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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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章
元黎兒司機老陳帶來的信息，像一針強效的腎上腺素，刺入我麻木的神經。
我不能繼續被困在這裏，像一只被釘在標本板上的昆蟲，我必須出去，必須靠近風暴的中心，才能看清真相，或許才能找到一絲掙脫的可能。
我開始精心表演。
在團體治療中，我努力表現出“對現實的接納”和“對未來的積極展望”；面對霍金斯夫人，我刻意減少了對不合腳拖鞋和限量餐食的“抵觸情緒”，甚至偶爾會“主動反思”自己之前的“偏執想法”是“病情所致”；當林先生再次來訪時，我展現出一種經過磨礪後的、順從的平靜，並“不經意”地提及，希望能有機會“為家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報伯父的恩情”。
我的“進步”被層層上報，終於在一個陰沈的下午，伯父關霆軒親自來到了療養院。
他衣著簡樸，氣場古板，身後跟著林先生和兩名面無表情的保鏢，仔細翻閱了我的評估報告，又用那雙鷹隼般銳利的眼睛審視了我良久。
“嗯，氣色確實好了不少。”
他最終開口，聲音平穩，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看來這裏的治療是有效的。既然你有心為家族分憂，那就跟我回去吧。記住，關芮，安分守己，才是你的本分。”
我垂下頭，恭敬地回答他道：“是，伯父。謝謝伯父。”
就這樣，我離開了聖約翰。
但我知道，我不過是從一個狹小的牢房，換到了一個更大、更華麗的鍍金囚籠。
伯父將我安置在關氏集團總部大廈頂層的一套豪華公寓裏。
這裏視野極佳，可以俯瞰大半個城市，裝修極盡奢華，每一件擺設都價值不菲。
然而這裏同樣布滿無形的枷鎖。
公寓內外有24小時輪班的“生活助理”，我的所有通訊設備都被監控和過濾，網絡訪問受到嚴格限制，只能訪問特定的內部服務器和少數經過白名單認證的新聞網站。
我的一舉一動，都在攝像頭和傳感器的註視下，甚至連我的飲食，雖然不再限量，但依舊由專門的營養師調配，避免任何可能“刺激神經”的食物。
伯父給了我一個頭銜“董事長特別助理”，並安排我進入關氏集團一個極其邊緣的、負責處理歷史檔案和合規文件的部門。
工作內容枯燥乏味，主要是閱讀、歸檔和簽署大量我根本看不懂的、用晦澀法律和財務術語寫成的文件。
我像一臺被設定好程序的蓋章機器，每天在指定的時間，被“助理”送到辦公室，在指定的文件上簽下我的名字。
沒有人向我解釋這些文件的內容，部門的其他員工對我敬而遠之，眼神中混雜著好奇、憐憫和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
盡管網絡被嚴格監控，但我作為“特別助理”，擁有一臺連接集團內網的、功能受限的電腦。
我深知每一次操作都可能被記錄，因此行動必須極其謹慎。
一個深夜，我借口需要查閱一份“歷史資產檔案”，獲得了在非工作時間使用電腦的許可，我利用內網一個權限極低、通常用於查詢子公司基本工商信息的數據庫，屏住呼吸，在搜索欄鍵入了那個刻在心底的名字“元黎兒”。
敲下回車鍵的瞬間，我感覺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屏幕刷新，跳出了一長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列表，密密麻麻的公司名稱，註冊地遍布全球各個離岸天堂和監管寬松的地區：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塞舌爾、盧森堡……而所有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欄，赫然都寫著元黎兒的名字。
這些公司數量之多，遠超我之前想象的“數萬家”，簡直是一個由名字編織成的、龐大的幽靈公司網絡！
一陣冰冷的寒意瞬間從脊椎竄上頭頂。
元黎兒，那個在療養院裏脆弱得如同琉璃娃娃的女孩，那個因為抑郁和自殺未遂被家人“保護”起來的少女，竟然是這個龐大、隱秘的商業帝國在法律上的無數個“主人”？
