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大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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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大爺
1940年的秋天，我的老家，具體點說，是我父親的老家，出了件事情。
這件事情引起了魯西北一個叫南於的莊子裏一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農民家庭裏三個兄弟的分崩離析。這是這三兄弟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事情。
那年秋天，地裏的光景令人喜悅。那年的風調雨順加上土地的不薄加上三個硬邦邦的兄弟的齊心協力，莊稼長得格外的好。
我父親的大哥在勞作了一天後撅著個瘦腚蹲在地頭上望著玉米、豆子、高粱這些叫莊稼的綠油油的家夥們，久久不願離去。
父親的大哥是個不茍言笑的人，但他望著滿地的綠色，那黑黑瘦瘦的臉上還是撐不住滲出了許多笑紋來。
在農村，據說爹死了，老大自然而然地就頂了爹的位置，當家主起事來，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當然，這裏的老大指的是男老大，女老大是不行的。女的早早晚晚要成人家的人，弄個人家的人主自家的事，那是要惹人笑話的。
我父親的1940年秋天的家就是這種情況，父親的爹早殞，父親的大哥就在家裏當家主事。
秋收在望的時候，父親的大哥早早地把家裏幾把誘死的鐮刀磨得飛快。
我十五歲的父親在他們家空曠的院子裏把那兒把磨得飛快的鐮刀舞得呼呼亂響。
父親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撫著那鋒利無比的鐮刀，喘肴粗氣說，俺那娘哎，這玩意兒砍頭可不費力氣。
然而，那幾把鐮刀白白地被我父親的大哥磨得飛快，在秋收的季節裏沒有派上任何用場。原因在我父親的二哥身上。
父親的二哥年齡不大，1940年的秋天剛滿18歲，他的小名就叫秋收。
別看他小小的年紀，能耐卻特別地大，吃喝嫖賭樣樣拿手樣樣精通，並且還都是無師自通。
他長得鄉下人少有的白凈和清秀，走在路上文質彬彬的，見了大人小孩一律地不笑不言語。
他笑的時候，露出一口莊戶人家少有的整齊的白牙，像極了一個知書達理的讀書人。
雖然他也像莊戶人一樣，漢字擺在他眼前他也只知道那是個字卻不知道那是個捨字。
但這並不影響他讀書人的形象。那時的農村，對文化的要求並不清晰也不具體，見到字能說出它像個字，就夠可以夠不容易的了。
據說，當時南於一帶大一點的閨女小一點的媳婦，幾乎人人心裏頭掖著他。
而他一般是來者不拒的，從不勉強，也不強求，沒有什麽莊裏莊外之分，也沒有什麽親戚裏道的顧忌，一切都是你情我願的，很有些農村裏少見的愛情的味道。
以至於後來那一帶年輕一點的女人誰沒跟他有點什麽，反成了件很沒面子的事。
這種廣泛的愛情後來帶給了南於這一帶不太體面的災害。
幾年後，一批眉清目秀彼此模樣兒很接近的男孩女孩們引起了老人們的警覺，他們想起了那個死去很久的長得眉清目秀像個讀書人的叫做秋收的男人。
老人們拍打著一切能夠拍打的東西，恨恨地罵：那個狗日的秋收！兔子還知不吃窩邊草呢，畜牲不如的東西！
1940年秋天開鐮前的一個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圓也格外的皎潔，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魯西北這個叫南於的村莊清洗得格外十凈。準備秋收的人們早早地睡下，沒有人註意這不同尋常的月光。
但是，這天晚上，我父親的二哥卻註意到了這種不同尋常。
他蕩著兩只同樣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蕩。他註視著這一地細碎的月光，在這種清澈靜謐中，他清楚地意識到有什麽事情即將發生。
一個叫於醜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從什麽地方冒了出來。
他叫著父親二哥的大名，這有點奇怪。村子裏的人是不大習慣稱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輩分親連親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輩兄弟們就不那麽講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號。
農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個擺設，一輩子也派不上幾次用場。
但是今天，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月光下，於醜很順口地叫著父親二哥的大名，而父親的二哥竟一點不覺詫異地答應著。
因此，月光下的兩個人就顯得有點鄭重其事。於醜有點激動地對父親的二哥說：
“於有慶，小斧子家今晚有場子，你去不？”父親的二哥明顯地松了一口氣，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鄭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點他什麽似的。
於是，父親的二哥像枝上了滿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莊西頭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讓人費解的分崩離析的命運。
1974年的中秋之夜，對我們家來說是個真正意義的團圓節。
我的當兵的大哥、工農兵大學生的姐姐、上山下鄉當社會主義新農民的小哥，在中秋節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腦兒地擁進了家門。
這種有預謀的突然襲擊對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喜悅。
不用說，我也知道這次突然襲擊的主謀是我的在山東大學中文系當工農兵學員的姐姐。
那時的工農兵大學生，還不像現在這樣灰溜溜地不受待見。
那時候，人們在嘴上對知識不屑一顧，但內心深處，卻情不自禁地對文化人肅然起敬。
大學生啊！好家夥！你甭管他是怎麽進去的，也甭管他考試的時候交的卷子是怎樣的一塵不染，反正他們是大學生！一個個自我感覺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兒。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這個樣子，但還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別看她頭上頂了塊「工農兵」的牌？
但我知道那純粹是掛著羊頭的拘肉。她渾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點工農兵的味道來。
叫我看，她簡直就是生錯了年代，天生就是塊資產階級的料，把她擱回舊社會，那才算是鳥進了樹林魚人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長在了紅旗下。
我的姐姐是個講究浪漫的人。這一點，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地繼承了我的母親。
這次突然襲擊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假如有一天，她背著個傘包，突然地從天而降，我一點都不會奇怪，更不要說吃驚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臺上一幕即將開演的場景。
一切都那麽精致，那麽有序，加上天上那輪皎潔的月，地下那層細碎的光，我坐在搭著桌布的圓桌前，簡直不知手腳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隊當幹部幹事的大哥對這一切是無所謂的。他嘴裏叼著母親的牡丹牌帶過濾嘴的香煙，一只手插在褲兜裏，望著我姐姐的團團亂轉，很不以為然地說，嗬！
還真像那麽回事兒。姐姐警覺地問，像什麽回事？大哥吐了口煙，說，像真事！
我故意很響地笑，笑聲嘎嘎的肯定不好聽。我的母親端著蘋果正好出來，馬上制止我，於青！
你那是怎麽笑的！我止住這種笑，椅子下的雙腿又不由自主地來回搖晃。
母親又制止我，於青！你就不能好好坐著嗎？！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動，將黑眼珠子擠到一邊，把大部分的眼白傾海到母親的背上。
大哥看見了我這樣子，走過來，掏出那只閑手，在我的腦袋上拍了拍，算是對我的聲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來，我比較喜歡大哿。但大哥同小哥比起來，我連比較也不用地喜歡我的這個上山下鄉當了社會主義新農民的小哥。
可能是我倆年齡比較接近，在家裏磨合的時間最長，彼此有許多的相似和默契，連毛病也像得比較厲害。
他用著兩只水淋淋的手從屋裏出來，找了半天擦手的東西沒找著，就把兩只濕手在屁股上來回蹭了蹭。
這個舉動令我倍感親切，我就是經常這樣幹的。但這樣幹時是一定要背著母親的，母親是絕不允許我們有如此粗魯的行為舉止的。
母親把所有她看不順眼的東丙統稱為粗魯並堅決加以封殺。
怛我發現，此刻，我的母親就站在我的小哥身後，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粗魯而沒有任何舉措。
母親對農民歷來是無奈的，這是父親家鄉的親人們給予她的饋贈。
我想不通的是，難道母親真的把下鄉一年多的小哥當成了農民？
雖然小哥經常把「咱是農民，咱不講究」這句話掛在嘴邊，但瞎子都能感覺出來，他不是個農民，起碼不是個正兒八經的農民。
父親挺著個胖肚子出來了。父親同母親比起來，我是旗幟鮮明地喜歡父親。
父親對我的疼愛是放在心裏擱在臉上的，不像我的母親，生怕我長大了成不了淑女，對我成天一副嬤嬤相。
加上家裏的孩子就剩下我一個了，她把原來教育四個人的話統統語重心長地擱在我一個人身上。
父親……屁股坐到我旁邊的藤椅裏，把藤椅壓得嘎吱嘎吱響，我咯咯笑了起來。
父親問我，你笑什麽？我說，爸，你把藤椅壓疼了，它直叫喚。
父親聽了我的話，把屁股特別地擰動了一番，藤椅在他肥碩的屁股下更加瘋狂地呻吟起來，父親笑著說，我再使使勁，把它壓哭。
我們全家都笑了起來。我的母親像話劇裏的賢妻良母那樣，睥睨著曾經漂亮過的眼睛，噴怪著我的父親：瞧瞧！瞧瞧！你哪有個當爸爸的樣兒。
1974年中秋之夜的月亮真的好極了，連我這個從不為日月星辰所動的初中生都有點若有所思了。
一切都是那麽的清晰，遠的山，近的樹，連地上的一棵小草都在月光下楚楚動人。
我從沒有在夜晚這麽清晰這麽仔細地看這個世界，我發現，月光下的世界比陽光下的世界讓人親切和舒服，起碼不剌激我的眼睛。在這麽好的月光下放眼望去，眼睛都變得亮麗幹凈起來。
“多好哇，這月光！”話從我姐姐嘴裏說出來。她的聲音在月光下很迷人地響著，但我的汗毛還是被她的迷人給弄得林立起來。
幸虧沒人迎合她。我的父親不會，我的大哥也不會，我的小哥更不會，甚至連我的母親都無動於衷。這點，你要感謝歲月，歲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聰明起來。
院子裏一片肅靜，我的家人圍坐在一張鋪著白色臺布的豐盛的圓桌四周沈默著。這種月光下的沈默顯得我的家人們很有文化也很有質量。
突然，我的小哥破壞了這種很文化和很質量的氛圍，他說，他很突兀地說，操！真沒勁！
他說的那個字嚇了我一跳。應該說，我對這個字不是沒有抵抗能力的。
我的問班同學們，包括相當一部分女同學，這個字在他們的嘴裏很隨便很親切地進進出出，如履平地。
但一旦這個字從我的家人嘴裏出來，還是大大地嚇了我一跳。
本能的，我急忙看我們的母親。果然，母親的臉不出所料地泛著一層晚秋的寒霜。
大哥的聲音緊跟著響起，他問，什麽沒勁？你幹什麽有勁？小哥回答，什麽都沒勁！
幹什麽都沒勁！大哥的問話使大家的註意力從教養問題轉向了頹廢的問題上。我松了口氣，感謝大哥！
大哥說，於兵，你可不對呀。小哥說，咱是農民，咱不是部隊，你才是部隊呢！
小哥插隊那兒的老紅姓把當兵的叫做部隊，小哥的活學活用把我們給惹笑了。
笑過之後，我們發現我們的父親沒笑，他望著地上清澈如水的月光在很深地想著什麽。
顯然，小哥的教養問題和頹廢問題他一概沒有註意。否則，他是不會無動於衷的。
他可能放過子女偶爾的教養問題但決不可能放過子女的顏廢問題。
在我父親看來，年輕人的頹廢是件嚴肅的事情，是不能忽視的。
這是件可能會要命的事情，會要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命的大事情。
我父親對這種事情是不會熟視無睹的。
顯然：父親此刻腦海中的東西跟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無關。這就奇怪了，在我忠誠的正統的父親的腦袋裏，有什麽比這些更重的呢？
我們有些不放心地註視著沈思中的父親，父親很快地感受到了幾雙眼睛齊刷刷的力量。
他擡起頭來，沖著我們比較勉強地一笑。然後，父親嘆了口氣，說，今晚的月亮真好哇。
你可以想象我們的驚訝。這哪是我父親這種人的語言！對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風霜雨雪，我父親的態度跟上初中的我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過那時的我對它們是混沌，而我的父親則對它們是不屑，徹底地不屑。
我們有些擔心了。不知道父親這種反常的感慨從何而來。
我們不可能不替父親擔心。那個年代，大家對政治異常的敏感，連我們做孩子的都異常的早熟。
我們不可能對父親的政治生命不動聲色，那是跟我們一切的一切息息相關的啊。在我們不算長的生活閱歷中，惟有這種事情使我們飽經滄桑。
謝大謝地！父親那天晚上對我們吐露的是別的事情，一些距我們久遠與我們無關的事情。
我們聽得很輕松，一點也不往心裏去。我的兩條又細又長的腿又讓我母親討厭地在椅子下邊搖晃起來。
我開始了東張西望，我對父親的講述不感興趣。雖然父親在敘述過程中，好像還動了點感情，但父親的這種感情打動不了我。
1974年農歷八月十五的晚上，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父親有點動感情地回憶起了1940年那個令他刻骨銘心的夜晚。
那個夜晚的月光跟這個晚上很相似，清澈如水的月光啟動了父親記憶的閘門。
父親講了他的大哥，又講了他的二哥。父親講他的大哥時，情感比較明顯也比較突出；
在講他的二哥時，父親的口吻便猶豫起來，感情也覆雜起來。
給我的感受是，父親同他的大哥是同父同母，而跟他的二哥則是同父異母或者是同母異父，反正是隔了層什麽。
但我知道，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沒有享受兩個女人的福氣；
同理，我父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也一樣。
但我的父親的的確確跟他的同父同母的二哥隔了層什麽。這點連我這個初中生尚且能感覺出來，別說我的大學生的姐姐了。
姐姐插了一個父親喝茶的空兒，冷不丁地問父親：爸，這麽說，咱們家是讓二大爺給敗的？
父親咽下嘴裏的茶，不容置疑地說，不是他是誰？
姐姐問：你恨他嗎？
父親停住了。不知什麽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的豎著耳朵在聽的大哥和小哥。
父親遲疑著，猶豫地說，兄弟間，談不上恨不恨。
姐姐又問：那你想他嗎？
父親還是遲疑，還是猶豫著說，人都死了幾十年了，無所謂想不想了。
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這不是父親對他二哥的真實的感情。
父親的遲疑和猶豫加深了我的這種感覺。我覺得父親在回答對同胞兄弟的愛和恨的問題時，是有顧慮的，這顧慮來自在場的兩個同胞兄弟。
父親對他二哥的關於愛和恨的閃爍其詞，既想避免什麽，又想印證什麽。
但他的遲疑猶豫和閃爍其詞，既破壞了他的避免也破壞了他的印證。
我想，我的在場的兩兄弟的大哥和小哥，是會跟我有同感的，甚至比我的感覺更背叛父親的初衷。
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我姐姐在替我們乘勝追擊。父親似乎被追趕得精疲力竭。
父親深嘆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系這麽多年了，想又有什麽用？
1974年的這個有著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大概也包括我們的母親，第一次驚駭地發現，在我們父親的內心深處，三十多年來，始終藏匿著一個人。
同時，我們知道了，這個不知生死不知去向的人，三十多年來，陰影般地一直若隱若現地尾隨著父親的政治生涯。
父親能感覺到他的存在，但父親又實在說不出什麽來。他令父親處境馗她。
1940年秋天那個有著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夜晚，我的小名叫秋收的二大爺拉著一個叫於醜的本家兄弟，箭一般地向莊西頭的小斧子家射去。
在光亮如晝的鄉間土路上，我的二大爺肯定跑得滿心歡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張像讀書人似的白凈的面孔上的笑容。
命運有時就是這個樣子，它常常讓你滿心歡喜地去趕赴一個滅頂之災。
小斧子在南於這一帶是個家喻戶曉的無賴。他爹娘死得早，他自生自長無師自通地長成了個無賴。用南於一帶上了點年紀的人的說：“那小子生下來就是塊無賴坯子！”
小斧子在莊西頭的那個臟家是懶漢和無賴們的好去處，我的二大爺不可能不經常地出入那個臟家。
二大爺跟小斧子他們在骨子裏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惟一不同的是外貌。
小斧子他們天生了一副無賴相，而我的二大爺那張酷似讀書人的白凈的臉無論如何也不能同無賴聯系起來。
再就是小斧子他們一目了然地惹南於一帶人的嫌，而我的二大爺則不，他的長相和他的和善迷惑了人們，尤其迷惑了大一點的閨女和小一點的媳婦們。
二大爺和於醜喘著粗氣撞開小斧子家那扇破門板時，小斧子他們正在殘缺不全的破坑上賭得熱火朝天。
小斧子一見我的二大爺，高興得獻著滿口的黃牙直樂。他揚著垢手，招呼說，上炕，上炕！他們他娘的不行，你來，你來。
那天晚上，無賴小斧子那雙汙垢不堪的手簡直神了，怎麽著怎麽行，賭什麽贏什麽。
錢、煙，無賴們身上的破褂子破褲子甚至系褲子的破繩子，什麽都行，什麽都要。我的二大爺擠到炕上時，小斧子屁股下已經塞得滿滿的了。
二大爺很快地把身上能輸的東西都輸掉了，及至他下身仍穿宥的那條幹幹凈凈的土布褲子。
他跟別的無賴區別也在這些地方顯露出來：他沒有當場把褲子脫下來，他答應明天送過來。
別的無賴們都在“日怪！日怪！”地驚嘆，我的二大爺卻多了個心眼兒。
他退出那張破坑桌，坐在煤油燈照不到的暗處，眼睛眨都不眨地盯著小斧子那只汙塘不堪的臟手。
只一會兒的工夫，二大爺就盯出了蛛絲馬跡。等小斧子又一次如法炮制時，我的二大爺眼疾手快地摁住了那只作弊的臟手。
山東人的直腸子在搞陰謀詭計上是個缺憾。因此，山東人對陰謀和詭計就格外地深惡和痛絕。正經的山東人是這樣，山東的無賴們基本上也是這樣。
小斧子家那一炕的南於無賴們馬上就義憤填膺起來，他們伸出樹林一般的指頭在小斧子的腦瓜子上指指點點，義正詞嚴的正經話從無賴們嘴裏員出來格外地有力量。
小斧子那張無恥慣了的臉在煤油燈下浮出一堆的羞愧。他很少飽嘗這種滋味，這種滋味令他非常地難受。
突然，他揚起粗壯有力的手臂，朝燈影深處的我的二大爺那張白凈如讀書人的臉上狠狠地摑去，那清脆無比的聲音馬上將一屋子的嘈雜清除得一幹二凈。
據說，我的二大爺先撫著自己的白臉楞了一會兒，但只是一會兒。
他在暗處馬上呼地一下跪起來，抄起炕桌上那盡不知被小斧子家用了幾輩子的油燈，沒命地朝小斧子那顆被剃頭刀子刮得鐵青的頭上夯去。
據說，小斧子仰面倒下時連哼都沒哼，那「咕咚」的一聲驟響，嚇了南於的無賴們一大跳。
油燈自然是滅掉了，但別忘了那天外邊的月亮出奇地好。
小斧子家破炕上的無賴們能清晰地看見彼此的眉毛甚至是睫毛。
他們伸長了脖子去看倒下的小斧子，小斧子的身子在可憐地蠕動著，順著小斧子糖動的身子往上看，他們看見了血，看見了小斧子光頭上呼呼向外噴湧的血！
無賴們一下子炸了窩，不知誰喊了聲：“了不得，出人命了！”長長短短的無賴腿就爭先恐後地往地上蹦。
我的二大爺手裏還緊緊地攥著那沾了小斧子血的兇器跪在那兒發呆。有人捅了他一下，說，憨子！還不快跑！留在這兒找死呀！
二大爺丟了那燈，一個高躥下炕來，連鞋也顧不上穿，光著腳丫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沒了蹤影。
我的二大爺殺人的時候，我父親的一家在自家的土坑上睡得正番。他們一點預感沒有地熟睡著，甚至連個牽強附會的夢都沒做。
二大爺闖了彌天大禍逃得無影無蹤。小斧子雖然沒爹沒娘沒有兄弟姐妹，但他有同祖同宗的族人。
一個家族的興師問罪，加上這個罪的確是滔天大罪，我父親家只能理屈詞窮地按照人家的意志辦事。
等到這事徹底了結的時候，我父親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家就沒有力量跟任何人家比了。
簽字畫押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爺蹲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久久不肯離去。
大爺黑瘦的臉上始終淌著沈重的淚水，大爺用被這塊土地磨得粗糙的手去抹那些眼淚，那粗糙的「剌刺啦啦」的聲音令站在他身後的我的父親永世難忘。
我的二大爺是我守寡多年的祖母最喜歡的兒子。雖然他明裏暗裏有許多的劣行，但他的眉清目秀和花言巧語首先打動的就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將我祖母生命中的什麽東西一起帶走了。
大約在我一大爺失蹤的大半年後，一個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習慣的大爺清理著喉嚨裏一夜的積痰去推自家的木門。
他覺得一只手有點費勁，就啟用另一只手。門開了，一個粗布口袋游倒在有露水的地上。
大爺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裏看看，村子還在熟睡，連雞的鳴聲都沒有。
大爺彎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聽著裏邊嘩嘩啦啦的響聲，大爺就知道裏邊是玉米，金黃金黃的玉米。
大爺心裏頭一熱，眼裏不知不覺就濕了起來。大爺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裏回來過，這袋嘩嘩作響的玉米，就是他報平安的口信。
雖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後，大爺心裏把二大爺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爺還是動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後，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東西神鬼不知地或豎或倒在父親的家門口。
我的祖母、我的大爺、我的父親，輪流徹夜守在門後，豎著耳朵聽著外邊的動靜，一點點風吹草動也要沖出去看上一看。
可惜，他們始終沒能見上他們想見的人。奇怪的是，東西總是接連不斷地從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親他們被這接連不斷、日趨豐富的東西嚇住了。
父親他們有一種可怕的預感，但他們誰也不說出口。他們連想的勇氣都鼓不起來，怎麽可能說出來呢？
父親家鄉南邊四五十裏的地方，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裏有茂密的一望無際的葦子，葦子裏藏了一夥以淫殺擄掠為生的土匪。
這些土匪中，幾乎沒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極愛臉面的，即便萬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開丫子跑，跑得遠遠的，起碼遠到家人們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煩的地方，對那些跟自己毫無瓜葛的人作惡作孽。
像我二大爺這樣，連路也不願跑遠，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幹壞事的幾乎沒有，起碼我父親他們這個叫南於的莊子沒有。
在風言風語起來之前，我的大爺很有遠見地很識趣地領著我的父親離開了家鄉南於。他們帶上他們的臉面和一身的力氣，躲了出去。
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犯了一個不太像話的錯誤：他們在顧忌自己臉面的時候，忽略了他們母親的臉面。也許，他們壓根就沒有忽略，他們是故意的，他們是故意將他們母親的臉孤零零地晾在南於的陽光下。
他們對他們的母親心懷怨氣，他們認為二大爺的一切都跟母親有關，是母親將他寵壞的，母親應該受到懲罰。
祖母在大爺和我父親走後，變得黑白顛倒起來。她白天關起門來呼呼大睡，晚上盤腿坐在漆黑的院子裏，睜大了眼睛守候著。祖母知道，她這樣坐下去，是不會沒有結果的。終於，祖母如願以償了。
那天晚上有霧，而且是很大的霧。霧水先把祖母的頭發打濕，然後是衣服，然後是身體。
祖母感到了冷，很涼很涼的冷。但是祖母已經什麽也顧不上了。冷和熱，饑和飽，困和乏，對祖母，統統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徹心肺的寒霧中，睜大了眼睛，什麽也看不見的守候著。
謝天謝地，祖母等到了。
腳步聲，很輕很輕的腳步聲。祖母側起身子細細地聆聽。
祖母聽了一陣，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嘆了一口氣。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沒來，她的秋收沒來。
祖母的嘆息是如此的輕微，但還是被來人捕捉到了。腳步停了下來，遲疑著不敢輕易再邁動。
祖母等了一會兒，腳步的聲音始終沒有再起，祖母有點不耐煩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聲。
祖母聽到輕輕的一聲響，是什麽東西落地的聲音，接著那腳步聲不顧一切地響了起來。
祖母沖著那腳步聲說：你別跑，你回來。來人哪裏肯聽？腳步聲越發地快了起來。
祖母在那個漆黑的有霧的深夜大聲喊叫起來：“你告訴秋收，我沒他這個兒，他也沒我這個娘！”
喊完這些，祖母如釋重負。她費力地從荀米葉子編的蒲團上站起來，彎下腰捶了捶賺了的雙腳，一瘸一拐地往屋裏走。
走了幾步，祖母被什麽東西絆了一下。那東西軟乎乎的踩在祖母裹著的小腳下。以祖母對莊稼地裏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時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雙手抓住了那袋又松又軟的棉花。
祖母的眼淚急速地淌過冰涼的臉頰。祖母撫著那松軟的棉花，像撫著她最喜歡的兒子秋收兒時光著的屁股。
祖母臉上的淚以更快的速度更沈的分量硒進了她那件自織的早已被霧水浸濕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歲。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據說她死後的樣了一特別的嚇人。
按我老家南於那一帶的鄉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藥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們是不能入自家墳地的。
可憐我的祖母，為我的祖父守了那麽多年的辛苦，死後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麽神往的與祖父同墳共寢的夢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極其簡單地埋入了一片荒墳中。匆忙之中，他們甚至忘記了做一個起碼的記號，以備日後上墳添土。
在一個絕早的清晨，我的大爺帶著我的父親，踏著滿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親大概沒有想到，他這一走，竟會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而我的大爺比我的父親更絕，他這一走，簡直就是「黃鶴一去不覆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了。
否則，他決不會拖上我的父親，義無反顧地走掉，冷靜得連頭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們找找大爺吧。”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飯時，我的姐姐講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話。
大家吃饅頭的吃饅頭，喝稀飯的喝稀飯，嚼鹹菜的嚼鹹菜，誰也沒把這句沒頭沒腦的話當回事。
當姐姐再一次重覆這句話，而且重覆得異常堅決時，飯桌上的動靜才小了下來。
首先，是父親極其認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內容豐富。
然後，他什麽也沒說，又把整張臉埋入飯碗裏，專心致志地喝著金黃色的小米稀飯。
我看不見父親的表情，父親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只細瓷白碗裏。
我特別地對父親用細瓷白碗將面部上的表情遮得嚴嚴實實表示不解，我覺得父親的這個舉動含義深刻並且深奧。
母親是無動於衷的。母親對父親老家裏的一切人一切事內始至終地無動於衷。那是母親發自內心的無動於衷，而不是什麽假裝的。
我的大哥在仔細地嚼著一塊很脆的鹹菜，清脆的聲音從他一張-合的嘴黽發出來，特別地誘人。
他看起來同我的母親一樣無動於衷，但他的這種無動於衷同我母親的無動於衷不同。
他是裝的，假裝的無動於衷。因為他太了解他的這個滿腦子都是浪漫念頭的妹妹了，他歷來對這類玩意兒不以為然。
他知道，這個時候讚同她或是反對她都是極不明智的舉動，因為讚同或反對同樣能使她上癮。
小哥在狼吞虎咽地對待一個很白很暄的饅頭。自從他上山下鄉當了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裏飯桌上的飯菜有仇，那種堅決徹底消滅它們的狠勁使我們全家每個人都有欠了他什麽的負疚感。
他聽見姐姐要找大爺的話，把滿口的饅頭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來，伶牙俐齒地說她：你的中樞神經又發炎了吧？
我埋頭吃我的早飯，盡量避免開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數第一的位置，撒撒嬌是可以的，議論起家中大事來，說輕了沒人當回事，說重了有人訓你沒大沒小。
遇上這類事，我免開尊口比較合適。雖然，我對我姐姐找大爺的提議覺得可笑，怛我是不準備說出來的。
我身上從頭到腳穿的一切時髦的東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辦的。
我雖然只是個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還是懂得一些的，並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著。
姐姐見她的提議沒人響應，把手裏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見我們對此還沒反應，就故意自言自語說給我們聽：沒良心，真沒良心！小哥首先反擊，他斜視著坐在他右邊的姐姐，陰陽懌氣地說，良心？
良心是個啥家夥？俺沒見過，俺那兒不種那玩意兒，你們山東大學裏長那玩意兒吧？
姐姐厭惡地推了他一把，說，下了兩天鄉，在農村學了一身的壞毛病！
