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名校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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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名校代寫
淩晨的火車去深圳，我沒買到臥鋪票，要坐二十幾個小時的硬座。
我的座位靠窗，車還沒開，手機就開始接連不斷的響起來電顯示，全是季瑛打來的，我把手機調成靜音，放進背包裏。
我坐在座位上抱著背包，包裏的手機還在不停振動，旁邊座位上是個帶著孩子的大姐，好心提醒我包裏手機響了。
我不得不再拿出手機，看著屏幕上閃動的“季瑛”兩個字，深呼吸兩口把眼眶裏的淚水憋回去，才按下接聽鍵。
“薛時綰，你在哪兒？”
電話那頭傳來季瑛焦急的聲音。
“你是不是又走了？你是不是有什麽事在瞞著我？”
我沒說話，不知道該說什麽。
“你不是喜歡我嗎？我們不是說好了一起出國，永遠不分開嗎？為什麽？為什麽你又要離開，又要把我一個人丟下……”
季瑛的聲音說到最後帶著哭腔，我剛才拼命憋回去的眼淚又不受控制的流了出來，只能用手捂著聽筒，不讓季瑛聽見我哭的聲音。
“……你至少告訴我你要去哪裏，我不會去找你，也不會阻攔，只要知道你還在某個地方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就放心了……求你，薛時綰，求求你……別讓我擔驚受怕……”
那麽要強的季瑛，不論面對誰，遇見什麽困難都從沒低過頭的季瑛，現在哭著乞求我，我再也忍不住，跑到火車的衛生間裏打開水龍頭，在流水聲音的掩蓋下捂著臉哭泣。
“薛時綰，我恨你……”
電話那頭的季瑛抽泣著。
“我恨死你了……”
我不記得電話是什麽時候掛斷的，我在衛生間裏哭了很久，直到乘務員敲門問我需不需要幫助，我才洗了把臉，匆匆回到座位上。
再打開手機一看，季瑛已經把我的號碼拉黑了。
我不爭氣的又哭了一場。
劉艷的弟弟幫我聯系好了蛇頭，上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海岸邊吹風，接到靜姐打過來的電話。
“餵，小綰，你幹什麽去了？你那個叫季瑛的朋友這兩天一直來夢巴黎找我，打聽你的情況。”
靜姐在電話裏聽起來有些焦頭爛額：“你到底幹什麽去了？到底有什麽天大的事情不能說出來大家一起分擔？”
深圳燥熱潮濕的晚風把我的頭發吹的亂糟糟，我嘆了口氣：“靜姐，我要去國外把薛建國揪出來，我要讓罪魁禍首付出應有的代價，不管是由誰來審判，我都一定要讓他站上法庭，如果過去的案件已經過了追訴期，我就制造新的案子……我願意付出一切，來向他報這個仇。”
“不管花上多少年，費多少功夫，我都一定要完成這次覆仇。”
靜姐：“你想找你爸報仇我理解，但也沒必要一句話不說就不告而別呀！你把事情告訴季瑛，也許她還能幫你……”
“不，絕不能告訴她！”
我打斷靜姐的話：“幫我保守秘密，不要讓季瑛知道。她知道了一定會盡全力阻止我。”
“怎麽會……”
“因為在計劃裏，我的生命也是覆仇的一部分。”
靜姐不說話了，我抹掉眼角深處的淚花，努力睜開眼睛，保持著平靜輕松的語氣：“答應我，什麽都不要告訴季瑛。就讓她覺得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渣女恨一輩子吧，恨也是一種活下去的動力。”
2012的夏末，我和其餘幾個素不相識的人一起，在黑夜爬進蛇頭安排的貨運集裝箱，帶著僅僅夠維持生命體征的淡水和食物，踏上了前往美洲的漫長路途。
