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樓誠] 春風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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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不改
本子不收。算是寫給大家的答謝禮。寫得慢，慢慢來吧。承蒙厚愛，愧不敢當。這是《別日何易》的最後一個番外，寫完這個後，這個系列再不寫了。
明誠結束今晚的應酬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半夜了。
他晚上喝了點酒，本來應該司機送，但想著明樓今天應該從柏林回來，還是自己開車，盡快地趕回了家。
到家時看見有燈，院子卻沒看見明樓的車。明誠頓時心生警覺，略加衡量，還是從車子裏摸出一把常備的小刀，塞進口袋後，便如常地停了車，整理好大衣，一只手擱在口袋裏，另一只手翻鑰匙去開門。
進門後，廊燈也開著，他第一眼就去看玄關的鞋櫃上的彩玻璃盤子：這是兩個人間的暗號。如果盤子裏頭唯一一個單片的鑰匙沒了，就說明出了變故，另一方要立即撤離，去伯爾尼的大使館報到。
鑰匙還在，明誠的心卻只松下一半，口袋裏的手反而緊了緊，按住刀柄，無聲地往房子裏走。
廚房是離大門最近的，他一把推開，緊繃著的神經在下一秒松弛下來：“沒看到你的車，我還以為出事了！”
明樓好好地坐在餐桌旁，面前放著一杯水，從明誠所在的角度望過去，還能看見微弱的白氣緩緩地消散在空氣裏。
像是完全不理解明誠的緊張從何而來，明樓擡眼看了一眼他，卻是問：“那個怎麽說？”
明誠順著他看的方向看過去——是收拾得一塵不染的竈臺，竈臺上沒別的東西，就一只水壺。
他有些迷糊了。也許是因為喝的酒，也許是因為之前的神經繃得太緊，幾乎下意識地答他：“什麽怎麽說？”
明樓就指了指：“Der wasserkessel. La bouilloire. The kettle. 燒水壺。”
“水壺怎麽了？”
“上海閑話哪能講？”他冷不丁冒出一句上海話來。
這話真是把明誠問住了，再一楞，才拿同樣久不說的鄉音答他：“銅吊。”
說完他猛地反應過來，放開還握在手裏的刀，一邊脫大衣一邊趕到明樓面前：“頭痛了是吧？”
走得近了也就看得更分明些——明樓的額角，已經隱隱在冒汗了。
那消失的車子頓時有了解釋。明誠握了握明樓的手，轉身給他去拿藥，看著他服下後，才皺著眉頭說：“藥也不吃，在這裏戇坐，胡鬧。”
明樓緩緩看他一眼，倒是笑了：“想勿大起來，總歸覺著還是樁心事。”
兩個人各說了一句，又都覺得有點荒腔走板，生疏得到了別扭的地步，又都不說了。
阿司匹林的藥效上來得沒這麽快，明誠在他對面坐下來，拉住他的手，一點點給他把冰冷的手捂暖。
明樓的頭痛是老毛病。在巴黎的時候犯過幾次，當時年輕，只當是熬夜用功的後遺癥，沒太放在心上，兩片阿司匹林就打發了，繼續把一個人當幾個人用；回國之後開始發作得頻繁，又不能聲張，還是阿司匹林打發著；等再出國，發作的頻率倒是低得多了，但一發作起來能要了半條命，更要命的是，無論怎麽找醫生看，各種能做的檢查做了個遍，連心理醫生都冒險去看了一次，就是查不出來毛病，明樓不肯吃其他強效止疼片，說是不能讓反應遲鈍了，到頭來，依然是幾片阿司匹林。
明誠拿他沒辦法，好在這些年來阿司匹林還算有用，只能眼見著劑量一天強過一天。有一次明樓在學校裏忽然頭痛起來，同事把他送去醫院，明誠聞訊趕過去時急得臉都是青的，卻也沒別的話好說，幹坐了好半天好容易緩過來一點，半真半假地抱怨一聲：“現在阿司匹林陪著你的時候，比我是長得多了。”