小哥說，哎，於明同志，我可鄭重地提醒你，這樣誹傍廣大的貧下中農，誣蔑偉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可是路線問題。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母親停下吃飯幹涉道：“吃飯也堵不住你們的嘴嗎？”
大家繼續吃飯，吃得比較沈悶。我父親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準備離開時，我的姐姐又鍥而不舍地重覆說：“爸，咱們找找大爺吧！”
父親沒有了白瓷飯碗的掩護，臉上的表情一覽無餘。我看見父親面部的表情很那個。
上初中的我，還不知道字典裏有個現成的詞可以形容父親此時臉上的表情：暧昧。父親很那個地立在那兒好一會兒，離開時，我發現父親的背有點挺不直的樣子。
那天早晨，父親有點丟三落四。出了門，折回來，說忘了拿提包；
出了門，又折回來，說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親的進進出出顯得他有點手忙腳亂。
父親終於穿戴整齊，提著公文包，腆著肚子要去上班了。
走過我們身邊時，父親說了句沒有任何意義的話，父親說，今天的小米不錯，很香。
小米是小哥帶回來的，父親好像是誇獎種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識擡舉，對這句話沒有任何反應。小哥不以他能種出這麽香的小米為榮。
姐姐站起來，丁丁當當地收拾碗筷，臉上的神情很不好。
正準備離開飯桌的小哥看了眼陰著臉的姐姐，說，神經病！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
大哥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地盯著姐姐看了一會兒，問，哎，你還當真啊？
姐姐不理他，手裏的動靜越發地大了。大哥望著姐姐聳了聳肩膀，一副高深不測的樣子。
我認為那是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電影裏學來的動作。
這動作讓羅馬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一做挺漂亮的，讓中閏人一做怎麽就這麽別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著氣的姐姐沒敢笑。
大哥從口袋裏掏出煙來，抽出一根，點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來。
大哥在他吐出的煙霧後邊，模栩不清地說，我勸你別找，小心找出麻煩來。
姐姐停了手裏的活，不明白地問大哥，找出麻煩？找出什麽麻煩？
大哥揚著食指彈了彈煙灰，神秘莫測地說，誰知道呢？我奉勸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幾只碗咣當咣當往一塊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說，哼！你們這些當幹部的，一個個把心理搞得特別陰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煙，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從兩個鼻孔裏滲出了一點。
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裏，好像還挺過癮。他站起身來，屁股下的方凳搖搖晃晃了好長時間，我以為它會慢慢地停下來的，誰知它卻在即將停下那一瞬間，「轟然」倒地。那方発的體積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聲音卻能用「轟然」來形容。
湊巧的是，在那種「轟然」聲中，我的大哥說了句什麽，我的姐姐沒聽清，就伸過腦袋格外地追問了一句：什麽？你說什麽？大哥就又重覆了一遍。
當時，我對那句話的感覺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這種感覺。
我簡單地把這種不好的感覺歸罪於飯桌上的爭吵，也就大意地沒往心裏去。
我的大哥當時鄭重地叫著我姐姐的名字，有點暗示意味地說：“於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會找出麻煩來的！”
我的姐姐於明，人雖然浪漫，但總的來說是隨和的。不知為什麽，她在這件跟她關系不大意義也不大的事情上，卻是如此的倔強。
在後來的日子裏，我經常很宿命地想，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註定要對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無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開始尋找我們的大爺。她基本上是孤身奮戰，惟一支持她的是父親的暧昧態度。她像個意志堅強的共產黨人，蔑視一切困難地勇往直前。
那時，她已經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了，分配在省城一個大批判寫作班子裏。
那個時候，全國正時髦各種各樣的大批判，各類寫作班子猶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茁壯成長。
這些班子一般都有個象征性極強的筆名，像梁效一兩校那種。
我姐姐呆的這個寫作班子，叫石一仁。淺層次講，這是個十一人的寫作集體；
深層次講，他們大概是想代表全國十一億人民怒吼。
姐姐在這個石一仁的寫作班子裏生活得非常偷快。這種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輕松。
你想想，十一個人寫一篇東西，還是由一個人主筆，基本上不用費自己的腦子，只要跟著兩報一刊的調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無縫。而十一個腦袋十天半個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無縫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個原因，是姐姐的年輕。還有，還有就是她的漂亮。
我的姐姐是那種貨真價實的漂亮。她幸運地完整無缺地把我父親我母親身上的優點合二為一地繼承在她一個人身上。
她屬於那種猛一看好看，仔細一看也好看的漂亮。關鍵她那種漂亮一點也不張揚，是那種男人喜歡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
姐姐有著這許多的優勢，為她尋找大爺提供了許多的方便。
來去自由的時間和行動上的方便是幹這類事情最最起碼的。
在石一仁這個戰鬥的集體裏，多她一個行，少她一個也不是不行。
再說，好像我姐姐對她從事的這項寫大批判文章的工作，也沒有太高的熱情和太大的興趣。
這類很硬的東西跟凝固在她腦子裏那類很軟的東西也不怎麽協調。
所以說，她的工作不但給她提供了時間和行動上的方便，還鼓勵和支持了她要尋找大爺的決心和信心。
這已不再是簡單的關於親情的浪漫了，它還部分地充實了姐姐那段日子的生活。
從省城去我父親的家鄉還是比較方便的，長途汽車最多也就是六七個小時。
從姐姐留下的日記裏，我清楚地知道姐姐第一次踏上父親的家鄉的具體時間——1975年6月11日。
姐姐在日記裏說，她一踏上從父親嘴裏聽了千百次的叫南於的土地，“心裏一股熱浪湧了上來。”這股熱浪大概弄得姐姐心情很激動’她步履輕松，健步如飛，很快地，她就找到了父親家的老房子。
父親家的老房子裏住著父親的一個沒出五服的侄子。他對我姐姐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驚愕和恐慌，他以為我姐姐楚我父親派回來索要房產的。他們一家老老小小對我姐姐的態度既緊張又冷淡。
他們的態度對心裏湧著熱浪的我的姐姐無疑是當頭的一盆涼水。
她萬分狼狽地站在院子裏，置身在人家的冷淡中。按我姐姐的設計和想象，父親的親人們見了她。
即便不是一種感慨萬千的激動，起碼也該是一種見了她就格外親的淳樸。
父親的親人們給她的嘴臉是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他們讓她大失所望。
等父親的遠房侄子明白我姐姐的故鄉之行對他們的棲身處沒有任何念頭和目的時，我的姐姐正趴在公社招待所的床上寫日記。
父親的遠房侄子和他的又黑又幹的老婆跑到招待所找到我姐姐，我們那位遠房的嫂子不由分說地抓住我姐姐執筆的手，死活要讓她跟他們「家走」。
她說著一口跟我父親很相像比我父親更純粹的家鄉話，笨嘴拙舌地一再重覆著「家走，家走」這兩個字。姐姐行不過她，只好忍下一肚子的不快，跟他們「家走」了。
姐姐邁進那個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父親的老家時，另一種更大的失望在等待著她。
她轉著頭四下打量這個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家，她發現這個家跟父親嘴邊上那個家出人很大。
不知道是父親記憶上的錯誤還是父親對自己的這個家犯了的錯誤。這個家還有這個家現在住的這家人，都令我姐姐打心裏失望和不舒服。
很快地，就有成群結隊的人從這個令姐姐如此失望的破家裏擠進擠出。
遠房嫂子攥著我姐姐的細手，一個一個有頭有尾地很詳細地介紹。
漸漸地，我姐姐那顆涼透了的心又慢慢地熱了起來。她想不到，這個莊子所有的人，幾乎都跟她可以有某種牽連和瓜葛。
她跟著遠房嫂子用標準的普通話很乖巧地叫著這些遠親近鄰。
父親的鄉親們享受著我姐姐好聽的北京「動靜」，而我的姐姐則享受著一種很好受的感覺。他們兩情相悅，使父親家陳舊的老屋蓬蓽增輝。
父親家的男親人們大口大口吞吸著我姐姐帶來的帶過濾嘴的好煙。
他們跟我姐姐基本上沒什麽話可說，除了見面時那有限的幾句客套話，他們再也找不出什麽話要對我姐姐說了。
他們或坐或蹲、或倚或靠地埋頭抽煙，好像他們不是來看我姐姐的，而是來參加我姐姐組織的吸煙大賽。
他們默默無語地爭先恐後地往肺裏吸著尼古丁，吸不了的再吐出來。很快，屋子裏就濃煙滾滾了。
父親的女親人們將父親的長得漂亮穿得洋氣的女兒團團圍住。
她們不停地用舌頭制造出一種驚訝和驚嘆來。她們把我姐姐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狠狠地誇了個遍。
農村女人的言過其辭好像也有種力量，起碼不讓人懷疑她們的真誠。
她們說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用比較粗糙、衛生條件也不怎麽好的手撫摸我姐姐臉上的「細皮嫩肉」。
她們的這種熱情，猶如她們男人制造出的尼古丁煙霧，同樣令我心裏難受。
父親的年少的年幼的小親人們，嘴裏歡快地嚼著我姐姐帶來的奶糖。
大一點的孩子嚼得飛快咽得咕咚咕咚直響，小一點的也不甘示弱地把小嘴嚼得歪七扭八。
姐姐看見一個四五歲的女孩把嚼了一半的糖吐到一個女人手心裏，姐姐發現那黏黏的糖上竟沾了顆小牙齒！
更讓姐姐受不了的是，那女人將那小牙隨手丟掉，把那吃了一半的糖又塞進小女孩的嘴裏。
父親的侄媳婦蹲在院子中央，用兩塊磚頭支起了一口叫鍪子的黑得不像話的鐵鍋，烙一種據說是父親老家最最好吃的餅一韭菜飴子。
姐姐因為父親經常神往無比地提起這種家鄉美食而特意站在一旁觀望。
父親的侄媳婦很能幹，鍋上鍋下全包了。添一把火翻幾下餅，翻幾下餅再添一把火。
鍋下燒的是陳年玉米潔子，我姐姐眼睜掙地看著她每抓一把玉米稭，手上的黑顏色就深一層。
她的兩只能幹的黑手上下飛舞著，只一會兒的工夫，就把我姐姐興致勃勃的胃口徹底倒沒了。
我姐姐找不出任何拒絕吃這種家鄉美食的借門，她忍著萬般的難受咬了一口。
姐姐看見，被父親誇了一萬次的這種韭菜飴子，除了韭菜就是一點點碎碎的蝦皮。望著那種整齊的綠色，姐姐覺得這跟吃麥苗或青草沒有什麽兩樣。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就逃難似的離開了父親的家鄉。
1975年6月的故鄉之行，我姐姐基本上可以說是勝興而往，敗興而歸，一無所獲。
她此行的目的是去打聽父親的大哥我們的大爺的。
但姐姐吃驚地發現：父親的大哥在家鄉親人們腦子裏幾乎就沒留下什麽。他們給我姐姐提供的關於我們的大爺的事情，幾乎還不如她從我們的父親那兒零敲碎打知道得多。
這令她很意外。更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他們對大爺記憶荒疏卻對二大爺記億猶新，以至到了栩栩如生鮮活如初的程度。
我姐姐這次回去，根本就沒有打聽二大爺的打算。一是他已死去很久了，打不打聽他都沒有意義；
二是基於二大爺曾是無賴這一不太體面的名聲，我姐姐也不太好意思開口提他。誰知，此行的收獲卻來了個滿擰。
二大爺在家鄉親人們的七嘴八舌下，活靈活現地站在我姐姐面前。
他們嘻喀哈哈地說起二大爺時，雖然時不時會蹦出一兩句極臟的話罵罵他，但我姐姐很快就感覺到了他們口氣中那份艷羨和欽佩。
他們提到我們的二大爺時，是一定要說起他的白凈和和善的；
而說起他的白凈和和善，則會自然而然地把他的風流韻事拽出來。無賴二大爺的風流韻事多得往往拽出一個就能帶出一裏。
我姐姐從鄉親們對我們二大爺的津津樂道中看出，無賴二大爺長久地親切地活在他們的家鄉南於這一帶人的心目中，看樣子，恐怕還能再活下去。
這種結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個絕早的清晨，我父親被他的大哥拖著，踉踉蹌跑地離開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鄉南於。
「拖」這種狀態並不說明我父親的離家是出於被迫。外邊的世界對一個16歲的從未出過遠門的農村少年是極有吸引力的。
那時的父親也沒把生他養他的家鄉當回事。大爺的一只手拖著父親的細胳膊，樣子很像怕他變卦半路跑掉。
其實不是這樣。那天實在是起得太早了，而頭天晚上由於興奮又實在是睡得太晚了。一個懶散慣了的農村少年對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極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爺用粗壯的大手抓住父親的細胳膊，在南於出莊的掛著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著。
父親掙脫了幾次，沒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著大爺往前踉蹌。直到出了南於，大爺才松了他有點神經的手，腳步也才明顯地正常起來。
父親有點明白了，大爺是不願碰上南於的人，不願讓莊裏任何一個人看見他們的出走。
父親有點想不通：咱不偷，不搶，咱是去當兵哩，咱怕人家幹哈！
父親知道，二大爺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讓大爺不能忍受。
現在方圓幾十裏，沒有人不知道他們家的這兩檔子著名的事。
搞得他和大爺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總有人在他們的背後指指點點嘀嘀咕咕。
我父親尚好，人小臉面亦小，我大爺就不行了。尤其是於家集大爺老早就定下的媳婦彩妮家的退親，把大爺最後的一點自尊掃蕩一空。
大爺放棄了對故鄉的最後一塊心思，帶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親，要離家遠遠的，找個隊伍把自己賣丁賣出去。
父親跟著大爺，一路馬不停蹄地走到太陽在一天中最熱情的時候。
父親知道天已入晌，聽見自己肚子裏的叫聲已如水塘裏的蛙鳴連成一片了。
父親說什麽也不肯再向前邁一步了，他威脅我的大爺，說，再不給他塊幹糧墊墊饑，他就要餓死在半道上了。
大爺望著他的這麽點苦都經不住的小兄弟，恨鐵不成鋼地嘆了口氣，在路邊的一棵槐樹下坐下，解開了肩上的幹糧袋。
他們把家裏所有的糧食都換成了麥子，麥子被他們磨成細細的面，蒸成了白白的饃。
父親倚著槐樹，大口大口地塞著過去連過年都很少放開吃的白面饃饃。
饃饃細溜溜地沒有任何剌激地從嗓子眼裏滑下去的感覺，讓我16歲的父親舒服極了。
父親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樹下沐浴著正午的陽光享受著白面漠饃時，突聽身邊有動靜，一個聲音說：兩位大哥，可憐可憐俺，給俺口幹糧吃吧。
父親撩開眼皮，看見一個茁壯的臟漢子正哈著寬腰一臉可憐地站在身旁。父親用塞得滿滿的嘴，含混不清地轟著他：去！去！去！滾一邊去！
那苗壯的臟漢子一點不在意父親的粗魯，把腰哈成蝦米狀不依不饒地站在那兒。
父親急忙咽下嘴裏的東西，想幹脆利落地趕他走，被身邊的大爺制止住。大爺從解開的幹糧口袋裏，拿出一個饃饃，給了他。
他比我父親更急迫更舒服地對付那個又白又大的漠饃。他仲直了脖子噴得直向外捌氣兒，就是這樣，他也沒放慢吞咽的速度。
吃完後，他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溫存地望著我的大爺，但我大爺不為那雙眼睛所動，堅決地沒有一點餘地把幹糧口袋系得死死的。
他有點失望，但僅僅是失望，很有職業道德地不再啰嗦什麽，只是伸出一根臟指頭，把倉促中掉落在泥地上的饃饃渣子仔細地一點一點地沾起來，送進嘴巴裏吃掉。
吃完後他竟不走，索性一屁股坐到我父親和大爺身旁，伸了個極其內行的懶腰，舒服無比地半坐半臥在那兒。
11月秋髙氣爽的太陽照在身上別有一番溫暖，這是我父親和我大爺還有那個臟漢子的共同的感受。雖然他們沒有交流，但他們臉上的愜意和身體的輕松說明了這一點。
他們開始有了交談。臟漢子因被施舍了一個饃饃而心存些許感激，我大爺和我父親則因施舍了一個饃饃而心有無限的欣慰。
他們隨意地交談著，這種萍水相逢的交談是最不假思索地交談。
交談中，我父親和大爺知道了他叫根寶，是山東梁山人。
我父親雖沒上過學目不識丁，但水泊梁山上英雄好漢的事跡還是略知一二的。
父親一聽他是出好漢的梁山人，就沒心沒肺地說人家：你們梁山不是出好漢嗎？怎麽也出叫花子？
父親的口氣裏充滿了明顯的蔑視。大爺用嚴厲的眼神瞪他，怕他傷了梁山人的自尊。
誰知眼前這個梁山人似乎沒那玩意兒，仍是一臉的平和。
梁山的根寶梗著臟脖子義正詞嚴地說：叫花子怎麽了？叫花子一年四季不虧了肚子！你以為你的饃饃好吃？比漠饃更好吃的東西俺吃得多了！
我父親一聽這話很生氣，覺得他的忘恩負義也來得太快了點。
漠漠還在他肚子裏沒消化哩，他就開始說饃饃的壞話了，也太沒良心了！
我父親想說他點什麽的，但被我的大爺一把拖住。我大爺雖然也挺生他的氣，何大爺現在更在意的是要快點找到一支隊伍，把他和我父親早些安頓下來。
大爺問根寶：你聽說這附近哪兒住著隊伍？
根寶歪著臟頭反問：你問這幹哈？
大爺就說：不幹啥，隨口問問。
根寶就回答說：前邊的下窪莊就住著隊伍。
大爺問：遠嗎？
根寶答：不遠，也就是六七十裏路吧。接著，根寶很熱心很洋細地指點了去下掛的路線。
根寶說得很仔細，連在哪兒拐彎，向東拐還是向西拐都一絲不茍地說到了。
我父親對根寶的一絲不茍產生了好感，原諒了他對白面饃饃的輕薄。於是，我父親情不自禁地很真誠地勸他說：你咋不當兵去？
梁山的根寶聽了我父親的話很奇怪地盯住我父親看，他見我父親沒有一點捉弄他的意思，就用同樣的真誠回答我的父親。
梁山的根寶一字一句很認真地回答說：嗨！俺要飯就夠丟人夠下賤的了，俺還能再去當兵？！
根寶曬了一陣太陽先爬起來拍了拍補丁摞補丁的破屁股走掉了。但根寶沒想到，他的話卻一繞在我的父親耳邊。
梁山的根寶嚴重地挫傷和打擊了我父親當兵的熱情和積極性。
我父親那時畢竟只有16歲，少見多怪的父親那時還壓根就沒有聽說過「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這樣一句中國古訓，否則他也不會大驚小怪地受到那麽大的震動了。
父親對自己即將跟著大爺賣丁當兵產生了動搖。他在11月份深入骨髓的溫暖的陽光下，突然對我的大爺說：大哥，咱別去當啥兵了，咱也要飯算了！
大爺舉起粗壯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掄在我父親尚未發育成熟地精瘦精瘦的脖子上。
大爺漲紅了惱羞成怒的黑臉罵我的父親：日你娘的，還想要飯，你要臉去吧！
等父親和大爺找到那個叫下窪的莊子時，天已大黑了。他倆摸黑走進村子時，被村子裏的萬賴俱寂弄得有點提心吊膽。
這種死氣沈沈，哪裏有一點住人的村莊的熱乎氣？哥倆正猶豫著走進去還是退出來，突然聽到前方「咚終吟」的一陣腳步聲。
這是訓練有素的腳步。那種整齊和有序，把我的父親和大爺震住了。
他們知道，鄉下人走路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出這種動靜的。
這種聲音在寂靜的夜中格外神氣也格外有力量。父親和大爺在黑暗中凝神靜氣地聽著。
聽著，聽著，我父親有點興奮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爺，父親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見隊伍了吧？大爺有點拿不準，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親，讓他沈住氣別出聲。
腳步聲拐過來，越發近了。有燈光出現，不是煤油燈之類的怕風怕雨的東西，那光一前一後地甩著，既不暗也不滅，也不知是個啥玩意兒。
那光越來越近了，腳步聲簡直就在耳邊了。
父親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仔細一看：俺那娘哎！這不是咱的隊伍，這是人家東洋的隊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倆呆在暗處大氣不出，也就過去了。鬼子在明處，他倆在暗處，暗處是很容易躲過明處的。
但他倆的腦子和膽子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下特別容易發熱和受到驚嚇。
一旦看清了眼前這隊荷槍實彈的日本鬼子，我父親和我大爺的反應驚人地相似，連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
開始，他倆的腳步還一前一後地緊貼著，幾分鐘後，就分不清東南西北地各奔東西了。
我父親沒命地往前狂奔，身後先是有雜亂的腳步聲和東洋人嘰裏呱啦的說話聲，後來，耳邊就響起了清脆的槍聲，這槍聲更加激勵著我父親更加沒命地往前瘋狂地奔跑。
等我父親上氣不接下氣地停下來的時候，身邊除了他自己的沈重的喘氣聲再沒什麽別的威脅他的聲音了。
父親知道自己脫離了險境，還沒等父親暗自慶幸，他就萬分驚恐地發現，一個更不得了的險境已經降臨：他把他的大哥我們的大爺給跑丟了！
在漆黑一團的黑夜中，父親瞪著驚慌失措的眼睛四下裏張望，但父親的眼睛除了黑暗什麽也看不見。
父親像是喊給自己聽似的壓著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兒？你在啥地方啊？！喊著喊著，父親就蹲下單薄的身子，抱著腦袋極沒出息地哭泣起來。
父親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勁，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腳。
父親驚喜地一個高蹦起來，以為大爺找來了，但一聽那聲音，父親又大失所望了。
對面一個影影綽綽的影子氣急敗壞地罵我父親：操你個娘的！你跑啥跑？老子準備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讓你個兔崽子跑砸了！
稀裏糊塗的父親終於搞明白，這是一支專門打鬼子除漢奸的游擊隊，而他和我大爺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亂了他們偷襲下窪莊鬼子的行動計劃。
天亮的時候，我父親望著這片陌生的上地和這群衣衫襤褸的扛著雜七雜八家夥的同樣陌生的人，我父親知道，現在除了跟上他們走，再沒有什麽別的好法子了。
現在，我的父親特別地害怕孤單，只要有人能帶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還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爺他們那樣的土匪也不計較了，只要不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丟下就行了。
一個人歷史的關鍵時刻其實就這麽隨意也就這麽簡單。我父親是有福氣的人，他極其幸運地在1941年11月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膽子卻很大的剛組建不久的游擊隊。這個時間對他幾十年後享受若幹待遇至關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親還想不到這些。我父親無精打采地跟著這支衣衫濫褸的隊伍行走的時候，腦子裏除了惦記著下落不明的大爺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罵那個梁山的叫花子根寶。
這個狗日的根寶！讓他指路找隊伍，他差點讓我們投了日本人當了該死的漢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寶！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給家裏寫過一封沈甸甸的長信。
現在這封信怎麽也找不到了，信的詳細內容我不得而知。
但我估計這封信是談她的故鄉之行尋找大爺的感受的。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尋找大爺的感受。
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大爺的淡忘和對二大爺的不可思議的記憶猶新，並言辭激烈地批判了故鄉。
故鄉留給她的印象實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鄉的那些事，連同故鄉的那些人。
我隱隱約約記得那段日子我父親臉上的不悅和我母親臉上的那種顯而易見的幸災樂禍。
我母親歷來這樣，在對待我父親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親反對的，她就要支持；
凡是父親支持的，她就要反對。她的這面旗幟，打我記事起，總是這麽鮮明。
父親臉上的不悅，大概是生南於人的氣，南於人的黑白顛倒令他吃驚令他不快；
也許，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氣，嫌她回老家去沒事找事，用些陳年往事攪得老家人不分好壞不知好歹；
他或許是生我母親的氣，我父親對我母親臉上的這類幸災樂禍總是明察秋毫。
雖然這麽多年他已經習慣了她的這種毫不掩飾的幸災樂禍，但以我父親那點參加革命後速成補習的文化，還遠遠談不上修養問題，更不要說修養到對某種不利心境的事情視而不見的程度。
對故鄉人和事的失望，並沒有影響我姐姐尋找大爺的熱情和決心。
而醜，這種挫折加深了她對「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理解。
她不相信，這麽一個活生生的人會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從這個世界上這麽幹凈徹底地消失。
她在相信「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同時，她還相信中國另一句著名的老話，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
這有點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種熱情和決心是從哪裏來的？
正如我小哥說的那樣，“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是的，我們知道大爺是父親的哥哥，但他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聯系，他的有和他的無，對我們無關緊要。
既然是無關緊要，找他做什麽呢？我那時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
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個因索，但好像還不僅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麽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鄉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飄飄的季節了，這麽冷的天，光坐長途汽車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並沒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
第一次回故鄉的經驗教訓了我姐姐，使她意識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離開了組織是何等的艱難和一事無成。
這次，她帶著省革命委員會宣傳組的介紹信，以采訪的名義，直撲縣革委會的大院。
縣革委會宣傳組的頭頭對我姐姐這麽年紀輕輕竟能執著這種規格的介紹信表現了相當的敬意和極大的熱情。
組長和若幹個副組長集體接見了我姐姐。他們的全體出動和臉上熱情過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動也令我姐姐不安。
她再三說：此行我只是査點資料，想不到驚動了這麽多領導，領導們在百忙中親自接見我，真令我感動等等-系列在這種場合應該說的那些個話。
別看我姐姐年輕，但這些當時流行的官話客套話，被我姐姐說得天衣無縫。
這種司空見慣的客套，一旦從一個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裏說出來，就生動了許多，動聽了許多，也真實了許多。
宣傳組的組長和若幹位副組長似乎是集體地對我的姐姐產生了好感。他們的表態熱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對此行充滿了信心。
會見後，是一次更加親切更加友好的會餐。他們更加沒想到的是，我的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會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說得親切感人。
而且會喝酒，她的頎長的纖細的身體竟對酒精有著那麽頑強的抵抗能力。這點，特別地令他們大喜過望。
我父親的1975年底的家鄉還比較落後。落後地方的女人都比較原始，能出來拋頭露面的不太多，能在這種場合下主動舉杯敬灑的更是鳳毛麟角。
美灑加美女，是中國傳統的一種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產的一種度數很高的老白幹，聯手讓我父親家鄉的管宣傳教育的父母官們充分領略了一次這種據說是比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與第一次有著天壤之別。第一次無組織的行動留給她糟糕透頂的印象，這一次有組織的撐腰和幫助帶給她一路的綠燈。
她充分相信了組織再三強調的「相信組織、依靠組織」的準確性和重要性。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標是我們的二大爺。並不是她對二大爺的印象有了什麽改善，而是因為第一次她回來時，聽人大約地說，大爺曾經給二大爺來過幾封信，至少有三封。
那時大爺並不知道二大爺的死訊，所以他的那幾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親戚手裏。
那時的農村識文斷字的人少得可憐，要跑老遠到縣上花錢請人看。
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煩，替二大爺收下信的親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麽老遠的路。
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錢也不是肯隨便花的。以這至少三封信的內容一點沒有在南於透露看，這些信沒拆或拆了沒人看的可能性比較大。
據南於的老人們回憶，剛解放那陣，政府派人來莊上訪聽過二大爺的事情，並收走了跟他有關的幾樣東西。
那時莊裏有那腦子好使的人就猜測：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過什麽沖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麽會專門來人訪聽他這麽一個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剛組建不久的縣史辦的人提起我們二大爺的大名——