這絕對不可能。
恐怕她只是一個被推上前臺的、無辜的傀儡，一個被利用、然後被拋棄的幌子。
那麽我呢？
我猛地意識到，我現在每天簽署的那些文件，那些將我命名為“授權代表”、“協議簽署人”的厚厚卷宗，其背後的法律實體，是否也正是這些以元黎兒為法人的公司？我是否正在步她的後塵，成為伯父關霆軒用來轉移資產、規避監管、進行灰色交易的新一代傀儡和替罪羊？
接下來的日子，我如同夢游般執行著“工作”。
但此刻，每一次拿起筆，每一次在文件末尾簽下“關芮”兩個字，都感覺有千斤重。
我仿佛能透過那些冰冷的紙張，看到背後隱藏的巨額資金流動、覆雜的股權嵌套、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法交易和稅務漏洞。
我被“助理”和部門主管“引導”著，走各種所謂的“法人變更流程”、“授權協議更新”、“歷史遺留資產確認”，他們總是用平和卻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這些只是“必要的例行手續”，“為了集團的規範運營”，我只需要“配合簽字即可”。
我試圖拖延，借口需要“更仔細地閱讀”，但換來的只是主管禮貌而冰冷的提醒：“關助理，這些文件法務和財務部門已經審核過了，時間比較緊，還請盡快簽署。”
我甚至嘗試過微弱地提問道：“這家‘星海控股’是做什麽的？”
然而得到的回答通常是：“關助理，您只需要關註簽字部分，具體的業務運營有專人負責。”
我陷入了極度的焦慮和無力感。
我清楚地認識到，一旦伯父通過這些以我和元黎兒為幌子的覆雜架構，完成他想要的資金轉移、風險隔離或某種不可告人的布局，我和元黎兒這兩個“法人”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屆時等待我們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被再次“病情覆發”為借口，送回療養院，甚至……遭遇更可怕的“被消失”。
在極度的精神壓力下，那些關於我早逝父親的、模糊而破碎的記憶碎片，開始不受控制地湧現。
父親他生前，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我記得母親曾無意中提起，父親在精神狀態急劇惡化前，也曾短暫地在關氏家族的企業中掛過虛職，處理過一些“文件”。
一個可怕的念頭如同毒蛇般鉆入我的腦海：父親的精神分裂，除了遺傳因素，是否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源於他潛意識裏察覺到了自己被至親利用、成為傀儡的恐怖真相，卻無力反抗，最終導致精神世界的徹底崩潰，他的“異常”，並非純粹的疾病，而是對某種極端殘酷現實的、扭曲的應激反應呢？
如果這個猜想成立，那麽伯父關霆軒，就是在重覆一場冷酷的家族實驗，他利用血緣關系帶來的“信任”便利，將親屬推上前臺，作為他龐大資本游戲的完美白手套和替罪羊。
父親是第一個試驗品，而我和元黎兒，則是新一代的、更加“高效”的犧牲品。
這個認知讓我感到徹骨的寒冷和憤怒。
這不僅是為了我自己，為了元黎兒，也是為了我那在瘋狂中死去的父親，我們都被同一個人，以“家族”和“治療”之名，系統性地推向毀滅的深淵。
然而，認清真相並不意味著擁有反抗的力量，伯父關霆軒手眼通天，他不僅是商業巨鱷，更與政界高層關系密切，勢力盤根錯節，我身處他的絕對控制之下，身邊全是他的眼線，沒有任何可以信任的助手或盟友。
我就像一個被鎖在保險庫裏的囚徒，即使知道了保險庫的密碼，也找不到打開那扇厚重鐵門的鑰匙。
日子在令人窒息的恐懼中流逝，我成了關氏集團龐大機器上一顆沈默的、被迫旋轉的齒輪，每天，大量的文件被送到我的桌前，需要我以“特別助理”或“授權代表”的身份簽署。
這些文件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從海外子公司的股權變更，到與不明實體的巨額借貸協議；從覆雜的知識產權轉讓，到看似慈善的基金會捐贈。
每一份文件都像一塊沈重的磚石，壘砌著一座我無法看清全貌的、黑暗的金字塔，而我和元黎兒的名字，就是這座金字塔最外層的、用於迷惑視線的裝飾。