當時明樓聽了直笑，笑完後以他一貫的慢條斯理開了口：“我是想把你裝進口袋裏，天天帶著，不過你肯麽？”
明誠一開始沒笑，但明樓一直笑著看著他，他短暫地笑了一個，在被子下頭找到明樓的手：“大哥，你不能超負荷工作了。”
明樓還是笑，一邊笑一邊搖頭：“習慣了。”
其實明誠是知道那次明樓忽然發病的原因的：人民公社施行不久，明樓給國辦去了長信。他不僅談馬克思，還講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也說凱恩斯的自然失業率，更舉了蘇聯農業集體化後血淋淋的實例。總之，千言萬語一句話，人民公社行不通，現階段不該搞。
信是明誠給他謄寫的——明樓的思緒一上來，字跡就異常潦草，除了明誠，誰也認不全——明誠一邊抄一遍和他討論，說這封信不該發。這不是經濟問題，私有制和公有制在現今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裏，從來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不應當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討論。
但明誠也知道勸不住。一來是明樓為了這封信，把拋了多年的經濟理論又撿了起來，多少日夜的不眠不休，慎之又慎才寫出來的信，二來則是在這件事情上，要明樓不說話那是不可能的——從大躍進起，他可就沒管住自己的筆。
就連明誠自己，在為明樓把信整理好之後，也動手擬了一份報告，把當年自己在莫斯科的聽聞詳細地記錄了下來，作為明樓那封信的一個附件，一並交了上去。
信遞給使館沒幾天，明樓老毛病犯了，但等他出院，又過了許久許久，還是沒有收到任何回覆。他們就眼睜睜地看著大躍進如火如荼，人民公社鋪天蓋地，自己的報告石沈大海。
後來明樓沒有再和明誠提起過這件事。惟有一次，兩個人在湖邊散步，明樓忽然說，阿誠，其實我是不懂政治的，所以才一再做不合時宜的事。
他這自陳讓明誠沈默了很久，方去答他，不懂好。我也不懂。大哥你總算有一樁不懂的事情了。
所以這一次明樓犯病，總歸也是有個由頭。
但明誠一點也不想去問他，耐心地等阿司匹林的藥效上來，然後問他夜飯吃過沒有。
“回來的火車上吃過了……難吃。”明樓點頭，“嗯？你晚上喝酒了？”
“商會有個應酬，喝了一杯。現在也沒人勸我酒，意思一下而已。”
明樓沖他笑：“這次幾個人給你做媒？”
明誠也笑了，由著他隨口找話題扯：“打聽你的倒是不少。”
“二十歲的可以見一見。至多二十三吧。”
明誠輕輕拍他一下，拉著他的手站起來：“十六歲配你都可惜了。好了我的明先生，快去睡覺吧，睡著了，什麽都有了。”
兩個人一面低聲說話，一面再自然沒有地手牽著手上了樓。
這一晚明誠陪著明樓睡。睡到下半夜快到清晨，明樓醒了。
他一醒明誠立刻跟著醒了。明樓說：“阿誠，吾忙記特了阿姐長啊裏個樣式。”
這蘇白說得格外字正腔圓，和早些時候那一塌糊塗的滬語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教明誠以為自己聽錯了，又或者說，他寧可自己聽錯了。
他不知道明樓是不是真的醒了，還是在幾個夢境間那狹窄的縫隙裏，但他還是回答了他，哪怕聲音中充滿了難以克制的酸楚：“吾記牢了。”
明樓沒有接話，也沒翻身，呼吸聲輕下去，就在明誠幾乎認定他睡著了之際，明樓又開了口。
這次不是蘇白，也不是滬語，連中文都不是。精準，充滿了紀律。
“Sie haben die Mauer gebaut. Nein, wir haben die Mauer gebaut.”