於有慶時，臉上有點發燒，他畢竟是個土匪，當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兒畢竟不太好受。
於有慶？縣史辦的人凝神想了一會兒，突然提高了聲音問：你是於有慶的什麽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臉也更加地紅了。啊！縣史辦的人一聲驚嘆，說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話來。他說，啊！於有慶！那可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臉更紅了，她認為縣史辦的這個人反話正說，非常刻薄，並且還說得如此地一本正經。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臉紅了，還有些氣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一副書呆子相，很認真甚至有點崇敬地望著我姐姐。
我姐姐簡直給搞糊塗了：怎麽回事？怎麽冋事兒？
這麽回事兒。
1942年2月，也就是說，在我大爺帶著我父親離開家鄉的兩個多月後，與駐紮在縣城裏的日本人一直相安無事的葦子湖裏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
他們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地幹些隨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搶日本人的糧食，後天燒日本人的倉庫，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們十起這些事來輕車熟路，來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爺是在一次燒日本人的馬賊時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爺他們採錯了鬼子半夜起來餵馬的鐘點，點火的時候，讓鬼子逮了個正著。
那次有七個人沒跑掉，其他六人長相粗魯一臉的歹相像個正兒八經的土匪，惟有二大爺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懷疑。
從葦子湖裏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日本人就懷疑是共產黨人做的手腳。
若不，憑著這樣一群沒有良知不懂好壞無惡不作的歹人，怎麽會突然有了抗日救國的好思想呢？
二大爺的酷似讀書人的眉清目秀的長相更令日本人警覺，他們以為這次擒賊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對我二大爺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現竟活脫脫的是條中國的漢子。
他先是一聲不吭，痛急了就罵，破口大罵，像那種意志堅強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見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們的判斷，更加不擇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爺。
慘痛中，二大爺又更加瘋狂地破口大罵。據說，那不絕於耳的大罵聲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中午。那氣壯山河的聲音，令半個縣城的中國人心中羞愧難當、巨感交集。
這些平日裏專幹雞鳴狗盜勾當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義的豪舉，搞得日本人挺頭疼，挺窩火的，也讓南於一帶的老百姓吃驚不小。
縣志記載，我的二大爺最後死於日本戰馬的鐵蹄下。萬惡的口本人，將奄奄一息的二大爺扔進沒點著的馬廄，讓高大的東洋戰馬將他活活地踐踏而死！
縣志在有關我二大爺事跡的最後一欄，鄭重其事地寫道：抗口志士於有慶永垂史冊！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爺的墳墓。她以為永垂史冊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會受到善待，得到保護。
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讓縣史辦的人面面相覷。戴眼鏡的書呆子竟說，我們只搞文字工作，負責收集編撰有關的史料，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至於其他我們可管不了。
我姐姐問：按照你的劃分，這類屬於經濟基礎範疇中的工作應該屬於哪個部門管？
戴眼鏡的書呆子很認真地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說，大概，大概應該屬於民政部門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優撫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沒找到於有慶的名字。
也就是說，本縣的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應該優撫的烈士中，根本就沒冇於有慶這個人！
我姐姐畢竟年輕，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她有點沈不住氣，用質問的口吻問人家：你們不是說他是抗日志士嗎？不是說他永垂史冊嗎？他連你們縣民政局的這種小冊子都進不去，他怎麽永垂史冊？
優撫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質問的口吻，連同她那字正腔圓的純正的普通話。
人家收起了開始時的熱情，公事公辦地反問道：誰承認他是抗日志士了？誰說他永垂史冊了？
我姐姐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縣史辦的縣志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哩！
優撫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縣史辦唄！幹嗎找我們？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摔了優撫科的門，脾氣很大地走掉了。
她不知道，她還沒走出民政局的大門，優撫科的人就開始議論她：哼！想要烈屬待遇，還不好好說話。她以為她會上京話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二大爺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著沈重的疲勞的雙腿，心裏堵堵地難受。
她有點想不通地問那個自始至終陪著她的宣傳組的人：你說，怎麽鬧了半天，他連個烈士也不算，連個骨頭也找不著了呢？
那人想了想，說：這裏邊的環節挺多，也挺覆雜的，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搞得明白處理得清的。
我姐姐楞了會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銷出句：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那人也楞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姐姐會說出這等話來，就很特別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長。
我姐姐畢竟年輕，她還不知道察言觀色對一個人的重要。否則的話，她不會對那意味深長的一眼掉以輕心。
找不到二大爺的墳墓，我姐姐又心血來潮地開始找我們祖母的墳墓。
她站在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邊，出神地望著各種各樣從她身邊疾馳而過的車輛。速度很快的車子帶起的氣浪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這條本縣通往省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柏油路上，怎麽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墳遍地的景象。
這是我們的祖母最後歸宿的地方，她被我們的大爺和我們的父親倉促地埋在這裏。
現在，她的屍骨哪裏去了？她的靈魂哪裏去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祖母的靈魂豈不讓這些沒完沒了碾來碾去的汽車吵死煩死嗎？
她擡起手腕，看著手表上的秒針，心裏默數著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分鐘後，她在38這個數字上餅。
這個數字令我的姐姐於明心悸。她似乎隱隱約約記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歲。
冥冥中，似乎永遠38歲的祖母正揚著尚且年輕的手，輕輕地呼喚她：明兒，明兒……
在家鄉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於明潸然淚下。
現在想來，導致我姐姐那麽不可思議地尋找大爺的熱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 50年初我大爺寫給我父親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親在金廈戰役中，被子彈將右大臂打了個貫通傷。
當時因醫療條件的簡陋和醫護人員的魚目混珠，致使我父親的右臂被接錯了位。
等打開了石膏我父親的傷臂見了天日後才發現，我父親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內翻動了。
於是，內疚的醫護人員又為我父親做了些無濟於事的小的技術處理。這樣一拖拉，就將我父親治病養傷的過程搞得比較漫長。
這段日子，是我父親從1941年11月參加革命以來，在一個地方呆得最長的一段時間。
大氣候是全國已經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戰役再也用不著南征北戰的大行動了；
小氣候是我父親養傷這一段日子，是清閑的，同時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個傍晚，閑呆在病房的我父親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親接過這牛皮信袋寫給他的信，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這是我父親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對收信的感覺是如此的陌生；
二是我父親在心裏一個勁納悶，他想不出誰知道他在這個地方，誰會給他寫信！
其實，只要他動手輕輕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另一個問題接著冒出來了，我父親那時還基本上處在對文化兩眼一抹黑的狀態中，他除了認識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別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親是個極愛面子的人，他不願讓人知道他堂堂一個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競是個連字都不識的文盲，尤其不願讓這裏的女醫護人員們知道。
於是，我父親吊著個傷臂，帶著他的通信員，騎著快馬，星夜疾馳他的部隊。
半夜三更，隊部的書記被我父親從被窩罜拖起來，揉著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從一個叫下窪的村莊跑丟了的大爺寫來的。
只有薄薄的一頁宣紙，用毛筆寫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筆字使我父親不敢相信這是他同樣沒上過學的大哥所為。
即便分手近十個年頭了，父親還是不相信大爺會在這方面有什麽突飛猛進。
不但我父親不相信，連隊部書記也不相信。他這時已經全醒了，把大爺的來信湊到油燈下仔細地看。他說，這毛筆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文化的人能寫出來的。
大爺的信寫得言簡意賅。他在信上告訴我父親，他還活著。
那年失散後，他在離下窪不遠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隊伍，一支國民黨的隊伍，他就跟上隊伍走了，最終混到了個少校軍需官。
他們的隊伍在江西幾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為拖兒帶女的不方便還有別的一些原因，現在滯留在九江。
這封總共才一頁紙的信，有半頁紙是訴苦和求援的。我大爺在信的最後，有點危言聳聽地告訴我父親「現在，我們一家老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請我父親火速寄些錢去，以解他們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爺的這封信，除了給我父親帶來驚喜外，還給我父親帶來了部分的不快。
我父親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親兄弟失去聯系這麽多年，好不容易聯系上了，別的話先顧不上說，張口就要錢！好像兄弟間除了張口要錢就沒別的什麽值得客套的了！
大爺的這種重利輕義，使父親把那種不快很快就轉嫁到國民黨身上。
父親充滿了階級色彩地想：好好的一個老實人，十年不到，就讓國民黨給帶壞了！
那天晚上，父親和隊部書記，湊在一蓋快沒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燈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給大爺回了一封信。
信是書記執筆寫的，用的是一支破鋼筆，同樣是一頁紙，紙上的字被書記寫得又大又醜。
在信中，書記替我父親告訴我大爺：我手裏沒錢！我們實行的是供給制，是不發錢的，哪來的錢寄給你？
最後，又用解放軍的首長們慣用的口氣給我的大爺出了一個主意：“我建議你，帶著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
在我父親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鄉是塊寶地，只要冋家鄉，什麽困難都能克服，什麽問題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爺接到我父親的信會是怎樣一種心情，我們不得而知。
有-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沒有接受我父親的建議，也就是說他沒有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鄉南於。
不知是生我父親的氣還是根本就沒有接到那封信。從此，他斷絕了同家鄉一切人的聯系，包括我的父親。
我們剛剛有了消息的大爺，就這樣又變得杳無音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那封來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親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匯報給組織並上交給組織了。
於是，組織掌握了我父親除了有一個當土匪的二哥還有了一個當過國民黨少校軍需官的大哥的情況。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親只有24歲。因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戰，他的提升比較順利也比較地快。人們沒有什麽理由懷疑一個24歲的副團職軍官的遠大前程。
我父親那時也不懷疑，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他那時笑口常開，在晴朗的陽光下邊，他整齊潔白的牙齒閃著一種健康的光芒。
我父親在54歲離職休息的時候，只是個副師職幹部。從這點上看，笑得過早不是什麽好事。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親笑不到最後。
我的搞幹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親開玩笑說：爸，你們這類幹部只適合戰爭環境。你們的忠誠和舍生忘死是我黨我軍一筆可貴的財富。
但你們天生地不適合和平年代，因為和平年代需要別的東西，可惜這些東西你們恰恰不具備。
父親不服氣地爭辯說：你說說，你說說，我不具備和平年代的什麽東兩？！
大哥彈著手裏的煙灰，很當真地想了一會兒，笑著說——他笑的意味深長，說的也意味深長——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給組織的那封大爺的來信。”
我對1976年記憶上的深刻來自國事和家事。國事自不必說，家事卻說來話長。
1976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從同學家滿心歡喜地回來，正碰上慌慌張張準備出門的父母。
母親一把拽住我說：於青！爸爸媽媽有事出去幾天，你好好呆在家裏，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聽出母親聲音裏的顫音，感覺到母親手上的顫抖。我有點害怕，追著問：媽，你們上哪？怎麽啦？母親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看見母親眼睛裏的絕望。
在等待父母囬來的漫長的日子裏，我想，父母出門時如此驚慌失措，會出什麽事呢？
當時自問自答地設想了許多事情，但惟獨沒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殺。
我是從別人的嘴裏知道我姐姐的自殺的。那個時候，我對自殺特別恐怖。
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殺這件事的本身。我想為什麽要自殺？
在那個年代，我對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這個詞特別的熟悉，不光是我，那個年代的人沒有不對這個詞記憶深刻的。
姐姐的自殺，首先給予我的是壓力，其次才是悲傷。有時，我甚至連悲傷都嚇得沒有了，只剩下壓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別特別在意別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們臉上和眼裏的內容，稍有不對，馬上就會臉紅心跳。
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身心的疲憊，因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為什麽會自殺？為什麽要自殺呢？
有一封來自父親家鄉的信，一封署名的檢舉信，將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劇拉開了序幕。
檢舉信是寫給省委的，檢舉的是我姐姐於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話，是我姐姐在找不著二大爺的屍骨的情況下發的那句牢騷：“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話是很要命的。
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讓她「說清楚」。這種脫口而出的牢騷話如何說得清楚？何越是說不清楚，問題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難過。
幸虧姐姐有一幫子朋友，這幫子散落在省城各個領域的朋友相當有實力，在他們的努力下，姐姐好歹從檢舉信中逃了出來。
檢舉信的陰影還未從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風暴又殃及到她。
我姐姐再一次被審査，這次的審查再沒有什麽人能幫上忙了。
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離在一個什麽地方。那段隔離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過的我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將姐姐心中的什麽東西給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記日記的習慣，但那段日子姐姐卻突然中斷了她六幾年的習慣，日記本裏從那時開始，是大片大片的沈默。
姐姐出來的時候，已經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氣已經很涼很涼了，這種天氣非常適合姐姐當時的心境。據說，她經常站在窗前，望著窗外飄零的落葉，漂亮的臉上一派蒼涼。
姐姐的朋友們見她這個樣子，很是著急。那陣子他們為她舉行的聚會特別的頻繁，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希望她能振作起來。
我姐姐坐在那兒，話說得很少，酒卻喝得很猛。以前很有些酒量的姐-卩一段口子酒量大跌，幾杯酒就將她醉得不省人事。
多少年以後，姐姐的一個好朋友對我說：那時，我才算知道什麽叫醉生夢死了。
姐姐有一個在軍區管檔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跟姐姐聊天，無意中說到他那裏存放著全戰區所有團以上幹部的檔案。
這個朋友開著玩笑問我姐姐：怎麽樣，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紅色檔案？我姐姐隨口說了句想，於是，他倆就約好第二天在檔案館門口見。
姐姐打開父親那厚厚的一疊檔案，除了看見父親的戰功，還看見了那封信，那封父親在1950年上交給組織的大爺從江西的來信。
當時，姐姐雙手捧著那封信，旁邊的朋友看見，那被歲月浸得泛黃的一頁紙在她的手上窸窣著發抖，朋友還發現，姐姐瘦削憔悴的臉色特別特別的難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黽了，姐姐那陣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當大的。
五天後，姐姐回來了。當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裏吞下了整整兩瓶安定，還喝了大半瓶啤酒。
姐姐將啤酒當水，將置她於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進胃裏。等有人發現，我姐姐年輕的身子早已涼透了。
姐姐死得很倉促，頭發零亂，衣衫不潔，她連將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沒有了，可見，死她是件多麽急迫的事情。
沒有誰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裏，幹了什麽，她沒給我們留下只言片語。
我只能這麽說：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這個世界已沒有什麽能吸引她的了，連骨肉相連的親情也不能。
隨著我姐姐的死亡，尋找大爺以及跟大爺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實，尋找大爺的事情，自始至終不是一種家庭的行為，而是家庭中某一個成員的固執或者說是不可思議的熱情所致。
除了我熱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們家沒有什麽人再會對他的杳無音訊和生死存亡牽著一份情，擔著一份心了。
大爺是誰？跟我們有什麽關系？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變我們相對穩定的生活嗎？我們認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們的生活無關，我們找他幹什麽呢？
我們那時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這麽簡單。別看我們成天把「全人類」之類的事情掛在自己的嘴邊，其實我們知道，越是宏偉越是遠大的東西，越是虛無越是縹緲。
我們把些虛無和縹緲的東西成天掛在嘴裏，卻對跟我們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一些東西視而不見。比如血緣，比如親情。
那個年代，是個不允許人道主義擡頭的年代，對人道主義的警惕和批判，使我們對親情啦，血緣啦這類的詞匯感到無比生疏。不要說去想它們，更不要說去尋找它們了。
我在28歲那年，生下我的兒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親。那年，我年邁的父母雙親從千裏之外來到北京我的小家，幫助我們料理那段慌忙而雜亂的日子。
我父親的老態雖然不能用「龍鐘」來形容，但用「老態」是完全勝任的。
他基本上幫不上什麽忙，他的到來，只是起著一個「聲勢浩大」的作用。
再說，他已基本上習慣了我母親的控制，對母親的「失控」，恐泊已不習慣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著。早上起來就滿屋子亂走，碰碰東，撞撞西，制造出許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響聲；
晚上就守在電視前，一直等到最後一個電視臺最後一個播音員親切地祝他晚安，約他明天再見。
一天晚上，我大約是白天睡多了，怎麽也睡不著了。燈是不能開的，會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臺燈也不行。
我想與其這樣翻來覆去地惹丈夫煩，還不如到客廳去陪陪父親說說話。
父母來後，我光顧理直氣壯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連坐下來同父母談一談的時間都不給他們。想到這些，我有點內疚。
來到客廳，見父親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瞇著眼睛打噸。電視裏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給看出來的破電視劇，我以為父親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經讓自己睡了，誰知我正要關電視，忽聽父親說，別關，我還看呢。
我嚇了一跳，回頭看了眼父親，說，這麽臭的東西你也看呀？我給你換個臺吧。
父親不反對，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陣猛按，換了半天臺，其他臺都是一張沙沙的雪花臉，還惟有這個臺在折磨人。
父親說，別管了，就它吧！於是，我只好坐下來，陪父親忍受著。
音樂中出現了很悲很哀的嗩吶聲，接著畫面上出現了一座新墳。
一根樹枝插在墳邊，上邊綁了條白帶子，大概有什麽講究。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很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對我說：
於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爺的墳。我吃了一驚地望著父親。
日光燈下的父親，頭發幾乎全白了，連短短的胡茬也若隱若現出一種模糊的白色。
我突然意識到：父親老了，父親真的老了，父親從裏到外徹底地老了。
當然，我是不會允許年老的父親返老還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氣的。
我知道，對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臉，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開玩笑說，爸，你怎麽凈徙記著死的？你怎麽就不想想有可能活著的大爺？
說完這句玩笑話，我心裏悚然一驚。我怎麽覺得這句話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幹年前，有誰說過這句話，或者說過與這句話非常相似的話。
是誰說的呢？我的大腦向前猛跑，跑著跑著，跑到了1974年的那個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於明的姐姐，說過與這極其相似的一句話。
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一一她當時問我們的父親：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呢？
那個時候的記憶忽然如無邊無際的浪濤，鋪天蓋地地撲到面前：父親坐在一張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著他。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當時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樣子。父親當時的聲音就在耳邊——
父親深嘆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系這麽久了，想又有什麽用？
我望著日光燈下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的父親，他蒼老的頭顱在日光燈下顯得有氣無力。
父親嘆出一口氣來，那氣也嘆得無精打采。父親底氣不足地說：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父親的樣子和父親的回答，令我有一種傷感在體內彌漫。
我不知道是因為父親老了，對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懷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向往和留戀，還是因為父親離職閑適下來，無官一身輕地返璞歸真了。
我以為，這兩點對父親都有點為時已晚了。他老了，對一些對他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無法有行動了。我想，這真是一種悲哀，一種於事無補的悲哀。
那天，去給兒子上戶口的丈夫，除了帶回-棟色的硬殼戶口本外，還帶回了一個鮮紅的小塑料證。
我接過一看，是個獨生子女證。
丈夫在一旁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本子，它一個月可以給兒子掙六塊錢哩。
我也緊接著開了一個玩笑說：我可真沒敢小看它。一個月六塊錢，剝奪了兒子享受兄弟姐妹快樂的權利，買斷了兒子終身的孤獨。
我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罾將享受一種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的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的叫做獨生子女的嬌慣。