我強迫自己像一臺沒有感情的掃描儀，高速地瀏覽這些文件的關鍵信息：公司名稱、註冊號、金額、日期、相關方……並刻錄在記憶深處。
我不能表現出任何異常的理解或關註，只能維持那種藥物作用下略帶遲鈍的、順從的姿態，簽字，蓋章，然後推向一邊。
整個過程中，我的“生活助理”就像一尊雕像，立在辦公室角落，無聲地監視著我的一切。
我意識到，伯父似乎正在加速某種進程，文件的數量和覆雜度急劇增加，仿佛在趕一個看不見的最後期限。
這種緊迫感，反而讓我更加確信，我的猜測是正確的，他正在利用我和元黎兒作為傀儡，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資產轉移或風險隔離，很可能與某項即將到來的政策變動、國際制裁或內部清算有關，一旦完成，我們這兩個“工具”就將失去價值。
偶爾，我會被要求去集團的檔案庫“熟悉業務”。
那裏存放著海量的紙質和歷史電子檔案，我利用這有限的機會，試圖尋找與父親名字關聯的痕跡，或是更早時期的、可能同樣被用作傀儡的家族成員記錄，然而每一次，檔案管理員都會如影隨形，讓我無法深入查閱。
但我還是捕捉到了一些碎片：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件上，確實有父親的簽名，筆跡與我記憶中他潦草的字跡相似；還有一些公司的名字，與我正在簽署的文件中的某些實體，存在著隱約的承繼關系。
這進一步印證了我的猜想——這是一個延續了數十年的、冷酷的模式。
生活在絕對控制下，幾乎與外界隔絕，但我沒有忘記元黎兒，也沒有忘記那個冒著風險來找我的司機老陳。
那張寫有電話號碼的紙條，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公寓裏一個極其隱蔽的角落，我一直在等待一個絕對安全的機會。
機會來自一次“意外”。
伯父安排我參加一個極其無聊的、與市政府合作的“青年企業家聯誼會”，本質上是一次公關秀。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我身邊至少有四雙眼睛盯著我，但在中途去洗手間時，我利用一個短暫的監視視線被隔斷的瞬間，用事先準備好的、無法追蹤的預付費手機卡，飛快地撥通了老陳的電話。
電話只響了兩聲就被接起，傳來老陳緊張的聲音：“餵？”
我壓低聲音，語速極快，確保在幾秒鐘內說完關鍵信息：“我是關芮。元黎兒是無數空殼公司的法人，處境極度危險，我也一樣。收集她父親公司的異常證據，尤其是與關氏集團有關聯的。保持沈默，等待聯系。”
說完立刻掛斷，取出SIM卡，折斷，沖入馬桶，整個過程不到十五秒。
我不知道老陳能做什麽，甚至不確定他是否可信。
但這步棋，是我在絕對孤立無援中，投下的一枚微小的、希望極其渺茫的探路石。任何外部的漣漪，都可能成為打破這潭死水的變量。
我的“配合”似乎逐漸贏得了伯父一方些許的“信任”。
一天晚上，伯父罕見地邀我共進晚餐，不是在頂樓公寓，而是在他位於市郊的、戒備更加森嚴的私人莊園。
餐桌上只有我們兩人，氣氛看似家常，卻彌漫著無形的壓力。
他看似隨意地聊著集團的發展戰略、國際形勢的變幻，然後突然話鋒一轉，目光銳利地看向我：“關芮，你最近接觸了不少集團的核心文件。有什麽特別的感受或想法嗎？”
這是一次赤裸裸的試探。
他在評估我的“穩定性”，以及我是否察覺到了什麽。
我的心瞬間提到了嗓子眼，但鏡子的本能讓我迅速冷靜下來。
我放下刀叉，擡起眼，眼神中刻意流露出一種混合著疲憊、順從和一絲因被“重用”而產生的幼稚的榮幸感。
“伯父，”我聲音平穩，略帶沙啞，“文件很多，很覆雜。我看不太懂，只覺得集團業務真龐大，您真不容易。我會努力做好您交代的簽字工作，不給您添麻煩。”
我恰到好處地示弱，並將焦點引向對他的“崇拜”和“感恩”上，同時表現出對文件內容的“無知”和“不感興趣”。
伯父盯著我看了幾秒鐘，那雙鷹眼仿佛要解剖我的大腦。
最終，他臉上露出一絲難以捉摸的微笑，點了點頭：“嗯，不懂沒關系，做好分內事就行，你的身體要緊，別太勞累。”
他不再追問，轉而談論起莊園裏新引進的玫瑰品種。
我知道，我暫時通過了這次考驗。