他們建起了墻。
是我們。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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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不收。算是寫給大家的答謝禮。寫得慢，慢慢來吧。承蒙厚愛，愧不敢當。這是《別日何易》的最後一個番外，寫完這個後，這個系列再不寫了。
明誠結束今晚的應酬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半夜了。
他晚上喝了點酒，本來應該司機送，但想著明樓今天應該從柏林回來，還是自己開車，盡快地趕回了家。
到家時看見有燈，院子卻沒看見明樓的車。明誠頓時心生警覺，略加衡量，還是從車子裏摸出一把常備的小刀，塞進口袋後，便如常地停了車，整理好大衣，一只手擱在口袋裏，另一只手翻鑰匙去開門。
進門後，廊燈也開著，他第一眼就去看玄關的鞋櫃上的彩玻璃盤子：這是兩個人間的暗號。如果盤子裏頭唯一一個單片的鑰匙沒了，就說明出了變故，另一方要立即撤離，去伯爾尼的大使館報到。
鑰匙還在，明誠的心卻只松下一半，口袋裏的手反而緊了緊，按住刀柄，無聲地往房子裏走。
廚房是離大門最近的，他一把推開，緊繃著的神經在下一秒松弛下來：“沒看到你的車，我還以為出事了！”
明樓好好地坐在餐桌旁，面前放著一杯水，從明誠所在的角度望過去，還能看見微弱的白氣緩緩地消散在空氣裏。
像是完全不理解明誠的緊張從何而來，明樓擡眼看了一眼他，卻是問：“那個怎麽說？”
明誠順著他看的方向看過去——是收拾得一塵不染的竈臺，竈臺上沒別的東西，就一只水壺。
他有些迷糊了。也許是因為喝的酒，也許是因為之前的神經繃得太緊，幾乎下意識地答他：“什麽怎麽說？”
明樓就指了指：“Der wasserkessel. La bouilloire. The kettle. 燒水壺。”
“水壺怎麽了？”
“上海閑話哪能講？”他冷不丁冒出一句上海話來。
這話真是把明誠問住了，再一楞，才拿同樣久不說的鄉音答他：“銅吊。”
說完他猛地反應過來，放開還握在手裏的刀，一邊脫大衣一邊趕到明樓面前：“頭痛了是吧？”
走得近了也就看得更分明些——明樓的額角，已經隱隱在冒汗了。
那消失的車子頓時有了解釋。明誠握了握明樓的手，轉身給他去拿藥，看著他服下後，才皺著眉頭說：“藥也不吃，在這裏戇坐，胡鬧。”
明樓緩緩看他一眼，倒是笑了：“想勿大起來，總歸覺著還是樁心事。”
兩個人各說了一句，又都覺得有點荒腔走板，生疏得到了別扭的地步，又都不說了。
阿司匹林的藥效上來得沒這麽快，明誠在他對面坐下來，拉住他的手，一點點給他把冰冷的手捂暖。
明樓的頭痛是老毛病。在巴黎的時候犯過幾次，當時年輕，只當是熬夜用功的後遺癥，沒太放在心上，兩片阿司匹林就打發了，繼續把一個人當幾個人用；回國之後開始發作得頻繁，又不能聲張，還是阿司匹林打發著；等再出國，發作的頻率倒是低得多了，但一發作起來能要了半條命，更要命的是，無論怎麽找醫生看，各種能做的檢查做了個遍，連心理醫生都冒險去看了一次，就是查不出來毛病，明樓不肯吃其他強效止疼片，說是不能讓反應遲鈍了，到頭來，依然是幾片阿司匹林。
明誠拿他沒辦法，好在這些年來阿司匹林還算有用，只能眼見著劑量一天強過一天。有一次明樓在學校裏忽然頭痛起來，同事把他送去醫院，明誠聞訊趕過去時急得臉都是青的，卻也沒別的話好說，幹坐了好半天好容易緩過來一點，半真半假地抱怨一聲：“現在阿司匹林陪著你的時候，比我是長得多了。”
當時明樓聽了直笑，笑完後以他一貫的慢條斯理開了口：“我是想把你裝進口袋裏，天天帶著，不過你肯麽？”