今後，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將連個與其血脈相通的親人的想頭都沒有。
他將孤獨地承受著父母的血緣。他的生命註定著脆弱也註定著沈重。
他的脆弱，在於他今後簡直就不能有個三長兩短，他連個可靠的血源都很難找到；
他的沈重；在於他寄托和承擔了太多太多的東兩，恐怕他這一生都要為這種寄托和承擔所累。
我感到我傾兒子。
兒子在我的懷中很乖，他睜著黑亮的眼睛望著我，眨漸艮少眨一下。
人家說，未滿月的孩子是看不見東西的，我不信。這麽黑這麽亮的眼睛會看不見？他會看見的，他一定看見了他母親此刻臉上的愧色和憂郁。
我搖著懷中很乖很乖的兒子，嘴裏輕輕地說些想說給他聽的話。我說，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這個時候，父親在那天晚上的蒼老的底氣不足的聲音響起在我的耳邊：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
那一刻，輕擁著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我決定：找大爺！繼續尋找我們的大爺！
真是這樣，我繼續對我們大爺的尋找，是從同情父親的衰老和感悟兒子的孤獨開始的。
我的這種尋找，不同於我姐姐的尋找。我的尋找遠遠比不上我姐姐那種莫名其妙地發自內心的充滿了激情和熱情的尋找，我的尋找是一種同情和一種啟發的結果。
因此，我的尋找註定不如我姐姐的尋找主動和頑強。這種尋找不可能影響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種順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還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編輯部有一個到南昌去約一部關於起義方面的稿子的差事。
因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沒有花開的不合旅游的時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遺跡也的確沒什麽好看的。
因此，主任的話音息了許久也沒人挺身而出。此時，我正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長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已使我失去了閱讀的熱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職業道德的例行公事。
當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時，我突然地意識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內。
我放下手裏的紅筆，站起身來，跟主任說，我去。主任頗感意外但很滿意地望著我，我的同事們雖然不解但集體地不約而同地如釋重負。
在這種情況下，我簡直覺得這趟去南昌約稿子、順便到九江找大爺之行，是件利國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牽強。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辦公事然後去九江幹私事的，這點事我還是懂的。
到了南昌，我坐著出租車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
他在他的書房裏比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氣很配套，但我對他的矜持不感興趣。
我感興趣的是他電腦裏的東西能不能馬上給我。據我們所知，他的這部吹了一年多的長篇紀實小說，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書商，我們出版社也想要這部小說，極想要。
他矜持地說，這個嘛，讓我再考慮一下。
我是不允許他的考慮的，連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約稿子而是找大爺。對我來說，南昌之行只是個順便，我沒有必要把時間耽誤拍頓便上。
我說，你如果還有別的打算請千萬直說，我們不想跟別的出版社撞車。
他楞了一下。他們這些人是很樂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爭搶的熱鬧的。
即便沒有這種可能，他們也想制造出這種可能來，更別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了。
他有些意外地望著我，意外之下言詞就有明顯地自戀傾向，他說，不是我不想給你們，實在是別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這稿子了……
我忙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不難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著我，但這種意外只停留了一會兒。
作家的虛榮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條斯理地說。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謝謝你們。
我說，不謝！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搶先擡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動送出門的。我站起身來，很誠懇地伸出手來謝他：謝謝你，真的！
我的確是真的謝他。若不是他的虛榮還有他的自尊，我還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誤多少時間哩。
九江其實很小。下了火車，我只問了兩個人，就找到了父親提供的藏在他肚子裏四十多年的地址：陸知裏路後樓九號。
本來我以為這是一間或幾間房子，沒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圍墻的二層小樓。
我頗感意外地望著鐵門上的門牌號，我想，1950年的大爺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住在這樣的一幢房子裏，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熱」這樣的詞匯，的確是太不像話了，難怪我父親會有不快呢。
國民黨的確不是東西，把大爺這麽好的人都帶壞了。起胃得不老實了，不說實話了。
我敲開鐵門，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女孩站在鐵門裏邊毫無禮貌地上下打量著我，她那張典型的南方臉上沒有一絲熱乎氣兒。
她簡潔地問我：找誰？
我被她一下子問住了，覺得1950年的事情跟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女孩講，一是講不清楚，二是講了也沒什麽意義。
於是我反問：這家裏有人嗎？問過後我又覺著不妥，好像眼前這個人不是人似的。
我終於走進了九江市陸知裏路後樓九號，進了1950年前後我大爺一家住過的房子。
三月的南方，屋子裏比外邊冷。我不大習慣南方的這種冷，這種浸入骨髓裏的陰冷。我在這種陰冷中，感到一種隔閡。
我隨小保姆走進一間更加陰冷的屋子。屋子裏的空氣很差，是那種長年不開門窗、缺少流動的空氣的差。我不得不調整呼吸，我討厭這種氣味，討厭這間屋子。
一個老人坐在一張有著很高的靠背的藤椅上，一床磨得很厲害的快用禿了的毛毯蓋在他的腿上。
他瞪著一雙無比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著我，我有一種被他洞穿的感覺。在這樣一雙被歲月浸泡得很久的老眼下，你想深藏什麽恐泊是徒勞的。
他的確很老了，老得隨時都有要倒下去的可能。我猜他有九十歲了，或許還要多。他的模樣，他的神情，說明歲月在他身上已駐紮得年深日久。
在這樣的陰冷中，在這樣的氣味裏，在這樣的老人面前，我的心不知不覺就提了起來。
我把我自己先小心翼翼地介紹給他，我怕他耳朵聽不清，不由自主就提高了聲音。
當老人擡起鷹爪一樣無肉無筋的手做向下壓的手勢時，我才明白，眼前這個老人耳聰目明，我根本用不著在這些方面將就他。
我怕他仍有疑慮，就從皮包裏取出我的文職幹部證給他看。
他看了我證件的戎裝照，又擡起頭來仔細地盯著我看，他把證件還給我時，說了一句話，令我大吃一驚。
老人說：看不出來，你是個軍人。
令我大吃一驚的不是他說話的內容，而是他說話的口音。他說的是普通話，這個老人說了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
我深感意外。自從我踏上江西的土地，普通話就離我遠去了。
但在九江，這麽標準的普通話，競從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嘴裏出現，不能不令我深感意外，大吃一驚。
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一個跟老人靠近的契機。我說，我近乎討好地對老人說：真想不到，您老的普通話說得這麽好。
老人瞪著兩只深陷的眼睛望著我，對我的討好視而不見。
這讓我覺得很沒趣，一種難為情的感覺在沖擊著我。我甚至有點恨眼前這位不動聲色的老人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突聽老人用普通話問我：你來幹什麽？老人的喉嚨裏有痰鳴音，他的聲音有點模棚，但我是能聽清的。
並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在這樣一位洞若觀火的老人面前，一切的聰明都是無濟於事的。
老人活到這種歲數，漫長的生活歷練使他爐火純青，他已經不需要任何鋪墊了，他需要單刀直入。
老人現在什麽也不缺，缺的是時間，是來日方長的時間，老人只能單刀直入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覺得一下子輕松了許多，我喜歡單刀直入，而且單刀直人正是我的特長。
我問：您老還記得一個叫於有德的人嗎？老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連眼皮都很少眨一下。
我補充道：1950年的時候，他在這裏住過。
老人繼續著面無表情，只有一進一出的呼吸伴隨著他。望著這張滄桑的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的老臉，失望在我心裏一寸一寸地堆積。我想，時間太久了，老人太老了，恐怕我要一無所獲了。
我差不多要失去信心了，老人突然開口了。老人說，於有德？
我記得這個人。他在我這裏住過一段時間，他們一家當初就住在這個屋子裏。
我吃了一驚，下意識地四下裏打量起這間屋子來，好像大爺一家藏在了什麽地方。
這間屋子不大，被一屋子又舊又笨但看得出是上好的家具充塞著，顯得又小又零亂。
我想象不出，1950年前後，我大爺一家擠在這裏，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我問，後來呢？他們一家後來到哪裏去了？老人瞪著一雙老得沒有了睫毛的眼睛盯著我，似乎在等我的回答。
他的這副本末倒置的樣子令我暗暗著急，我在那種難聞的氣味裏想，他太老了，老得都有點糊塗了。
慢慢地，我在眼前這個很老的老人眼睛裏，讀懂了一種叫做滄桑的東西。有一種非常不好的感覺在我的心裏彌漫，我知道，結果不好，一定不好。
我等著老人開門，等著那個不好的結果。等了好久，老人才開口說活，老人說話的聲音異常地平靜，像說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
“你們應該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父母也應該知道。像於有德他們這種人，在三反五反那場運動中，是很難有好下場的……”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來。在這間南方陰冷的、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氣味的屋子裏，我被這樣一個結果嚇住了。
我長久地一言不發，坐在老人面的一張冰冷的木椅上一言不發。
那種南方的陰冷侵入我的肌膚，進入我流動的血液裏，我聽見血液結冰的聲音。我感到冷，一種透徹心肺的寒冷。
那種年久不動的空氣輕撫著我的臉頰，使我有一種很混沌很骯臟的溫暖。
我似乎適應了這間屋子，適應了這種氣味。這是一種濃縮了的氣味，是形形色色人的氣味。
在這種氣味裏，我似乎嗅到了大爺一家的氣味，這是一種有著很近的血緣的親人的氣味。
老人似乎是說給我聽，又似乎是在那兒自言自語。
老人用掉光了所有牙齒的嘴巴嘟囔道：找什麽找！找來找去還不都是些麻煩事！
我盯住老人看，我不再懼怕那雙老得深邃的眼睛了。我覺得有什麽可怕的？
看歷史和看這雙眼睛沒有什麽區別。只是，我有點後怕，我想，幸虧當年我姐姐沒有找到這裏來。否則的話，看她怎麽收場。
我站起身來，向老人告辭。
我說：老爺爺，謝謝您！胃您！老人不動聲色地望著我，一如我進來向他問好時那副模樣。
我要出門了，聽見老人在身後叫我。
老人用純正的普通話清晰地叫我：於青！於青！
我詫異無比地回過身來，望著眼前這個謎一樣的老人，不知他又要跟我說什麽，也不知我是否能承受住他的所言。
老人問我：於青，你是不是有一個姐姐？
天哪！他知道我的名字是他看了我的文職幹部證，他知道我死去將近二十年的姐姐，又是看到了什麽呢？
老人說，好多年以前，一個女孩來過我這裏，也是來打聽於有德的，我猜她是你姐姐，你們倆長得很像。
我一腳門裏一腳門外地呆立在那兒，望著老人傍神。困擾了我們家將近二十年的那謎一樣的五天，被謎一樣的老人不經意地輕輕地捅開了！
是了！是了！姐姐看了父親檔案裏那封九江的來信，記住了陸知裏後樓九號這個門牌號，1976年將盡的時候，一個人風塵仆仆跑到這裏。
那個時候，我年輕的姐姐內心深處滿是疫痍。她沒想到，一個更大的打擊正在九江陸知裏後樓九號大爺住過的屋子裏耐心地等待著她。
她知道這種結果比我早了將近二十年。那個年代，這種結果更令她心驚膽戰。我想還有絕望，一種無法逾越的絕望。
姐姐那時太年輕了，她只有21歲。21歲的生命之舟畢竟負載不了這麽多沈重的東西。姐姐毅然扯斷了桅桿，讓自己的生命之舟靜靜地沈人歷史的深淵中。
有淚在住上湧，我想控制，但我無能為力。我形容不出那天站在大爺曾經住過的屋子門口，淌的那些眼淚。
我只能說，那天，在江西九江，在陸知裏後樓九號，在大爺住過的屋子的門口，我異常地傷心……
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姐姐於明成了我們家中的一個禁區，大家都竭力地回避她。
以前是不願也不大敢提起她，現在是不太習慣提起她了。
我甚至不知道她現在在什麽地方。當時，一個高中生對家中這種事情的了解是極其有限的。
九江的淚水，打濕了封在我姐姐身上將近二十年的封條。
她在我心裏很深很深的一個地方慢慢地活動起來。姐姐一如既往的年輕，一如既往的漂亮。
她以那麽一種姿勢坐在我的內心深處，盤著雙腿，很原始很傳統地坐著，沈默地望著我。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經常與她對視，希望她能跟我說點什麽。
但她不。她盤著她曾經頎長優美的雙腿，很原始很傳統地坐著，不喜不悲地望著我，繼續著她的沈默。
我實在受不了她的沈默。在她無言的沈默中，我內心的平衡在一點一點地坍塌。
在一個夜晚，我推醒身邊熟睡的丈夫，給他講我姐姐的事情。
開始他極不高興，睡眼矇朧地嘟嚷著。慢慢地，他聽進去了，專註起來，他跟著我走進了我姐姐的世界。
丈夫攬住我，說，想不到你還有個姐姐，難為你連我也瞞著。我說，我不是有意瞞你的，我以為我把她忘掉了，徹底地忘掉了。
丈夫說，怎麽會呢？一母同胞的姐妹，怎麽可能忘掉呢？只是你不願想起她，更不願提起她罷了。
我說，我想去濟南看看她去。這麽多年了，她一定很孤單，也一定很寂寞。
丈夫的手在我肩上用了把力，說，去吧，你應該去。
我給當了幹部處處長的大哥打電話，在電話裏，我開門見山地對他說：大哥，我姐的骨灰在哪裏？
電話那頭的大哥顯然楞住了，電話裏許久沒有聲音。好半天，他的聲音才重新出現，他問我：你問這個丁什麽？
我說：我想看看她去。
大哥問我：有這個必要嗎？過了這麽多年。
我說：有這個必要，雖然過了這麽多年。大哥停了會兒，很和氣地跟我商量：小妹，我現在有事，我們能不能晚上談？晚上你等我電話，好不好？
我說：行，社我等你電話。放下電話，我用手支著額頭想，大哥會跟我談什麽呢？
我記起大哥對姐姐當初要尋找大爺的態度，同時也記起了他對姐姐當時說的那句話。
當時的大哥鄭重其事地叫著姐姐的名字，有點暗示的味道。
大哥說：於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會找出麻煩的！
現在想來，大哥的預言異常的準確。我不知道，他是未蔔先知，還是事先知道了什麽。
與人打交道的大哥，尤其是與那些人精的幹部們打交道，使大哥練就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本領。
他總是能將一些別人看來不起眼的事情放得大大地看，而往往又能未蔔先知地看出許多名堂來。
他對我姐姐意味深長地勸導就是一個證明。可惜，我姐姐沒有把這些意味深長的勸導當回事兒。
我不知道他在我今天的電話裏又看出了些什麽，嗅出了些什麽，更不知道他將在晚上的電話裏跟我談些什麽。我很擔心他會再一次地未蔔先知。我現在很害怕他的未蔔先知。
大哥在晚上的長途電話裏跟我談了好長時間。此時當幹部處長的大哥已經不是當年的當幹部幹事的大哥了，年齡使他成熟了，職務使他有了尊嚴。
大哥在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有點語重心長。大體意思是一於青，事情過去那麽久了，再幹些什麽做些什麽意義都不大。
心靈的安寧不是一件兩件事能做出來的。你不必為了一種安寧去打破另一種安寧。
你要平息的這種不安其實是你早已習慣的了，而你可能會打破的這種安寧又是你已經習以為常的。因此，你要做的，很有可能會對你現在平靜的生活構成威脅。
最後，大哥在電話裏同樣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說：於青，我勸你不要去了，沒有這個必要，完全沒有。
那天晚上，大哥長達四十分鐘的長途電話令我似懂非懂。
他的那些很含糊又很糊口的句子讓我這個文學編輯聽起來都費事。怛我知道，他的話句句都對，起碼從語法上講沒什麽明顯的毛病。
我很佩服我大哥他們這些搞幹部工作的人。他們說起話來從來都是有的放矢，他們從不說些對牛彈琴的廢話。
他們知道對什麽人該說什麽話。比如，對我這所謂的文化人，他就說這些含糊又拗口的話，用一些很文化的詞和句子暗示出他們想說的意思。
同時，也使我們這些不知天髙地厚的人不能輕視或小看了他們。
對那些雖沒有什麽文化但前途看好的幹部們，他們又會把文化丟到一邊去，說些很質樸的話，縮短或者拉近彼此的距離，讓這些人以為他們是知音，是伯樂，最好以為他們是伯樂。
放下大哥的電話，我坐在那兒覺著有什麽東西不對，想了半天，我突然抓起電話，撥通了大哥家的電話，等大哥的聲音出現，我沖著話筒喊：大哥！說了半天，你還沒告訴我姐姐的骨灰到底存在什麽地方。
大哥在電話裏很無奈地嘆了口氣，告訴了我。
到了濟南，坐著朋友接我的汽車直奔東郊殯儀館。在骨灰堂密密麻麻的骨灰盒裏，找到了大哥說的那個位置。
我仰起頭來看，那裏擺了一個鋒紫色的植木骨灰盒，盒子前插的照片卻不是我姐姐，而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跑出骨灰堂，站在門口用朋友的手持電話撥通大哥的電話，口氣很不好地質問他是不是記錯了？
電話那頭的大哥很無辜但又不太自信地說：不會吧？我的記憶是不大可能錯的。
我氣呼呼地說：不大可能？你腦子裏除了這個人升了那個人降了的陰謀詭計，還能有什麽？！
我按掉大哥的電話，開始給小哥打，我打的是小哥的手持電話。
昔日上山下鄉的滿肚子牢騷的社會主義新農民，今天成了下海經商的滿肚子脂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的資產擁有者。
我知道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是找不到他的，為了金錢他滿世界地亂飛亂跑，好在有個大哥大。否則的話，他不找我們，我們休想找到他。
小哥的手持電活裏出了一個挺嬌氣但很職業化的女孩子的聲音。
那個聲音問我：請問您找誰？
我比較了解小哥熱愛婦女的毛病，因此對他身邊這些接力賽似的女人下意識地不給予重視和尊重。
我說：找電話的主人。
那個聲音又問：請問您是哪位？
我說：我是他妹妹。大哥大裏停頓了一下，說，請稍等。
小哥的大嗓門等了好半天才出現。
他說：於青！大白天不好好上班搗什麽亂？
我說：少廢話！看你個熊樣，也配我給你搗亂。小哥在大哥大裏哈哈大笑，說，小樣！還挺牛！
我說：可不，我再小，也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你再大，也是個沒有名分的破商人。小心我們哪天看你們不順眼了，一翻臉，再把你們給公私合營了。
小哥更大聲音地笑。他痛快的大笑提醒了我，這是在殯儀館的門口，這是個不宜開玩笑的地方。
於是我說：哎，說正經事。你還記得姐姐的骨灰存放的具體位置嗎？
小哥停了笑，正經地問：你問這個幹嗎？
我說：我現在在濟南，就在東郊殯儀館骨灰堂的門口。
小哥說：你到那兒幹嗎？
我說：我來看姐姐，專程來看姐姐。
大哥大裏沈默了，小哥似乎在回想，好半天才說：這樣吧，我現在有事，一時半會給你說不清楚，你告我你住哪兒，晚上我跟你聯系。
我說：聯系什麽，你快告訴我。
小哥突然就不耐煩起來，他口氣很壞地說：讓你晚上等電話你就等電話，窮卩鄉什麽？！
我不能再說什麽了。雖然我經常唇槍舌劍地踉他打嘴仗，但一旦他動起真脾氣來我還是有點怵他。我知道他的脾氣，上來了，就不是人的脾氣了，那是驢的脾氣。
晚上，我呆在賓館老老實實等他的電話到十一點多，床頭的電活始終靜悄悄地沒有動靜。
我氣壞了，把肚子裏所有罵人的話全都用到了他身上，正覺得不解氣，有敲門聲，我跑過去開門一看，上帝！胖胖的小哥正佛一般站在門口沖著我微笑。
那天晚上我們談了許久。
小哥告訴我，我們姐姐的骨灰根本就不在濟南，姐姐的骨灰讓他三年前移回到我們的老家，埋進了父親的故土裏。
我的熱淚止不住地長流下來。想不到，一天到晚為錢奔波賣命的大大咧咧的小哥竟會做出這麽富於人情的體貼入微的事情來。
我很慚愧。這麽多年來，我竟不記得「人土為安」這句傳統的老話。
小哥吸著煙望著淚流不止的我。我看見，在煙霧後邊，小哥那一貫沒有正經的眼睛有一種濕漉漉的潮氣。
我跟小哥商量，明天回老家，去看長眠在老家的我們的姐姐。
小哥的淩志轎車一駛進父親的故土，說笑了一路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緘默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這裏是我的家族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地方，我卻對這個地方如此的陌生。望著窗外大片大片青青的麥苗，不由就嘆出口氣來。
高速公路縮短了我們冋老家的時間，但我們內心對老家的陌生卻始終依然。
我們這一代人對老家只有概念沒有感情，老家對我們來說，只是各種表格上的籍貫，一生也用不了幾次。
車內的沈默令我不自在，我伸手去開錄音機，被小哥制止住。
他說，別開那玩意兒，鬧得慌。
我歪過頭去問他：怎麽了你，到老家玩起深沈了？他笑了起來，伸出右手，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然後學著我們父親的口音，用父親的腔調說：孩子！這是咱們的根哪！咱們要保持肅靜！
我哈哈大笑起來。
淩志轎車駛入父親的家鄉南於的時候，小哥放慢了車速，讓車輪小心翼翼地碾過父親的故土，好像生怕壓壞了這裏的一草一木。
我望著雙手握著方向盤全神貫註的小哥，心想，其實他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一顆很人情味很善良的心。
他不僅是熱愛婦女，他熱愛著他應該熱愛的一切。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悟：其實，熱愛婦女應該算是男人們的一種美德。一個男人，連女人都不愛，你還能指望他們愛什麽呢？我為我的家族接連不斷地出現這種熱愛婦女的男人而自豪。
車子七拐八拐，拐進了一片綠油油的麥地。小哥領我走進綠色，走到被綠色包圍的幾座墳包前。
小哥說，你看，這是咱家的祖墳，可惜分到了別人家地裏。
他指著墳包介紹說，這是爺爺的，這是奶奶的，這是二大爺的，這是……這是姐姐的。
順著小哥的手指，我看見了姐姐於明的墳墓。那圓鼓鼓的土墳上，開滿了黃色的迎春花。
細細的一枝一枝的，相互盤結著，纏繞著。黃色的、指甲大小的喇叭花，一朵一朵開在枝條上。
那一裏裏絢麗的小黃花在四月的陽光下很嬌媚地怒放著。
它們讓我清晰地看見了我姐姐，看見了我姐姐年輕嬌嫩的臉，那張白皙美麗的臉永遠綻放在21歲花一般的季節裏。
本來我以為，站在姐姐的墓前我會流淚的，像聽九江老人提起她那樣淚流滿面。誰知，我眼中卻沒有淚，一滴也沒有。
面對一墳之隔的姐姐，我感到一種距離，一種無法言說的距離。
將近二十年的歲月無情地隔在我們中間。作為妹妹，我巳是個35歲的母親了，而作為姐姐，她卻永遠是個21歲的女孩，我無法拋開這種年齡上的顛倒。站在姐姐的墳前，我覺得我跟她已經沒有辦法交流了，我跟她無話可說。
我突然覺得我呆在這裏很腿她。我覺得對不起長眠在這裏的姐姐，我想她在這座黃土墳包下肯定想讓我對她說點什麽，最起碼也要為她流出些眼淚來。可是，這兩樣我全沒有，這不能不令我尷她。
我對小哥說，走吧，咱們走吧。小哥掩異地望著我，但什麽也沒問，率先移動了腳步。
我又一次回頭，最後望一眼姐姐。姐姐墳上那些怒放著的小黃花，在四月的暖風下輕輕地搖曳，像姐姐在對我微微頷首。那一刻，有一種滋味，很不好受地在我的心中彌漫開來。
坐進車裏，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我問小哥：你從哪兒找到奶奶和二大爺的？
小哥的回答令我吃驚，他很幹脆地告訴我：我根本就沒找他們。那只是兩座空墳，是兩座純精神七的墳墓。
我吃驚地扭過頭去打量他，驚詫他的做法，更驚詫他能說出如此具有哲學意味的話來。
他被我打量得有點不好意思，聳了聳胖膀子，不起，這不是我的語言，是我剽竊的。
這就不奇怪了。我知道，小哥花了不少的錢養了不少的博士碩士什麽的文化人。他把這些人當女人的口紅用，塗抹在他們公司時刻張開的血盆大口上。
我雖然不大看上那些肯為五鬥米在我小哥這種民營企業裏折腰的所謂的文化人，但我不得不服他們，他們有的時候，思想和語言是如此的到位。
的確！這的的確確是精神的墳墓。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父輩的家鄉已是埋葬我們精神家園的陵園了！
我嘲笑我的小哥：看樣子，你的銀子可真沒白花。他厚顏地一笑，自嘲道：是啊是啊！我們只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花錢這一種精神了。我不得不讚同他。
車子駛進一個村莊。上午的村莊異常地安靜，偶爾有雞們鴨們走過，也是不吭不哈地悄無聲息。
沒有人告訴我，但是我知道，這就是父親千思萬想的村莊，這個村莊名叫南於。
車子在一個看上去非常破敗的院子前停下，小哥按下自動車窗，對我說，看，這就是咱們的老家，是我們的父親誕生的地方。
我望著眼前老得有點醜陋的父親的老家，連下車走近它的欲望都沒有。我按起車窗，說，想不到這麽破。
小哥坐在駕駛座上不動，我奇怪地問他：你還傻呆著幹嗎？他不解地望著我，問我：文化人，你不在這兒發發感慨？
我說：我壓根就沒感慨，發個鬼！
小哥搖了搖胖腦袋，說：操！你們是些什麽鳥人！該哭的時候不哭，該說的時候不說，不該哭的時候瞎哭，不該說的時候亂說！
車子掛擋，提速，箭一般射了出來。開出了幾十米，我一聲大叫，連聲說：回去！回去！開回去，我忘了一件事。小哥一個急剎車，歪過頭來問我：什麽事？
我說：回去再說。
他罵了句：“神經病！”還是把車倒了回去。我下了車，邁上了父親老家的臺階。
20年前，我姐姐曾在這裏受到冷落，我突然很想知道，20年後的今天，我能在這裏遇到什麽。
我用手輕輕拍打舊得脫了幾層皮的木門，拍打了好一陣，才聽到腳步聲，接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聲音在問：誰呀？
院門開了，門口站了一個黑黑瘦瘦的老女人，那種風吹日曬和生活的艱辛造成的黑瘦令我有一種陌生的無法親近的感覺。
雖然我知道我該叫她嫂子，她是我父親未出五服的侄媳婦。
但我叫不出來，她又老又黑又瘦的飽經磨難的樣子令我張不開口。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對我的陌生如我對她的陌生。她那被玻紋包圍的眼睛裏，除了警惕和疑惑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她用跟我父親一模一樣的口音疑惑地問我：你找誰呀？
我臨時改口說：對不起，我想要點水喝。她盯著我，有一種反應不過來的茫然，好半天才說：行！行！我跟著她走進了父親的老家。在這三間黑糊糊的老屋裏，我聞到了一種陳年老日月的氣味，這氣味很難聞。
我想象著兒時的父親在這種氣味中跑進跑出的樣子，我突然很同情也很可憐兒時的父親。
屋子裏很亂，是那種破破爛爛的亂，一如我身邊這個遠房嫂子臉上的那種黑和瘦。
她走到一口又高又粗的黑缸前，掀開不知用什麽莊稼稈編成的缸蓋，說，那，喝吧。
我四下張望了一下，沒有看到暖瓶之類的東西，對她竟讓我喝涼水的不快才略微好了一些。
我探下身子，從很深的缸底舀上半瓢水，我看見，水裏有許多不明身份的漂浮物。
我是無論如何也喝不下這水的。但我又看見，她一直站在一旁盯著我。
沒辦法，我只好盡量少地沾著那瓢沿盡量少地喝了一點點水。我很後悔，編什麽不行，怎麽就編了個口渴討水喝的瞎話。
我說謝謝的時候，她還是一副反應不過來的茫然，還是好半天才說：沒事。沒事……
我實在沒有辦法親近這裏，也實在沒有辦法親近這裏的人們。
雖然這裏是我父親的故鄉，雖然他們是我父親的親人，但哪怕是生拉硬拽，我也親近不起來。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小哥將姐姐埋在這裏實在是個錯誤，是個比較愚昧的錯誤。
我敢肯定，姐姐不愛這裏，也不愛這裏的人。雖然姐姐比我多了一些善良也多了一些浪漫，但本質上，我倆差別不大。
意識到這點，我內心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悵然。淩志轎車啟動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再回頭看看這裏。
這裏畢竟是生我養我父親的地方，我可以不愛這裏，但我不能不尊重這裏。
在汽車拖起的塵埃中，我看見父親未出五服的侄媳婦站在院門口，一手扶著破敗的門板，一手遮住滄桑的額頭，如一幅傳統的中國剪紙。
我跟我父親在電話上有一段關於尋找大爺的對話。
我問：爸，你說，咱們怎麽就找不到大爺呢？
父親說：誰知道。
我問：你估計大爺現在還在不在了？
父親說：我估計不在了。
我問：為什麽？
父親說：如果你大爺活著，他一定會跟老家聯系的。人老了，沒有不戀老家的。
我問：你覺得大爺是什麽時候沒有的？
父親沈默了好半天才說：我估計他是在三反五反前後被我們殺了。
我駭然。這本來是我準備繞著彎子告訴父親的，卻被父親毫不隱諱地說了出來。
我註意到，父親用了「我們」這樣一個詞，我還註意到，父親在說「被我們殺了」這句話時，熱竟出奇地平靜。
我接著問：大爺不是有孩子嗎？他們怎麽不知道跟老家聯系？父親莫名其妙生起氣來，他口氣粗暴地反問我：於青！我死了你們會跟老家聯系嗎？
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不會跟老家有任何聯系的，除了在填籍貫時偶爾用用它的名字。
我又問：爸，你說咱們還找他們嗎？父親嘆了口長氣，很無奈地說，算了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我也長出了一口氣，我覺得自己跟父親不謀而合了。
一個夏季悶熱的傍晚，吃過晚飯的我正要出去散步，一個陌生的人把我堵在了門口。
顯而易見，他是個縣城裏的人，可能是縣城裏有文化的那類人。
這麽悶熱的天氣，他穿了一身嚴謹的中山裝，甚至連上衣扣子也不解，有密集的汗水從他蒼白的滿是倦容的臉上淌下。他拘束地站在我面前，遲疑地問我：你是於青吧？
我納悶地望著眼前這個陌生人，我敢肯定我沒見過這個陌生人，但我似乎又在哪兒見過他，這種似是而非的感覺把我給搞得有點糊塗，聽到他問我，我不由自主地點頭稱是，接著反問他：請問您是……
