑，有人給她省事，她笑還來不及呢。
她看胡總滿臉便秘的表情，特別真誠地安慰對方：“其實這樣也好，大家都歸開發公司管，有問題解決起來也方便。”
“將來大家要有委屈了，不好跟我們講，但開發公司是他們的娘家啊，沒什麽不能提的。”
“而且將來進駐科技園的單位多了，要是有單位欺負咱們派遣工，做得過分了，開發公司不給它派人，它也要低頭的。”
農民聽的都想拍巴掌了，這位王總確實是位善心人。
看，人家一個大老板，竟然能替他們這些農民著想。
就是她太心善了，所以大家才更慌啊。
心善的做生意會吃虧，會被人欺負。
胡總經理心裏想的卻是另一回事，他並不相信勞務公司不給入駐單位派工，就能制裁對方。
想到上海來打工的外地人多了去，人家根本不愁招不到人。
真正觸動他的點是，把拆遷的農民都聚集在一起了，那麽將來管理起來，確實能省很多事。
多少人下了班在外面耀武揚威，在單位不還得縮著頭當孫子嚒。
越是小老百姓，單位對他們的約束力越強。
另外，成立這個勞務派遣公司之後，他們也有收入了。
好幾萬號派遣工呢，每個月光是管理費，就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有了這個錢，後續再給拆遷農民改善生活條件或者做點其他什麽事，也有啟動資金了。
相當於羊毛出在羊身上。
想明白這兩點，胡總也不再堅決反對，而是松了口：“你們再想想看，要是真決定了，再過來報名。”
“我醜話講在前面，你們不能今天報了名，公司給你們安排幹活了，你們明天又改主意不來了，讓公司開天窗啊。”
農民們哄笑起來：“不會不會，我們肯定來。”
還有幾個青年農民互相擠眉弄眼，躊躇滿志。
他們想的比周圍人更深一層，他們是想轉正的。
什麽意思呢？在計劃經濟時代，各家單位都有為數不少的臨時工。
臨時工又分成城市戶籍臨時工和農村戶籍臨時工。前者待遇比後者好，而且有轉正機會。
現在，他們的地被征收了，他們也成了居民戶口，那他們憑什麽不能爭取轉正的機會呢？
王瀟不會讀心術，否則恐怕要一聲長嘆，因為臨時工和外包派遣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不過，這個時代一切皆有可能。
人家有奔頭，是好事。
她笑瞇瞇地跟農民們揮手道別：“那我就等你們過來開工了啊。”
有農民急著問：“你什麽時候開工啊？”
王瀟笑容滿面：“天冷，現在又要快過年了，我先請建築設計院過來規劃設計，安排好了再動工。不然做到一半不對勁再返工，反而耽誤時間。”
犟老頭農民高興起來：“對對對，是這麽個道理，要有計劃。”
年輕農民還在追問：“那到底什麽時候？”
“開過春吧。”王瀟想了想，開口道，“天暖和就該動工了，不然夏天熱起來，幹活效率低。”
既然都已經細化到這一步了，那大家自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呃，不是，是該找人找人，該幹活幹活，該弄錢弄錢去。
王瀟就是那個弄錢的隊伍，1平方千米的地要想搞開發，那可是一大筆錢。
就她知道的，同樣隸屬於浦東新區的浦東濱江金融城，1.3平方千米的面積，做到地上地下完整相連，人車分離的立體開發，成為一個現代化綜合體，投資金額是300億。
當年，她知道這個數字的時候狠狠倒吸了口涼氣。
心想著自己什麽時候能這麽有錢？
現在，她還是拿不出這麽一大筆錢，只能想辦法去籌措。
臨走的時候，胡總還跟她打招呼：“我們等著開過春就給你拿的地七通一平。”
這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開發區先建好道路，然後造一個總管道，下面埋水電煤氣通訊等管子。
等到正式簽約之後，開發公司就把水電煤氣等管道，從總管接到這塊開發地塊，這樣後續才好蓋樓或者建廠房。
王瀟笑道：“我就等著七通一平好動工呢。”
天奶，她在上海有1500畝地，這是多麽魔幻的一件事！
眾人上了車，張俊飛還在恍恍惚惚。
昨天他受到的震撼太大，一時間沒反應過來，老板竟然用12美金/平方米的單價，拿下了1500畝地！
就因為老板說她能弄來蘇聯科學家？
王瀟看他發呆，輕笑道:“有什麽問題，趁我在上海，趕緊問。”
張俊飛也顧不上跟老板講話的技巧，突突突說了自己的疑惑。
