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救世主》第四部分(52)

林雨峰看了看腳下的山崖，心裏說：就這樣吧。方向盤一偏沖下山崖，接著是汽車翻滾跌撞的響聲，接著是谷底閃起一團火光……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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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樂聖音響有限公司訴北京格律詩音響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一案以樂聖公司的敗訴而宣告結束，一場訴訟在樂聖知名品牌的烘托和媒體的大肆炒作下使格律詩公司一夜之間名揚四方，諸如扶貧的公司、發燒友的朋友、價格最低質量最好的產品……幾乎所有的化妝品都塗到了格律詩品牌的臉蛋兒上，沒有花一分錢廣告費而獲得了最好的廣告效應。同時，這場訴訟也把樂聖公司逼上絕境，或倒閉，或就範，已經沒有多少回旋餘地。

一時間，報紙、電視、網上圍繞著得救標準與得救之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討論，而林雨峰的微妙之死更激化了有識之士針對丁元英個人的痛斥。

《是法律的失敗還是文化的失敗？》一文摘錄：

法律是社會道德的底線，是解決最基本、最表面的問題，不解決文化的根本問題，文化的問題只能由文化的覺悟解決。一個民族的文化屬性就是這個民族的主，主宰著這個民族的文明、榮辱、興衰。一個民族最強調道德的時候，正是這個民族道德最淪喪的時候。

《給強者的道德構建一個文化平臺》一文摘錄：

法律治標，文化治本。法律對於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無能為力，對於越過法律潛入文化土壤地帶從事更大損害、更大掠奪的行為無能為力，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是最軟弱、最無奈的強大。法律的神聖是緣於道德文明的崩潰，關註弱勢，激勵強者構築更高的道德平臺和獲得更大的綜合效應，需要相應的社會文化。

《誰在移動道德底線？》一文摘錄：

我們觀想一個由人民政府制定了一個允許人民富起來的政策，如果這個允許人民致富的政策是這個政府對人民的恩賜，那麽所有因為這個政策掙了錢的納稅人無疑應該對這個政府感恩戴德。如果這個允許人民致富的政策是這個政府本該如此作為的天職，那麽所有因為這個政策掙了錢的納稅人就無須對這個政府感恩戴德，而是滿意。如果用納稅人的錢幫助弱勢群體，納稅人的榮譽、價值怎麽體現？弱勢群體應該對誰表示感謝？這個恩德應該記在誰的賬上？納稅人是應該感恩戴德，還是應該享有榮譽？納稅人有沒有可能在解決了自身的生存之後再去追求更高的生命價值？

《關於殺富濟貧的思考》一文摘錄：

構築強者的道德平臺是一個覆雜的社會工程，道德平臺太低，勢必擠壓弱勢群體的生存空間，而過高的道德平臺又必然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很少有人能攀援上去，沒有可操作性。其次是過多的幫助不利於社會進步，弱勢群體得到的輸血越多，則自身的造血功能就越差，就越接近死亡。道德平臺理想的高度，是優勝劣汰的法則與人人平等的道德兩者之間的平衡。主流的文化，是優勝劣汰的文化，是不給落後觀念生存空間的文化。然而，如果不關愛弱勢，道德還有價值嗎？等級是客觀存在，如果我們連等級的存在都不敢承認，社會又怎麽可能去建立一種更高級的道德文化？如果沒有個體的文化價值的量變，又怎麽可能會產生民族的文化價值的質變？

《弱勢群體的得救之道在哪裏？》一文摘錄：

計劃經濟的弊端在於社會為弱勢文化提供了生存、繁衍的溫床，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政治理想的教育。市場經濟的弊端在於產生貧富兩極分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解決這個問題主要依靠社會利益調節機制。計劃經濟制度，政治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惟一通道是首先得到權力。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是人的最高價值，獲取社會財富和社會地位的通道多種多樣。獲取平等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惰性的代價；獲取活力的社會值，就必須付出等級的代價。這是由人的自然屬性決定的，這就是天道，就是客觀規律，而社會利益調節機制的制定則有賴於強勢群體的道德價值指標和對社會穩定的天然需要。

《最好的強盜最壞的英雄》一文摘錄：

某某某殺了一個與他無怨無仇的人，葬送了這個行業惟一能與洋貨抗衡的民族品牌，這不叫扶貧，這是殺富濟貧。他把“扶貧”作為一面旗幟高高揚起，用那麽多人的勞動、汗水、眼淚甚至鮮血把這面旗幟染得更紅。

《當奶媽走了以後……》一文摘錄：

假如沒有某某某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能有今天嗎？然而有了這樣一個幕後人物，王廟村就真能得救嗎？它的本質仍然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幹不是人幹的活兒，拼的就是“不是人”。這種以農舍和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具有先天發育不全的缺陷，根本談不上高端技術儲備和後續產品開發。如果以犧牲農民的基本生存權來換取競爭優勢，將把相當一部分適合這種生產方式的產業拖入絕境，無異於打家劫舍、開倉放糧，陷入小農經濟的低水平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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