一股血色湧上了他原本蒼白的臉，他囁嚅了半天，才說：我……我是王志河。
我的臉頰呼地一下就燃燒起來。豈止是臉頰，我覺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燒。
王志河，王志河，我在心裏無聲地重覆這個名字，這個被我及我的家人仇恨了將近二十年的名字。
1975年底的時候，我姐姐第二次踏上了父親的故鄉。
在尋找二大爺的那些日子裏，縣委宣傳部一個少言寡語的普通幹部自始至終陪著她。
在那幾天裏，我姐姐對他的跑前跑後和照顧的周到心存感激，並在臨別前再三地把這種感激表述出來。
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6年的春天，他寫信告發了我姐姐。
至今，我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坦蕩和勇氣，他沒有把自己的名字藏匿起來或者改編一下，他在檢舉信的最後工工整整地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志河。
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王志河這個名字成了我們家人的一塊心病。
我們對王志河這個名字一直牢記在心卻沒有任何舉動，包括當年我的兩個年輕氣盛的哥哥。
對他檢舉信上的內容我們無話可說，但對他檢舉信的動機和目的我們始終存了一份疑慮。
即便有二十年前的那種政治背景，我們也認為那封信告得莫名其妙。
這麽多年來，我們不願提起這個名字，甚至連想都不願想。
但我們沒有忘記這個名字，一直都沒忘。忘記一個你仇恨的人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將身後的家門「咣」的一聲撞死，在那種巨大的聲響中，我寒著臉冷冷地問他：有事嗎？
在那種巨響中，他臉上的血色在急劇地隱退，滲出一種白來，一種滲人的慘白。他掏出手帕擦額頭和兩鬢的汗，我看見他的手在微微地發抖。
擦完汗，他好像鎮靜下來。他把手裏的手帕很仔細地疊好，放進褲子口袋裏。
做完這一切，他擡起頭來，註視著我，用我很小就耳熟能詳的口音，說了很多的話。
他說：我知道你們恨我，我也恨我自己，這是實話。
他說：這麽多年了，我一直盼望你們去找我，哪怕打我一頓罵我一頓也好，但多少年了，你們對我置之不理，我很難受，這也是實話。
他說：我鼓了多少年的勇氣，才站在這裏。我來這裏想幹兩件事。
一是親口對你們說聲對不起，我不求你們原諒，我不該原諒，但對不起這句話在我活著的時候我是一定要說出來的。
要不，我死了也閉不上眼睛。二是我想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件事擱在我心裏四十多年了，我沒人可說，我只你們說。
他說：我是被人家罵著「私孩子」長大的，咱們那兒管私生子叫私孩子。我從小到大，日子從沒有好受過。
他說：我母親生下我沒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著我姥娘家姓，其實，我應姓於，跟你們一個姓。
他說：說出來也許你們不信，但現在信不信都不礙事了。我父親叫於有慶，是你父親的二哥。
他說：1975年於明來的時候，我知道她是誰，她卻不知道我是誰。
好幾次，我想告訴她，卻沒說成，一是我張不開口，二是那時於明也不把我放在眼裏。
他說：我那時還年輕，不大懂事。那些日子我特別恨於明，也特別恨你們家。
我恨於明是看於明年紀輕輕的什麽都有什麽也不缺，恨你們家這麽多年也不知來找找我，把我帶走。
他說：於明走後，這種恨不但沒消，反而越想越厲害。我就寫了那封信，那封告她的信。
他說：信發走後，我就一直盼著你們家來找我算賬，盼到最後，卻盼來了於明的死訊，我……他哽住，說不下去了。
我腦子裏亂得厲害，身子也飄得厲害，我覺得眼前的一切失真得厲害，像在做夢。
我定定地望著他，一言不發。我不知道我該說什麽，我也說不出什麽。
他放下手裏的一個塑料袋，說：我也沒哈帶的。帶了點咱那兒出的黏米，我聽說三叔愛吃。
他搓著兩只枯瘦的手，訕訕地說：沒啥事了，我回了。他下了兩級樓梯，又回過頭來，望著我’他的眼神裏有一種令人難受的東西。
他望著我說：小妹，有工夫跟三叔三嬸回趟家吧。三叔多少年沒回了，家來看看。
我望著他挺不太直的後背，一直到他那件過時的藍滌卡中山裝從眼前消失。
我蹲下身子，打開他帶來的塑料袋。塑料袋裏是一只布口袋，是那種家織的土布口袋。我解開布口袋，眼睛裏是一片金燦燦的黃色的米。
我不知道父親愛吃這種米，但我聽父親提過這種米。父親說，他們那兒出一種黃米，黏得厲害，別的地方長不出那麽黏的米。
我註意到口袋旁邊一個小紙團，我猜是剛才王志河掏手帕掉出來的。
我撿起來，打開一看，是張腫瘤醫院的掛號單。那一瞬間，我腦子裏出現了他的蒼白和枯瘦，我蹲在那楞了一會兒，身不由己，我站起身來向樓下跑去。
剛跑到大院門口。在迎面開來的308路公共汽車上，我看見了那藍色的中山裝。
車子路過大門口時，他在車裏伸長了脖子向院子裏張望，不知為什麽，我將自己藏到了一棵很粗的楊樹後邊。
在那棵枝繁葉茂的楊樹下，望著遠去的公共汽車，不知不覺，我的眼淚流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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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秋天，我的老家，具體點說，是我父親的老家，出了件事情。
這件事情引起了魯西北一個叫南於的莊子裏一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農民家庭裏三個兄弟的分崩離析。這是這三兄弟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事情。
那年秋天，地裏的光景令人喜悅。那年的風調雨順加上土地的不薄加上三個硬邦邦的兄弟的齊心協力，莊稼長得格外的好。
我父親的大哥在勞作了一天後撅著個瘦腚蹲在地頭上望著玉米、豆子、高粱這些叫莊稼的綠油油的家夥們，久久不願離去。
父親的大哥是個不茍言笑的人，但他望著滿地的綠色，那黑黑瘦瘦的臉上還是撐不住滲出了許多笑紋來。
在農村，據說爹死了，老大自然而然地就頂了爹的位置，當家主起事來，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
當然，這裏的老大指的是男老大，女老大是不行的。女的早早晚晚要成人家的人，弄個人家的人主自家的事，那是要惹人笑話的。
我父親的1940年秋天的家就是這種情況，父親的爹早殞，父親的大哥就在家裏當家主事。
秋收在望的時候，父親的大哥早早地把家裏幾把誘死的鐮刀磨得飛快。
我十五歲的父親在他們家空曠的院子裏把那兒把磨得飛快的鐮刀舞得呼呼亂響。
父親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撫著那鋒利無比的鐮刀，喘肴粗氣說，俺那娘哎，這玩意兒砍頭可不費力氣。
然而，那幾把鐮刀白白地被我父親的大哥磨得飛快，在秋收的季節裏沒有派上任何用場。原因在我父親的二哥身上。
父親的二哥年齡不大，1940年的秋天剛滿18歲，他的小名就叫秋收。
別看他小小的年紀，能耐卻特別地大，吃喝嫖賭樣樣拿手樣樣精通，並且還都是無師自通。
他長得鄉下人少有的白凈和清秀，走在路上文質彬彬的，見了大人小孩一律地不笑不言語。
他笑的時候，露出一口莊戶人家少有的整齊的白牙，像極了一個知書達理的讀書人。
雖然他也像莊戶人一樣，漢字擺在他眼前他也只知道那是個字卻不知道那是個捨字。
但這並不影響他讀書人的形象。那時的農村，對文化的要求並不清晰也不具體，見到字能說出它像個字，就夠可以夠不容易的了。
據說，當時南於一帶大一點的閨女小一點的媳婦，幾乎人人心裏頭掖著他。
而他一般是來者不拒的，從不勉強，也不強求，沒有什麽莊裏莊外之分，也沒有什麽親戚裏道的顧忌，一切都是你情我願的，很有些農村裏少見的愛情的味道。
以至於後來那一帶年輕一點的女人誰沒跟他有點什麽，反成了件很沒面子的事。
這種廣泛的愛情後來帶給了南於這一帶不太體面的災害。
幾年後，一批眉清目秀彼此模樣兒很接近的男孩女孩們引起了老人們的警覺，他們想起了那個死去很久的長得眉清目秀像個讀書人的叫做秋收的男人。
老人們拍打著一切能夠拍打的東西，恨恨地罵：那個狗日的秋收！兔子還知不吃窩邊草呢，畜牲不如的東西！
1940年秋天開鐮前的一個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大格外的圓也格外的皎潔，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夜晚。
那天晚上的月光，把魯西北這個叫南於的村莊清洗得格外十凈。準備秋收的人們早早地睡下，沒有人註意這不同尋常的月光。
但是，這天晚上，我父親的二哥卻註意到了這種不同尋常。
他蕩著兩只同樣清秀的手在村口游蕩。他註視著這一地細碎的月光，在這種清澈靜謐中，他清楚地意識到有什麽事情即將發生。
一個叫於醜的本家兄弟，突然地不知從什麽地方冒了出來。
他叫著父親二哥的大名，這有點奇怪。村子裏的人是不大習慣稱呼彼此的大名的，一般都是按照輩分親連親地叫，差不多大小的同輩兄弟們就不那麽講究，不是呼小名就是喊外號。
農村人的大名基本上是個擺設，一輩子也派不上幾次用場。
但是今天，在這個不同尋常的月光下，於醜很順口地叫著父親二哥的大名，而父親的二哥竟一點不覺詫異地答應著。
因此，月光下的兩個人就顯得有點鄭重其事。於醜有點激動地對父親的二哥說：
“於有慶，小斧子家今晚有場子，你去不？”父親的二哥明顯地松了一口氣，像一晚上都在等人鄭重其事地叫他的大名，指點他什麽似的。
於是，父親的二哥像枝上了滿弦的箭，在那天晚上清澈如水的月光下，射向莊西頭小斧子的家，射中了那段很不祥且很讓人費解的分崩離析的命運。
1974年的中秋之夜，對我們家來說是個真正意義的團圓節。
我的當兵的大哥、工農兵大學生的姐姐、上山下鄉當社會主義新農民的小哥，在中秋節的前一天，突然一股腦兒地擁進了家門。
這種有預謀的突然襲擊對我父母和上初中的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從天而降的喜悅。
不用說，我也知道這次突然襲擊的主謀是我的在山東大學中文系當工農兵學員的姐姐。
那時的工農兵大學生，還不像現在這樣灰溜溜地不受待見。
那時候，人們在嘴上對知識不屑一顧，但內心深處，卻情不自禁地對文化人肅然起敬。
大學生啊！好家夥！你甭管他是怎麽進去的，也甭管他考試的時候交的卷子是怎樣的一塵不染，反正他們是大學生！一個個自我感覺先硬邦邦地戳在那兒。
我的姐姐基本上是這個樣子，但還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別看她頭上頂了塊「工農兵」的牌？
但我知道那純粹是掛著羊頭的拘肉。她渾身就找不出哪怕一丁點工農兵的味道來。
叫我看，她簡直就是生錯了年代，天生就是塊資產階級的料，把她擱回舊社會，那才算是鳥進了樹林魚人了水哩。可惜的是，她長在了紅旗下。
我的姐姐是個講究浪漫的人。這一點，她完整地甚至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地繼承了我的母親。
這次突然襲擊的探家方式，很符合她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假如有一天，她背著個傘包，突然地從天而降，我一點都不會奇怪，更不要說吃驚了。
1974年的中秋之夜，我家的院子被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姐布置得很像舞臺上一幕即將開演的場景。
一切都那麽精致，那麽有序，加上天上那輪皎潔的月，地下那層細碎的光，我坐在搭著桌布的圓桌前，簡直不知手腳往哪放才好。
我的在部隊當幹部幹事的大哥對這一切是無所謂的。他嘴裏叼著母親的牡丹牌帶過濾嘴的香煙，一只手插在褲兜裏，望著我姐姐的團團亂轉，很不以為然地說，嗬！
還真像那麽回事兒。姐姐警覺地問，像什麽回事？大哥吐了口煙，說，像真事！
我故意很響地笑，笑聲嘎嘎的肯定不好聽。我的母親端著蘋果正好出來，馬上制止我，於青！
你那是怎麽笑的！我止住這種笑，椅子下的雙腿又不由自主地來回搖晃。
母親又制止我，於青！你就不能好好坐著嗎？！我又停止了腿的晃動，將黑眼珠子擠到一邊，把大部分的眼白傾海到母親的背上。
大哥看見了我這樣子，走過來，掏出那只閑手，在我的腦袋上拍了拍，算是對我的聲援。
姐姐同大哥比起來，我比較喜歡大哿。但大哥同小哥比起來，我連比較也不用地喜歡我的這個上山下鄉當了社會主義新農民的小哥。
可能是我倆年齡比較接近，在家裏磨合的時間最長，彼此有許多的相似和默契，連毛病也像得比較厲害。
他用著兩只水淋淋的手從屋裏出來，找了半天擦手的東西沒找著，就把兩只濕手在屁股上來回蹭了蹭。
這個舉動令我倍感親切，我就是經常這樣幹的。但這樣幹時是一定要背著母親的，母親是絕不允許我們有如此粗魯的行為舉止的。
母親把所有她看不順眼的東丙統稱為粗魯並堅決加以封殺。
怛我發現，此刻，我的母親就站在我的小哥身後，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粗魯而沒有任何舉措。
母親對農民歷來是無奈的，這是父親家鄉的親人們給予她的饋贈。
我想不通的是，難道母親真的把下鄉一年多的小哥當成了農民？
雖然小哥經常把「咱是農民，咱不講究」這句話掛在嘴邊，但瞎子都能感覺出來，他不是個農民，起碼不是個正兒八經的農民。
父親挺著個胖肚子出來了。父親同母親比起來，我是旗幟鮮明地喜歡父親。
父親對我的疼愛是放在心裏擱在臉上的，不像我的母親，生怕我長大了成不了淑女，對我成天一副嬤嬤相。
加上家裏的孩子就剩下我一個了，她把原來教育四個人的話統統語重心長地擱在我一個人身上。
父親……屁股坐到我旁邊的藤椅裏，把藤椅壓得嘎吱嘎吱響，我咯咯笑了起來。
父親問我，你笑什麽？我說，爸，你把藤椅壓疼了，它直叫喚。
父親聽了我的話，把屁股特別地擰動了一番，藤椅在他肥碩的屁股下更加瘋狂地呻吟起來，父親笑著說，我再使使勁，把它壓哭。
我們全家都笑了起來。我的母親像話劇裏的賢妻良母那樣，睥睨著曾經漂亮過的眼睛，噴怪著我的父親：瞧瞧！瞧瞧！你哪有個當爸爸的樣兒。
1974年中秋之夜的月亮真的好極了，連我這個從不為日月星辰所動的初中生都有點若有所思了。
一切都是那麽的清晰，遠的山，近的樹，連地上的一棵小草都在月光下楚楚動人。
我從沒有在夜晚這麽清晰這麽仔細地看這個世界，我發現，月光下的世界比陽光下的世界讓人親切和舒服，起碼不剌激我的眼睛。在這麽好的月光下放眼望去，眼睛都變得亮麗幹凈起來。
“多好哇，這月光！”話從我姐姐嘴裏說出來。她的聲音在月光下很迷人地響著，但我的汗毛還是被她的迷人給弄得林立起來。
幸虧沒人迎合她。我的父親不會，我的大哥也不會，我的小哥更不會，甚至連我的母親都無動於衷。這點，你要感謝歲月，歲月能使一部分女人稍微地聰明起來。
院子裏一片肅靜，我的家人圍坐在一張鋪著白色臺布的豐盛的圓桌四周沈默著。這種月光下的沈默顯得我的家人們很有文化也很有質量。
突然，我的小哥破壞了這種很文化和很質量的氛圍，他說，他很突兀地說，操！真沒勁！
他說的那個字嚇了我一跳。應該說，我對這個字不是沒有抵抗能力的。
我的問班同學們，包括相當一部分女同學，這個字在他們的嘴裏很隨便很親切地進進出出，如履平地。
但一旦這個字從我的家人嘴裏出來，還是大大地嚇了我一跳。
本能的，我急忙看我們的母親。果然，母親的臉不出所料地泛著一層晚秋的寒霜。
大哥的聲音緊跟著響起，他問，什麽沒勁？你幹什麽有勁？小哥回答，什麽都沒勁！
幹什麽都沒勁！大哥的問話使大家的註意力從教養問題轉向了頹廢的問題上。我松了口氣，感謝大哥！
大哥說，於兵，你可不對呀。小哥說，咱是農民，咱不是部隊，你才是部隊呢！
小哥插隊那兒的老紅姓把當兵的叫做部隊，小哥的活學活用把我們給惹笑了。
笑過之後，我們發現我們的父親沒笑，他望著地上清澈如水的月光在很深地想著什麽。
顯然，小哥的教養問題和頹廢問題他一概沒有註意。否則，他是不會無動於衷的。
他可能放過子女偶爾的教養問題但決不可能放過子女的顏廢問題。
在我父親看來，年輕人的頹廢是件嚴肅的事情，是不能忽視的。
這是件可能會要命的事情，會要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命的大事情。
我父親對這種事情是不會熟視無睹的。
顯然：父親此刻腦海中的東西跟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無關。這就奇怪了，在我忠誠的正統的父親的腦袋裏，有什麽比這些更重的呢？
我們有些不放心地註視著沈思中的父親，父親很快地感受到了幾雙眼睛齊刷刷的力量。
他擡起頭來，沖著我們比較勉強地一笑。然後，父親嘆了口氣，說，今晚的月亮真好哇。
你可以想象我們的驚訝。這哪是我父親這種人的語言！對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風霜雨雪，我父親的態度跟上初中的我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過那時的我對它們是混沌，而我的父親則對它們是不屑，徹底地不屑。
我們有些擔心了。不知道父親這種反常的感慨從何而來。
我們不可能不替父親擔心。那個年代，大家對政治異常的敏感，連我們做孩子的都異常的早熟。
我們不可能對父親的政治生命不動聲色，那是跟我們一切的一切息息相關的啊。在我們不算長的生活閱歷中，惟有這種事情使我們飽經滄桑。
謝大謝地！父親那天晚上對我們吐露的是別的事情，一些距我們久遠與我們無關的事情。
我們聽得很輕松，一點也不往心裏去。我的兩條又細又長的腿又讓我母親討厭地在椅子下邊搖晃起來。
我開始了東張西望，我對父親的講述不感興趣。雖然父親在敘述過程中，好像還動了點感情，但父親的這種感情打動不了我。
1974年農歷八月十五的晚上，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父親有點動感情地回憶起了1940年那個令他刻骨銘心的夜晚。
那個夜晚的月光跟這個晚上很相似，清澈如水的月光啟動了父親記憶的閘門。
父親講了他的大哥，又講了他的二哥。父親講他的大哥時，情感比較明顯也比較突出；
在講他的二哥時，父親的口吻便猶豫起來，感情也覆雜起來。
給我的感受是，父親同他的大哥是同父同母，而跟他的二哥則是同父異母或者是同母異父，反正是隔了層什麽。
但我知道，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沒有享受兩個女人的福氣；
同理，我父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祖母，也一樣。
但我的父親的的確確跟他的同父同母的二哥隔了層什麽。這點連我這個初中生尚且能感覺出來，別說我的大學生的姐姐了。
姐姐插了一個父親喝茶的空兒，冷不丁地問父親：爸，這麽說，咱們家是讓二大爺給敗的？
父親咽下嘴裏的茶，不容置疑地說，不是他是誰？
姐姐問：你恨他嗎？
父親停住了。不知什麽意思地刻意看了看我的豎著耳朵在聽的大哥和小哥。
父親遲疑著，猶豫地說，兄弟間，談不上恨不恨。
姐姐又問：那你想他嗎？
父親還是遲疑，還是猶豫著說，人都死了幾十年了，無所謂想不想了。
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這不是父親對他二哥的真實的感情。
父親的遲疑和猶豫加深了我的這種感覺。我覺得父親在回答對同胞兄弟的愛和恨的問題時，是有顧慮的，這顧慮來自在場的兩個同胞兄弟。
父親對他二哥的關於愛和恨的閃爍其詞，既想避免什麽，又想印證什麽。
但他的遲疑猶豫和閃爍其詞，既破壞了他的避免也破壞了他的印證。
我想，我的在場的兩兄弟的大哥和小哥，是會跟我有同感的，甚至比我的感覺更背叛父親的初衷。
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我姐姐在替我們乘勝追擊。父親似乎被追趕得精疲力竭。
父親深嘆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系這麽多年了，想又有什麽用？
1974年的這個有著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大概也包括我們的母親，第一次驚駭地發現，在我們父親的內心深處，三十多年來，始終藏匿著一個人。
同時，我們知道了，這個不知生死不知去向的人，三十多年來，陰影般地一直若隱若現地尾隨著父親的政治生涯。
父親能感覺到他的存在，但父親又實在說不出什麽來。他令父親處境馗她。
1940年秋天那個有著清澈如水的月光的夜晚，我的小名叫秋收的二大爺拉著一個叫於醜的本家兄弟，箭一般地向莊西頭的小斧子家射去。
在光亮如晝的鄉間土路上，我的二大爺肯定跑得滿心歡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那張像讀書人似的白凈的面孔上的笑容。
命運有時就是這個樣子，它常常讓你滿心歡喜地去趕赴一個滅頂之災。
小斧子在南於這一帶是個家喻戶曉的無賴。他爹娘死得早，他自生自長無師自通地長成了個無賴。用南於一帶上了點年紀的人的說：“那小子生下來就是塊無賴坯子！”
小斧子在莊西頭的那個臟家是懶漢和無賴們的好去處，我的二大爺不可能不經常地出入那個臟家。
二大爺跟小斧子他們在骨子裏沒有什麽本質的區別，惟一不同的是外貌。
小斧子他們天生了一副無賴相，而我的二大爺那張酷似讀書人的白凈的臉無論如何也不能同無賴聯系起來。
再就是小斧子他們一目了然地惹南於一帶人的嫌，而我的二大爺則不，他的長相和他的和善迷惑了人們，尤其迷惑了大一點的閨女和小一點的媳婦們。
二大爺和於醜喘著粗氣撞開小斧子家那扇破門板時，小斧子他們正在殘缺不全的破坑上賭得熱火朝天。
小斧子一見我的二大爺，高興得獻著滿口的黃牙直樂。他揚著垢手，招呼說，上炕，上炕！他們他娘的不行，你來，你來。
那天晚上，無賴小斧子那雙汙垢不堪的手簡直神了，怎麽著怎麽行，賭什麽贏什麽。
錢、煙，無賴們身上的破褂子破褲子甚至系褲子的破繩子，什麽都行，什麽都要。我的二大爺擠到炕上時，小斧子屁股下已經塞得滿滿的了。
二大爺很快地把身上能輸的東西都輸掉了，及至他下身仍穿宥的那條幹幹凈凈的土布褲子。
他跟別的無賴區別也在這些地方顯露出來：他沒有當場把褲子脫下來，他答應明天送過來。
別的無賴們都在“日怪！日怪！”地驚嘆，我的二大爺卻多了個心眼兒。
他退出那張破坑桌，坐在煤油燈照不到的暗處，眼睛眨都不眨地盯著小斧子那只汙塘不堪的臟手。
只一會兒的工夫，二大爺就盯出了蛛絲馬跡。等小斧子又一次如法炮制時，我的二大爺眼疾手快地摁住了那只作弊的臟手。
山東人的直腸子在搞陰謀詭計上是個缺憾。因此，山東人對陰謀和詭計就格外地深惡和痛絕。正經的山東人是這樣，山東的無賴們基本上也是這樣。
小斧子家那一炕的南於無賴們馬上就義憤填膺起來，他們伸出樹林一般的指頭在小斧子的腦瓜子上指指點點，義正詞嚴的正經話從無賴們嘴裏員出來格外地有力量。
小斧子那張無恥慣了的臉在煤油燈下浮出一堆的羞愧。他很少飽嘗這種滋味，這種滋味令他非常地難受。
突然，他揚起粗壯有力的手臂，朝燈影深處的我的二大爺那張白凈如讀書人的臉上狠狠地摑去，那清脆無比的聲音馬上將一屋子的嘈雜清除得一幹二凈。
據說，我的二大爺先撫著自己的白臉楞了一會兒，但只是一會兒。
他在暗處馬上呼地一下跪起來，抄起炕桌上那盡不知被小斧子家用了幾輩子的油燈，沒命地朝小斧子那顆被剃頭刀子刮得鐵青的頭上夯去。
據說，小斧子仰面倒下時連哼都沒哼，那「咕咚」的一聲驟響，嚇了南於的無賴們一大跳。
油燈自然是滅掉了，但別忘了那天外邊的月亮出奇地好。
小斧子家破炕上的無賴們能清晰地看見彼此的眉毛甚至是睫毛。
他們伸長了脖子去看倒下的小斧子，小斧子的身子在可憐地蠕動著，順著小斧子糖動的身子往上看，他們看見了血，看見了小斧子光頭上呼呼向外噴湧的血！
無賴們一下子炸了窩，不知誰喊了聲：“了不得，出人命了！”長長短短的無賴腿就爭先恐後地往地上蹦。
我的二大爺手裏還緊緊地攥著那沾了小斧子血的兇器跪在那兒發呆。有人捅了他一下，說，憨子！還不快跑！留在這兒找死呀！
二大爺丟了那燈，一個高躥下炕來，連鞋也顧不上穿，光著腳丫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沒了蹤影。
我的二大爺殺人的時候，我父親的一家在自家的土坑上睡得正番。他們一點預感沒有地熟睡著，甚至連個牽強附會的夢都沒做。
二大爺闖了彌天大禍逃得無影無蹤。小斧子雖然沒爹沒娘沒有兄弟姐妹，但他有同祖同宗的族人。
一個家族的興師問罪，加上這個罪的確是滔天大罪，我父親家只能理屈詞窮地按照人家的意志辦事。
等到這事徹底了結的時候，我父親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家就沒有力量跟任何人家比了。
簽字畫押的那天晚上，我的大爺蹲在自家肥沃的土地上久久不肯離去。
大爺黑瘦的臉上始終淌著沈重的淚水，大爺用被這塊土地磨得粗糙的手去抹那些眼淚，那粗糙的「剌刺啦啦」的聲音令站在他身後的我的父親永世難忘。
我的二大爺是我守寡多年的祖母最喜歡的兒子。雖然他明裏暗裏有許多的劣行，但他的眉清目秀和花言巧語首先打動的就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他的一下子的消失，似乎將我祖母生命中的什麽東西一起帶走了。
大約在我一大爺失蹤的大半年後，一個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習慣的大爺清理著喉嚨裏一夜的積痰去推自家的木門。
他覺得一只手有點費勁，就啟用另一只手。門開了，一個粗布口袋游倒在有露水的地上。
大爺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裏看看，村子還在熟睡，連雞的鳴聲都沒有。
大爺彎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聽著裏邊嘩嘩啦啦的響聲，大爺就知道裏邊是玉米，金黃金黃的玉米。
大爺心裏頭一熱，眼裏不知不覺就濕了起來。大爺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裏回來過，這袋嘩嘩作響的玉米，就是他報平安的口信。
雖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後，大爺心裏把二大爺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爺還是動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後，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東西神鬼不知地或豎或倒在父親的家門口。
我的祖母、我的大爺、我的父親，輪流徹夜守在門後，豎著耳朵聽著外邊的動靜，一點點風吹草動也要沖出去看上一看。
可惜，他們始終沒能見上他們想見的人。奇怪的是，東西總是接連不斷地從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親他們被這接連不斷、日趨豐富的東西嚇住了。
父親他們有一種可怕的預感，但他們誰也不說出口。他們連想的勇氣都鼓不起來，怎麽可能說出來呢？
父親家鄉南邊四五十裏的地方，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裏有茂密的一望無際的葦子，葦子裏藏了一夥以淫殺擄掠為生的土匪。
這些土匪中，幾乎沒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極愛臉面的，即便萬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開丫子跑，跑得遠遠的，起碼遠到家人們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煩的地方，對那些跟自己毫無瓜葛的人作惡作孽。
像我二大爺這樣，連路也不願跑遠，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幹壞事的幾乎沒有，起碼我父親他們這個叫南於的莊子沒有。
在風言風語起來之前，我的大爺很有遠見地很識趣地領著我的父親離開了家鄉南於。他們帶上他們的臉面和一身的力氣，躲了出去。
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犯了一個不太像話的錯誤：他們在顧忌自己臉面的時候，忽略了他們母親的臉面。也許，他們壓根就沒有忽略，他們是故意的，他們是故意將他們母親的臉孤零零地晾在南於的陽光下。
他們對他們的母親心懷怨氣，他們認為二大爺的一切都跟母親有關，是母親將他寵壞的，母親應該受到懲罰。
祖母在大爺和我父親走後，變得黑白顛倒起來。她白天關起門來呼呼大睡，晚上盤腿坐在漆黑的院子裏，睜大了眼睛守候著。祖母知道，她這樣坐下去，是不會沒有結果的。終於，祖母如願以償了。
那天晚上有霧，而且是很大的霧。霧水先把祖母的頭發打濕，然後是衣服，然後是身體。
祖母感到了冷，很涼很涼的冷。但是祖母已經什麽也顧不上了。冷和熱，饑和飽，困和乏，對祖母，統統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徹心肺的寒霧中，睜大了眼睛，什麽也看不見的守候著。
謝天謝地，祖母等到了。
腳步聲，很輕很輕的腳步聲。祖母側起身子細細地聆聽。
祖母聽了一陣，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嘆了一口氣。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沒來，她的秋收沒來。
祖母的嘆息是如此的輕微，但還是被來人捕捉到了。腳步停了下來，遲疑著不敢輕易再邁動。
祖母等了一會兒，腳步的聲音始終沒有再起，祖母有點不耐煩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聲。
祖母聽到輕輕的一聲響，是什麽東西落地的聲音，接著那腳步聲不顧一切地響了起來。
祖母沖著那腳步聲說：你別跑，你回來。來人哪裏肯聽？腳步聲越發地快了起來。
祖母在那個漆黑的有霧的深夜大聲喊叫起來：“你告訴秋收，我沒他這個兒，他也沒我這個娘！”
喊完這些，祖母如釋重負。她費力地從荀米葉子編的蒲團上站起來，彎下腰捶了捶賺了的雙腳，一瘸一拐地往屋裏走。
走了幾步，祖母被什麽東西絆了一下。那東西軟乎乎的踩在祖母裹著的小腳下。以祖母對莊稼地裏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時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雙手抓住了那袋又松又軟的棉花。
祖母的眼淚急速地淌過冰涼的臉頰。祖母撫著那松軟的棉花，像撫著她最喜歡的兒子秋收兒時光著的屁股。
祖母臉上的淚以更快的速度更沈的分量硒進了她那件自織的早已被霧水浸濕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歲。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據說她死後的樣了一特別的嚇人。
按我老家南於那一帶的鄉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藥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們是不能入自家墳地的。
可憐我的祖母，為我的祖父守了那麽多年的辛苦，死後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麽神往的與祖父同墳共寢的夢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極其簡單地埋入了一片荒墳中。匆忙之中，他們甚至忘記了做一個起碼的記號，以備日後上墳添土。
在一個絕早的清晨，我的大爺帶著我的父親，踏著滿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親大概沒有想到，他這一走，竟會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而我的大爺比我的父親更絕，他這一走，簡直就是「黃鶴一去不覆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了。
否則，他決不會拖上我的父親，義無反顧地走掉，冷靜得連頭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們找找大爺吧。”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飯時，我的姐姐講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話。
大家吃饅頭的吃饅頭，喝稀飯的喝稀飯，嚼鹹菜的嚼鹹菜，誰也沒把這句沒頭沒腦的話當回事。
當姐姐再一次重覆這句話，而且重覆得異常堅決時，飯桌上的動靜才小了下來。
首先，是父親極其認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內容豐富。
