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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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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波士頓

我當初寧願做包餃子的小工也要跟著李姐,就是看中了她在國外有路子,我想找到薛建國,需要她的幫助。

李姐答應我的要求,不知道和她的丈夫商量了什麽,那個黑瘦沈默的男人讓我寫下薛建國的出生年月和在國內的履歷。

“他是你親戚?什麽恩怨?你要橫跨大西洋來找他。”

我手裏的筆沒有絲毫停頓,我沒擡頭:“生父,當年卷錢跑路的時候逼死了三條人命。”

男人擡眼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頭:“打算怎麽報覆?剁他一只手一只腳夠嗎?”

李姐和我聊過,她的丈夫是上個世紀被人誆騙著來國外打黑工的早期移民,那個年代的法拉盛遠比現在亂的多,各種地下幫派組織橫行。

“人在異國,有的時候抱團取暖才活得下去,那個年代,沒辦法。”

李姐看著我:“我和孩子她爸最大的願望,就是讓下一代別走我們的老路,讓他們能有個光明正大的身份,堂堂正正的,清清白白的,和那些外國人一樣走在陽光下,做個遵紀守法也能活下去的好公民。”

“小薛,你也一樣。”

李姐看著我的眼神覆雜:“剁一只手,砍一只腳,就算你們父女二人恩怨兩消。這件事交給姐來辦,你不要沾手,掙夠錢就回國內去,找個工作好好過安生日子。”

李姐的話落在我心裏,無端催生出兩滴淚珠。

我從國內追到國外,遇見過不少倒黴事,要不也不會落到現在的境地,可每次困境之中總會遇見好人,她們都讓我向前看,往前走。

對我來講,生活就像是光腳走鋼絲,命運總是窮追不舍,時不時就刮來一陣邪風,而我每次站不穩要跌下去的時候,總會有人扶我一把,托我一下。

劉艷跳江前給了我一張車票,媽媽去世前給我留了存折,電子廠的郭老師朝經理潑水給我出氣,王琦在我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拉我一把,李姐幫我找薛建國的下落……

那天晚上我把臉埋在枕頭上,第一次對是否要繼續自己的覆仇產生了動搖,那麽多人試圖用她們的好意和善良把我從仇恨的深淵裏拉出來,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其實是自願跳下去的。

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也永遠無法拯救一個破罐子破摔的人。

第二天早起,我拒絕了李姐丈夫找人幫我報仇的好意。

“我不僅要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腳,”我說的時候覺得自己心頭的傷口在往外滲血:“我要他的罪行廣為人知,要他站在法庭上接受審判,他要徹底身敗名裂,頂著無法原諒的罪名被萬人唾棄,只有這樣才能把遲到的正義送給已經死去的人。”

李姐盯了我很久,最後擠出來一句話:“你的媽媽一定是個善良又正直的人,她在你小的時候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即使你長大以後成了非法移民跑到太平洋的另一邊來報仇,也依舊要尋求法律的承認。”

我媽的確是個好人,可惜這個世界不講道理,好人沒好報。

我在國外的第五年,薛建國的下落找到了,李姐把消息告訴我的那天,我正領著她上初中的女兒曉寧圖書館回來,我們相處得很好,我教她普通話,她教我粵語,就連李姐的丈夫都說,我的粵語現在幾乎聽不出是個外地人。

法拉盛的夏天陽光明媚,李姐每天都會煮上一鍋綠豆沙放在冰箱裏,我剛完成一篇客戶委托的代寫作業,通過匿名郵箱發給客戶後,起身去倒了一碗綠豆沙,順便也給曉寧拿了一碗。

李姐放了很多冰糖,煮開花的綠豆都滲進了味道,甜絲絲的,炎熱的午後喝一碗,再舒服不過了。

我和曉寧盤腿坐在小餐館前的臺階上,瞇著眼睛聊最近新上映的法國電影。

“……我在班裏的前桌說她去看了那個電影,講兩個男生相愛的故事,法國人拍的……你陪我一起去看吧,別告訴我媽,她肯定說兩個主角喜歡同性是神經病。”

我把碗裏最後一點綠豆沙仰頭喝幹凈,隨口答應下來:“行啊,你這學期的物理成績如果能拿到A,我就請你去電影院看,你還可以叫上你的那兩個好朋友……哎,李姐回來啦。”

李姐開著運貨的小卡車停在車位上,她從車上下來,手裏拎著一袋外面買回來的小零食。

“小薛,”她把零食放到桌上,招呼我:“你爸的消息打聽到了,他在波士頓開了家房地產公司,重新結婚了,生了一兒一女。”