王瀟笑了起來:“胡總是從哪個部委下來的？”
“工業部。”
“在此之前呢？”
張俊飛被問楞了，想了一下，才試探著回答:“科委？”
他記得似乎是方科長提了一嘴。
當時王總誇科技園高大上，方科長就補了句他們胡總以前也是科委的幹部。
噢，難怪哩，胡總對高科技感興趣。
王瀟笑了笑，意味深長道:“現在國家走的是技工貿路線，但已經成功實現了工業化的高科技產品技術，在被國際市場淘汰前，是不會轉移過來的。”
“想吃科技工業化這碗飯，還得靠自己實現技術的工業化。”
“只有蘇聯的技術，來不及被工業消化的技術，才有這個機會。”
一鯨落而萬物生，看，她一直在吃蘇聯解體的紅利。
伊萬諾夫發出了嘆息:“無數人努力的心血，不該埋在歷史的塵埃中。”
大家都沈默了。
車子往前開，經過一片工地的時候，伊萬諾夫問了句：“這邊是哪家公司在動工？”
張俊飛趕緊解釋：“這邊是保稅區了，他們一期已經封關，現在做的是二期，有6個平方公裏。之前，總理還親自過來參加封關典禮還剪彩。”
說著，他笑起來，指著臨時圍墻道，“圍墻是海關要求搞的，他們剛開始弄的時候，發現鐵絲低了三厘米，然後楞是把建好的十多片圍墻重新調整，擡高了三厘米。”
他聽說這故事時，感覺這邊真的挺較真的。
王瀟來了興趣：“哦，現在這個保稅區有什麽特別的嗎？”
張俊飛也說不清楚，保稅嘛，就是免收關稅什麽的。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保稅區裏辦公司，汽車、彩電、覆印機這些，大概20種商品進口是免稅的。一家公司可以買一輛免稅轎車。”
說的時候，他自己忍不住笑起來。
小高莫名其妙，不明白這有啥好笑的？
還是伊萬諾夫聽完翻譯之後，爆笑出聲，沖王瀟眨眼睛：“嘿！王，你們的公司部門，嗯，是不是公司辦之類的，一定會忙死的。每天該有多少公司要註銷再重新註冊啊。”
小高這才恍然大悟：“汽車，免稅汽車。”
王瀟點頭：“免稅弄一輛汽車進來，轉手出去，賺頭大的很。海南80年代就是差不多這麽搞錢的，直接搞熄火了。”
小高愈發覺得不可思議。
他笨他承認，但老板和張俊飛都能想到的漏洞，甚至之前有海南的例子都擺在面前了，怎麽這邊保稅區還能露個這麽大的口子啊。
他突然間覺得，這些定規則的人好像也沒那麽聰明。
王瀟可不覺得人家能到那個位置上會是傻瓜。
她比較陰暗，更加傾向於某些漏洞就是為了某些人設置，方便他們鉆的。
“保稅區，現在是不是國內商品進入保稅區就等同於出口，可以退稅了啊？”
張俊飛不敢瞎掰：“這方面我沒了解過，我還不知道。”
但他已經想到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這些等同於出口的商品大概率不會真的走出國門。
它們拿到退稅以後，很可能會以各種神奇的方式再從保稅區消失。
嘖，論起薅國家羊毛來，大單位可一點也不會心慈手軟。
伊萬諾夫笑得愈發開懷，還擠眉弄眼：“王，相信你們的勇氣和膽量，沒有你們不敢做的。”
王瀟呵呵回頭：“彼此彼此。”
這種事情別說是俄羅斯，蘇聯都沒少做。
但這並不影響伊萬諾夫現在幸災樂禍啊。
人類起碼有一半的快樂，來自於看到別人也沒那麽好。
王瀟翻了個白眼，問他：“吃啥？”
伊萬諾夫瞬間來了精神，積極提要求：“我要吃紅燒肉。”
上帝啊，他宣布，昨晚他吃過的紅燒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肉。
但張俊飛沒指揮司機去昨晚的飯店。
那些店，說白了都有點坑人，專門坑外商和港臺商人。
上海現在也不是沒有價格比較正常的飯店。
比如說他帶老板過去的人民飯店，主打家常菜，最貴的燒牛鞭也就25塊，其餘的都是幾塊十幾塊。
把招牌菜全點一遍，加在一起，還不到三百塊。
小高依然覺得恍恍惚惚，三百塊錢，好多人一個月的工資都未必有三百塊。
但比起昨晚的一千五一桌，這物價確實又正常好多。
他們臨時來的，沒包間用，王瀟也不在乎，直接坐大堂幹飯，飯菜口味還不錯。
尤其是汽鍋雞，竟然真沒加水，相當不容易。
她上次在北京吃的時候，不懂裝懂的老板竟然還特地出來強調他們家的汽鍋雞加的是礦泉水，不是自來水。
搞得她哭笑不得。