然後，他什麽也沒說，又把整張臉埋入飯碗裏，專心致志地喝著金黃色的小米稀飯。
我看不見父親的表情，父親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只細瓷白碗裏。
我特別地對父親用細瓷白碗將面部上的表情遮得嚴嚴實實表示不解，我覺得父親的這個舉動含義深刻並且深奧。
母親是無動於衷的。母親對父親老家裏的一切人一切事內始至終地無動於衷。那是母親發自內心的無動於衷，而不是什麽假裝的。
我的大哥在仔細地嚼著一塊很脆的鹹菜，清脆的聲音從他一張-合的嘴黽發出來，特別地誘人。
他看起來同我的母親一樣無動於衷，但他的這種無動於衷同我母親的無動於衷不同。
他是裝的，假裝的無動於衷。因為他太了解他的這個滿腦子都是浪漫念頭的妹妹了，他歷來對這類玩意兒不以為然。
他知道，這個時候讚同她或是反對她都是極不明智的舉動，因為讚同或反對同樣能使她上癮。
小哥在狼吞虎咽地對待一個很白很暄的饅頭。自從他上山下鄉當了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裏飯桌上的飯菜有仇，那種堅決徹底消滅它們的狠勁使我們全家每個人都有欠了他什麽的負疚感。
他聽見姐姐要找大爺的話，把滿口的饅頭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來，伶牙俐齒地說她：你的中樞神經又發炎了吧？
我埋頭吃我的早飯，盡量避免開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數第一的位置，撒撒嬌是可以的，議論起家中大事來，說輕了沒人當回事，說重了有人訓你沒大沒小。
遇上這類事，我免開尊口比較合適。雖然，我對我姐姐找大爺的提議覺得可笑，怛我是不準備說出來的。
我身上從頭到腳穿的一切時髦的東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辦的。
我雖然只是個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還是懂得一些的，並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著。
姐姐見她的提議沒人響應，把手裏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見我們對此還沒反應，就故意自言自語說給我們聽：沒良心，真沒良心！小哥首先反擊，他斜視著坐在他右邊的姐姐，陰陽懌氣地說，良心？
良心是個啥家夥？俺沒見過，俺那兒不種那玩意兒，你們山東大學裏長那玩意兒吧？
姐姐厭惡地推了他一把，說，下了兩天鄉，在農村學了一身的壞毛病！
小哥說，哎，於明同志，我可鄭重地提醒你，這樣誹傍廣大的貧下中農，誣蔑偉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可是路線問題。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母親停下吃飯幹涉道：“吃飯也堵不住你們的嘴嗎？”
大家繼續吃飯，吃得比較沈悶。我父親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準備離開時，我的姐姐又鍥而不舍地重覆說：“爸，咱們找找大爺吧！”
父親沒有了白瓷飯碗的掩護，臉上的表情一覽無餘。我看見父親面部的表情很那個。
上初中的我，還不知道字典裏有個現成的詞可以形容父親此時臉上的表情：暧昧。父親很那個地立在那兒好一會兒，離開時，我發現父親的背有點挺不直的樣子。
那天早晨，父親有點丟三落四。出了門，折回來，說忘了拿提包；
出了門，又折回來，說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親的進進出出顯得他有點手忙腳亂。
父親終於穿戴整齊，提著公文包，腆著肚子要去上班了。
走過我們身邊時，父親說了句沒有任何意義的話，父親說，今天的小米不錯，很香。
小米是小哥帶回來的，父親好像是誇獎種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識擡舉，對這句話沒有任何反應。小哥不以他能種出這麽香的小米為榮。
姐姐站起來，丁丁當當地收拾碗筷，臉上的神情很不好。
正準備離開飯桌的小哥看了眼陰著臉的姐姐，說，神經病！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
大哥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地盯著姐姐看了一會兒，問，哎，你還當真啊？
姐姐不理他，手裏的動靜越發地大了。大哥望著姐姐聳了聳肩膀，一副高深不測的樣子。
我認為那是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電影裏學來的動作。
這動作讓羅馬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一做挺漂亮的，讓中閏人一做怎麽就這麽別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著氣的姐姐沒敢笑。
大哥從口袋裏掏出煙來，抽出一根，點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來。
大哥在他吐出的煙霧後邊，模栩不清地說，我勸你別找，小心找出麻煩來。
姐姐停了手裏的活，不明白地問大哥，找出麻煩？找出什麽麻煩？
大哥揚著食指彈了彈煙灰，神秘莫測地說，誰知道呢？我奉勸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幾只碗咣當咣當往一塊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說，哼！你們這些當幹部的，一個個把心理搞得特別陰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煙，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從兩個鼻孔裏滲出了一點。
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裏，好像還挺過癮。他站起身來，屁股下的方凳搖搖晃晃了好長時間，我以為它會慢慢地停下來的，誰知它卻在即將停下那一瞬間，「轟然」倒地。那方発的體積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聲音卻能用「轟然」來形容。
湊巧的是，在那種「轟然」聲中，我的大哥說了句什麽，我的姐姐沒聽清，就伸過腦袋格外地追問了一句：什麽？你說什麽？大哥就又重覆了一遍。
當時，我對那句話的感覺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這種感覺。
我簡單地把這種不好的感覺歸罪於飯桌上的爭吵，也就大意地沒往心裏去。
我的大哥當時鄭重地叫著我姐姐的名字，有點暗示意味地說：“於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會找出麻煩來的！”
我的姐姐於明，人雖然浪漫，但總的來說是隨和的。不知為什麽，她在這件跟她關系不大意義也不大的事情上，卻是如此的倔強。
在後來的日子裏，我經常很宿命地想，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註定要對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無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開始尋找我們的大爺。她基本上是孤身奮戰，惟一支持她的是父親的暧昧態度。她像個意志堅強的共產黨人，蔑視一切困難地勇往直前。
那時，她已經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了，分配在省城一個大批判寫作班子裏。
那個時候，全國正時髦各種各樣的大批判，各類寫作班子猶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茁壯成長。
這些班子一般都有個象征性極強的筆名，像梁效一兩校那種。
我姐姐呆的這個寫作班子，叫石一仁。淺層次講，這是個十一人的寫作集體；
深層次講，他們大概是想代表全國十一億人民怒吼。
姐姐在這個石一仁的寫作班子裏生活得非常偷快。這種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輕松。
你想想，十一個人寫一篇東西，還是由一個人主筆，基本上不用費自己的腦子，只要跟著兩報一刊的調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無縫。而十一個腦袋十天半個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無縫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個原因，是姐姐的年輕。還有，還有就是她的漂亮。
我的姐姐是那種貨真價實的漂亮。她幸運地完整無缺地把我父親我母親身上的優點合二為一地繼承在她一個人身上。
她屬於那種猛一看好看，仔細一看也好看的漂亮。關鍵她那種漂亮一點也不張揚，是那種男人喜歡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
姐姐有著這許多的優勢，為她尋找大爺提供了許多的方便。
來去自由的時間和行動上的方便是幹這類事情最最起碼的。
在石一仁這個戰鬥的集體裏，多她一個行，少她一個也不是不行。
再說，好像我姐姐對她從事的這項寫大批判文章的工作，也沒有太高的熱情和太大的興趣。
這類很硬的東西跟凝固在她腦子裏那類很軟的東西也不怎麽協調。
所以說，她的工作不但給她提供了時間和行動上的方便，還鼓勵和支持了她要尋找大爺的決心和信心。
這已不再是簡單的關於親情的浪漫了，它還部分地充實了姐姐那段日子的生活。
從省城去我父親的家鄉還是比較方便的，長途汽車最多也就是六七個小時。
從姐姐留下的日記裏，我清楚地知道姐姐第一次踏上父親的家鄉的具體時間——1975年6月11日。
姐姐在日記裏說，她一踏上從父親嘴裏聽了千百次的叫南於的土地，“心裏一股熱浪湧了上來。”這股熱浪大概弄得姐姐心情很激動’她步履輕松，健步如飛，很快地，她就找到了父親家的老房子。
父親家的老房子裏住著父親的一個沒出五服的侄子。他對我姐姐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驚愕和恐慌，他以為我姐姐楚我父親派回來索要房產的。他們一家老老小小對我姐姐的態度既緊張又冷淡。
他們的態度對心裏湧著熱浪的我的姐姐無疑是當頭的一盆涼水。
她萬分狼狽地站在院子裏，置身在人家的冷淡中。按我姐姐的設計和想象，父親的親人們見了她。
即便不是一種感慨萬千的激動，起碼也該是一種見了她就格外親的淳樸。
父親的親人們給她的嘴臉是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他們讓她大失所望。
等父親的遠房侄子明白我姐姐的故鄉之行對他們的棲身處沒有任何念頭和目的時，我的姐姐正趴在公社招待所的床上寫日記。
父親的遠房侄子和他的又黑又幹的老婆跑到招待所找到我姐姐，我們那位遠房的嫂子不由分說地抓住我姐姐執筆的手，死活要讓她跟他們「家走」。
她說著一口跟我父親很相像比我父親更純粹的家鄉話，笨嘴拙舌地一再重覆著「家走，家走」這兩個字。姐姐行不過她，只好忍下一肚子的不快，跟他們「家走」了。
姐姐邁進那個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父親的老家時，另一種更大的失望在等待著她。
她轉著頭四下打量這個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家，她發現這個家跟父親嘴邊上那個家出人很大。
不知道是父親記憶上的錯誤還是父親對自己的這個家犯了的錯誤。這個家還有這個家現在住的這家人，都令我姐姐打心裏失望和不舒服。
很快地，就有成群結隊的人從這個令姐姐如此失望的破家裏擠進擠出。
遠房嫂子攥著我姐姐的細手，一個一個有頭有尾地很詳細地介紹。
漸漸地，我姐姐那顆涼透了的心又慢慢地熱了起來。她想不到，這個莊子所有的人，幾乎都跟她可以有某種牽連和瓜葛。
她跟著遠房嫂子用標準的普通話很乖巧地叫著這些遠親近鄰。
父親的鄉親們享受著我姐姐好聽的北京「動靜」，而我的姐姐則享受著一種很好受的感覺。他們兩情相悅，使父親家陳舊的老屋蓬蓽增輝。
父親家的男親人們大口大口吞吸著我姐姐帶來的帶過濾嘴的好煙。
他們跟我姐姐基本上沒什麽話可說，除了見面時那有限的幾句客套話，他們再也找不出什麽話要對我姐姐說了。
他們或坐或蹲、或倚或靠地埋頭抽煙，好像他們不是來看我姐姐的，而是來參加我姐姐組織的吸煙大賽。
他們默默無語地爭先恐後地往肺裏吸著尼古丁，吸不了的再吐出來。很快，屋子裏就濃煙滾滾了。
父親的女親人們將父親的長得漂亮穿得洋氣的女兒團團圍住。
她們不停地用舌頭制造出一種驚訝和驚嘆來。她們把我姐姐從上到下從裏到外狠狠地誇了個遍。
農村女人的言過其辭好像也有種力量，起碼不讓人懷疑她們的真誠。
她們說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還會情不自禁地用比較粗糙、衛生條件也不怎麽好的手撫摸我姐姐臉上的「細皮嫩肉」。
她們的這種熱情，猶如她們男人制造出的尼古丁煙霧，同樣令我心裏難受。
父親的年少的年幼的小親人們，嘴裏歡快地嚼著我姐姐帶來的奶糖。
大一點的孩子嚼得飛快咽得咕咚咕咚直響，小一點的也不甘示弱地把小嘴嚼得歪七扭八。
姐姐看見一個四五歲的女孩把嚼了一半的糖吐到一個女人手心裏，姐姐發現那黏黏的糖上竟沾了顆小牙齒！
更讓姐姐受不了的是，那女人將那小牙隨手丟掉，把那吃了一半的糖又塞進小女孩的嘴裏。
父親的侄媳婦蹲在院子中央，用兩塊磚頭支起了一口叫鍪子的黑得不像話的鐵鍋，烙一種據說是父親老家最最好吃的餅一韭菜飴子。
姐姐因為父親經常神往無比地提起這種家鄉美食而特意站在一旁觀望。
父親的侄媳婦很能幹，鍋上鍋下全包了。添一把火翻幾下餅，翻幾下餅再添一把火。
鍋下燒的是陳年玉米潔子，我姐姐眼睜掙地看著她每抓一把玉米稭，手上的黑顏色就深一層。
她的兩只能幹的黑手上下飛舞著，只一會兒的工夫，就把我姐姐興致勃勃的胃口徹底倒沒了。
我姐姐找不出任何拒絕吃這種家鄉美食的借門，她忍著萬般的難受咬了一口。
姐姐看見，被父親誇了一萬次的這種韭菜飴子，除了韭菜就是一點點碎碎的蝦皮。望著那種整齊的綠色，姐姐覺得這跟吃麥苗或青草沒有什麽兩樣。
第二天下午，我姐姐就逃難似的離開了父親的家鄉。
1975年6月的故鄉之行，我姐姐基本上可以說是勝興而往，敗興而歸，一無所獲。
她此行的目的是去打聽父親的大哥我們的大爺的。
但姐姐吃驚地發現：父親的大哥在家鄉親人們腦子裏幾乎就沒留下什麽。他們給我姐姐提供的關於我們的大爺的事情，幾乎還不如她從我們的父親那兒零敲碎打知道得多。
這令她很意外。更令她大感意外的是，他們對大爺記憶荒疏卻對二大爺記億猶新，以至到了栩栩如生鮮活如初的程度。
我姐姐這次回去，根本就沒有打聽二大爺的打算。一是他已死去很久了，打不打聽他都沒有意義；
二是基於二大爺曾是無賴這一不太體面的名聲，我姐姐也不太好意思開口提他。誰知，此行的收獲卻來了個滿擰。
二大爺在家鄉親人們的七嘴八舌下，活靈活現地站在我姐姐面前。
他們嘻喀哈哈地說起二大爺時，雖然時不時會蹦出一兩句極臟的話罵罵他，但我姐姐很快就感覺到了他們口氣中那份艷羨和欽佩。
他們提到我們的二大爺時，是一定要說起他的白凈和和善的；
而說起他的白凈和和善，則會自然而然地把他的風流韻事拽出來。無賴二大爺的風流韻事多得往往拽出一個就能帶出一裏。
我姐姐從鄉親們對我們二大爺的津津樂道中看出，無賴二大爺長久地親切地活在他們的家鄉南於這一帶人的心目中，看樣子，恐怕還能再活下去。
這種結果，令我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悲哀。
1941年11月的一個絕早的清晨，我父親被他的大哥拖著，踉踉蹌跑地離開了他生活了16年的家鄉南於。
「拖」這種狀態並不說明我父親的離家是出於被迫。外邊的世界對一個16歲的從未出過遠門的農村少年是極有吸引力的。
那時的父親也沒把生他養他的家鄉當回事。大爺的一只手拖著父親的細胳膊，樣子很像怕他變卦半路跑掉。
其實不是這樣。那天實在是起得太早了，而頭天晚上由於興奮又實在是睡得太晚了。一個懶散慣了的農村少年對瞌睡的抵抗能力是極其有限的。
那天早晨，大爺用粗壯的大手抓住父親的細胳膊，在南於出莊的掛著白霜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走著。
父親掙脫了幾次，沒有成功，只好一溜小跑地跟著大爺往前踉蹌。直到出了南於，大爺才松了他有點神經的手，腳步也才明顯地正常起來。
父親有點明白了，大爺是不願碰上南於的人，不願讓莊裏任何一個人看見他們的出走。
父親有點想不通：咱不偷，不搶，咱是去當兵哩，咱怕人家幹哈！
父親知道，二大爺的成匪和祖母的死法，都讓大爺不能忍受。
現在方圓幾十裏，沒有人不知道他們家的這兩檔子著名的事。
搞得他和大爺在附近打工都不自在，總有人在他們的背後指指點點嘀嘀咕咕。
我父親尚好，人小臉面亦小，我大爺就不行了。尤其是於家集大爺老早就定下的媳婦彩妮家的退親，把大爺最後的一點自尊掃蕩一空。
大爺放棄了對故鄉的最後一塊心思，帶上他的小兄弟我的父親，要離家遠遠的，找個隊伍把自己賣丁賣出去。
父親跟著大爺，一路馬不停蹄地走到太陽在一天中最熱情的時候。
父親知道天已入晌，聽見自己肚子裏的叫聲已如水塘裏的蛙鳴連成一片了。
父親說什麽也不肯再向前邁一步了，他威脅我的大爺，說，再不給他塊幹糧墊墊饑，他就要餓死在半道上了。
大爺望著他的這麽點苦都經不住的小兄弟，恨鐵不成鋼地嘆了口氣，在路邊的一棵槐樹下坐下，解開了肩上的幹糧袋。
他們把家裏所有的糧食都換成了麥子，麥子被他們磨成細細的面，蒸成了白白的饃。
父親倚著槐樹，大口大口地塞著過去連過年都很少放開吃的白面饃饃。
饃饃細溜溜地沒有任何剌激地從嗓子眼裏滑下去的感覺，讓我16歲的父親舒服極了。
父親和他的大哥正在槐樹下沐浴著正午的陽光享受著白面漠饃時，突聽身邊有動靜，一個聲音說：兩位大哥，可憐可憐俺，給俺口幹糧吃吧。
父親撩開眼皮，看見一個茁壯的臟漢子正哈著寬腰一臉可憐地站在身旁。父親用塞得滿滿的嘴，含混不清地轟著他：去！去！去！滾一邊去！
那苗壯的臟漢子一點不在意父親的粗魯，把腰哈成蝦米狀不依不饒地站在那兒。
父親急忙咽下嘴裏的東西，想幹脆利落地趕他走，被身邊的大爺制止住。大爺從解開的幹糧口袋裏，拿出一個饃饃，給了他。
他比我父親更急迫更舒服地對付那個又白又大的漠饃。他仲直了脖子噴得直向外捌氣兒，就是這樣，他也沒放慢吞咽的速度。
吃完後，他用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溫存地望著我的大爺，但我大爺不為那雙眼睛所動，堅決地沒有一點餘地把幹糧口袋系得死死的。
他有點失望，但僅僅是失望，很有職業道德地不再啰嗦什麽，只是伸出一根臟指頭，把倉促中掉落在泥地上的饃饃渣子仔細地一點一點地沾起來，送進嘴巴裏吃掉。
吃完後他竟不走，索性一屁股坐到我父親和大爺身旁，伸了個極其內行的懶腰，舒服無比地半坐半臥在那兒。
11月秋髙氣爽的太陽照在身上別有一番溫暖，這是我父親和我大爺還有那個臟漢子的共同的感受。雖然他們沒有交流，但他們臉上的愜意和身體的輕松說明了這一點。
他們開始有了交談。臟漢子因被施舍了一個饃饃而心存些許感激，我大爺和我父親則因施舍了一個饃饃而心有無限的欣慰。
他們隨意地交談著，這種萍水相逢的交談是最不假思索地交談。
交談中，我父親和大爺知道了他叫根寶，是山東梁山人。
我父親雖沒上過學目不識丁，但水泊梁山上英雄好漢的事跡還是略知一二的。
父親一聽他是出好漢的梁山人，就沒心沒肺地說人家：你們梁山不是出好漢嗎？怎麽也出叫花子？
父親的口氣裏充滿了明顯的蔑視。大爺用嚴厲的眼神瞪他，怕他傷了梁山人的自尊。
誰知眼前這個梁山人似乎沒那玩意兒，仍是一臉的平和。
梁山的根寶梗著臟脖子義正詞嚴地說：叫花子怎麽了？叫花子一年四季不虧了肚子！你以為你的饃饃好吃？比漠饃更好吃的東西俺吃得多了！
我父親一聽這話很生氣，覺得他的忘恩負義也來得太快了點。
漠漠還在他肚子裏沒消化哩，他就開始說饃饃的壞話了，也太沒良心了！
我父親想說他點什麽的，但被我的大爺一把拖住。我大爺雖然也挺生他的氣，何大爺現在更在意的是要快點找到一支隊伍，把他和我父親早些安頓下來。
大爺問根寶：你聽說這附近哪兒住著隊伍？
根寶歪著臟頭反問：你問這幹哈？
大爺就說：不幹啥，隨口問問。
根寶就回答說：前邊的下窪莊就住著隊伍。
大爺問：遠嗎？
根寶答：不遠，也就是六七十裏路吧。接著，根寶很熱心很洋細地指點了去下掛的路線。
根寶說得很仔細，連在哪兒拐彎，向東拐還是向西拐都一絲不茍地說到了。
我父親對根寶的一絲不茍產生了好感，原諒了他對白面饃饃的輕薄。於是，我父親情不自禁地很真誠地勸他說：你咋不當兵去？
梁山的根寶聽了我父親的話很奇怪地盯住我父親看，他見我父親沒有一點捉弄他的意思，就用同樣的真誠回答我的父親。
梁山的根寶一字一句很認真地回答說：嗨！俺要飯就夠丟人夠下賤的了，俺還能再去當兵？！
根寶曬了一陣太陽先爬起來拍了拍補丁摞補丁的破屁股走掉了。但根寶沒想到，他的話卻一繞在我的父親耳邊。
梁山的根寶嚴重地挫傷和打擊了我父親當兵的熱情和積極性。
我父親那時畢竟只有16歲，少見多怪的父親那時還壓根就沒有聽說過「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這樣一句中國古訓，否則他也不會大驚小怪地受到那麽大的震動了。
父親對自己即將跟著大爺賣丁當兵產生了動搖。他在11月份深入骨髓的溫暖的陽光下，突然對我的大爺說：大哥，咱別去當啥兵了，咱也要飯算了！
大爺舉起粗壯有力的大手狠狠地掄在我父親尚未發育成熟地精瘦精瘦的脖子上。
大爺漲紅了惱羞成怒的黑臉罵我的父親：日你娘的，還想要飯，你要臉去吧！
等父親和大爺找到那個叫下窪的莊子時，天已大黑了。他倆摸黑走進村子時，被村子裏的萬賴俱寂弄得有點提心吊膽。
這種死氣沈沈，哪裏有一點住人的村莊的熱乎氣？哥倆正猶豫著走進去還是退出來，突然聽到前方「咚終吟」的一陣腳步聲。
這是訓練有素的腳步。那種整齊和有序，把我的父親和大爺震住了。
他們知道，鄉下人走路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出這種動靜的。
這種聲音在寂靜的夜中格外神氣也格外有力量。父親和大爺在黑暗中凝神靜氣地聽著。
聽著，聽著，我父親有點興奮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爺，父親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見隊伍了吧？大爺有點拿不準，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親，讓他沈住氣別出聲。
腳步聲拐過來，越發近了。有燈光出現，不是煤油燈之類的怕風怕雨的東西，那光一前一後地甩著，既不暗也不滅，也不知是個啥玩意兒。
那光越來越近了，腳步聲簡直就在耳邊了。
父親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仔細一看：俺那娘哎！這不是咱的隊伍，這是人家東洋的隊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倆呆在暗處大氣不出，也就過去了。鬼子在明處，他倆在暗處，暗處是很容易躲過明處的。
但他倆的腦子和膽子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下特別容易發熱和受到驚嚇。
一旦看清了眼前這隊荷槍實彈的日本鬼子，我父親和我大爺的反應驚人地相似，連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
開始，他倆的腳步還一前一後地緊貼著，幾分鐘後，就分不清東南西北地各奔東西了。
我父親沒命地往前狂奔，身後先是有雜亂的腳步聲和東洋人嘰裏呱啦的說話聲，後來，耳邊就響起了清脆的槍聲，這槍聲更加激勵著我父親更加沒命地往前瘋狂地奔跑。
等我父親上氣不接下氣地停下來的時候，身邊除了他自己的沈重的喘氣聲再沒什麽別的威脅他的聲音了。
父親知道自己脫離了險境，還沒等父親暗自慶幸，他就萬分驚恐地發現，一個更不得了的險境已經降臨：他把他的大哥我們的大爺給跑丟了！
在漆黑一團的黑夜中，父親瞪著驚慌失措的眼睛四下裏張望，但父親的眼睛除了黑暗什麽也看不見。
父親像是喊給自己聽似的壓著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兒？你在啥地方啊？！喊著喊著，父親就蹲下單薄的身子，抱著腦袋極沒出息地哭泣起來。
父親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勁，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腳。
父親驚喜地一個高蹦起來，以為大爺找來了，但一聽那聲音，父親又大失所望了。
對面一個影影綽綽的影子氣急敗壞地罵我父親：操你個娘的！你跑啥跑？老子準備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讓你個兔崽子跑砸了！
稀裏糊塗的父親終於搞明白，這是一支專門打鬼子除漢奸的游擊隊，而他和我大爺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亂了他們偷襲下窪莊鬼子的行動計劃。
天亮的時候，我父親望著這片陌生的上地和這群衣衫襤褸的扛著雜七雜八家夥的同樣陌生的人，我父親知道，現在除了跟上他們走，再沒有什麽別的好法子了。
現在，我的父親特別地害怕孤單，只要有人能帶上他，他才不管是好人還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爺他們那樣的土匪也不計較了，只要不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丟下就行了。
一個人歷史的關鍵時刻其實就這麽隨意也就這麽簡單。我父親是有福氣的人，他極其幸運地在1941年11月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膽子卻很大的剛組建不久的游擊隊。這個時間對他幾十年後享受若幹待遇至關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親還想不到這些。我父親無精打采地跟著這支衣衫濫褸的隊伍行走的時候，腦子裏除了惦記著下落不明的大爺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罵那個梁山的叫花子根寶。
這個狗日的根寶！讓他指路找隊伍，他差點讓我們投了日本人當了該死的漢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寶！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給家裏寫過一封沈甸甸的長信。
現在這封信怎麽也找不到了，信的詳細內容我不得而知。
但我估計這封信是談她的故鄉之行尋找大爺的感受的。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尋找大爺的感受。
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大爺的淡忘和對二大爺的不可思議的記憶猶新，並言辭激烈地批判了故鄉。
故鄉留給她的印象實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鄉的那些事，連同故鄉的那些人。
我隱隱約約記得那段日子我父親臉上的不悅和我母親臉上的那種顯而易見的幸災樂禍。
我母親歷來這樣，在對待我父親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親反對的，她就要支持；
凡是父親支持的，她就要反對。她的這面旗幟，打我記事起，總是這麽鮮明。
父親臉上的不悅，大概是生南於人的氣，南於人的黑白顛倒令他吃驚令他不快；
也許，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氣，嫌她回老家去沒事找事，用些陳年往事攪得老家人不分好壞不知好歹；
他或許是生我母親的氣，我父親對我母親臉上的這類幸災樂禍總是明察秋毫。
雖然這麽多年他已經習慣了她的這種毫不掩飾的幸災樂禍，但以我父親那點參加革命後速成補習的文化，還遠遠談不上修養問題，更不要說修養到對某種不利心境的事情視而不見的程度。
對故鄉人和事的失望，並沒有影響我姐姐尋找大爺的熱情和決心。
而醜，這種挫折加深了她對「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理解。
她不相信，這麽一個活生生的人會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從這個世界上這麽幹凈徹底地消失。
她在相信「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同時，她還相信中國另一句著名的老話，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
這有點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種熱情和決心是從哪裏來的？
正如我小哥說的那樣，“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是的，我們知道大爺是父親的哥哥，但他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聯系，他的有和他的無，對我們無關緊要。
既然是無關緊要，找他做什麽呢？我那時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
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個因索，但好像還不僅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麽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鄉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飄飄的季節了，這麽冷的天，光坐長途汽車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並沒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
第一次回故鄉的經驗教訓了我姐姐，使她意識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離開了組織是何等的艱難和一事無成。
這次，她帶著省革命委員會宣傳組的介紹信，以采訪的名義，直撲縣革委會的大院。
縣革委會宣傳組的頭頭對我姐姐這麽年紀輕輕竟能執著這種規格的介紹信表現了相當的敬意和極大的熱情。
組長和若幹個副組長集體接見了我姐姐。他們的全體出動和臉上熱情過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動也令我姐姐不安。
她再三說：此行我只是査點資料，想不到驚動了這麽多領導，領導們在百忙中親自接見我，真令我感動等等-系列在這種場合應該說的那些個話。
別看我姐姐年輕，但這些當時流行的官話客套話，被我姐姐說得天衣無縫。
這種司空見慣的客套，一旦從一個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裏說出來，就生動了許多，動聽了許多，也真實了許多。
宣傳組的組長和若幹位副組長似乎是集體地對我的姐姐產生了好感。他們的表態熱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對此行充滿了信心。
會見後，是一次更加親切更加友好的會餐。他們更加沒想到的是，我的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會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說得親切感人。
而且會喝酒，她的頎長的纖細的身體竟對酒精有著那麽頑強的抵抗能力。這點，特別地令他們大喜過望。
我父親的1975年底的家鄉還比較落後。落後地方的女人都比較原始，能出來拋頭露面的不太多，能在這種場合下主動舉杯敬灑的更是鳳毛麟角。
美灑加美女，是中國傳統的一種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產的一種度數很高的老白幹，聯手讓我父親家鄉的管宣傳教育的父母官們充分領略了一次這種據說是比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與第一次有著天壤之別。第一次無組織的行動留給她糟糕透頂的印象，這一次有組織的撐腰和幫助帶給她一路的綠燈。