貨輪航行在太平洋上，白天溫度可以高達40度，幾乎熱的人要暈過去，晚上溫度又驟降，只能縮在角落裏瑟瑟發抖，開始的幾天我幾乎什麽都吃不進去，同行的一個中年婦女掰開我的嘴把水灌進來，這才讓我挺過了最艱難的幾天。
後來我的精神稍微好轉，知道那個中年婦女是南方人，姓李，我叫她李姐。
李姐身材強壯，精幹利落，操著一口南方口音，身體素質也是集裝箱的所有人中最強的，多虧有了她，我們這群偷渡客一個沒死，全都活著踏上了美洲的土地。
集裝箱卸貨，當地接應的蛇頭在把每人身上的錢都榨幹後，才大發慈悲的發了我們每人一張假的身份證明，放我們自由。
我拿到那張假身份上的名字叫安迪，李姐只看了一眼，就輕蔑地扔進了垃圾桶，面對我驚訝不解的眼神，她解釋：“一眼假，這群鬼佬作假技術都這麽差勁！”
她瞥我一眼：“你只要肯出錢，我能給你弄來比這好上一萬倍的東西，保證連ICE都查不出真假。”
我跟上去追問：“姐，你有親戚朋友在這裏嗎？你知道哪裏能找到工作掙錢嗎？”
李姐回頭看我一眼，上下打量一番：“你想找工作？”
我點頭。
“看著年紀不大，普通話說得不錯，”李姐問：“上過學沒？”
我臉不紅心不跳的扯謊：“上過大學。”
“去你的吧！”李姐嗤笑一聲：“大學生至於坐著集裝箱九死一生的混到這兒來討生活？”
我幹脆把背包裏那張和季瑛一起在清華門口的合影拿出來，照片上的我戴著季瑛的學士帽，手裏拿著她的學位證書。
“真的，你看，今年剛畢業。”
憑借著這張照片，李姐半信半疑的信了我的話，她把我帶到法拉盛，那是一片華裔的聚集地，她的丈夫是個說粵語的瘦小男人，在那條街上開了一家中餐館，賣手工水餃和小炒菜。
我開始在餐館裏包餃子，天不亮就要被李姐的大嗓門喊起床剁餡，一直在煙熏火燎的後廚忙活到下午太陽下山，中間只有一頓午餐的時間可以休息，每頓飯的內容都是沒賣完的剩餃子。
我的吃住都在店裏，每月工資是八百美元，拿著這點微薄的工資，我幹了半年包餃子的活。
半年後的某一天，李姐讓我和她一起上二樓，她說有其他活要交給我。
一樓是對外開放的餐館，二樓一半是李姐和她丈夫住的臥室，一半是一間會客室，不過她之前從不讓我上去，也沒和我講過會客室具體是做什麽用的。
我跟著李姐踏上神秘的二樓，拐進會客室，這裏布置的像某個大公司的辦公室，電腦、打印機、傳真機一應俱全，櫃子裏堆滿了一本又一本的文件夾，李姐戴上一副和她氣質極不相符的細框眼鏡，抽出一份文件遞給我。
“一周之內寫好六千字論文交給我，要求都在上面。”
我接過來一看，全英文的文件上列出了論文主題和閱讀文獻，我剛開口想問點什麽，就聽見李姐說。
“每千字五十美元，這篇寫好了，以後就不用再包餃子了。”
我什麽都不問了，閉緊嘴巴拿著文件下樓，用餐館前臺的那臺破電腦忙活了一周，幸好論文主題不是專業性很強的理工科，我靠著高中剩下的英語底子和這半年學到的東西，勉強參考著文件上列出的文獻湊夠了六千個單詞，卡著最後期限交給李姐。
我忐忑地等待著，李姐戴著眼鏡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最後收下這篇論文，從錢包裏抽了三百美元給我。
“勉強合格，以後好好幹。”
從那以後，我的工作就從包餃子變成了寫論文，隨著我的技術越來越熟練，李姐也越來越信任我，我的辦公地點從餐館的前臺變成了會客室，我也逐漸明白了，自己幹的是幫大學生代寫作業的生意。
李姐有個龐大的客戶群體，主要都是家裏有錢沒地方燒的富二代們，成績不好被家裏人送出來，但大學可以花錢進，畢業證卻不是那麽好拿的，這群有錢沒腦子的二世祖們有需求，李姐和我就正好能靠這個掙錢。
都說熟能生巧，我的寫作技術越來越熟練，甚至學會了做海報和PPT，從第三年開始，李姐就徹底放下心來，讓我直接和客戶接觸溝通，每到期末周，我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四個遠程線上替考的訂單。