明誠一開始沒笑，但明樓一直笑著看著他，他短暫地笑了一個，在被子下頭找到明樓的手：“大哥，你不能超負荷工作了。”
明樓還是笑，一邊笑一邊搖頭：“習慣了。”
其實明誠是知道那次明樓忽然發病的原因的：人民公社施行不久，明樓給國辦去了長信。他不僅談馬克思，還講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也說凱恩斯的自然失業率，更舉了蘇聯農業集體化後血淋淋的實例。總之，千言萬語一句話，人民公社行不通，現階段不該搞。
信是明誠給他謄寫的——明樓的思緒一上來，字跡就異常潦草，除了明誠，誰也認不全——明誠一邊抄一遍和他討論，說這封信不該發。這不是經濟問題，私有制和公有制在現今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裏，從來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不應當從經濟學的角度去討論。
但明誠也知道勸不住。一來是明樓為了這封信，把拋了多年的經濟理論又撿了起來，多少日夜的不眠不休，慎之又慎才寫出來的信，二來則是在這件事情上，要明樓不說話那是不可能的——從大躍進起，他可就沒管住自己的筆。
就連明誠自己，在為明樓把信整理好之後，也動手擬了一份報告，把當年自己在莫斯科的聽聞詳細地記錄了下來，作為明樓那封信的一個附件，一並交了上去。
信遞給使館沒幾天，明樓老毛病犯了，但等他出院，又過了許久許久，還是沒有收到任何回覆。他們就眼睜睜地看著大躍進如火如荼，人民公社鋪天蓋地，自己的報告石沈大海。
後來明樓沒有再和明誠提起過這件事。惟有一次，兩個人在湖邊散步，明樓忽然說，阿誠，其實我是不懂政治的，所以才一再做不合時宜的事。
他這自陳讓明誠沈默了很久，方去答他，不懂好。我也不懂。大哥你總算有一樁不懂的事情了。
所以這一次明樓犯病，總歸也是有個由頭。
但明誠一點也不想去問他，耐心地等阿司匹林的藥效上來，然後問他夜飯吃過沒有。
“回來的火車上吃過了……難吃。”明樓點頭，“嗯？你晚上喝酒了？”
“商會有個應酬，喝了一杯。現在也沒人勸我酒，意思一下而已。”
明樓沖他笑：“這次幾個人給你做媒？”
明誠也笑了，由著他隨口找話題扯：“打聽你的倒是不少。”
“二十歲的可以見一見。至多二十三吧。”
明誠輕輕拍他一下，拉著他的手站起來：“十六歲配你都可惜了。好了我的明先生，快去睡覺吧，睡著了，什麽都有了。”
兩個人一面低聲說話，一面再自然沒有地手牽著手上了樓。
這一晚明誠陪著明樓睡。睡到下半夜快到清晨，明樓醒了。
他一醒明誠立刻跟著醒了。明樓說：“阿誠，吾忙記特了阿姐長啊裏個樣式。”
這蘇白說得格外字正腔圓，和早些時候那一塌糊塗的滬語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教明誠以為自己聽錯了，又或者說，他寧可自己聽錯了。
他不知道明樓是不是真的醒了，還是在幾個夢境間那狹窄的縫隙裏，但他還是回答了他，哪怕聲音中充滿了難以克制的酸楚：“吾記牢了。”
明樓沒有接話，也沒翻身，呼吸聲輕下去，就在明誠幾乎認定他睡著了之際，明樓又開了口。
這次不是蘇白，也不是滬語，連中文都不是。精準，充滿了紀律。
“Sie haben die Mauer gebaut. Nein, wir haben die Mauer gebaut.”
他們建起了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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