伊萬諾夫對汽鍋雞的感情一般，他的最愛又神奇地從紅燒肉變成扣肉了，宣布這是他吃過的最好的美食。
只是大家沒再飯店多待，因為隔壁桌原本是給老人辦壽的一桌人，吃著吃著就吵起來了，吵得他們如坐針氈，只能提前走人。
飯店經理還跟出來道歉，抹了他們這頓飯的零頭不說，還送了他們酥皮糖糕當零食。
伊萬諾夫挺開心的，因為酥皮糖糕也對了他的胃口。
他宣布，他近期都不控制體型了。後面還有戰鬥等著他，他等保存能量。
張俊飛尷尬得不行，看看他，都挑了家什麽飯店，吃個飯也不安生。
他試圖挽救：“老板，你們夜宵想吃什麽？我曉得一家店熬得粥特別地道，是從廣東請來的老師傅熬的。”
王瀟搖頭：“不了，晚上早點睡，明天我們要去北京看看。”
張俊飛沈默了一瞬。
他雖然沒有一直盯著，但也曉得楊桃在北京的拿地進展並不順利。
他想了又想，最後還是主動對老板說了他的看法：“楊經理是文化人，我的意思是她有點，哎，就是比較矜持。”
其實他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他覺得楊桃過於端著了。
這種端著不是說她不適應酒場文化，不會跟官員們推杯換盞。
而是，要怎麽說呢？
楊桃給他的感覺像是學生時代，班上成績最好的女班長，有點兒清高的那種。
她雖然也愛笑，但是她跟人是有距離的，有一種莫名的犟。
他甚至懷疑到目前為止，楊桃去了北京，都沒拜訪過曹副書記。
哦不，現在是曹部長。
這些話，張俊飛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王瀟看他表情也猜的七七八八。
她開口問：“那你有沒有想過，她為什麽是這種表現？”
張俊飛卡殼了。
他不知道。
他上學的年代，男生是不跟女生玩的，大家三八線分明。
他去當兵以後，更是沒見過幾位女同志。
等到他退伍跟著唐一成混，他們團隊也全是男的，他哪曉得年輕女同志是怎麽想的。
反正在他看來，有些女同志真的是一個比一個奇奇怪怪。
明明非常簡單的事情，搞不懂她們到底糾結別扭個什麽勁。好像那個裝在套子裏的人一樣。
王瀟笑了笑，閑話家常：“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剛才吃飯的那桌，為什麽會吵起來？”
張俊飛當然記得，他耳朵靈光得很，連上海話都能聽懂七七八八。
剛才那一桌是祖孫三代，老兩口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先吵起來的人，是小女兒。
小女兒當年去了新疆，現在想把孩子的戶口遷回上海。但是她哥哥不同意將孩子戶口掛在自家房子名下。
小女兒抱怨說當年應該是哥哥去新疆支邊的，因為父母偏心，把她給弄去了。
現在哥哥不僅留在了上海，還接了爸爸的班，生活這麽好，還不肯幫幫她。
她姐姐先是和稀泥，後來又說妹妹太計較。工作是爸爸的，爸爸願意給誰接班是爸爸的事。
一家人就徹底吵起來了。
只是，張俊飛不明白老板為什麽提這茬。
王瀟輕輕嘆氣：“你了解過楊經理的家庭背景沒有？”
張俊飛楞了下，還是老實承認：“曉得一些，她父母是老師，有一個哥哥在自來水廠上班。”
肯定要了解啊。
當初他從綏芬河到上海前，就知道大家是競爭對手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王瀟扯了扯嘴角：“你們家有沒有你的宅基地？”
張俊飛都暈頭了，不明白老板為什麽會突然又把話題轉到他頭上。
“有啊，不過沒多大，我也沒空回去蓋房。”
王瀟笑了：“這就是問題所在。在傳統的社會背景下，男性被默認為是家庭財產繼承人，女性則享受不到這個繼承權。男人不管要不要找個財產，大家都默認財產屬於他。”
“但女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很早就會被有意無意地教導，這個家是你哥你弟的，跟你無關。”
“農村普遍不給女孩分宅基地，工廠普遍不會給女職工分房，因為默認女人會嫁給一個男人，去住對方的房。”
“丈夫和妻子吵架的時候，都曉得有個撒手鐧，叫，你給我滾出去！”
“因為他知道妻子無處可去。夫家是丈夫的，娘家是兄弟的，都跟她沒關系。”