她充分相信了組織再三強調的「相信組織、依靠組織」的準確性和重要性。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標是我們的二大爺。並不是她對二大爺的印象有了什麽改善，而是因為第一次她回來時，聽人大約地說，大爺曾經給二大爺來過幾封信，至少有三封。
那時大爺並不知道二大爺的死訊，所以他的那幾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親戚手裏。
那時的農村識文斷字的人少得可憐，要跑老遠到縣上花錢請人看。
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煩，替二大爺收下信的親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麽老遠的路。
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錢也不是肯隨便花的。以這至少三封信的內容一點沒有在南於透露看，這些信沒拆或拆了沒人看的可能性比較大。
據南於的老人們回憶，剛解放那陣，政府派人來莊上訪聽過二大爺的事情，並收走了跟他有關的幾樣東西。
那時莊裏有那腦子好使的人就猜測：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過什麽沖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麽會專門來人訪聽他這麽一個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剛組建不久的縣史辦的人提起我們二大爺的大名——
於有慶時，臉上有點發燒，他畢竟是個土匪，當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兒畢竟不太好受。
於有慶？縣史辦的人凝神想了一會兒，突然提高了聲音問：你是於有慶的什麽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臉也更加地紅了。啊！縣史辦的人一聲驚嘆，說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話來。他說，啊！於有慶！那可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臉更紅了，她認為縣史辦的這個人反話正說，非常刻薄，並且還說得如此地一本正經。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臉紅了，還有些氣憤了。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一副書呆子相，很認真甚至有點崇敬地望著我姐姐。
我姐姐簡直給搞糊塗了：怎麽回事？怎麽冋事兒？
這麽回事兒。
1942年2月，也就是說，在我大爺帶著我父親離開家鄉的兩個多月後，與駐紮在縣城裏的日本人一直相安無事的葦子湖裏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
他們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地幹些隨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搶日本人的糧食，後天燒日本人的倉庫，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們十起這些事來輕車熟路，來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爺是在一次燒日本人的馬賊時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爺他們採錯了鬼子半夜起來餵馬的鐘點，點火的時候，讓鬼子逮了個正著。
那次有七個人沒跑掉，其他六人長相粗魯一臉的歹相像個正兒八經的土匪，惟有二大爺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懷疑。
從葦子湖裏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日本人就懷疑是共產黨人做的手腳。
若不，憑著這樣一群沒有良知不懂好壞無惡不作的歹人，怎麽會突然有了抗日救國的好思想呢？
二大爺的酷似讀書人的眉清目秀的長相更令日本人警覺，他們以為這次擒賊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對我二大爺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現竟活脫脫的是條中國的漢子。
他先是一聲不吭，痛急了就罵，破口大罵，像那種意志堅強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見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們的判斷，更加不擇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爺。
慘痛中，二大爺又更加瘋狂地破口大罵。據說，那不絕於耳的大罵聲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中午。那氣壯山河的聲音，令半個縣城的中國人心中羞愧難當、巨感交集。
這些平日裏專幹雞鳴狗盜勾當的土匪突然有了舍生取義的豪舉，搞得日本人挺頭疼，挺窩火的，也讓南於一帶的老百姓吃驚不小。
縣志記載，我的二大爺最後死於日本戰馬的鐵蹄下。萬惡的口本人，將奄奄一息的二大爺扔進沒點著的馬廄，讓高大的東洋戰馬將他活活地踐踏而死！
縣志在有關我二大爺事跡的最後一欄，鄭重其事地寫道：抗口志士於有慶永垂史冊！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爺的墳墓。她以為永垂史冊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會受到善待，得到保護。
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讓縣史辦的人面面相覷。戴眼鏡的書呆子竟說，我們只搞文字工作，負責收集編撰有關的史料，這是意識形態上的，至於其他我們可管不了。
我姐姐問：按照你的劃分，這類屬於經濟基礎範疇中的工作應該屬於哪個部門管？
戴眼鏡的書呆子很認真地想了想，很認真地回答說，大概，大概應該屬於民政部門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優撫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沒找到於有慶的名字。
也就是說，本縣的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應該優撫的烈士中，根本就沒冇於有慶這個人！
我姐姐畢竟年輕，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她有點沈不住氣，用質問的口吻問人家：你們不是說他是抗日志士嗎？不是說他永垂史冊嗎？他連你們縣民政局的這種小冊子都進不去，他怎麽永垂史冊？
優撫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質問的口吻，連同她那字正腔圓的純正的普通話。
人家收起了開始時的熱情，公事公辦地反問道：誰承認他是抗日志士了？誰說他永垂史冊了？
我姐姐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縣史辦的縣志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哩！
優撫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縣史辦唄！幹嗎找我們？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摔了優撫科的門，脾氣很大地走掉了。
她不知道，她還沒走出民政局的大門，優撫科的人就開始議論她：哼！想要烈屬待遇，還不好好說話。她以為她會上京話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沒找到二大爺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著沈重的疲勞的雙腿，心裏堵堵地難受。
她有點想不通地問那個自始至終陪著她的宣傳組的人：你說，怎麽鬧了半天，他連個烈士也不算，連個骨頭也找不著了呢？
那人想了想，說：這裏邊的環節挺多，也挺覆雜的，不是一個人一個部門能搞得明白處理得清的。
我姐姐楞了會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銷出句：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那人也楞了一下。他沒想到我姐姐會說出這等話來，就很特別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長。
我姐姐畢竟年輕，她還不知道察言觀色對一個人的重要。否則的話，她不會對那意味深長的一眼掉以輕心。
找不到二大爺的墳墓，我姐姐又心血來潮地開始找我們祖母的墳墓。
她站在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邊，出神地望著各種各樣從她身邊疾馳而過的車輛。速度很快的車子帶起的氣浪一次又一次地撲打著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這條本縣通往省城乃至全國各地的柏油路上，怎麽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墳遍地的景象。
這是我們的祖母最後歸宿的地方，她被我們的大爺和我們的父親倉促地埋在這裏。
現在，她的屍骨哪裏去了？她的靈魂哪裏去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這些東西存在，我們祖母的靈魂豈不讓這些沒完沒了碾來碾去的汽車吵死煩死嗎？
她擡起手腕，看著手表上的秒針，心裏默數著來來往往的車輛。一分鐘後，她在38這個數字上餅。
這個數字令我的姐姐於明心悸。她似乎隱隱約約記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歲。
冥冥中，似乎永遠38歲的祖母正揚著尚且年輕的手，輕輕地呼喚她：明兒，明兒……
在家鄉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於明潸然淚下。
現在想來，導致我姐姐那麽不可思議地尋找大爺的熱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 50年初我大爺寫給我父親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親在金廈戰役中，被子彈將右大臂打了個貫通傷。
當時因醫療條件的簡陋和醫護人員的魚目混珠，致使我父親的右臂被接錯了位。
等打開了石膏我父親的傷臂見了天日後才發現，我父親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內翻動了。
於是，內疚的醫護人員又為我父親做了些無濟於事的小的技術處理。這樣一拖拉，就將我父親治病養傷的過程搞得比較漫長。
這段日子，是我父親從1941年11月參加革命以來，在一個地方呆得最長的一段時間。
大氣候是全國已經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戰役再也用不著南征北戰的大行動了；
小氣候是我父親養傷這一段日子，是清閑的，同時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個傍晚，閑呆在病房的我父親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親接過這牛皮信袋寫給他的信，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這是我父親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對收信的感覺是如此的陌生；
二是我父親在心裏一個勁納悶，他想不出誰知道他在這個地方，誰會給他寫信！
其實，只要他動手輕輕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另一個問題接著冒出來了，我父親那時還基本上處在對文化兩眼一抹黑的狀態中，他除了認識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別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我父親是個極愛面子的人，他不願讓人知道他堂堂一個偵察大隊的副大隊長競是個連字都不識的文盲，尤其不願讓這裏的女醫護人員們知道。
於是，我父親吊著個傷臂，帶著他的通信員，騎著快馬，星夜疾馳他的部隊。
半夜三更，隊部的書記被我父親從被窩罜拖起來，揉著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從一個叫下窪的村莊跑丟了的大爺寫來的。
只有薄薄的一頁宣紙，用毛筆寫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筆字使我父親不敢相信這是他同樣沒上過學的大哥所為。
即便分手近十個年頭了，父親還是不相信大爺會在這方面有什麽突飛猛進。
不但我父親不相信，連隊部書記也不相信。他這時已經全醒了，把大爺的來信湊到油燈下仔細地看。他說，這毛筆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文化的人能寫出來的。
大爺的信寫得言簡意賅。他在信上告訴我父親，他還活著。
那年失散後，他在離下窪不遠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隊伍，一支國民黨的隊伍，他就跟上隊伍走了，最終混到了個少校軍需官。
他們的隊伍在江西幾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為拖兒帶女的不方便還有別的一些原因，現在滯留在九江。
這封總共才一頁紙的信，有半頁紙是訴苦和求援的。我大爺在信的最後，有點危言聳聽地告訴我父親「現在，我們一家老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請我父親火速寄些錢去，以解他們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爺的這封信，除了給我父親帶來驚喜外，還給我父親帶來了部分的不快。
我父親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親兄弟失去聯系這麽多年，好不容易聯系上了，別的話先顧不上說，張口就要錢！好像兄弟間除了張口要錢就沒別的什麽值得客套的了！
大爺的這種重利輕義，使父親把那種不快很快就轉嫁到國民黨身上。
父親充滿了階級色彩地想：好好的一個老實人，十年不到，就讓國民黨給帶壞了！
那天晚上，父親和隊部書記，湊在一蓋快沒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燈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給大爺回了一封信。
信是書記執筆寫的，用的是一支破鋼筆，同樣是一頁紙，紙上的字被書記寫得又大又醜。
在信中，書記替我父親告訴我大爺：我手裏沒錢！我們實行的是供給制，是不發錢的，哪來的錢寄給你？
最後，又用解放軍的首長們慣用的口氣給我的大爺出了一個主意：“我建議你，帶著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
在我父親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鄉是塊寶地，只要冋家鄉，什麽困難都能克服，什麽問題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爺接到我父親的信會是怎樣一種心情，我們不得而知。
有-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沒有接受我父親的建議，也就是說他沒有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鄉南於。
不知是生我父親的氣還是根本就沒有接到那封信。從此，他斷絕了同家鄉一切人的聯系，包括我的父親。
我們剛剛有了消息的大爺，就這樣又變得杳無音信，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那封來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親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匯報給組織並上交給組織了。
於是，組織掌握了我父親除了有一個當土匪的二哥還有了一個當過國民黨少校軍需官的大哥的情況。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親只有24歲。因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戰，他的提升比較順利也比較地快。人們沒有什麽理由懷疑一個24歲的副團職軍官的遠大前程。
我父親那時也不懷疑，他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他那時笑口常開，在晴朗的陽光下邊，他整齊潔白的牙齒閃著一種健康的光芒。
我父親在54歲離職休息的時候，只是個副師職幹部。從這點上看，笑得過早不是什麽好事。笑到最後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親笑不到最後。
我的搞幹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親開玩笑說：爸，你們這類幹部只適合戰爭環境。你們的忠誠和舍生忘死是我黨我軍一筆可貴的財富。
但你們天生地不適合和平年代，因為和平年代需要別的東西，可惜這些東西你們恰恰不具備。
父親不服氣地爭辯說：你說說，你說說，我不具備和平年代的什麽東兩？！
大哥彈著手裏的煙灰，很當真地想了一會兒，笑著說——他笑的意味深長，說的也意味深長——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給組織的那封大爺的來信。”
我對1976年記憶上的深刻來自國事和家事。國事自不必說，家事卻說來話長。
1976年12月的一個星期天。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從同學家滿心歡喜地回來，正碰上慌慌張張準備出門的父母。
母親一把拽住我說：於青！爸爸媽媽有事出去幾天，你好好呆在家裏，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聽出母親聲音裏的顫音，感覺到母親手上的顫抖。我有點害怕，追著問：媽，你們上哪？怎麽啦？母親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我看見母親眼睛裏的絕望。
在等待父母囬來的漫長的日子裏，我想，父母出門時如此驚慌失措，會出什麽事呢？
當時自問自答地設想了許多事情，但惟獨沒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殺。
我是從別人的嘴裏知道我姐姐的自殺的。那個時候，我對自殺特別恐怖。
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殺這件事的本身。我想為什麽要自殺？
在那個年代，我對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這個詞特別的熟悉，不光是我，那個年代的人沒有不對這個詞記憶深刻的。
姐姐的自殺，首先給予我的是壓力，其次才是悲傷。有時，我甚至連悲傷都嚇得沒有了，只剩下壓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別特別在意別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們臉上和眼裏的內容，稍有不對，馬上就會臉紅心跳。
我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身心的疲憊，因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為什麽會自殺？為什麽要自殺呢？
有一封來自父親家鄉的信，一封署名的檢舉信，將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劇拉開了序幕。
檢舉信是寫給省委的，檢舉的是我姐姐於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話，是我姐姐在找不著二大爺的屍骨的情況下發的那句牢騷：“這年頭，黨外連個李鼎銘先生也沒有了！”
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話是很要命的。
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讓她「說清楚」。這種脫口而出的牢騷話如何說得清楚？何越是說不清楚，問題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難過。
幸虧姐姐有一幫子朋友，這幫子散落在省城各個領域的朋友相當有實力，在他們的努力下，姐姐好歹從檢舉信中逃了出來。
檢舉信的陰影還未從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風暴又殃及到她。
我姐姐再一次被審査，這次的審查再沒有什麽人能幫上忙了。
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離在一個什麽地方。那段隔離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過的我不知道。
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將姐姐心中的什麽東西給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記日記的習慣，但那段日子姐姐卻突然中斷了她六幾年的習慣，日記本裏從那時開始，是大片大片的沈默。
姐姐出來的時候，已經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氣已經很涼很涼了，這種天氣非常適合姐姐當時的心境。據說，她經常站在窗前，望著窗外飄零的落葉，漂亮的臉上一派蒼涼。
姐姐的朋友們見她這個樣子，很是著急。那陣子他們為她舉行的聚會特別的頻繁，大家在一起喝酒聊天，希望她能振作起來。
我姐姐坐在那兒，話說得很少，酒卻喝得很猛。以前很有些酒量的姐-卩一段口子酒量大跌，幾杯酒就將她醉得不省人事。
多少年以後，姐姐的一個好朋友對我說：那時，我才算知道什麽叫醉生夢死了。
姐姐有一個在軍區管檔案的朋友。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跟姐姐聊天，無意中說到他那裏存放著全戰區所有團以上幹部的檔案。
這個朋友開著玩笑問我姐姐：怎麽樣，想不想看看你老爹的紅色檔案？我姐姐隨口說了句想，於是，他倆就約好第二天在檔案館門口見。
姐姐打開父親那厚厚的一疊檔案，除了看見父親的戰功，還看見了那封信，那封父親在1950年上交給組織的大爺從江西的來信。
當時，姐姐雙手捧著那封信，旁邊的朋友看見，那被歲月浸得泛黃的一頁紙在她的手上窸窣著發抖，朋友還發現，姐姐瘦削憔悴的臉色特別特別的難看。
第二天，姐姐就不見了。沒有人知道姐姐去哪黽了，姐姐那陣子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自由度是相當大的。
五天後，姐姐回來了。當天晚上，姐姐在她的小屋裏吞下了整整兩瓶安定，還喝了大半瓶啤酒。
姐姐將啤酒當水，將置她於死地的二百片安定送進胃裏。等有人發現，我姐姐年輕的身子早已涼透了。
姐姐死得很倉促，頭發零亂，衣衫不潔，她連將自己梳洗打扮-下的心情都沒有了，可見，死她是件多麽急迫的事情。
沒有誰知道那五天姐妲上了哪裏，幹了什麽，她沒給我們留下只言片語。
我只能這麽說：我那一刻的姐姐心如枯槁。這個世界已沒有什麽能吸引她的了，連骨肉相連的親情也不能。
隨著我姐姐的死亡，尋找大爺以及跟大爺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戛然而止。
其實，尋找大爺的事情，自始至終不是一種家庭的行為，而是家庭中某一個成員的固執或者說是不可思議的熱情所致。
除了我熱情的浪漫的多愁善感的姐姐，我們家沒有什麽人再會對他的杳無音訊和生死存亡牽著一份情，擔著一份心了。
大爺是誰？跟我們有什麽關系？他的在或者他的不在，能改變我們相對穩定的生活嗎？我們認為不大可能。既然跟我們的生活無關，我們找他幹什麽呢？
我們那時對生活的態度就是這麽簡單。別看我們成天把「全人類」之類的事情掛在自己的嘴邊，其實我們知道，越是宏偉越是遠大的東西，越是虛無越是縹緲。
我們把些虛無和縹緲的東西成天掛在嘴裏，卻對跟我們生命中息息相關的一些東西視而不見。比如血緣，比如親情。
那個年代，是個不允許人道主義擡頭的年代，對人道主義的警惕和批判，使我們對親情啦，血緣啦這類的詞匯感到無比生疏。不要說去想它們，更不要說去尋找它們了。
我在28歲那年，生下我的兒子做了含辛茹苦的母親。那年，我年邁的父母雙親從千裏之外來到北京我的小家，幫助我們料理那段慌忙而雜亂的日子。
我父親的老態雖然不能用「龍鐘」來形容，但用「老態」是完全勝任的。
他基本上幫不上什麽忙，他的到來，只是起著一個「聲勢浩大」的作用。
再說，他已基本上習慣了我母親的控制，對母親的「失控」，恐泊已不習慣了。
他的睡眠很少。早晨很早就醒，晚上很晚也睡不著。早上起來就滿屋子亂走，碰碰東，撞撞西，制造出許多在清晨格外刺耳的響聲；
晚上就守在電視前，一直等到最後一個電視臺最後一個播音員親切地祝他晚安，約他明天再見。
一天晚上，我大約是白天睡多了，怎麽也睡不著了。燈是不能開的，會刺激孩子安睡的眼睛，哪怕臺燈也不行。
我想與其這樣翻來覆去地惹丈夫煩，還不如到客廳去陪陪父親說說話。
父母來後，我光顧理直氣壯地忙自己和忙孩子了，連坐下來同父母談一談的時間都不給他們。想到這些，我有點內疚。
來到客廳，見父親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瞇著眼睛打噸。電視裏是一部多看一眼就能把火給看出來的破電視劇，我以為父親也怕把自己惹火了已經讓自己睡了，誰知我正要關電視，忽聽父親說，別關，我還看呢。
我嚇了一跳，回頭看了眼父親，說，這麽臭的東西你也看呀？我給你換個臺吧。
父親不反對，我就嘛嘛啪啪地一陣猛按，換了半天臺，其他臺都是一張沙沙的雪花臉，還惟有這個臺在折磨人。
父親說，別管了，就它吧！於是，我只好坐下來，陪父親忍受著。
音樂中出現了很悲很哀的嗩吶聲，接著畫面上出現了一座新墳。
一根樹枝插在墳邊，上邊綁了條白帶子，大概有什麽講究。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很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對我說：
於青，我想回趟老家去，找找你奶奶和二大爺的墳。我吃了一驚地望著父親。
日光燈下的父親，頭發幾乎全白了，連短短的胡茬也若隱若現出一種模糊的白色。
我突然意識到：父親老了，父親真的老了，父親從裏到外徹底地老了。
當然，我是不會允許年老的父親返老還童地耍些小孩子脾氣的。
我知道，對付老人的任性最好的方法是嬉皮笑臉，你要把自己搞得比他更任性，提醒他你比他更小。
我開玩笑說，爸，你怎麽凈徙記著死的？你怎麽就不想想有可能活著的大爺？
說完這句玩笑話，我心裏悚然一驚。我怎麽覺得這句話是如此的耳熟？好像若幹年前，有誰說過這句話，或者說過與這句話非常相似的話。
是誰說的呢？我的大腦向前猛跑，跑著跑著，跑到了1974年的那個中秋之夜。
哦！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天夜晚，在清澈如水的月光下，我的叫於明的姐姐，說過與這極其相似的一句話。
她的原話是這樣的一一她當時問我們的父親：那大爺呢？你想不想大爺呢？
那個時候的記憶忽然如無邊無際的浪濤，鋪天蓋地地撲到面前：父親坐在一張藤椅上，清澈如水的月光沐浴著他。我還清晰地記得父親當時的回答，甚至那精疲力竭的樣子。父親當時的聲音就在耳邊——
父親深嘆出一口氣來，很壓抑地說：失去聯系這麽久了，想又有什麽用？
我望著日光燈下半倚半靠在沙發上的父親，他蒼老的頭顱在日光燈下顯得有氣無力。
父親嘆出一口氣來，那氣也嘆得無精打采。父親底氣不足地說：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父親的樣子和父親的回答，令我有一種傷感在體內彌漫。
我不知道是因為父親老了，對往日的事情和往日的情懷有一種不可遏制的向往和留戀，還是因為父親離職閑適下來，無官一身輕地返璞歸真了。
我以為，這兩點對父親都有點為時已晚了。他老了，對一些對他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只能有想法而無法有行動了。我想，這真是一種悲哀，一種於事無補的悲哀。
那天，去給兒子上戶口的丈夫，除了帶回-棟色的硬殼戶口本外，還帶回了一個鮮紅的小塑料證。
我接過一看，是個獨生子女證。
丈夫在一旁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本子，它一個月可以給兒子掙六塊錢哩。
我也緊接著開了一個玩笑說：我可真沒敢小看它。一個月六塊錢，剝奪了兒子享受兄弟姐妹快樂的權利，買斷了兒子終身的孤獨。
我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罾將享受一種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的沒有兄弟沒有姐妹的叫做獨生子女的嬌慣。
今後，恐怕除了他的父母，他將連個與其血脈相通的親人的想頭都沒有。
他將孤獨地承受著父母的血緣。他的生命註定著脆弱也註定著沈重。
他的脆弱，在於他今後簡直就不能有個三長兩短，他連個可靠的血源都很難找到；
他的沈重；在於他寄托和承擔了太多太多的東兩，恐怕他這一生都要為這種寄托和承擔所累。
我感到我傾兒子。
兒子在我的懷中很乖，他睜著黑亮的眼睛望著我，眨漸艮少眨一下。
人家說，未滿月的孩子是看不見東西的，我不信。這麽黑這麽亮的眼睛會看不見？他會看見的，他一定看見了他母親此刻臉上的愧色和憂郁。
我搖著懷中很乖很乖的兒子，嘴裏輕輕地說些想說給他聽的話。我說，噢噢，有哥哥有姐姐多好呀。
噢噢，有弟弟有妹妹多好呀。
這個時候，父親在那天晚上的蒼老的底氣不足的聲音響起在我的耳邊：
想啊，想。他是我的親大哥，我怎麽能不想呢？
那一刻，輕擁著懷中尚未滿月的兒子，我決定：找大爺！繼續尋找我們的大爺！
真是這樣，我繼續對我們大爺的尋找，是從同情父親的衰老和感悟兒子的孤獨開始的。
我的這種尋找，不同於我姐姐的尋找。我的尋找遠遠比不上我姐姐那種莫名其妙地發自內心的充滿了激情和熱情的尋找，我的尋找是一種同情和一種啟發的結果。
因此，我的尋找註定不如我姐姐的尋找主動和頑強。這種尋找不可能影響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它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種順便而已，要看我的心情，還有我的方便。
我工作的編輯部有一個到南昌去約一部關於起義方面的稿子的差事。
因為那日子既不是春暖也沒有花開的不合旅游的時宜，加上南昌城除了一些革命的遺跡也的確沒什麽好看的。
因此，主任的話音息了許久也沒人挺身而出。此時，我正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看一部三校的長篇，一而再再而三地閱讀已使我失去了閱讀的熱情，剩下的只是一些職業道德的例行公事。
當主任第二次提到南昌時，我突然地意識到南昌是江西省的省會，而九江又在江西的境內。
我放下手裏的紅筆，站起身來，跟主任說，我去。主任頗感意外但很滿意地望著我，我的同事們雖然不解但集體地不約而同地如釋重負。