客戶帶上特制的攝像頭眼鏡，將試題內容線上傳遞給我，我寫好答案後再通過耳機傳遞給客戶，通過這種方式，幾年下來我幾乎把各大高校的考試都參與了一遍。
我在沃頓商學院考過經濟法，在斯坦福答過投融資管理，在芝加哥大學做過商業分析海報，所幸這些被父母送出國的富二代們選擇的專業都十分集中，作為一個收了錢就十分敬業的代寫，我對這些大學的課程比某些真正擁有畢業證的學生還精通。
我是個國內高中都沒畢業的偷渡客，沒身份，沒學歷，更沒錢，可我手下寫出的論文卻被那些世界名校評選為優秀作業，那些在我年少時以為遙不可及的頂尖學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環。
李姐把我視作她的搖錢樹，她甚至在二樓專門給我裝修了一間房作為臥室，出錢給我買了電腦作為辦公用品。
我在國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兩個小孩從國內接了過來，大女兒十二歲，小兒子八歲，兩個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樣說一口粵語。
李姐讓這兩個孩子和我學普通話，讓我抽時間教他們英文。
“小薛，我就是個初中畢業，孩子他爸更是小學五年級就沒念了，都沒文化。我們就算掙了再多錢，也是為了孩子未來不用受同樣的苦，你空餘時間多教教他們，我每個月多給你開五百美元。”
或許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兩個孩子，李姐還免費給我弄了一張比蛇頭逼真很多的身份證明，她拍著胸脯和我保證，只要不是FBI上門□□，一般警察都看不出問題。
我收下那張身份證明，提出另外的條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證把她的兩個孩子都送進頂尖大學。
李姐很爽快：“你說，就算是辦不到，姐也給你想辦法！”
“我要找一個人，他是2005年逃到國外的通緝犯，他叫薛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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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晨的火車去深圳，我沒買到臥鋪票，要坐二十幾個小時的硬座。
我的座位靠窗，車還沒開，手機就開始接連不斷的響起來電顯示，全是季瑛打來的，我把手機調成靜音，放進背包裏。
我坐在座位上抱著背包，包裏的手機還在不停振動，旁邊座位上是個帶著孩子的大姐，好心提醒我包裏手機響了。
我不得不再拿出手機，看著屏幕上閃動的“季瑛”兩個字，深呼吸兩口把眼眶裏的淚水憋回去，才按下接聽鍵。
“薛時綰，你在哪兒？”
電話那頭傳來季瑛焦急的聲音。
“你是不是又走了？你是不是有什麽事在瞞著我？”
我沒說話，不知道該說什麽。
“你不是喜歡我嗎？我們不是說好了一起出國，永遠不分開嗎？為什麽？為什麽你又要離開，又要把我一個人丟下……”
季瑛的聲音說到最後帶著哭腔，我剛才拼命憋回去的眼淚又不受控制的流了出來，只能用手捂著聽筒，不讓季瑛聽見我哭的聲音。
“……你至少告訴我你要去哪裏，我不會去找你，也不會阻攔，只要知道你還在某個地方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就放心了……求你，薛時綰，求求你……別讓我擔驚受怕……”
那麽要強的季瑛，不論面對誰，遇見什麽困難都從沒低過頭的季瑛，現在哭著乞求我，我再也忍不住，跑到火車的衛生間裏打開水龍頭，在流水聲音的掩蓋下捂著臉哭泣。