“這種成長背景，這種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容易讓女同志不會利用資源。”
“因為在她們的潛意識裏，這些資源都與她們無關。”
“她們要奮鬥，就意味著什麽也指望不上，全靠自己來扛。”
張俊飛眨巴兩下眼睛，下意識地想說，這怎麽可能。
但話到嘴邊了，他又發現這似乎是事實。
他們村裏出去奮鬥的女人，好像只有一個寡婦。她丈夫去世後，她夫家長輩親戚不僅沒幫她，反而想占他們家的房子，因為她沒有兒子。
王瀟慢條斯理地往下說：“我跟你說這些，是因為你以後也會有女下屬。人是會把家庭生活經驗帶到社會工作中來的。如果沒人點醒她們，她們很可能要一直原地繞彎。”
“你既然是下屬的領導了，那就請你將來當好她們的領路人，點醒她們。”
“讓她們會做事，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真正的能力，才能提高效率。”
張俊飛連忙應下，脫口而出:“那我好好跟楊經理說。”
王總對著他說這些話，意味著楊桃已經不是他的對手。
別看一直強調，開會要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但實際上，也只有領導班子才會真正的點評手下人，糾正他們的錯誤。
王瀟笑了笑:“不必了，你忙上海的事，我去北京。”
張俊飛又鬧了個大紅溫，他暈頭了，他飄了。
他期期艾艾地表示:“好的，我一定做好上海的事。”
回到酒店，伊萬諾夫才沖王瀟眨著漂亮的桃花眼:“王，你可真是柔軟善良。”
看，到現在還考慮桃的自尊。
哦，可憐的桃，這大概是她最後的機會了。
因為北京的拿地拖不起。
別看現在華夏國內的房地產萬馬齊喑，但是任何一個有發展前景的行當，低谷期就是真正的業內大佬入場的最佳時機。
現在以及將來，會有很多目光敏銳的投資者進入這個行業的。
不抓住這個時機，以後他們要進場，就要付出更高的代價。
他又開始眨眼睛:“王，我還以為你會提前跟桃說這些呢。”
王瀟沒好氣:“我獨生女，我從小就知道我爹媽的東西都是我的。我也是才想到大部分非獨生女沒這個概念。”
她也確實是真的剛想到。
她上輩子是個事實意義上的孤兒。她不是通過父母長輩言傳身教，來了解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的。她是自己通過讀書以及個人體會，去認識這個世界的。
上輩子她很小就打破了對權威的崇拜。不管是父母長輩還是師長，她都沒機會戴濾鏡看。
所以他們傳輸的不少理論，在她看來就是放屁。
人當然要爭要搶，誰規定的配與不配？你規定了，我就認嗎？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往上走往前沖，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等她當了網紅，蹭流量蹭熱度，更是家常便飯。她從來沒有過，你怎麽好意思蹭的羞恥感。
看，人沒有那麽多所謂的道德底線，活得更舒服。
伊萬諾夫不知道她的心理活動，只一味地嘿嘿嘿。
但他嘿了不到兩分鐘，就嘿不下去了。
因為尤拉打國際長途找他了。
電話機裏，尤拉的聲音尤為氣急敗壞:“伊萬諾夫，你趕緊回來吧。”
伊萬諾夫換了個姿態:“為什麽？我在華夏很好。”
“盧布，這群該死的家夥！盧布已經跌到了一千五。”
伊萬諾夫不當回事:“這不是很正常嗎？你們今天宣布內閣名單，民眾恐慌，拋售盧布，市場自我調節行為而已。”
尤拉發出咆哮:“總理還沒宣布內閣名單呢，民眾恐慌個屁，盧布先他媽暴跌了！”
伊萬諾夫瞪大眼睛，和王瀟面面相覷。
這這這。
他都要批評一句，俄聯邦的銀行家們實在太過於迫不及待了。
好歹專業裝的像樣點啊，怎麽能提前行動呢？
看，這下子連借口都不好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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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文中提到的外包派遣之類的資料源自於網絡。感興趣可以看一看。