李姐說話的語氣平靜,和她平時說起晚餐吃什麽菜的口吻沒有絲毫差別,她把一個牛皮紙裝著的文件夾遞給我:“你想知道的事,都在裏面了。”

我把文件夾裏的東西拿出來,大概掃了一眼,又放回去,端起已經空了的綠豆沙碗,把碗底僅剩的幾粒綠豆也送進嘴裏。

以後喝不到這麽甜的綠豆沙了。

三天後,我收拾好自己為數不多的行李,清空了房間,買好了去往波士頓的車票。

我半夜敲響李姐的房門向她告別,給我開門的卻是曉寧,李姐一家都穿戴整齊,似乎是一直沒睡在等著送我。

“姐,謝謝你這麽多年的照顧,”我向李姐深深鞠了一躬:“我要走了,生意興隆,保重啊。”

李姐什麽都沒說,拍拍我的肩膀,幫我把行李箱拎下樓。

送到餐館門口,我定了出租車送我,曉寧走上來拉住我,不舍得我走:“你答應過我考了A就請我看電影,我期末肯定好好覆習,你能不能晚幾天再走?”

我勉強擠出一個安撫的微笑:“我就是去波士頓辦點事,又不是一輩子不回來了,你好好學習,將來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想見誰就能見誰。”

我坐上出租車,司機開動緩緩開動,我從車窗的反光裏看見曉寧還站在原地朝我揮手,攥著手機的手忍不住顫抖。

我沒有真正的身份證所以買不了機票,從紐約到波士頓,就要坐一整夜的長途巴士,我躺在幾乎看不出原始顏色的座椅上睡了一晚,座位前後都是背著行李風塵仆仆的人,車內充斥著灰塵和煙味,甚至還有某種違禁草本植物使用過後的鐵銹味。

我給自己畫了個歐美煙熏妝,頭上綁了個亂七八糟的頭巾,穿著低調的短袖和工裝褲,最大限度地融入周圍的環境。

我就這樣灰頭土臉的到了波士頓,在李姐介紹的華人房東家裏租了一間房,作為短暫的落腳點,隨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查詢附近的整容醫院。

面對整容醫生天花亂墜的推銷,我指了指自己的臉:“讓我手術後的變化越大越好。”

我在李姐那裏工作五年的積蓄,在整容醫院花掉了一大半,做完手術的一整年後我都每天宅在屋子裏面,繼續遠程做著代寫掙錢。

恢覆期過後,我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拿著從前的照片仔細對比。

照片裏的人有一雙圓圓的杏眼,鏡子裏的我雙眼狹長,眼角弧度鋒利;照片裏的人臉型流暢,鏡子裏的我顴骨做了填充,更接近歐美流行的高顴骨;照片裏的人鼻梁側面有一顆小小的黑痣,鏡子裏我被高高墊起來的鼻梁上皮膚白皙無暇。

我看著看著,滿意地笑起來,現在我就算是頂著這張臉站在薛建國面前,他也絕對認不出來。

我通過李姐的關系,辦了全套的假身份和假履歷,波士頓附近的大學很多,□□的中介操著一口咖喱味濃厚的英文問我想當哪個大學的學生,我在一排學校裏看過去,最後一指。

“MIT的計算機科學專業,能辦嗎?”

中介擡頭看我一眼:“能。這個專業的亞裔很多,矽谷的公司就喜歡招吃苦耐勞的亞洲面孔當程序員。”

中介劈裏啪啦的敲著鍵盤,還和我閑聊:“我有表哥在WR公司上班,他的總監就是從MIT畢業的中國女人,之前創業做人工智能的翻譯插件,後來被WR收購了,她是近十年來唯一一個能在被收購後熬過股票解鎖期依舊留任的華人——你知道的,那些科技公司雖然都聲稱自己包容開放,但歧視和排外根深蒂固,有色人種很少能做到管理層。”

我禮貌的微笑點頭,附和了兩句,心裏卻想起了季瑛,自從離開國內後,我就再沒有她的消息,六年過去,她應該已經博士畢業了,不知道是回國還是留在國外,如果她留在國外工作,大概率也會選擇進入矽谷,成為中介口中萬千亞裔程序員中的一員。

拿著履歷證明從中介走出來後,我突然很想去MIT看看,想了解這所季瑛生活學習過的大學。

我拿著新鮮出爐的假駕照去車行租了一輛車,做然我作為黑戶考不了駕照,但在據說全世界駕照考試最難的紐約待了五年,我每年都會抽時間去駕校上兩個月的課,駕駛技術爐火純青,經常開著小卡車幫李姐運貨。