但我也更加清楚，伯父的疑心從未真正消除，我就像在鋼絲上跳舞，任何細微的失誤，都可能萬劫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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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繼續被困在這裏，像一只被釘在標本板上的昆蟲，我必須出去，必須靠近風暴的中心，才能看清真相，或許才能找到一絲掙脫的可能。
我開始精心表演。
在團體治療中，我努力表現出“對現實的接納”和“對未來的積極展望”；面對霍金斯夫人，我刻意減少了對不合腳拖鞋和限量餐食的“抵觸情緒”，甚至偶爾會“主動反思”自己之前的“偏執想法”是“病情所致”；當林先生再次來訪時，我展現出一種經過磨礪後的、順從的平靜，並“不經意”地提及，希望能有機會“為家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報伯父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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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氣色確實好了不少。”
他最終開口，聲音平穩，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看來這裏的治療是有效的。既然你有心為家族分憂，那就跟我回去吧。記住，關芮，安分守己，才是你的本分。”
我垂下頭，恭敬地回答他道：“是，伯父。謝謝伯父。”
就這樣，我離開了聖約翰。
但我知道，我不過是從一個狹小的牢房，換到了一個更大、更華麗的鍍金囚籠。
伯父將我安置在關氏集團總部大廈頂層的一套豪華公寓裏。
這裏視野極佳，可以俯瞰大半個城市，裝修極盡奢華，每一件擺設都價值不菲。
然而這裏同樣布滿無形的枷鎖。
公寓內外有24小時輪班的“生活助理”，我的所有通訊設備都被監控和過濾，網絡訪問受到嚴格限制，只能訪問特定的內部服務器和少數經過白名單認證的新聞網站。
我的一舉一動，都在攝像頭和傳感器的註視下，甚至連我的飲食，雖然不再限量，但依舊由專門的營養師調配，避免任何可能“刺激神經”的食物。
伯父給了我一個頭銜“董事長特別助理”，並安排我進入關氏集團一個極其邊緣的、負責處理歷史檔案和合規文件的部門。
工作內容枯燥乏味，主要是閱讀、歸檔和簽署大量我根本看不懂的、用晦澀法律和財務術語寫成的文件。
我像一臺被設定好程序的蓋章機器，每天在指定的時間，被“助理”送到辦公室，在指定的文件上簽下我的名字。
沒有人向我解釋這些文件的內容，部門的其他員工對我敬而遠之，眼神中混雜著好奇、憐憫和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
盡管網絡被嚴格監控，但我作為“特別助理”，擁有一臺連接集團內網的、功能受限的電腦。
我深知每一次操作都可能被記錄，因此行動必須極其謹慎。
一個深夜，我借口需要查閱一份“歷史資產檔案”，獲得了在非工作時間使用電腦的許可，我利用內網一個權限極低、通常用於查詢子公司基本工商信息的數據庫，屏住呼吸，在搜索欄鍵入了那個刻在心底的名字“元黎兒”。
敲下回車鍵的瞬間，我感覺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
屏幕刷新，跳出了一長串令人眼花繚亂的列表，密密麻麻的公司名稱，註冊地遍布全球各個離岸天堂和監管寬松的地區：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塞舌爾、盧森堡……而所有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欄，赫然都寫著元黎兒的名字。
這些公司數量之多，遠超我之前想象的“數萬家”，簡直是一個由名字編織成的、龐大的幽靈公司網絡！
一陣冰冷的寒意瞬間從脊椎竄上頭頂。
元黎兒，那個在療養院裏脆弱得如同琉璃娃娃的女孩，那個因為抑郁和自殺未遂被家人“保護”起來的少女，竟然是這個龐大、隱秘的商業帝國在法律上的無數個“主人”？
這絕對不可能。
恐怕她只是一個被推上前臺的、無辜的傀儡，一個被利用、然後被拋棄的幌子。
那麽我呢？