包工制在我國有著漫長的歷史。我國雇傭工人大規模出現是在明中葉以後，尤其是在商品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其時，按照雇傭時限，雇工內部已出現長工與短工之分。長工受雇期至少為一年，短工則受雇期短於一年，包括日工、月工、季工等形式。直接雇傭之外，當下流行的外包制的雛形——包買制——已經嶄露頭角。例如，在明萬歷年間的松江暑襪業，襪店的商人並不自己從事生產，而是將生產發包到周圍的農戶，再收購其產品，一家一戶由此成為襪店老板的小作坊。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也催生出采用新技術和新管理方式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內包制在中國頗為流行。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工廠主不直接雇傭和管理工人，而是通過包工頭來做這些工作。具體而言，工廠主提供廠房、生產設備，有時也提供原材料和流動資金；包工頭負責招募和管理工人，保質保量完成生產，這個過程可能涉及層層轉包；最後，工廠主獲得產品，並向包工頭支付其個人工資和包工費；包工費的一部分會發給工人，剩下的是包工頭的傭金。在這種制度下，工廠主直接雇傭高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主要是包工頭），他們被稱為裏工；由包工頭雇傭的工人則被稱為外工。就雇傭期限而言，裏工基本是長工，外工可能是長工和短工。內包制的流行延續到了民國年間。例如，在當時的上海，碼頭業、人力車業和建築業的幾乎所有工作都是采用這種組織形式；在鐵路運輸和制造業，一些工序采用了這種形式。包工頭從這種制度中獲利頗豐。在民國年間上海的碼頭業、人力車業和造船業，包工頭拿到的傭金常占到包工費的一半以上。
計劃經濟時期，內外包工制得到延續，勞務派遣制度的雛形也出現了。在此期間，我國城鎮就業人口以固定工為主體，其中國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體企業也有大量固定工。同時，臨時工暗流湧動：即便在國企中，臨時工的比例也常年維持在10-15%之間，個別年份甚至高於20%。相對於固定工，臨時工在諸多方面受到歧視。失業是當時工人最大的噩夢。在就業穩定性方面，固定工與用工單位之間沒有勞動合同，除了大躍進失敗這樣的極端情況，他們享受著終身雇傭；而臨時工做著臨時性、季節性、或者長期性工作，當他們不被需要的時候，當他們生病、受傷、懷孕的時候，或者當他們行為失當的時候，等待他們的命運就是被解雇。臨時工因為被解雇而自殺的情況時有發生。在工作環境安全性方面，臨時工集中於低技能崗位，相對於固定工，他們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臟又累又危險的崗位，卻常常得不到足夠的安全生產培訓和勞保用品，結果是他們的工傷和工亡率都更高。
在收入方面，固定工主要拿的是月收入，停止工作一、兩天對收入影響不大；隨著資歷和職位的提升，他們可以期待工資沿著八級工資制節節攀升。相形之下，臨時工拿的是計件或日工資：一旦停止工作，他們就沒有收入，這限制了他們參加集體行動；而且不管他們總共加起來工作了多久，他們的工資往往停留在八級工資制的最低一檔。固定工與臨時工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些固定工雇傭臨時工為他們工作，然後白白地賺取工資差價。在勞動保險和福利方面，臨時工在生病、工傷、工亡、生育等方面的待遇顯著差於固定工；固定工退休後可以每月拿到相當於原工資50-70%的退休金，而臨時工則什麽也得不到。至於米面糧油、肥皂、毛巾等小福利，臨時工也常常在被忽略之列。在政治待遇方面，加入工會、黨組織和企業職工代表大會這些官方的參政議政機構幾乎是固定工的特權，臨時工被排斥在外。在人格尊嚴方面，臨時工經常被正式工看不起，也被社會上很多人看不起，以至於無法參加一些公共活動和購買一些稀缺物品。臨時工身份是他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一些人甚至羞於將自己的臨時工身份告訴約會對象，怕被對方嫌棄。