“薛時綰，我恨你……”
電話那頭的季瑛抽泣著。
“我恨死你了……”
我不記得電話是什麽時候掛斷的，我在衛生間裏哭了很久，直到乘務員敲門問我需不需要幫助，我才洗了把臉，匆匆回到座位上。
再打開手機一看，季瑛已經把我的號碼拉黑了。
我不爭氣的又哭了一場。
劉艷的弟弟幫我聯系好了蛇頭，上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海岸邊吹風，接到靜姐打過來的電話。
“餵，小綰，你幹什麽去了？你那個叫季瑛的朋友這兩天一直來夢巴黎找我，打聽你的情況。”
靜姐在電話裏聽起來有些焦頭爛額：“你到底幹什麽去了？到底有什麽天大的事情不能說出來大家一起分擔？”
深圳燥熱潮濕的晚風把我的頭發吹的亂糟糟，我嘆了口氣：“靜姐，我要去國外把薛建國揪出來，我要讓罪魁禍首付出應有的代價，不管是由誰來審判，我都一定要讓他站上法庭，如果過去的案件已經過了追訴期，我就制造新的案子……我願意付出一切，來向他報這個仇。”
“不管花上多少年，費多少功夫，我都一定要完成這次覆仇。”
靜姐：“你想找你爸報仇我理解，但也沒必要一句話不說就不告而別呀！你把事情告訴季瑛，也許她還能幫你……”
“不，絕不能告訴她！”
我打斷靜姐的話：“幫我保守秘密，不要讓季瑛知道。她知道了一定會盡全力阻止我。”
“怎麽會……”
“因為在計劃裏，我的生命也是覆仇的一部分。”
靜姐不說話了，我抹掉眼角深處的淚花，努力睜開眼睛，保持著平靜輕松的語氣：“答應我，什麽都不要告訴季瑛。就讓她覺得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渣女恨一輩子吧，恨也是一種活下去的動力。”
2012的夏末，我和其餘幾個素不相識的人一起，在黑夜爬進蛇頭安排的貨運集裝箱，帶著僅僅夠維持生命體征的淡水和食物，踏上了前往美洲的漫長路途。
貨輪航行在太平洋上，白天溫度可以高達40度，幾乎熱的人要暈過去，晚上溫度又驟降，只能縮在角落裏瑟瑟發抖，開始的幾天我幾乎什麽都吃不進去，同行的一個中年婦女掰開我的嘴把水灌進來，這才讓我挺過了最艱難的幾天。
後來我的精神稍微好轉，知道那個中年婦女是南方人，姓李，我叫她李姐。
李姐身材強壯，精幹利落，操著一口南方口音，身體素質也是集裝箱的所有人中最強的，多虧有了她，我們這群偷渡客一個沒死，全都活著踏上了美洲的土地。
集裝箱卸貨，當地接應的蛇頭在把每人身上的錢都榨幹後，才大發慈悲的發了我們每人一張假的身份證明，放我們自由。
我拿到那張假身份上的名字叫安迪，李姐只看了一眼，就輕蔑地扔進了垃圾桶，面對我驚訝不解的眼神，她解釋：“一眼假，這群鬼佬作假技術都這麽差勁！”
她瞥我一眼：“你只要肯出錢，我能給你弄來比這好上一萬倍的東西，保證連ICE都查不出真假。”
我跟上去追問：“姐，你有親戚朋友在這裏嗎？你知道哪裏能找到工作掙錢嗎？”
李姐回頭看我一眼，上下打量一番：“你想找工作？”
我點頭。
“看著年紀不大，普通話說得不錯，”李姐問：“上過學沒？”
我臉不紅心不跳的扯謊：“上過大學。”
“去你的吧！”李姐嗤笑一聲：“大學生至於坐著集裝箱九死一生的混到這兒來討生活？”
我幹脆把背包裏那張和季瑛一起在清華門口的合影拿出來，照片上的我戴著季瑛的學士帽，手裏拿著她的學位證書。
“真的，你看，今年剛畢業。”
憑借著這張照片，李姐半信半疑的信了我的話，她把我帶到法拉盛，那是一片華裔的聚集地，她的丈夫是個說粵語的瘦小男人，在那條街上開了一家中餐館，賣手工水餃和小炒菜。
我開始在餐館裏包餃子，天不亮就要被李姐的大嗓門喊起床剁餡，一直在煙熏火燎的後廚忙活到下午太陽下山，中間只有一頓午餐的時間可以休息，每頓飯的內容都是沒賣完的剩餃子。