我猛地意識到，我現在每天簽署的那些文件，那些將我命名為“授權代表”、“協議簽署人”的厚厚卷宗，其背後的法律實體，是否也正是這些以元黎兒為法人的公司？我是否正在步她的後塵，成為伯父關霆軒用來轉移資產、規避監管、進行灰色交易的新一代傀儡和替罪羊？
接下來的日子，我如同夢游般執行著“工作”。
但此刻，每一次拿起筆，每一次在文件末尾簽下“關芮”兩個字，都感覺有千斤重。
我仿佛能透過那些冰冷的紙張，看到背後隱藏的巨額資金流動、覆雜的股權嵌套、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法交易和稅務漏洞。
我被“助理”和部門主管“引導”著，走各種所謂的“法人變更流程”、“授權協議更新”、“歷史遺留資產確認”，他們總是用平和卻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我，這些只是“必要的例行手續”，“為了集團的規範運營”，我只需要“配合簽字即可”。
我試圖拖延，借口需要“更仔細地閱讀”，但換來的只是主管禮貌而冰冷的提醒：“關助理，這些文件法務和財務部門已經審核過了，時間比較緊，還請盡快簽署。”
我甚至嘗試過微弱地提問道：“這家‘星海控股’是做什麽的？”
然而得到的回答通常是：“關助理，您只需要關註簽字部分，具體的業務運營有專人負責。”
我陷入了極度的焦慮和無力感。
我清楚地認識到，一旦伯父通過這些以我和元黎兒為幌子的覆雜架構，完成他想要的資金轉移、風險隔離或某種不可告人的布局，我和元黎兒這兩個“法人”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屆時等待我們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被再次“病情覆發”為借口，送回療養院，甚至……遭遇更可怕的“被消失”。
在極度的精神壓力下，那些關於我早逝父親的、模糊而破碎的記憶碎片，開始不受控制地湧現。
父親他生前，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我記得母親曾無意中提起，父親在精神狀態急劇惡化前，也曾短暫地在關氏家族的企業中掛過虛職，處理過一些“文件”。
一個可怕的念頭如同毒蛇般鉆入我的腦海：父親的精神分裂，除了遺傳因素，是否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源於他潛意識裏察覺到了自己被至親利用、成為傀儡的恐怖真相，卻無力反抗，最終導致精神世界的徹底崩潰，他的“異常”，並非純粹的疾病，而是對某種極端殘酷現實的、扭曲的應激反應呢？
如果這個猜想成立，那麽伯父關霆軒，就是在重覆一場冷酷的家族實驗，他利用血緣關系帶來的“信任”便利，將親屬推上前臺，作為他龐大資本游戲的完美白手套和替罪羊。
父親是第一個試驗品，而我和元黎兒，則是新一代的、更加“高效”的犧牲品。
這個認知讓我感到徹骨的寒冷和憤怒。
這不僅是為了我自己，為了元黎兒，也是為了我那在瘋狂中死去的父親，我們都被同一個人，以“家族”和“治療”之名，系統性地推向毀滅的深淵。
然而，認清真相並不意味著擁有反抗的力量，伯父關霆軒手眼通天，他不僅是商業巨鱷，更與政界高層關系密切，勢力盤根錯節，我身處他的絕對控制之下，身邊全是他的眼線，沒有任何可以信任的助手或盟友。
我就像一個被鎖在保險庫裏的囚徒，即使知道了保險庫的密碼，也找不到打開那扇厚重鐵門的鑰匙。
日子在令人窒息的恐懼中流逝，我成了關氏集團龐大機器上一顆沈默的、被迫旋轉的齒輪，每天，大量的文件被送到我的桌前，需要我以“特別助理”或“授權代表”的身份簽署。
這些文件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從海外子公司的股權變更，到與不明實體的巨額借貸協議；從覆雜的知識產權轉讓，到看似慈善的基金會捐贈。
每一份文件都像一塊沈重的磚石，壘砌著一座我無法看清全貌的、黑暗的金字塔，而我和元黎兒的名字，就是這座金字塔最外層的、用於迷惑視線的裝飾。
我強迫自己像一臺沒有感情的掃描儀，高速地瀏覽這些文件的關鍵信息：公司名稱、註冊號、金額、日期、相關方……並刻錄在記憶深處。
我不能表現出任何異常的理解或關註，只能維持那種藥物作用下略帶遲鈍的、順從的姿態，簽字，蓋章，然後推向一邊。