在這些共性之外，臨時工內部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其中一個維度的差異就是其雇傭安排。
計劃經濟時期，固定工和單位之間不簽訂勞動合同。初期，臨時工也不簽訂勞動合同。
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全國開始在臨時工中推行勞動合同制，臨時工由此又被稱為合同工。這些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方便了用工單位解雇臨時工。
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鎮用工單位與農民工及其所屬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簽訂三方合同。合同在約定雇傭期限、工資等基本勞動條件條款之外，還約定了用工單位支付的工資在農民工和其所屬合作社之間的分成；作為交換，合作社負責農民工在該單位工作期間的口糧，及其因病或者因傷被退工之後的生活，農民工也能參與合作社的分紅。
國、務、院隨後要求全國各地推行該經驗。顯而易見，這種安排下，農業合作社發揮了類似當前勞務派遣機構的作用。大躍進時期，這類工人獲得了一個新的名字：亦工亦農。
在上海，約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農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資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農在上海又被稱為“四六工”。在全國，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見慣的比例。
大、躍、進時期，國家的勞動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轉向固定工和臨時工並舉，甚至提倡臨時工，加劇了臨時工的擴張。然而單個單位臨時工的數量和工資總額長期受到國家控制。
為了繞過這種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鼓勵下，單位轉向使用數量和工資總額都在國家控制範圍之外的外包工。這種情況跟2014年後國家加強對派遣工的規制，結果用工單位紛紛轉向外包工如出一轍。
包工隊的組織主體有很多。在城市，勞動部門和街道政府常常組織失業人員和家庭主婦，為其他單位提供服務；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比如交通運輸局和手工業局，亦會組織起自己單位的職工和家屬工，提供一些專業服務；在上海，只要集體企業願意對外承攬業務，它們也具有做包工的資格。在農村，是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在組織包工隊。通常而言，包工隊的組織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資作為傭金。
根據包工制工人是否和固定工在一起工作，他們又被分為“外包內做工”和“外包外做工”。
根據檔案資料，1967年，上海市區以勞動服務隊名義組織從事外包工工作的約有7.5萬人，其中外包內做的有5.9萬人，外包外做的有1.6萬人；盧灣、靜安、長寧、虹口、閘北等五個區外包內做可分為長期性生產需要和臨時生產需要兩種，前一種占外包內做工總人數的79%，外包外做分為在廠外集中生產和分散在家庭中勞動兩種，前一種占到67%。