我的吃住都在店裏，每月工資是八百美元，拿著這點微薄的工資，我幹了半年包餃子的活。
半年後的某一天，李姐讓我和她一起上二樓，她說有其他活要交給我。
一樓是對外開放的餐館，二樓一半是李姐和她丈夫住的臥室，一半是一間會客室，不過她之前從不讓我上去，也沒和我講過會客室具體是做什麽用的。
我跟著李姐踏上神秘的二樓，拐進會客室，這裏布置的像某個大公司的辦公室，電腦、打印機、傳真機一應俱全，櫃子裏堆滿了一本又一本的文件夾，李姐戴上一副和她氣質極不相符的細框眼鏡，抽出一份文件遞給我。
“一周之內寫好六千字論文交給我，要求都在上面。”
我接過來一看，全英文的文件上列出了論文主題和閱讀文獻，我剛開口想問點什麽，就聽見李姐說。
“每千字五十美元，這篇寫好了，以後就不用再包餃子了。”
我什麽都不問了，閉緊嘴巴拿著文件下樓，用餐館前臺的那臺破電腦忙活了一周，幸好論文主題不是專業性很強的理工科，我靠著高中剩下的英語底子和這半年學到的東西，勉強參考著文件上列出的文獻湊夠了六千個單詞，卡著最後期限交給李姐。
我忐忑地等待著，李姐戴著眼鏡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最後收下這篇論文，從錢包裏抽了三百美元給我。
“勉強合格，以後好好幹。”
從那以後，我的工作就從包餃子變成了寫論文，隨著我的技術越來越熟練，李姐也越來越信任我，我的辦公地點從餐館的前臺變成了會客室，我也逐漸明白了，自己幹的是幫大學生代寫作業的生意。
李姐有個龐大的客戶群體，主要都是家裏有錢沒地方燒的富二代們，成績不好被家裏人送出來，但大學可以花錢進，畢業證卻不是那麽好拿的，這群有錢沒腦子的二世祖們有需求，李姐和我就正好能靠這個掙錢。
都說熟能生巧，我的寫作技術越來越熟練，甚至學會了做海報和PPT，從第三年開始，李姐就徹底放下心來，讓我直接和客戶接觸溝通，每到期末周，我一天甚至可以接到四個遠程線上替考的訂單。
客戶帶上特制的攝像頭眼鏡，將試題內容線上傳遞給我，我寫好答案後再通過耳機傳遞給客戶，通過這種方式，幾年下來我幾乎把各大高校的考試都參與了一遍。
我在沃頓商學院考過經濟法，在斯坦福答過投融資管理，在芝加哥大學做過商業分析海報，所幸這些被父母送出國的富二代們選擇的專業都十分集中，作為一個收了錢就十分敬業的代寫，我對這些大學的課程比某些真正擁有畢業證的學生還精通。
我是個國內高中都沒畢業的偷渡客，沒身份，沒學歷，更沒錢，可我手下寫出的論文卻被那些世界名校評選為優秀作業，那些在我年少時以為遙不可及的頂尖學府，似乎也早就褪去了光環。
李姐把我視作她的搖錢樹，她甚至在二樓專門給我裝修了一間房作為臥室，出錢給我買了電腦作為辦公用品。
我在國外的第四年，李姐把她的兩個小孩從國內接了過來，大女兒十二歲，小兒子八歲，兩個小孩都黑黑瘦瘦的，和李姐丈夫一樣說一口粵語。
李姐讓這兩個孩子和我學普通話，讓我抽時間教他們英文。
“小薛，我就是個初中畢業，孩子他爸更是小學五年級就沒念了，都沒文化。我們就算掙了再多錢，也是為了孩子未來不用受同樣的苦，你空餘時間多教教他們，我每個月多給你開五百美元。”
或許是真的希望我能教好她的兩個孩子，李姐還免費給我弄了一張比蛇頭逼真很多的身份證明，她拍著胸脯和我保證，只要不是FBI上門□□，一般警察都看不出問題。
我收下那張身份證明，提出另外的條件，只要她能做到，我保證把她的兩個孩子都送進頂尖大學。
李姐很爽快：“你說，就算是辦不到，姐也給你想辦法！”
“我要找一個人，他是2005年逃到國外的通緝犯，他叫薛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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