從波士頓到MIT的路程很短,打開車窗,呼嘯的風帶著夏季特有的溫暖空氣撲面而來,我把一只手搭在車窗外,這是個標準的危險駕駛動作,但和此刻拂面而過的風比起來,已經不算什麽了。

我把車停在校園附近,下車在查爾斯河畔步行,即使現在正值暑假,也有許多背著書包步履匆匆的學生,我在河邊坐下來,看著學生們駕駛著訓練用的帆船從面前駛過,大概是帆船俱樂部之類的。

附近也有不少和我一樣的游客,我的不遠處有個小碼頭,是個不錯的觀景點,很多游客會坐在草地上解決午餐,順便享受風景。

一陣汽車引擎的聲音傳來,我的餘光裏看見一輛亮眼的大紅色跑車停在路邊,跑車上下來一個穿著精致套裝的白人女性,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大的女孩看上去十三四歲,和曉寧的年紀差不多,小一些的男孩應該只有六七歲,手裏還拿著一個汽車模型,活蹦亂跳的圍著媽媽和姐姐跑。

看著這明顯是媽媽帶著兩個孩子出來玩的景象,我只看了一眼就轉過頭去看向別處。

有錢有閑還有媽媽陪在身邊,我心裏默默的想著,真是幸福的有點讓人嫉妒了。

我坐在角落裏吃著從附近咖啡廳買的三明治,索然無味的白人飯就算是就著風景,也吃得我有點想上吊,我正想著要不要把剩下一半扔了,腳邊突然有點感覺,像是什麽東西撞了上來。

我低頭一看,是一輛玩具汽車模型,大概是電動的那種。

剛才看見的那一家三口中的小男孩跑過來,他手裏拿著一個遙控器,看著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笑笑:“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很有禮貌的小孩。

我彎腰撿起玩具車遞給他:“小心點。”

這個小小的碼頭平臺上只有幾根麻繩作為圍欄,男孩的電動玩具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會沖進河裏。

大概是我幫小男孩撿玩具車釋放了善意,過了一會兒,他那個打扮精致踩著高跟鞋的媽媽就面帶微笑的來邀請我和她們一起吃午餐。

我本來想拒絕,一個三明治就已經讓我沒心情下口了,真的沒心情受邀吃更多的“健康有機食品”。

但我拒絕的話剛說了一半,就又咽了回去,主要是因為她們邀請我吃的並不是想象中的三明治沙拉,而是用保溫盒裝著的炒菜和米飯,米飯甚至不是印度長米,而是只有華人超市才能買到的稻米。

自從離開法拉盛後,我就再沒吃到過這麽正宗的中餐了。

我坐下來,和這一家子一起吃完了一頓午餐,妝容精致的女人和我聊天。

“我丈夫也是中國人,他在家裏經常給我們做中餐……我們就住在波士頓,你可以叫我凱琪,這是我的女兒安娜,還有剛才打擾到你的那個小搗蛋鬼,他叫托尼。”

我看著對面朝我微笑地女孩,也禮貌的笑了笑,至於托尼,他吃完飯就坐不住,拿著自己的玩具車自己玩去了。

我說:“您的丈夫一定是個很好的人,這麽顧家的男人在中國很少見,我就從來沒有吃過父親做的飯。”

“我的丈夫確實很不錯,”凱琪臉上幸福的微笑裏帶著一絲憂愁:“我從前經歷過一段不算愉快的婚姻,前夫對我和安娜都帶來了很大的傷害,能遇見現在的丈夫是我的幸運……唯一的遺憾是托尼,我們試管嬰兒才有的小天使,他去年查出患了骨癌。”

我手裏的動作頓了一下,為了確保自己沒有理解錯,我又特意問了一遍:“骨癌嗎?在什麽部位?”

“腰椎,”凱琪嘆了口氣:“我們每周都要去醫院接受化療治療。”

自從媽媽2006年離開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了,時隔多年再次聽到這個熟悉的病,曾經那些守在醫院病房裏擔驚受怕的夜晚似乎再次席卷而來。

我的心情瞬間變得覆雜,想說兩句安慰的話,卻不知道怎樣開口。

就在我絞盡腦汁想擠出幾個安慰人的單詞時,聽見身後傳來什麽東西掉進水裏的“噗通”一聲,旁邊的安娜大聲叫起來。

“托尼掉進水裏了!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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