上海市勞動局曾在1964年要求外包內做工應該受包工頭管理，而不是用工單位管理。這種規定暗示了當時外包內做工受用工單位管理的普遍性，與當下流行的“假外包、真派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接受包工頭管理的外包內做工顯然延續了清末流行的內包制，由包工頭管理的外包外做工則是典型的外包制下的工人。
臨時工內部的差異導致了其待遇分化。按照戶籍來分，城市戶籍的臨時工境況優於農村戶籍的臨時工。農村戶籍的臨時工常常享受不到任何勞保福利待遇，也沒有轉正的希望，而城市戶籍的臨時工（外包工除外）兩者都可以。
在城鎮戶籍的臨時工內部，按照雇傭安排來劃分，常規臨時工（由用人單位直接雇傭）處於臨時工金字塔的頂端。他們的勞保待遇按著當時的勞動保險條例來，並經常有轉正的機會；這類工人裏面男工居多。
其他的臨時工與外包工的界限常常不甚清楚，勞保福利待遇差距也大，其中工廠所在街道安排進來的工人和工廠自身職工的家屬進來做工往往享受一定的免費醫療待遇，而跟其他的外包工則沒有任何醫療待遇，也沒有轉正的機會。
外包工的工資較常規臨時工為低，他們一旦生病，經常是請不起醫生的，疾病也讓他們更有可能被解雇。
所以一旦生病，外包工往往陷入貧病交加的絕望境地。女性外包工的處境尤為悲慘，以至於有女外包工懷孕後怕被解雇，束緊肚子，最後生下死嬰的記述。
日常生活中，臨時工整個群體被固定工看不起，外包工又被其他的臨時工看不起。外包工與其他臨時工之間的差異導致了由外包工轉為常規臨時工被認為是一種獎勵或者救濟。
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外包工被經常性地需要的時候，或者外包工出了工傷或者得了職業病。這些情況導致了在1966-1967年的臨時工運動中，外包工是重要的力量。
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以固定工為主體的城鎮用工制度被廢除，勞動合同制作為主體的用工制度在全國推行開來。與這一轉換齊頭並進的是派遣工和外包工從計劃年代的暗流，奔騰成狂湧。
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人口的普遍增加和知青的大量回城，城鎮就業壓力巨大。為此，中央政府鼓勵地方政府建立勞動服務公司。這類公司其實是之前勞動服務隊更加正規的形式。一時，地方上的勞動局、人事局、工會、街道和國企紛紛響應。
1987年，全國有5.6萬家勞動服務公司，雇傭了730萬工人，並管理著170萬臨時工。勞動服務公司的服務對象是失業、半失業人員和國企改革中的冗員。公司為他們提供培訓、介紹工作，或將他們組成服務隊承攬工作，或將他們派遣到用工單位去勞動。
新時期的派遣工和外包工最初是國企改革的伴生物。一旦一個工人被確定為冗員，這個工人一方面在勞動關系上與國企保持不變，另一方面被歸入國企附屬的勞動服務公司管理，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派遣或外包到外單位。通過派遣和外包，原單位不僅減少了冗員，還能坐收外單位的傭金。
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下崗職工越來越多，政府要求國企成立再就業中心，這些中心除了向下崗職工發放生活津貼和給他們支付勞動保險外，職能與80年代的勞動服務公司無異。這些中心在新世紀初期被陸續關閉。
同時，為了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大力鼓勵勞務派遣公司的發展，並為此出臺了財政補助和稅收減免等措施。
例如，1999年出臺的《北京市勞務派遣組織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新建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30人以上，並與其簽訂2年以上勞動合同且試用期滿的，可享受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及同級財政部門給予的5－20萬元的一次性補助……勞務派遣組織招用下崗職工，達到職工總數50％以上的，且勞動關系維持在3年以上（含）的，可自安置人數達到規定比例之日起3年內享受營業稅等額補助的優惠政策。