整個過程中，我的“生活助理”就像一尊雕像，立在辦公室角落，無聲地監視著我的一切。
我意識到，伯父似乎正在加速某種進程，文件的數量和覆雜度急劇增加，仿佛在趕一個看不見的最後期限。
這種緊迫感，反而讓我更加確信，我的猜測是正確的，他正在利用我和元黎兒作為傀儡，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資產轉移或風險隔離，很可能與某項即將到來的政策變動、國際制裁或內部清算有關，一旦完成，我們這兩個“工具”就將失去價值。
偶爾，我會被要求去集團的檔案庫“熟悉業務”。
那裏存放著海量的紙質和歷史電子檔案，我利用這有限的機會，試圖尋找與父親名字關聯的痕跡，或是更早時期的、可能同樣被用作傀儡的家族成員記錄，然而每一次，檔案管理員都會如影隨形，讓我無法深入查閱。
但我還是捕捉到了一些碎片：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件上，確實有父親的簽名，筆跡與我記憶中他潦草的字跡相似；還有一些公司的名字，與我正在簽署的文件中的某些實體，存在著隱約的承繼關系。
這進一步印證了我的猜想——這是一個延續了數十年的、冷酷的模式。
生活在絕對控制下，幾乎與外界隔絕，但我沒有忘記元黎兒，也沒有忘記那個冒著風險來找我的司機老陳。
那張寫有電話號碼的紙條，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公寓裏一個極其隱蔽的角落，我一直在等待一個絕對安全的機會。
機會來自一次“意外”。
伯父安排我參加一個極其無聊的、與市政府合作的“青年企業家聯誼會”，本質上是一次公關秀。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我身邊至少有四雙眼睛盯著我，但在中途去洗手間時，我利用一個短暫的監視視線被隔斷的瞬間，用事先準備好的、無法追蹤的預付費手機卡，飛快地撥通了老陳的電話。
電話只響了兩聲就被接起，傳來老陳緊張的聲音：“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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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立刻掛斷，取出SIM卡，折斷，沖入馬桶，整個過程不到十五秒。
我不知道老陳能做什麽，甚至不確定他是否可信。
但這步棋，是我在絕對孤立無援中，投下的一枚微小的、希望極其渺茫的探路石。任何外部的漣漪，都可能成為打破這潭死水的變量。
我的“配合”似乎逐漸贏得了伯父一方些許的“信任”。
一天晚上，伯父罕見地邀我共進晚餐，不是在頂樓公寓，而是在他位於市郊的、戒備更加森嚴的私人莊園。
餐桌上只有我們兩人，氣氛看似家常，卻彌漫著無形的壓力。
他看似隨意地聊著集團的發展戰略、國際形勢的變幻，然後突然話鋒一轉，目光銳利地看向我：“關芮，你最近接觸了不少集團的核心文件。有什麽特別的感受或想法嗎？”
這是一次赤裸裸的試探。
他在評估我的“穩定性”，以及我是否察覺到了什麽。
我的心瞬間提到了嗓子眼，但鏡子的本能讓我迅速冷靜下來。
我放下刀叉，擡起眼，眼神中刻意流露出一種混合著疲憊、順從和一絲因被“重用”而產生的幼稚的榮幸感。
“伯父，”我聲音平穩，略帶沙啞，“文件很多，很覆雜。我看不太懂，只覺得集團業務真龐大，您真不容易。我會努力做好您交代的簽字工作，不給您添麻煩。”
我恰到好處地示弱，並將焦點引向對他的“崇拜”和“感恩”上，同時表現出對文件內容的“無知”和“不感興趣”。
伯父盯著我看了幾秒鐘，那雙鷹眼仿佛要解剖我的大腦。
最終，他臉上露出一絲難以捉摸的微笑，點了點頭：“嗯，不懂沒關系，做好分內事就行，你的身體要緊，別太勞累。”
他不再追問，轉而談論起莊園裏新引進的玫瑰品種。
我知道，我暫時通過了這次考驗。
但我也更加清楚，伯父的疑心從未真正消除，我就像在鋼絲上跳舞，任何細微的失誤，都可能萬劫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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