在這種情況下，我簡直覺得這趟去南昌約稿子、順便到九江找大爺之行，是件利國利民利己的好事情，自然而不牽強。
我肯定是要先到南昌辦公事然後去九江幹私事的，這點事我還是懂的。
到了南昌，我坐著出租車直奔那位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的家。
他在他的書房裏比較矜持地接待了我。他以為他的矜持跟他的身份和名氣很配套，但我對他的矜持不感興趣。
我感興趣的是他電腦裏的東西能不能馬上給我。據我們所知，他的這部吹了一年多的長篇紀實小說，吸引了不少的出版社和書商，我們出版社也想要這部小說，極想要。
他矜持地說，這個嘛，讓我再考慮一下。
我是不允許他的考慮的，連半下都不行。我此行的目的不是南昌而是九江，不是約稿子而是找大爺。對我來說，南昌之行只是個順便，我沒有必要把時間耽誤拍頓便上。
我說，你如果還有別的打算請千萬直說，我們不想跟別的出版社撞車。
他楞了一下。他們這些人是很樂意看自己的作品那份被爭搶的熱鬧的。
即便沒有這種可能，他們也想制造出這種可能來，更別說這種可能的確存在了。
他有些意外地望著我，意外之下言詞就有明顯地自戀傾向，他說，不是我不想給你們，實在是別的出版社的朋友太想要這稿子了……
我忙說，既然是這樣，那我們就不難為你了。他更加意外地望著我，但這種意外只停留了一會兒。
作家的虛榮和自尊使他很快就校正了意外，他更加矜持了，慢條斯理地說。好吧，那我替我的朋友謝謝你們。
我說，不謝！在他起身送客之前搶先擡起了屁股。我是不想被人家主動送出門的。我站起身來，很誠懇地伸出手來謝他：謝謝你，真的！
我的確是真的謝他。若不是他的虛榮還有他的自尊，我還不知要被他在南昌吊多久的胃口耽誤多少時間哩。
九江其實很小。下了火車，我只問了兩個人，就找到了父親提供的藏在他肚子裏四十多年的地址：陸知裏路後樓九號。
本來我以為這是一間或幾間房子，沒想到它竟是一幢房子，一楮有圍墻的二層小樓。
我頗感意外地望著鐵門上的門牌號，我想，1950年的大爺和他的一家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住在這樣的一幢房子裏，竟然也敢用「水深火熱」這樣的詞匯，的確是太不像話了，難怪我父親會有不快呢。
國民黨的確不是東西，把大爺這麽好的人都帶壞了。起胃得不老實了，不說實話了。
我敲開鐵門，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女孩站在鐵門裏邊毫無禮貌地上下打量著我，她那張典型的南方臉上沒有一絲熱乎氣兒。
她簡潔地問我：找誰？
我被她一下子問住了，覺得1950年的事情跟一個小保姆模樣的女孩講，一是講不清楚，二是講了也沒什麽意義。
於是我反問：這家裏有人嗎？問過後我又覺著不妥，好像眼前這個人不是人似的。
我終於走進了九江市陸知裏路後樓九號，進了1950年前後我大爺一家住過的房子。
三月的南方，屋子裏比外邊冷。我不大習慣南方的這種冷，這種浸入骨髓裏的陰冷。我在這種陰冷中，感到一種隔閡。
我隨小保姆走進一間更加陰冷的屋子。屋子裏的空氣很差，是那種長年不開門窗、缺少流動的空氣的差。我不得不調整呼吸，我討厭這種氣味，討厭這間屋子。
一個老人坐在一張有著很高的靠背的藤椅上，一床磨得很厲害的快用禿了的毛毯蓋在他的腿上。
他瞪著一雙無比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著我，我有一種被他洞穿的感覺。在這樣一雙被歲月浸泡得很久的老眼下，你想深藏什麽恐泊是徒勞的。
他的確很老了，老得隨時都有要倒下去的可能。我猜他有九十歲了，或許還要多。他的模樣，他的神情，說明歲月在他身上已駐紮得年深日久。
在這樣的陰冷中，在這樣的氣味裏，在這樣的老人面前，我的心不知不覺就提了起來。
我把我自己先小心翼翼地介紹給他，我怕他耳朵聽不清，不由自主就提高了聲音。
當老人擡起鷹爪一樣無肉無筋的手做向下壓的手勢時，我才明白，眼前這個老人耳聰目明，我根本用不著在這些方面將就他。
我怕他仍有疑慮，就從皮包裏取出我的文職幹部證給他看。
他看了我證件的戎裝照，又擡起頭來仔細地盯著我看，他把證件還給我時，說了一句話，令我大吃一驚。
老人說：看不出來，你是個軍人。
令我大吃一驚的不是他說話的內容，而是他說話的口音。他說的是普通話，這個老人說了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
我深感意外。自從我踏上江西的土地，普通話就離我遠去了。
但在九江，這麽標準的普通話，競從一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嘴裏出現，不能不令我深感意外，大吃一驚。
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一個跟老人靠近的契機。我說，我近乎討好地對老人說：真想不到，您老的普通話說得這麽好。
老人瞪著兩只深陷的眼睛望著我，對我的討好視而不見。
這讓我覺得很沒趣，一種難為情的感覺在沖擊著我。我甚至有點恨眼前這位不動聲色的老人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突聽老人用普通話問我：你來幹什麽？老人的喉嚨裏有痰鳴音，他的聲音有點模棚，但我是能聽清的。
並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在這樣一位洞若觀火的老人面前，一切的聰明都是無濟於事的。
老人活到這種歲數，漫長的生活歷練使他爐火純青，他已經不需要任何鋪墊了，他需要單刀直入。
老人現在什麽也不缺，缺的是時間，是來日方長的時間，老人只能單刀直入了。
明白了這一點，我覺得一下子輕松了許多，我喜歡單刀直入，而且單刀直人正是我的特長。
我問：您老還記得一個叫於有德的人嗎？老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連眼皮都很少眨一下。
我補充道：1950年的時候，他在這裏住過。
老人繼續著面無表情，只有一進一出的呼吸伴隨著他。望著這張滄桑的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的老臉，失望在我心裏一寸一寸地堆積。我想，時間太久了，老人太老了，恐怕我要一無所獲了。
我差不多要失去信心了，老人突然開口了。老人說，於有德？
我記得這個人。他在我這裏住過一段時間，他們一家當初就住在這個屋子裏。
我吃了一驚，下意識地四下裏打量起這間屋子來，好像大爺一家藏在了什麽地方。
這間屋子不大，被一屋子又舊又笨但看得出是上好的家具充塞著，顯得又小又零亂。
我想象不出，1950年前後，我大爺一家擠在這裏，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我問，後來呢？他們一家後來到哪裏去了？老人瞪著一雙老得沒有了睫毛的眼睛盯著我，似乎在等我的回答。
他的這副本末倒置的樣子令我暗暗著急，我在那種難聞的氣味裏想，他太老了，老得都有點糊塗了。
慢慢地，我在眼前這個很老的老人眼睛裏，讀懂了一種叫做滄桑的東西。有一種非常不好的感覺在我的心裏彌漫，我知道，結果不好，一定不好。
我等著老人開門，等著那個不好的結果。等了好久，老人才開口說活，老人說話的聲音異常地平靜，像說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
“你們應該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父母也應該知道。像於有德他們這種人，在三反五反那場運動中，是很難有好下場的……”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來。在這間南方陰冷的、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氣味的屋子裏，我被這樣一個結果嚇住了。
我長久地一言不發，坐在老人面的一張冰冷的木椅上一言不發。
那種南方的陰冷侵入我的肌膚，進入我流動的血液裏，我聽見血液結冰的聲音。我感到冷，一種透徹心肺的寒冷。
那種年久不動的空氣輕撫著我的臉頰，使我有一種很混沌很骯臟的溫暖。
我似乎適應了這間屋子，適應了這種氣味。這是一種濃縮了的氣味，是形形色色人的氣味。
在這種氣味裏，我似乎嗅到了大爺一家的氣味，這是一種有著很近的血緣的親人的氣味。
老人似乎是說給我聽，又似乎是在那兒自言自語。
老人用掉光了所有牙齒的嘴巴嘟囔道：找什麽找！找來找去還不都是些麻煩事！
我盯住老人看，我不再懼怕那雙老得深邃的眼睛了。我覺得有什麽可怕的？
看歷史和看這雙眼睛沒有什麽區別。只是，我有點後怕，我想，幸虧當年我姐姐沒有找到這裏來。否則的話，看她怎麽收場。
我站起身來，向老人告辭。
我說：老爺爺，謝謝您！胃您！老人不動聲色地望著我，一如我進來向他問好時那副模樣。
我要出門了，聽見老人在身後叫我。
老人用純正的普通話清晰地叫我：於青！於青！
我詫異無比地回過身來，望著眼前這個謎一樣的老人，不知他又要跟我說什麽，也不知我是否能承受住他的所言。
老人問我：於青，你是不是有一個姐姐？
天哪！他知道我的名字是他看了我的文職幹部證，他知道我死去將近二十年的姐姐，又是看到了什麽呢？
老人說，好多年以前，一個女孩來過我這裏，也是來打聽於有德的，我猜她是你姐姐，你們倆長得很像。
我一腳門裏一腳門外地呆立在那兒，望著老人傍神。困擾了我們家將近二十年的那謎一樣的五天，被謎一樣的老人不經意地輕輕地捅開了！
是了！是了！姐姐看了父親檔案裏那封九江的來信，記住了陸知裏後樓九號這個門牌號，1976年將盡的時候，一個人風塵仆仆跑到這裏。
那個時候，我年輕的姐姐內心深處滿是疫痍。她沒想到，一個更大的打擊正在九江陸知裏後樓九號大爺住過的屋子裏耐心地等待著她。
她知道這種結果比我早了將近二十年。那個年代，這種結果更令她心驚膽戰。我想還有絕望，一種無法逾越的絕望。
姐姐那時太年輕了，她只有21歲。21歲的生命之舟畢竟負載不了這麽多沈重的東西。姐姐毅然扯斷了桅桿，讓自己的生命之舟靜靜地沈人歷史的深淵中。
有淚在住上湧，我想控制，但我無能為力。我形容不出那天站在大爺曾經住過的屋子門口，淌的那些眼淚。
我只能說，那天，在江西九江，在陸知裏後樓九號，在大爺住過的屋子的門口，我異常地傷心……
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我姐姐於明成了我們家中的一個禁區，大家都竭力地回避她。
以前是不願也不大敢提起她，現在是不太習慣提起她了。
我甚至不知道她現在在什麽地方。當時，一個高中生對家中這種事情的了解是極其有限的。
九江的淚水，打濕了封在我姐姐身上將近二十年的封條。
她在我心裏很深很深的一個地方慢慢地活動起來。姐姐一如既往的年輕，一如既往的漂亮。
她以那麽一種姿勢坐在我的內心深處，盤著雙腿，很原始很傳統地坐著，沈默地望著我。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經常與她對視，希望她能跟我說點什麽。
但她不。她盤著她曾經頎長優美的雙腿，很原始很傳統地坐著，不喜不悲地望著我，繼續著她的沈默。
我實在受不了她的沈默。在她無言的沈默中，我內心的平衡在一點一點地坍塌。
在一個夜晚，我推醒身邊熟睡的丈夫，給他講我姐姐的事情。
開始他極不高興，睡眼矇朧地嘟嚷著。慢慢地，他聽進去了，專註起來，他跟著我走進了我姐姐的世界。
丈夫攬住我，說，想不到你還有個姐姐，難為你連我也瞞著。我說，我不是有意瞞你的，我以為我把她忘掉了，徹底地忘掉了。
丈夫說，怎麽會呢？一母同胞的姐妹，怎麽可能忘掉呢？只是你不願想起她，更不願提起她罷了。
我說，我想去濟南看看她去。這麽多年了，她一定很孤單，也一定很寂寞。
丈夫的手在我肩上用了把力，說，去吧，你應該去。
我給當了幹部處處長的大哥打電話，在電話裏，我開門見山地對他說：大哥，我姐的骨灰在哪裏？
電話那頭的大哥顯然楞住了，電話裏許久沒有聲音。好半天，他的聲音才重新出現，他問我：你問這個丁什麽？
我說：我想看看她去。
大哥問我：有這個必要嗎？過了這麽多年。
我說：有這個必要，雖然過了這麽多年。大哥停了會兒，很和氣地跟我商量：小妹，我現在有事，我們能不能晚上談？晚上你等我電話，好不好？
我說：行，社我等你電話。放下電話，我用手支著額頭想，大哥會跟我談什麽呢？
我記起大哥對姐姐當初要尋找大爺的態度，同時也記起了他對姐姐當時說的那句話。
當時的大哥鄭重其事地叫著姐姐的名字，有點暗示的味道。
大哥說：於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會找出麻煩的！
現在想來，大哥的預言異常的準確。我不知道，他是未蔔先知，還是事先知道了什麽。
與人打交道的大哥，尤其是與那些人精的幹部們打交道，使大哥練就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本領。
他總是能將一些別人看來不起眼的事情放得大大地看，而往往又能未蔔先知地看出許多名堂來。
他對我姐姐意味深長地勸導就是一個證明。可惜，我姐姐沒有把這些意味深長的勸導當回事兒。
我不知道他在我今天的電話裏又看出了些什麽，嗅出了些什麽，更不知道他將在晚上的電話裏跟我談些什麽。我很擔心他會再一次地未蔔先知。我現在很害怕他的未蔔先知。
大哥在晚上的長途電話裏跟我談了好長時間。此時當幹部處長的大哥已經不是當年的當幹部幹事的大哥了，年齡使他成熟了，職務使他有了尊嚴。
大哥在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有點語重心長。大體意思是一於青，事情過去那麽久了，再幹些什麽做些什麽意義都不大。
心靈的安寧不是一件兩件事能做出來的。你不必為了一種安寧去打破另一種安寧。
你要平息的這種不安其實是你早已習慣的了，而你可能會打破的這種安寧又是你已經習以為常的。因此，你要做的，很有可能會對你現在平靜的生活構成威脅。
最後，大哥在電話裏同樣鄭重其事地叫著我的名字，很認真地說：於青，我勸你不要去了，沒有這個必要，完全沒有。
那天晚上，大哥長達四十分鐘的長途電話令我似懂非懂。
他的那些很含糊又很糊口的句子讓我這個文學編輯聽起來都費事。怛我知道，他的話句句都對，起碼從語法上講沒什麽明顯的毛病。
我很佩服我大哥他們這些搞幹部工作的人。他們說起話來從來都是有的放矢，他們從不說些對牛彈琴的廢話。
他們知道對什麽人該說什麽話。比如，對我這所謂的文化人，他就說這些含糊又拗口的話，用一些很文化的詞和句子暗示出他們想說的意思。
同時，也使我們這些不知天髙地厚的人不能輕視或小看了他們。
對那些雖沒有什麽文化但前途看好的幹部們，他們又會把文化丟到一邊去，說些很質樸的話，縮短或者拉近彼此的距離，讓這些人以為他們是知音，是伯樂，最好以為他們是伯樂。
放下大哥的電話，我坐在那兒覺著有什麽東西不對，想了半天，我突然抓起電話，撥通了大哥家的電話，等大哥的聲音出現，我沖著話筒喊：大哥！說了半天，你還沒告訴我姐姐的骨灰到底存在什麽地方。
大哥在電話裏很無奈地嘆了口氣，告訴了我。
到了濟南，坐著朋友接我的汽車直奔東郊殯儀館。在骨灰堂密密麻麻的骨灰盒裏，找到了大哥說的那個位置。
我仰起頭來看，那裏擺了一個鋒紫色的植木骨灰盒，盒子前插的照片卻不是我姐姐，而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跑出骨灰堂，站在門口用朋友的手持電話撥通大哥的電話，口氣很不好地質問他是不是記錯了？
電話那頭的大哥很無辜但又不太自信地說：不會吧？我的記憶是不大可能錯的。
我氣呼呼地說：不大可能？你腦子裏除了這個人升了那個人降了的陰謀詭計，還能有什麽？！
我按掉大哥的電話，開始給小哥打，我打的是小哥的手持電話。
昔日上山下鄉的滿肚子牢騷的社會主義新農民，今天成了下海經商的滿肚子脂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的資產擁有者。
我知道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是找不到他的，為了金錢他滿世界地亂飛亂跑，好在有個大哥大。否則的話，他不找我們，我們休想找到他。
小哥的手持電活裏出了一個挺嬌氣但很職業化的女孩子的聲音。
那個聲音問我：請問您找誰？
我比較了解小哥熱愛婦女的毛病，因此對他身邊這些接力賽似的女人下意識地不給予重視和尊重。
我說：找電話的主人。
那個聲音又問：請問您是哪位？
我說：我是他妹妹。大哥大裏停頓了一下，說，請稍等。
小哥的大嗓門等了好半天才出現。
他說：於青！大白天不好好上班搗什麽亂？
我說：少廢話！看你個熊樣，也配我給你搗亂。小哥在大哥大裏哈哈大笑，說，小樣！還挺牛！
我說：可不，我再小，也是國家的公職人員；你再大，也是個沒有名分的破商人。小心我們哪天看你們不順眼了，一翻臉，再把你們給公私合營了。
小哥更大聲音地笑。他痛快的大笑提醒了我，這是在殯儀館的門口，這是個不宜開玩笑的地方。
於是我說：哎，說正經事。你還記得姐姐的骨灰存放的具體位置嗎？
小哥停了笑，正經地問：你問這個幹嗎？
我說：我現在在濟南，就在東郊殯儀館骨灰堂的門口。
小哥說：你到那兒幹嗎？
我說：我來看姐姐，專程來看姐姐。
大哥大裏沈默了，小哥似乎在回想，好半天才說：這樣吧，我現在有事，一時半會給你說不清楚，你告我你住哪兒，晚上我跟你聯系。
我說：聯系什麽，你快告訴我。
小哥突然就不耐煩起來，他口氣很壞地說：讓你晚上等電話你就等電話，窮卩鄉什麽？！
我不能再說什麽了。雖然我經常唇槍舌劍地踉他打嘴仗，但一旦他動起真脾氣來我還是有點怵他。我知道他的脾氣，上來了，就不是人的脾氣了，那是驢的脾氣。
晚上，我呆在賓館老老實實等他的電話到十一點多，床頭的電活始終靜悄悄地沒有動靜。
我氣壞了，把肚子裏所有罵人的話全都用到了他身上，正覺得不解氣，有敲門聲，我跑過去開門一看，上帝！胖胖的小哥正佛一般站在門口沖著我微笑。
那天晚上我們談了許久。
小哥告訴我，我們姐姐的骨灰根本就不在濟南，姐姐的骨灰讓他三年前移回到我們的老家，埋進了父親的故土裏。
我的熱淚止不住地長流下來。想不到，一天到晚為錢奔波賣命的大大咧咧的小哥竟會做出這麽富於人情的體貼入微的事情來。
我很慚愧。這麽多年來，我竟不記得「人土為安」這句傳統的老話。
小哥吸著煙望著淚流不止的我。我看見，在煙霧後邊，小哥那一貫沒有正經的眼睛有一種濕漉漉的潮氣。
我跟小哥商量，明天回老家，去看長眠在老家的我們的姐姐。
小哥的淩志轎車一駛進父親的故土，說笑了一路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緘默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這裏是我的家族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地方，我卻對這個地方如此的陌生。望著窗外大片大片青青的麥苗，不由就嘆出口氣來。
高速公路縮短了我們冋老家的時間，但我們內心對老家的陌生卻始終依然。
我們這一代人對老家只有概念沒有感情，老家對我們來說，只是各種表格上的籍貫，一生也用不了幾次。
車內的沈默令我不自在，我伸手去開錄音機，被小哥制止住。
他說，別開那玩意兒，鬧得慌。
我歪過頭去問他：怎麽了你，到老家玩起深沈了？他笑了起來，伸出右手，很慈祥地拍了拍我，然後學著我們父親的口音，用父親的腔調說：孩子！這是咱們的根哪！咱們要保持肅靜！
我哈哈大笑起來。
淩志轎車駛入父親的家鄉南於的時候，小哥放慢了車速，讓車輪小心翼翼地碾過父親的故土，好像生怕壓壞了這裏的一草一木。
我望著雙手握著方向盤全神貫註的小哥，心想，其實他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在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有一顆很人情味很善良的心。
他不僅是熱愛婦女，他熱愛著他應該熱愛的一切。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悟：其實，熱愛婦女應該算是男人們的一種美德。一個男人，連女人都不愛，你還能指望他們愛什麽呢？我為我的家族接連不斷地出現這種熱愛婦女的男人而自豪。
車子七拐八拐，拐進了一片綠油油的麥地。小哥領我走進綠色，走到被綠色包圍的幾座墳包前。
小哥說，你看，這是咱家的祖墳，可惜分到了別人家地裏。
他指著墳包介紹說，這是爺爺的，這是奶奶的，這是二大爺的，這是……這是姐姐的。
順著小哥的手指，我看見了姐姐於明的墳墓。那圓鼓鼓的土墳上，開滿了黃色的迎春花。
細細的一枝一枝的，相互盤結著，纏繞著。黃色的、指甲大小的喇叭花，一朵一朵開在枝條上。
那一裏裏絢麗的小黃花在四月的陽光下很嬌媚地怒放著。
它們讓我清晰地看見了我姐姐，看見了我姐姐年輕嬌嫩的臉，那張白皙美麗的臉永遠綻放在21歲花一般的季節裏。
本來我以為，站在姐姐的墓前我會流淚的，像聽九江老人提起她那樣淚流滿面。誰知，我眼中卻沒有淚，一滴也沒有。
面對一墳之隔的姐姐，我感到一種距離，一種無法言說的距離。
將近二十年的歲月無情地隔在我們中間。作為妹妹，我巳是個35歲的母親了，而作為姐姐，她卻永遠是個21歲的女孩，我無法拋開這種年齡上的顛倒。站在姐姐的墳前，我覺得我跟她已經沒有辦法交流了，我跟她無話可說。
我突然覺得我呆在這裏很腿她。我覺得對不起長眠在這裏的姐姐，我想她在這座黃土墳包下肯定想讓我對她說點什麽，最起碼也要為她流出些眼淚來。可是，這兩樣我全沒有，這不能不令我尷她。
我對小哥說，走吧，咱們走吧。小哥掩異地望著我，但什麽也沒問，率先移動了腳步。
我又一次回頭，最後望一眼姐姐。姐姐墳上那些怒放著的小黃花，在四月的暖風下輕輕地搖曳，像姐姐在對我微微頷首。那一刻，有一種滋味，很不好受地在我的心中彌漫開來。
坐進車裏，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我問小哥：你從哪兒找到奶奶和二大爺的？
小哥的回答令我吃驚，他很幹脆地告訴我：我根本就沒找他們。那只是兩座空墳，是兩座純精神七的墳墓。
我吃驚地扭過頭去打量他，驚詫他的做法，更驚詫他能說出如此具有哲學意味的話來。
他被我打量得有點不好意思，聳了聳胖膀子，不起，這不是我的語言，是我剽竊的。
這就不奇怪了。我知道，小哥花了不少的錢養了不少的博士碩士什麽的文化人。他把這些人當女人的口紅用，塗抹在他們公司時刻張開的血盆大口上。
我雖然不大看上那些肯為五鬥米在我小哥這種民營企業裏折腰的所謂的文化人，但我不得不服他們，他們有的時候，思想和語言是如此的到位。
的確！這的的確確是精神的墳墓。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父輩的家鄉已是埋葬我們精神家園的陵園了！
我嘲笑我的小哥：看樣子，你的銀子可真沒白花。他厚顏地一笑，自嘲道：是啊是啊！我們只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花錢這一種精神了。我不得不讚同他。
車子駛進一個村莊。上午的村莊異常地安靜，偶爾有雞們鴨們走過，也是不吭不哈地悄無聲息。
沒有人告訴我，但是我知道，這就是父親千思萬想的村莊，這個村莊名叫南於。
車子在一個看上去非常破敗的院子前停下，小哥按下自動車窗，對我說，看，這就是咱們的老家，是我們的父親誕生的地方。
我望著眼前老得有點醜陋的父親的老家，連下車走近它的欲望都沒有。我按起車窗，說，想不到這麽破。
小哥坐在駕駛座上不動，我奇怪地問他：你還傻呆著幹嗎？他不解地望著我，問我：文化人，你不在這兒發發感慨？
我說：我壓根就沒感慨，發個鬼！
小哥搖了搖胖腦袋，說：操！你們是些什麽鳥人！該哭的時候不哭，該說的時候不說，不該哭的時候瞎哭，不該說的時候亂說！
車子掛擋，提速，箭一般射了出來。開出了幾十米，我一聲大叫，連聲說：回去！回去！開回去，我忘了一件事。小哥一個急剎車，歪過頭來問我：什麽事？
我說：回去再說。
他罵了句：“神經病！”還是把車倒了回去。我下了車，邁上了父親老家的臺階。
20年前，我姐姐曾在這裏受到冷落，我突然很想知道，20年後的今天，我能在這裏遇到什麽。
我用手輕輕拍打舊得脫了幾層皮的木門，拍打了好一陣，才聽到腳步聲，接著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的聲音在問：誰呀？
院門開了，門口站了一個黑黑瘦瘦的老女人，那種風吹日曬和生活的艱辛造成的黑瘦令我有一種陌生的無法親近的感覺。
雖然我知道我該叫她嫂子，她是我父親未出五服的侄媳婦。
但我叫不出來，她又老又黑又瘦的飽經磨難的樣子令我張不開口。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對我的陌生如我對她的陌生。她那被玻紋包圍的眼睛裏，除了警惕和疑惑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她用跟我父親一模一樣的口音疑惑地問我：你找誰呀？
我臨時改口說：對不起，我想要點水喝。她盯著我，有一種反應不過來的茫然，好半天才說：行！行！我跟著她走進了父親的老家。在這三間黑糊糊的老屋裏，我聞到了一種陳年老日月的氣味，這氣味很難聞。
我想象著兒時的父親在這種氣味中跑進跑出的樣子，我突然很同情也很可憐兒時的父親。
屋子裏很亂，是那種破破爛爛的亂，一如我身邊這個遠房嫂子臉上的那種黑和瘦。
她走到一口又高又粗的黑缸前，掀開不知用什麽莊稼稈編成的缸蓋，說，那，喝吧。
我四下張望了一下，沒有看到暖瓶之類的東西，對她竟讓我喝涼水的不快才略微好了一些。
我探下身子，從很深的缸底舀上半瓢水，我看見，水裏有許多不明身份的漂浮物。
我是無論如何也喝不下這水的。但我又看見，她一直站在一旁盯著我。
沒辦法，我只好盡量少地沾著那瓢沿盡量少地喝了一點點水。我很後悔，編什麽不行，怎麽就編了個口渴討水喝的瞎話。
我說謝謝的時候，她還是一副反應不過來的茫然，還是好半天才說：沒事。沒事……
我實在沒有辦法親近這裏，也實在沒有辦法親近這裏的人們。
雖然這裏是我父親的故鄉，雖然他們是我父親的親人，但哪怕是生拉硬拽，我也親近不起來。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小哥將姐姐埋在這裏實在是個錯誤，是個比較愚昧的錯誤。
我敢肯定，姐姐不愛這裏，也不愛這裏的人。雖然姐姐比我多了一些善良也多了一些浪漫，但本質上，我倆差別不大。
意識到這點，我內心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悵然。淩志轎車啟動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再回頭看看這裏。
這裏畢竟是生我養我父親的地方，我可以不愛這裏，但我不能不尊重這裏。
在汽車拖起的塵埃中，我看見父親未出五服的侄媳婦站在院門口，一手扶著破敗的門板，一手遮住滄桑的額頭，如一幅傳統的中國剪紙。
我跟我父親在電話上有一段關於尋找大爺的對話。
我問：爸，你說，咱們怎麽就找不到大爺呢？
父親說：誰知道。
我問：你估計大爺現在還在不在了？
父親說：我估計不在了。
我問：為什麽？
父親說：如果你大爺活著，他一定會跟老家聯系的。人老了，沒有不戀老家的。
我問：你覺得大爺是什麽時候沒有的？
父親沈默了好半天才說：我估計他是在三反五反前後被我們殺了。
我駭然。這本來是我準備繞著彎子告訴父親的，卻被父親毫不隱諱地說了出來。
我註意到，父親用了「我們」這樣一個詞，我還註意到，父親在說「被我們殺了」這句話時，熱竟出奇地平靜。
我接著問：大爺不是有孩子嗎？他們怎麽不知道跟老家聯系？父親莫名其妙生起氣來，他口氣粗暴地反問我：於青！我死了你們會跟老家聯系嗎？
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但我知道，我不會跟老家有任何聯系的，除了在填籍貫時偶爾用用它的名字。
我又問：爸，你說咱們還找他們嗎？父親嘆了口長氣，很無奈地說，算了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我也長出了一口氣，我覺得自己跟父親不謀而合了。
一個夏季悶熱的傍晚，吃過晚飯的我正要出去散步，一個陌生的人把我堵在了門口。
顯而易見，他是個縣城裏的人，可能是縣城裏有文化的那類人。
這麽悶熱的天氣，他穿了一身嚴謹的中山裝，甚至連上衣扣子也不解，有密集的汗水從他蒼白的滿是倦容的臉上淌下。他拘束地站在我面前，遲疑地問我：你是於青吧？
我納悶地望著眼前這個陌生人，我敢肯定我沒見過這個陌生人，但我似乎又在哪兒見過他，這種似是而非的感覺把我給搞得有點糊塗，聽到他問我，我不由自主地點頭稱是，接著反問他：請問您是……
一股血色湧上了他原本蒼白的臉，他囁嚅了半天，才說：我……我是王志河。
我的臉頰呼地一下就燃燒起來。豈止是臉頰，我覺得我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燒。
王志河，王志河，我在心裏無聲地重覆這個名字，這個被我及我的家人仇恨了將近二十年的名字。
1975年底的時候，我姐姐第二次踏上了父親的故鄉。
在尋找二大爺的那些日子裏，縣委宣傳部一個少言寡語的普通幹部自始至終陪著她。
在那幾天裏，我姐姐對他的跑前跑後和照顧的周到心存感激，並在臨別前再三地把這種感激表述出來。
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6年的春天，他寫信告發了我姐姐。
至今，我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坦蕩和勇氣，他沒有把自己的名字藏匿起來或者改編一下，他在檢舉信的最後工工整整地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志河。
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王志河這個名字成了我們家人的一塊心病。
我們對王志河這個名字一直牢記在心卻沒有任何舉動，包括當年我的兩個年輕氣盛的哥哥。
對他檢舉信上的內容我們無話可說，但對他檢舉信的動機和目的我們始終存了一份疑慮。
即便有二十年前的那種政治背景，我們也認為那封信告得莫名其妙。
這麽多年來，我們不願提起這個名字，甚至連想都不願想。
但我們沒有忘記這個名字，一直都沒忘。忘記一個你仇恨的人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將身後的家門「咣」的一聲撞死，在那種巨大的聲響中，我寒著臉冷冷地問他：有事嗎？
在那種巨響中，他臉上的血色在急劇地隱退，滲出一種白來，一種滲人的慘白。他掏出手帕擦額頭和兩鬢的汗，我看見他的手在微微地發抖。
擦完汗，他好像鎮靜下來。他把手裏的手帕很仔細地疊好，放進褲子口袋裏。
做完這一切，他擡起頭來，註視著我，用我很小就耳熟能詳的口音，說了很多的話。
他說：我知道你們恨我，我也恨我自己，這是實話。
他說：這麽多年了，我一直盼望你們去找我，哪怕打我一頓罵我一頓也好，但多少年了，你們對我置之不理，我很難受，這也是實話。
他說：我鼓了多少年的勇氣，才站在這裏。我來這裏想幹兩件事。
一是親口對你們說聲對不起，我不求你們原諒，我不該原諒，但對不起這句話在我活著的時候我是一定要說出來的。
要不，我死了也閉不上眼睛。二是我想告訴你們一件事，這件事擱在我心裏四十多年了，我沒人可說，我只你們說。
他說：我是被人家罵著「私孩子」長大的，咱們那兒管私生子叫私孩子。我從小到大，日子從沒有好受過。
他說：我母親生下我沒多少日子就自己吊死了。我是跟著我姥娘家姓，其實，我應姓於，跟你們一個姓。
他說：說出來也許你們不信，但現在信不信都不礙事了。我父親叫於有慶，是你父親的二哥。
他說：1975年於明來的時候，我知道她是誰，她卻不知道我是誰。
好幾次，我想告訴她，卻沒說成，一是我張不開口，二是那時於明也不把我放在眼裏。
他說：我那時還年輕，不大懂事。那些日子我特別恨於明，也特別恨你們家。
我恨於明是看於明年紀輕輕的什麽都有什麽也不缺，恨你們家這麽多年也不知來找找我，把我帶走。
他說：於明走後，這種恨不但沒消，反而越想越厲害。我就寫了那封信，那封告她的信。
他說：信發走後，我就一直盼著你們家來找我算賬，盼到最後，卻盼來了於明的死訊，我……他哽住，說不下去了。
我腦子裏亂得厲害，身子也飄得厲害，我覺得眼前的一切失真得厲害，像在做夢。
我定定地望著他，一言不發。我不知道我該說什麽，我也說不出什麽。
他放下手裏的一個塑料袋，說：我也沒哈帶的。帶了點咱那兒出的黏米，我聽說三叔愛吃。
他搓著兩只枯瘦的手，訕訕地說：沒啥事了，我回了。他下了兩級樓梯，又回過頭來，望著我’他的眼神裏有一種令人難受的東西。
他望著我說：小妹，有工夫跟三叔三嬸回趟家吧。三叔多少年沒回了，家來看看。
我望著他挺不太直的後背，一直到他那件過時的藍滌卡中山裝從眼前消失。
我蹲下身子，打開他帶來的塑料袋。塑料袋裏是一只布口袋，是那種家織的土布口袋。我解開布口袋，眼睛裏是一片金燦燦的黃色的米。
我不知道父親愛吃這種米，但我聽父親提過這種米。父親說，他們那兒出一種黃米，黏得厲害，別的地方長不出那麽黏的米。
我註意到口袋旁邊一個小紙團，我猜是剛才王志河掏手帕掉出來的。
我撿起來，打開一看，是張腫瘤醫院的掛號單。那一瞬間，我腦子裏出現了他的蒼白和枯瘦，我蹲在那楞了一會兒，身不由己，我站起身來向樓下跑去。
剛跑到大院門口。在迎面開來的308路公共汽車上，我看見了那藍色的中山裝。
車子路過大門口時，他在車裏伸長了脖子向院子裏張望，不知為什麽，我將自己藏到了一棵很粗的楊樹後邊。
在那棵枝繁葉茂的楊樹下，望著遠去的公共汽車，不知不覺，我的眼淚流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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