2003年，時任國家主席胡在一次發言中指出：“我們要積極發展勞務派遣和其他類型的就業服務組織，指導分散單個的下崗失業人員組織起來，為他們實現再就業提供組織依托和幫助。”
對國企的工資總額管控也是其大量使用派遣工和外包工的原因。為了提升國企效益，1985年起，國企的工資總額與其經濟效益掛鉤。而根據國資委制訂的國企會計準則，只有正式工的工資計入工資總額，而臨時工的工資計入營業費用，在國資委的管控之外。而且，國企正式工的收入常年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而臨時工的工資則低得多。由此大量雇傭臨時工不僅能幫國企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經濟效益，還能幫國企擴大工資總額，鞏固既得利益。
上世紀80年代初期，城市勞動力市場對農村放開。城鄉遷移的浪潮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發展。雖然絕大多數農民工是自發或者在自己親朋好友的幫助下遷徙到城市工作的，但有的農民工在遷徙過程中得到了當地勞務派遣機構的幫助。這些機構的組織主體是縣和鄉鎮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地方政府也會協助將農民組成建築包工隊或者保姆隊，對外承攬服務。這類實踐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別是在一些偏遠落後地區。在前年結束的脫貧攻堅站中，政府對外輸出勞動力來幫助群眾脫貧是重要的做法。
外資進入中國也助推了勞務派遣的發展。對於早期進入中國的外商駐華代表處和外資公司而言，他們對中國知之甚少，招工不便。同時，政府意圖通過控制用工來監管這些外國機構。
我國最早的一家專業派遣機構——1979年成立的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公司（FESCO）——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類外資人力服務公司至今是中國勞務派遣市場上的一霸。之後雖然外資機構有了招工權，但是使用派遣工的做法長期維持下來。外資企業使用派遣工的另一個原因是：一些跨國企業總部對於其中國分公司的人員數有控制，使用派遣工可以繞過這種控制增加員工。
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發展也推動了勞務派遣的狂湧。例如，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東莞，為了滿足蓬勃發展的出口加工業的需求，當地政府不僅自己成立勞動中介為企業輸送人力，也鼓勵私人中介的發展。同一時間的溫州也見證了私人中介的崛起，為繁榮發展的私企提供人力。這些中介最早靠向求職者收錢營利。
隨著用工荒時代的到來，他們轉向向用工企業收費營利，其主要形式就是勞務派遣。在用工荒時代，之前工廠在門口貼個招工告示就能引來求職者如過江之鯽的時代一去不覆返了。用工荒疊加新生代農民工短工化之下，工廠自行招人變得過於昂貴，從而不得不求助於勞動中介。
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疲軟，中國出口受到影響。對於工廠經營者而言，以前不僅有足夠的工人，也有足夠的訂單；而現在，不僅工人難招，訂單也難找。這種情況意味著訂單的波動性變大。為了控制成本，企業必須同步實現勞動力的波動。這種情況是目前中國出口導向型工廠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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